盛红娟《守望者》

一

这是一个普通农民和共和国抗日英雄的故事。

农民叫赵文岭，是个摄影爱好者，今年62岁，河北献县人，和抗日英雄马本斋是老乡。从1990年至今，他只埋头做一件事：搜寻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抗战英雄事迹。只要听说哪里有马本斋的事迹，哪里有健在的回民支队队员，无论多远多难，他都要去。

马本斋英年早逝，可那些曾经跟随他的抗日将士们依旧转战大江南北，在隆隆炮火中出生入死。他们在漫天的硝烟中幸存下来，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离开部队，一辈子深深敬仰并怀念着马本斋。

那些仍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他们在哪儿？一年又一年，为了找到他们，赵文岭的脚板儿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拍摄了140多位老队员的肖像，写下了100多本寻访日记，积攒了数万张图片。

很多老战士在这二十多年里去世，赵文岭总是提醒自己：要与时间赛跑，给这些抗日英雄们留下在世间最后的珍贵影像。

赵文岭很穷。多年来，他没工夫挣钱，又因为不停地寻访，几乎倾家荡产。为了凑路费，他一次次卖粮食，卖牲口；为了省钱，步行几十里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在乡下睡过柴棚，睡过麦场，睡过很多城市的候车室，甚至睡在繁华都市的马路边……

但是，站在那一幅幅令人震撼的照片前，听他一字一句地讲述，你又会觉得，他真的很富有。

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纪念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私人展览馆，把自己变成了回民支队的活字典，把寻访回民支队的历史当成了坚持一生的信仰。

赵文岭平时很寡言，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可是，一旦你问起有关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任何事、任何小细节，他立即会滔滔不绝，记忆力惊人。回民支队的历史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精确到了每一天、每一次战斗。

开国上将吕正操的儿子吕彤羽曾说过：“我见过许多大人物，但我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赵文岭。”

“我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干不了大事我就干小事。”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赵文岭，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朴实无华。

这是一个英雄痴。

一个用生命守望英雄，诠释最朴素的家国情怀的人。

二

从去年秋天认识了赵文岭，几个朋友就亲热地管他叫老赵，他总是乐呵呵地应承，黝黑的脸庞上挂着一副憨厚的笑容。

最初知道老赵的名字，也是因为马本斋。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菏泽这片抗日老区，与民族英雄马本斋有缘。

菏泽市鄄城县有个回族村叫军屯，抗战时期是个红色堡垒村。当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转战鲁西南，曾数次在军屯休整、养伤。那段时间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让马本斋早日康复，乡亲们从各家敛了白面烙饼，轮流杀了老母鸡给他熬汤。村里的百岁老人孙留阁，至今还珍藏着给马本斋烙过饼的擀面杖和铁鏊子。2015年春天，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得知这一消息，曾两次来到军屯寻访父亲的足迹，并把这一重要信息告诉了赵文岭。老赵一年内三赴军屯踏访，还和菏泽市伊协会长马惠亚成了好友。

赵文岭的家在献县陈庄镇苗庄村，距马本斋故里约40公里。

读小学时，赵文岭看到家里大门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就问母亲：娘，咱这门是咋回事？母亲说：这是当年日本鬼子给烧的呀。鬼子进村就抓鸡，吓得村里的鸡看到穿黄衣服的就满街飞。不光抓大人，连小孩也不放过，你大姨14岁就给送到婆家去了。为了躲鬼子，我好几次藏到村边苇坑地里，老深的水，我两只手紧紧拽着苇子，光露着脑袋，冻得浑身打哆嗦。当年日本鬼子很猖狂，到处修碉堡，村村有日军。鬼子的混账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赵文岭从小就牢记母亲的教导：不管多苦多难，都要爱祖国，走正道。

寻访马本斋和回民支队这件事，老赵做起来也很偶然。他从小喜欢画画，后来又迷上了摄影，还专门跑到北京买了一台照相机。1988年春，他拎着相机去了银川打工，领着一帮工友给刚盖的大楼做屋面防水。

摄影技术也没人教，老赵没事就自己琢磨。干完活，他就挎着相机走大街串小巷，寻找镜头拍照。一年后他参加了个摄影展，还获了奖，宁夏的很多媒体都知道了这个爱摄影的农民工。

1989年春节前，有个记者对老赵说，你是抗日英雄马本斋的老乡，几年前我们曾去马本斋故里采访过，不知道如今变化大不大。你喜欢摄影，回老家去采访拍片吧，这可是件有意义的事。怕他没经验，记者还亲笔给他写了采访备忘录。

那年腊月二十九深夜，老赵才风尘仆仆赶到家，一家人过了个团圆年。正月十六，他在自行车筐里装上干粮，骑车就奔向了本斋村。那时，老赵对马本斋的了解还很少，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抗日英雄。

从此，老赵开始用镜头追寻、记录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足迹。别的地方不说，仅来本斋村就有上千次，先后骑坏了5辆自行车，累计行程不下10万公里。

三

马本斋故里，当年叫东辛庄。1903年，马本斋出生在这里一个贫苦的回族家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火击破千年晓月。面对日军大举进犯华北，马本斋义愤填膺，动员本村青壮年组织起义勇队，后编入回民教导队。

马本斋历任回民教导队队长、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他指挥回汉健儿，转战于冀中平原、渤海之滨，驰骋于冀鲁豫广大敌后战场，夺城上百，歼敌数万，被毛泽东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逝世后，东辛庄改名为本斋村。

第一次来到本斋村，老赵心怀忐忑，他没经验，不知道怎么采访。幸好口袋里有备忘录，总算照着提纲完成了采访。

从那以后，老赵没事就骑上自行车去本斋村转悠。很快，他在村里遇到了马本斋的老部下，当年回民支队的连长马国亭。马国亭告诉他，当年，马本斋在村里组织回民武装时，他和弟弟马国柱一起参加了回民抗日义勇队，村里的马瑞强、马国文、马维起都是当年回民支队的队员。抗战结束后，他们就结伴从延安回到了家乡，过起了和普通村民一样的日子。

老赵最喜欢在清真寺里跟老兵们聊天，给他们拍照，听他们讲述当年回民支队打鬼子的故事：

每次鬼子的炮楼打不下来，眼看着前面的战士抱着炸药包牺牲了，马瑞强就主动请缨。他总能想办法把炮楼炸掉，而自己却毫发无伤。

马维起的父亲是二大队队长，他带着一家五口参加回民支队，最后只回来三个。马维起的小腿被打断，耳膜也被震坏了。

马国亭告诉老赵，回民支队没留下太多影像资料。当年曾有战地记者要拍马本斋，他摇摇头，说底片有限，留着打冲锋的时候照。

采访拍摄老战士的过程，也是赵文岭了解马本斋的过程。老兵们告诉老赵，马本斋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从小受母亲白文冠很大影响，母亲教育他要“爱人民，爱老百姓”。1941年8月，日本人为了逼迫马本斋投降，把马母白文冠抓了起来，威逼她给马本斋写劝降信。但她痛斥敵人：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为了不让儿子担忧，一心杀敌，马母绝食而死。母亲的牺牲，更激起了马本斋的抗日斗志。

老兵们说，马本斋嗓门很大，像喇叭一样，几千人都能听见。直到几十年后，马本斋的声音仍清晰地记在老兵们心中，这让老赵感慨唏嘘。

了解得越多，老赵对马本斋的敬仰越深，对回民支队的感情也越深。他陆续得到了更多健在老战士的消息，开始在周边进行更多的寻访和拍摄。

因为经济条件有限，老赵几乎每次出行都自带干粮，出行工具就是那辆破自行车。冀中40多个县，每个县他都跑到了。1992年，他的朋友送给他一辆新自行车，这让他的寻访如虎添翼。只要听说一个线索，他就不辞辛苦跑了去，耐心寻找蛛丝马迹，再一一找到相关人员核实，反复了解印证。

二十多年的时间，他用镜头记录了本斋村点点滴滴的变化。有时为了拍好一个镜头，他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别人以为他着了魔，等拍好时他又突然蹦起来，吓人一跳。为了拍好本斋村一户农家的变迁，他跟踪了这家人二十多年。外人都分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

最让老赵欣慰的是，当年马母那两间破旧的小祠堂，经过多次改建，早已旧貌换新颜，建成了占地100余亩的马本斋纪念馆和母子烈士陵园。母子俩依偎在青松翠柏中，永远不再分离。这里，也是他拍摄最多的地方。他很自豪，20多年的变化，都印在了在我的镜头里。

马本斋纪念馆的很多珍贵物品，都来自老赵的捐赠：回民支队队员的入党转正表、职务胸章、他们使用过的针线包，还有多年来历尽艰辛拍下的一幅幅照片……

赵文岭在本斋村、在马本斋纪念馆待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自己40公里外的家。

四

从本斋村走向全国各地寻访，老赵最初的信息，也是来自本斋村的这些老兵们。

有一次，马国亭告诉老赵，回民支队的老队员刘清瑞，在天津警备区任参谋长。1992年春天，老赵背着相机就去了天津。他找到了刘清瑞，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香喷喷的牛肉炖粉条。

从此，老赵开始跋山涉水，寻访那些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

他找到了回民支队1940年下半年的花名册，名单上有35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仅回民支队就出了80多个将军。

抗战胜利后，回民支队队员被派遣到各支部队，分散在大江南北。为了寻找他们，老赵的足迹几乎踏遍全中国。他到过新疆“三个泉”边防连，到过深圳的罗湖口岸，也到过东北的双鸭山，为140多位老队员留下了珍贵影像。

老赵家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窘迫，但他倾尽全力，在家里的平房之外，又建起了一座二层小楼。他说：“建这个房子，就是为了那些照片。”

去年深秋，我们到老赵家参观时，看到那些照片的底片，都分门别类放在一个个鞋盒里，码放在楼上通风透气又避光的角落。大厅四周，摆满了一张张回民支队老战士的肖像。

那些照片，每一张都令人震撼。随便拿起一张照片，老赵都能给你讲一段刻在他心底的故事。

“我最怕的，就是这些老人离世……他们已八九十岁，生命已很脆弱。所以我要尽快找到他们，留住这些民族英雄最后的影像。”

张刚剑，回民支队第四任参谋长。为了找到他，老赵三下四川，打了数百个电话，才辗转找到张刚剑的下落。

张刚剑是安徽人，1933年就参加了红军，1941年3月任回民支队参谋长。后来调离回民支队。从2005年开始，赵文岭就四处打听他的信息。有人告诉他，张刚剑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南充军区任司令员，离休后就没了消息。赵文岭曾两次去四川寻访，都无功而返。

2011年底，赵文岭听说张刚剑可能在四川成都，而且身体不太好。他打了数百个电话，询问了上百人，终于得知，老人住在成都军区陆军总医院。2012年5月，赵文岭奔赴成都，在医院病房里见到了病重的张刚剑老人。

提起马本斋，张刚剑的儿子感慨不已：马本斋太厉害了，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在我爸身上打下的烙印太深了。我爸一辈子最敬重的人，就是马本斋！我们家是汉族，但从认识马本斋起，我爸就开始戴礼拜帽，家里的饮食习惯也和回族一样。每次听我爸说起马本斋当年威震敌胆的气魄，我身上的汗毛都会竖起来。

在医院病房，赵文岭终于握住了百岁将军的手。那时老人几乎已经不能说话，但当他得知赵文岭来自马本斋的家乡，就一个劲儿地点头。老赵买了一束鲜花，默默放在病床前，给老人拍下了最后的照片。不久老人去世，临终时头上仍戴着礼拜帽。

李健轩，回民支队另一个老战士，曾任武汉空军某部副政委。为了找他，老赵也费尽周折。

2004年冬天，赵文岭听说李健轩在武汉，但一连去了两次都没找到。他没气馁，又去北京寻访消息，终于打听到李健轩的老家在沧州河间。那时已过了腊月二十三，老赵却没心思回家过年，决定先去河间看看。一路打听，果然找到了李健轩的老家。一番自我介绍后，他的家人非常热情，当场就拨通了李键轩的电话。老赵激动不已：李伯伯，我已经找了你很久！我也找到了很多你的老战友！过了年三十，我就去武汉！

正月初一，吃了饺子，给爷爷奶奶上过坟，老赵背起摄影包就出发了。他要去衡水坐火车。为了赶车，他只好坐出租车。平时100块钱的车费，他加价给了150，就这，司机师傅还不太情愿。

毕竟是大年初一，火车上冷冷清清，一个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乘客，连卖货的小推车也不见踪影。老赵一直饿着肚子，连点吃的都买不到。

在南昌又转了一次车，大年初四，赵文岭终于出现在李健轩面前，风尘仆仆，形容憔悴。

看着赵文岭的样子，李健轩很心疼：孩子，别说话，洗把脸，先好好睡一觉再说！

赵文岭一头扎到温暖的被窝里，就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不知睡了多久，李健轩的儿子端个托盘过来了：兄弟，翻身，趴下，我给你拔个罐！

老赵说，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拔罐，感觉好像到了天堂。

第二天，采訪，拍照，老赵忙了整整一天。晚上，他就坐火车去了太原，继续寻访一个叫马捷的回民支队老战士。

马捷，也是赵文岭寻找了很久的人。

他曾经不止一次委托山西的朋友帮忙寻找，后来陆续给了回话，答案都一样，说人已经去世了。可老赵不死心，这次离开武汉后，他就直奔太原。

在太原找了整整两天，终于见到了马捷。一见面，他先给老先生敬了个军礼，但没说几句话，他就知道找错了：这个马捷虽然也是个老军人，但没参加过回民支队！

老人回忆了很久，终于想起来：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个人，跟我重名，但不知道他在哪里。

赵文岭继续在太原街头奔波。第三天，他转到了山西省科委附近，结果令他欣喜若狂：这里有人认识马捷，还直接给他说了门牌号码。

赵文岭实在累坏了，但他一分钟都不愿意耽搁，一瘸一拐，站在了那个门牌号码前。

出来开门的是马捷的儿媳妇，她说：我爸出去下棋去了，我马上去找他。

不大会儿，一个老先生拄着拐杖过来了。赵文岭握着老人的手，眼含泪花，很久都不愿松开。

见了赵文岭，老人激动得饭都顾不上吃，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讲马本斋，讲回民支队的故事。虽然已95岁高龄，但6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还有那些并肩抗敌的老战友，早已刀刻般印在他的脑海里。

多年的奔波寻访，老赵凭的就是这股韧劲。无论线索多么渺茫，无论要走多远，跑多少趟，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决不放弃。

他习惯了饥一顿饱一顿，习惯了十几天不换衣服，更习惯了坐夜车赶路，抱着包睡觉，因为里面有胶卷。这些胶卷比我的命都重要，老赵不止一次这样说。

赵文岭说：“能找到的我都拍了，除了西藏以外我都去了，因为全国各地都有。”

不断的奔波中，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这些老人大多已经不在了，不在了……”说到这里，赵文岭眼圈发红。

五

从老赵的朋友那里，我们听到了一个他为回民支队烈士找“家”的故事。

烈士名叫曹奎，最初搜集回民支队资料时，赵文岭就看见过这个名字。在众多的抗日英雄中，他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

1992年初，赵文岭在查阅资料时，再次看到有关曹奎的介绍：献县淮镇人，冀中回民支队第一任随军阿訇，渤海回民支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关于曹奎的资料不多，老赵想再多搜集一些，重新整理一下。他没想到，这一查就是13年。

赵文岭背着采访包到了淮镇，查遍了当地的档案馆、地方志，却找不到关于曹奎的任何记载。他又在淮镇所有曹姓人中打听：抗战时期，淮镇是否出了个姓曹的阿訇？回答是否定的。淮镇的曹姓老人明确告诉他，在当地曹姓几辈人中，都没有过姓曹的阿訇。线索就此中断了。

老赵不死心，后来又多次前往淮镇，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听。后来，他又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沧州，凡是能找到的支队老战士，他几乎都问遍了。很多老队员还记得那位长着黄胡子的老阿訇，可更多的情况，谁也说不准了。

老赵断断续续打听着曹奎的信息，转眼10年过去了。

2003年深秋，赵文岭和朋友去了北京，探望当时已83岁的刘世昌老人。他是马本斋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解放后曾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在聊天中，赵文岭提起了曹奎。刘世昌老人曾和曹奎并肩作战，他说曹奎可能是沧县人。这更让老赵疑惑，为什么到如今还有人记忆深刻的抗日英雄，却没人说清他到底是哪里人呢？这激起了老赵的倔劲，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这位抗日英雄找到“家”。

2004年，赵文岭在泊头市的清真寺举办“毛泽东主席为马本斋题词60周年展览”，来参观的回族人很多，他仍不忘打听有关曹奎的线索，由此结识了73岁的曹玉发。曹玉发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曹希升（谐音）参加过抗日队伍，其余所知不多。母亲前些年过世，生前也从未提过关于父亲更多的信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奎就是自己的父亲。

转眼到了2005年8月，赵文岭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摄影展”，这已是他第三次在北京举办展览，再次引起轰动。回来后，老赵得到邀请：到泊头再办一次展览。泊头人很热情，有个叫韩宝禄的回族人特别钦佩老赵，再三请他到家里吃饭。席间，老赵又一次见到了曹玉发。

吃饭时，曹玉发谈起自己的父亲，老赵请他再仔细回忆，他终于想起了一些细节：有人管他父亲叫“曹部长”，曾带人来老家“招兵”，还有母亲在油灯下煮纱布的身影。尽管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但对老赵来说仍如获至宝。对曹奎的资料倒背如流的他非常激动：曹希升和曹奎可能是同一个人！

老赵兴奋不已，立即电话联系了一些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一一核实了解到的细节。这时，他又得到了意外收获：曾给回民支队当过地下交通员的李树合老人说，曹奎原来确实叫过曹希升。1942年底，曹奎到河南洛阳北窑清真寺开展工作，解放前夕在西安被害。

后来，赵文岭和曹玉发一起，沿着曹奎当年的足迹，几次前往洛阳、郑州、西安，搜集第一手资料，还扛回了曹奎曾经坐过的凳子。

烈士魂归故里，赵文岭终于为抗日英雄找到了“家”！

在那烽烟四起的年代，很多抗日志士曾经浴血奋战，最终却默默无闻。对于回民支队的历史，老赵了如指掌。马本斋率回民支队打的大小870多场战斗，都清晰地刻在他的脑子里。除了曹奎烈士，他还帮助20多个回民支队老战士写过证明，帮他们找回了应有的荣誉，办理了薪金补贴。同样，一旦有人想伪造革命经历，也注定会难逃他的火眼金睛。

一次，有个老人找到赵文岭，说自己是回民支队的老战士，但有关物品让大水冲走了，要求老赵给写个证明材料。结果三问两问，老人就开始支支吾吾。老赵笑了：伯伯，我研究回民支队20多年了，他们打的哪场战斗，我都清清楚楚。您参加过回民支队可能是真的，但我推测，您打完第一仗就临阵脱逃了，以后的战斗您就不知道了。

听了老赵的话，老人心服口服，羞愧地低下了头。

六

马本斋英年早逝，他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否还有延续部队？抗战时期曾令日军闻风丧胆的铁骑部队，难道就没有传承？这些疑惑，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赵文岭心头，挥之不去。

但是，走遍大半个中国后，他依然没有确切的信息。

2005年初冬的一天，赵文岭从北京回到马本斋纪念馆，发现有位老人，在马本斋母子像前，默默伫立了很久。

当老人缓缓转过身来，老赵发现，他浑身颤抖，眼含热泪。

老人告诉赵文岭，他叫李福亭，曾是回民支队队员。这次，他专程从新疆来瞻仰马本斋母子。

李福亭是河北新城县人，1939年参加回民支队。他曾两次随部队来到马本斋的老家休整，吃过马母白文冠炸的油香。受到马本斋批评时，马母曾呵护过他。这些经历，李福亭终生难忘。

抗战胜利后，李福亭和战友们一起转战到新疆，从此在边疆扎下了根。那里，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回民支队老战士。

2006年春节过后，赵文岭对老母亲说，娘，我得去新疆。

老母亲有点舍不得，刚过完年，你又要出去呀。

娘，我不去不行，过了年，纪念馆的事就多了。

正月初九，赵文岭揣着卖粮食的钱，踏上了去新疆的旅程。正月十二，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他见到了来接他的李福亭老人。

顾不上休息，赵文岭就开始和李福亭老人促膝长谈，详细询问新疆还有多少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他再次提起了心里的困惑，为啥咱回民支队没保留下传承的部队？

李福亭老人回答，怎么没有？就在奇台啊。

赵文岭在心里“啊”了一声。这短短的一句话，足以让他热血沸腾。他好久没说话，告诉自己要沉住气，萦绕心头多年的谜团，也许很快就要解开了。

按照李福亭提供的线索，赵文岭先列了个名单，开始寻访其他健在的老队员，然后回到乌鲁木齐。他的最后一站，就是奇台。

奇台位于新疆东北部，天山北麓，距乌鲁木齐市200公里左右。赵文岭的目标，就是奇台边境线上的“三个泉边”防连。从奇台县到北塔山边防站，还要走200多公里山路。

此时正是新疆最冷的季節，到处一派银装素裹，寒风呼啸。赵文岭拎着大包，走了十多里山路。鞋底和鞋帮“分家”了，他就捡来枯草，将鞋帮鞋底绑在一起继续赶路。

边防连派了专车来接赵文岭。一路上几乎都是戈壁滩，赵文岭捂着心脏，忍受着道路颠簸带来的不适。7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三个泉”边防连。虽然室外气温零下三十多度，但老赵心里却热乎乎的，他觉得自己到家了。

在边防连，赵文岭终于厘清了马本斋去世后，回民支队的去向。

1944年2月7日，马本斋病逝于军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冀中回民支队官兵在延安进行重新改编，一部分官兵奉命去往东北、河北张家口和冀中地区，留在延安的官兵缩编为一个营，参加了保卫延安战斗；解放兰州战役后，全营官兵仅存300多人，随后部队又缩编为一个连，参与和平解放宁夏。1950年3月，部队奉调进新疆剿匪，后来就成为奇台边防连，常年守护在中蒙边境线。

抗日烽火中的回民支队，默默驻守国境线的边防连，两个看似隔着久远时空的队伍，在赵文岭不懈的追寻中，紧紧连在了一起。

赵文岭在边防连待了一个月。他给战士们讲马本斋的故事，讲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他讲不够，战士们也听不够。

在雪地里，他和战士们一起训练，摸爬滚打，不惧严寒。他向连长提出：来到边境线，他要像战士那样站一班岗。

连长同意了，问他，站哪一班？

赵文岭回答，最冷的那一班。

最冷的那班岗，是从半夜十一点半，到凌晨一点。

赵文岭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全副武装起来。他像一个真正的战士那样，紧握钢枪，在边境线上为祖国站了一班岗。

在茫茫雪原上，赵文岭走遍了200里的边防线，看到了边境线上的中蒙界碑。夕阳的余晖照在界碑的国徽上，格外壮观。赵文岭双膝跪地，热泪盈眶，祖国母亲，儿子来了！他用专门带来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卷，对着熠熠生辉的界碑按下了快门。

七

在赵文岭家里，我们看到了一摞已经发黄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多年来寻访过程中经历的各种艰辛和曲折。

吃苦受累，在赵文岭看来不算什么。最让他难过的，是寻访中缺少资金的窘迫。老母亲为了给儿子凑路费，不知道多少次卖粮食，卖牲口。每次接过老母亲递过来的钱，他都愧疚得暗暗落泪。

1992年，因为寻访的事要求人帮忙，老赵买了一只烧鸡作为“见面礼”，没承想却没找到人。走了一天没吃饭，回来时又累又饿，他真想拽下个鸡大腿来吃。但几次拿出来看看，终究舍不得吃，只好又放回包里。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喝两口水继续赶路。

平时，他兜里一般就放二三十块钱，能吃一碗牛肉面，二两牛肉，这就是他最高的生活标准了。

1993年清明节前，马本斋决定去石家庄，到华北烈士陵园拍摄马本斋墓地，拜访马本斋的三弟，寻找更多的回民支队历史资料。知道他没路费，一个朋友借给他80块钱。他买了两个胶卷，花去40块，还剩40块，赵文岭小心翼翼放进贴身的衣兜。

赵文岭先来到马本斋的三弟家，才知道他两个月前刚刚去世。在这里，他发现了一张马本斋的瓷像全身照。这张照片1932年拍摄于江西，并在景德镇被烤在瓷盘上。

可惜的是，这张瓷像后来不小心被摔坏。10年后献县筹建起马本斋纪念馆，陈列的那张马本斋黑白全身照，就是那时赵文岭拍摄的，成为现今最权威最真实的马本斋肖像。

这次寻访收获很大，在河北博物馆，赵文岭找到了1944年3月在延安召开马本斋追悼大会的资料。还向马本斋的三弟媳妇确认了马司令的出生日期：生日是腊月初三，属虎。从那以后，老赵每年都以自己的方式，给马本斋过生日。

赵文岭在石家庄待了四天，他不敢花钱住店，晚上就来到烈士陵园马本斋墓地，抱着摄影包，睡在墓地旁边的松树上。一日三餐，他只吃馒头，喝自来水，四天一共花了七块钱。

谈及这段经历，赵文岭说，马本斋司令在地下安息，我在树杈上陪着他。那是离英雄最近的时刻，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四月初的夜晚，春寒料峭。黎明前的那段时间，寒意刺骨，最冷最难熬。太阳出来前，老赵就从树杈上跳下来，凝神拍摄映在马本斋墓地上的第一缕阳光。

为纪念马本斋逝世50周年，赵文岭准备到北京去办摄影展。提前半年，他就开始为摄影展做准备。因为没钱，寻访难以继续，赵文岭愁眉不展。老母亲二话没说，牵起羊就到集上卖了。她很高兴，心想儿子又有钱了，可是没想到，卖羊的钱却被偷走了，连小偷的影子都没见着，母亲伤心得吃不下饭。

没几天，母亲又去赶集，老父亲也跟着，这回决定卖驴。为防万一，老两口在集上跟人讲好价，下午买主来家里成交，卖了620块钱。

1994年元旦前，赵文岭来到北京，为摄影展做最后的准备。他和来帮忙的朋友们住在地下室，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离展览还有两天，他走在长安街上，突然觉得心脏一阵抽搐，然后就一头栽倒在地。幸好，他很快又醒了过来，怕影响摄影展开幕，他没有声张，忍着不适继续忙活。但从那以后，他的心脏就落下了毛病，时好时坏，有时不得不住院治疗。

赵文岭说，在寻访路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012年7月，赵文岭接到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的短信，说有人提供了马本斋新的病逝地点，是在河南范县的一个小村。老赵一听，立刻决定启程前往。没路费，他卖了几袋刚打下的麦子。

1944年2月，马本斋随部队奔赴延安途中，对口疮恶化，又感染肺炎，病逝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今河南濮阳县小屯村）。现在有人提供新的线索，他当然得亲自去核实。

为了澄清这事，他一个月到范县去了四次，又找到马本斋的警卫员去核实相关信息。一番周折后，最后的结果否定了马本斋在范县逝世的说法。

最后一次到范县时，几个朋友开车陪他去。汽车在高速上出了车祸，人雖然没受伤，随身携带的硬盘却受损了，里面有他积攒了四五年的资料。

老赵心急如焚，到处找人修复。硬盘在北京放了一年多，到底也没修好。去年，北京一家媒体想拿走，说帮他找专家看看。但他不放心，没舍得给。

老赵说，这些资料，比我的命都重要。

老赵是本斋村马本斋纪念馆研究室的主任。从2003年开始，他每月领500块补贴，直到现在，这钱也没涨过。

很多人为老赵的境遇唏嘘，也提醒他去找找门路，改善一下自己的待遇。但他从不抱怨，他说，比起那些出生入死的英雄们，我已经很知足了。

他说，这是我喜欢做的事，再苦再累，也甘之如饴。

1994年元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展览时，有人出价三万，想买一件他手上的藏品，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老赵心里，这些东西是无价的，可以献给国家，但决不能拿来卖钱。他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肯赚英雄们的一分钱。

八

走到哪里，赵文岭就把英雄的事迹宣传到哪里。

每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他都雷打不动地举办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

他腾出自己家的四间楼房，再加上平房的客厅，建起了“马本斋事迹资料珍藏馆”。只要有人来参观，赵文岭就热情接待，每一次都认真讲解，不管听众是几百个，还是只有一个。

“马本斋的故事，我怎么都讲不够！”每次讲到“42岁的马本斋永远闭上了眼睛”时，他都会声音哽咽。

他三次到北京举办摄影展，每次都引起巨大轰动，参观者人山人海。

这些年，老赵一共办了200多场展览。小学和大学，是他最愿意去的地方。给学生们讲述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他从不用手稿。他的展览常常会轰动大学校园，留言摞起来有一尺多厚。

每年3月17日，是毛主席为马本斋题词的纪念日，老赵都要举行纪念仪式。他委托延安清真寺的阿訇读经，然后把读经的音频传到他手机上。他听着阿訇开经的声音，心情激荡。这样的仪式即使只有他一个人，他也做得无比虔诚。

老赵对那些照片视若珍宝，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要带上一些。2010年9月，他去深圳寻访，随身带了100多张照片。在深圳的清真寺，他讲述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聚集了上万听众。返程时，他又在火车上办起了展览。一路走，一路讲，整个车厢都围满了乘客。到了衡水站，他要下车了，大家还恋恋不舍，全体起立，目送他下车。

赵文岭说，他做这些事情，就是想让马本斋和回民支队当年抗战的英雄事迹被更多人熟知。民族的血性历史，不屈的英雄精神，永远不应该被忘记。只要自己还能走得动，就会一直拍下去，一直讲下去，这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

他就是那个执着的守望者，永不言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