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次见到文清丽,感觉像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中迈着正步出来的。她有没有穿军装亮相,我已记不甚清。其实穿不穿都掩盖不了她身上的女兵气质。虽然总是笑眯眯的,但那眼神深处的锋芒还是让我心里有点犯怵。如同调皮学生陡然撞见严正的班主任,我差点就想喊她文老师了。只是鲁院“回炉班”尽管年龄结构差距甚大,但既成同学,又都是所谓的成名作家,也就不甚论年龄身份,大抵直呼其名。文老师遂成为大家口中的清丽。“清词丽句必为邻”,这名字文气,切合作家身份。文清丽很乐意大家这么称呼她,在这个场中,明显比文主编、文干事什么的入耳。但我一张嘴,舌头打了个转,还是郑重地加了个姐字。在她面前我没办法不郑重。就像一看到黄元申演的霍元甲,我便条件反射般地挺胸正容,同时耳边响起“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激昂旋律。文清丽的出场亦自带旋律,就算不是国歌,也是《黄河大合唱》《血染的风采》那一类庄严曲调。而有些人纵然昂首阔步或正襟危坐,却让我一见之下忍不住想笑,那是自带谐谑小调的。这关乎天性,也关乎后天的历练,是入了骨的,难以掩饰。
“回炉班”需回足四个月,由白果累累的秋天转入雾霾沉沉的冬日。随着时光逐层展开,文清丽性格深处的一些东西也渐露峥嵘,印证了我最初的直觉。她是有立场、有爱憎的,且这立场和爱憎往往现场发布,而非背过身去偷偷嘀咕,或者干脆只表现于纸上。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她会勃然色变,态度鲜明得如同军徽和肩章。这在当下文坛,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已是罕见的品质。所以我乐意跟文清丽接近,感受她的气质,希望受到一些浸染。就像虽然精于炫技的华语大片层出不穷,我却不时要点开储存于笔记本中的老电影,在散发着年代感的画面中重温那些诚恳有风骨的叙事。
文清丽喜欢跟同班的老妹老弟们分享她的经历——做方便面的兵的生活、三班倒中的坚持写作、进京后艰难地扎下根来,还有严酷环境中萌生的初恋……她是在许多波折中一步一步捱过来的,却没有怨恨,语气中透露着经受磨砺和进行抗争之后的坦然,还有对命运的暗怀感激。文清丽显然不是水土润泽的南方那随处可见的娇慵花朵,她是陜北高原上的植物,从干旱黄土中一点一滴地抓取养分,伸根、抽条、发叶、结果,缓慢而坚实。同时她又是自然的、朴素的,并未因为经霜抗雪而处处摆出一副傲然姿态。她的回忆中洋溢着日常细节以及对这些日常的依恋,这让我对她的脾性更加放心。有些风骨硬挺的高人凌驾日常性,慢慢地血肉消失了,只剩下枯凝的骨架,停止了生长,这是让我在敬仰中又心生警惕的。我所认识的不少同代作家普遍对脱离了日常性的神圣面孔持有怀疑,这应该算是优点,至少是一种体现了阶段性进步的特质,所以虽然不甚乐观,我终究觉得当中还是存在希望的。真正高尚的东西必然来源于日常,并滋润生命,而非压制与禁锢。文清丽不一定意识到这点,但是,她体现出来了。正所谓行者不一定知,而知者未必能行,知行合一之难,首先是难在这上头。
那年冬天北京的雾霾号称史上最重,空气中仿佛能看到黑色颗粒在翻滚,却没能压抑住同学们的活力。一些故事正在发生或准备发生。文清丽也有小故事。她在一帮姐妹们的怂恿下,勇敢地去美发店烫了个新发型,并且换上了长袍似的绣花服装。这类带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服装正在某些女同学当中流行,她们处于生命中最饱满、最舒展的时期,穿上宽松飘逸、色彩斑斓的袍装,实在是再适合不过。据说文姐夫见到焕然一新的文大姐,愕然之余撂下狠话:下次就算办博士班,也不让来了。同学们听说了,皆哈哈大笑。我听过文姐夫和文大姐由文结缘的浪漫故事,觉得他理应抛出这样的话。而文清丽的这点改变,也并不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具有生长性的。这种生长性源自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而且,绝不仅仅体现于服装和发型。果然,回炉班结束后,或者尚未结束时,她便进入了创作的井喷状态。近三四年来,许多文学期刊上都能看到她的作品摆在醒目位置上。在鲁院高研班历练过的作家,有些回去后竟然不怎么写了,陷入长时间的停滞,有些则更上层楼、气象一新,这是饶有意味、值得研究的现象。文清丽无疑属于后一类,也必然属于后一类。支撑着她改变的,是她身上一些永远不会改变、也无须改变的品质。这些品质置于任何年代,都是美好的、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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