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听众后面,我寻找
那唯一的听众
……
(《说话》)
这是寒烟的诗句,也是寒烟对于自我精神命运的清醒把握:孤独、无助之后的执着追寻。在当代中国的诗歌语境中,寒烟的写作是一个异数,她所发出的声音,像携带着钻头的钟声——带着审问和自我反省向人的灵魂深处钻探。她认为写诗是一场从自我开始的灵魂清算,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因此,她诗歌中极致的部分,不是靠修辞的推动,而是靠生命原有的气息,靠命运独特的际遇,靠那唯一的、不可取代也无人能取代的“命定性”来艰难养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寒烟是一位这个时代少有的“元诗人”。她整个的诗歌写作,是以行动的意志,而非以优雅的文化意义上的“作品”来与当下时代构成背离与批判的紧张关系。
一个时刻感受到灵魂困厄和疼痛的人,一个肉体与精神相互砥砺的人——寒烟在一个普遍缺血的时代保持对血性的颂扬,因为她要“以血的名义/在世间辨认高贵……”(《阿赫玛托娃》)。在以解构与修辞支撑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里,寒烟奇迹般地保持了与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精神的“骨头的相认”(《帕斯捷尔纳克》),这也注定了寒烟要以生命来喂养诗歌,要以苦难作为诗歌的肥料,要以生命的纯洁来触摸、探寻和保持灵魂的高贵——于是,我们看见寒烟生存的身影:“从拒绝开始,生活这样难以下咽……”(《茨维塔耶娃》)。在城市的边缘,在人群的底层,在物质的贫困里,在人生情感的困顿中,她不向世俗低头,不为物质出卖灵魂,不以修辞缓和内心的痛苦——她始终以批判的姿态指向时代、以自我的追问与反省去修补人性,她和着血泪咽下难以下咽的命运。
寒烟所葆有的诗歌观念,再一次显示出她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执拗。她认为,不管诗歌的潮流如何变化,诗歌的基本价值尺度是不会变动的。诗歌必须忠于灵魂、审视灵魂,真正的诗写要对时代和自我人性做无情的追究,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而寒烟依靠自己对痛苦的承担,在诗中缓和着时代的疼痛。她这种对自己的坚守,使她的写作与整个诗坛处在一种紧张的对峙之中。
寒烟绝对的诗歌观念和立场,我曾切身领教过。记得当年在一次颁奖后诗友聚会的交谈中,我那个时期的部分作品的写作方式,遭到了她毫不留情的批评——她认为我的那一部分作品跟风、与灵魂无关、把心交给了修辞,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写作发生在自己的朋友身上。她爽快耿直、无遮无拦、直来直去的发言态度,让我看见这个时代少有的真诚、透明,和因真诚、透明而生的可爱。
自那次颁奖会以后,我与寒烟再未谋面。2010年春天,她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给我发来她的多篇诗文近作——我看到的寒烟仍在坚守着她的精神高地,仍以受苦的方式试图为中国当代诗歌获取一个可靠的标准。只不过她怀疑、追问、批判的方向,更加自觉、深入地指向了自身的人性、内心和灵魂,更加强调独立承担的悲剧精神。在读完她的近作后,我写下了如下的笔记,至今还存在电脑里:“……在当下的诗歌环境和精神环境里读寒烟的作品,我感到了其特殊的分量和意义。她是当代不多见的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写作的诗人,而且,她已经拥有了自己自足的精神背景,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是一个诗人开始成熟的标志……”
以香茶、红酒的状态和方式进入寒烟的诗歌,在我来说是不适合的。在人性残破、灵魂无着、智力与修辞充斥的时代精神氛围中,当你变得优美、雅致、幸福闪耀,或者身心轻飘飘、油腔滑调的时候,读寒烟的诗不啻为一种矫正,一种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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