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回忆“杭州座谈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家，都感觉到中国文学界正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萌生着一些新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1984年年底在杭州展开的那场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是应运而生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前瞻》——会议的议题是平实的，却提供了话题纷呈的可能。然而会议的成功似乎还不能仅仅归结于议题上。那个时代的文学，还保持着激情——作家评论家们都秉持着升华民族情感和丰富民族审美经验的“己任”，还洋溢着刚刚被释放出来的个性化的豪迈。那日子，颇有点建安时代的气氛，人人都有股子“抱玉握珠”的自信。当然，我那几天倒是没精打采的——从会议开始，就捂着肚子，一边为李陀吴亮们新见迭出击节而叹，一边被不争气的肠胃炎所困扰。与会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多是当时文场的猛将，几乎每个人对创作的动向都是敏感的，开会前似乎也凝聚了太多的思想能量，所以各个才情迸发宏论滔滔，比如关于小说叙事的“多样化”问题、文学批评的传统与创新问题、“语言”问题、现代主义问题，等等。三十年后，仍见有研究者提及这次座谈，认为它对1985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巨大。甚至有论者认为，此后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寻根文学”，正是得益于它的“催生”。

作为参会者之一，说是“躬逢其盛”也好，“忝列其中”也罢，面对研究者的言说，都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不过，在我看来，一个阶段的文学转折或取得突破性成果，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那儿，作家的情感和思考聚积到了那儿，当然，时代的火花也迸发到了那儿……因果关系或许是有的，但“因”并不单纯而绝对。当然，这次“回顾与前瞻”对文学的发展有所助力，无论大小，确不应湮灭。一群思想和才情都属活跃的人聚集一处，发出真诚而有趣的声音，唤醒同仁乃至更多的人解读生活、思考文学，对创作的走向，题旨和审美的开拓，有所推动，是值得赞赏的。我对这次会议也有很深的印象。首先是它直面文学实际的坦诚，不管提到什么作品，是称许还是批评，都无须顾及什么情面，也无须左顾右盼，而是专注于作品为文学发展提供的可能和启示。这种讨论的气氛，现在已难得一见。其次我还赞赏它的平等。不管是创作者还是批评者，不管是新秀还是前辈，更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文，大家尊重每一位言说者的看法，就算某位言语激烈见解偏颇，也不见谁“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顶多了，有人有点儿“不敢苟同”的微笑，最终，还是有所启示的欣然。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茹志鹃李子云等几位前辈倾听的神态，那神态被永远定格于1984年岁末的晨光里，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做文学，实在是一件轻松而愉快的事情。

我记得轮到我不得不发言时，会议已近尾声了。大家谈得昏天黑地，也顾不上一直捂着肚子躲在角落的些小吾曹。到了最后一天的清早，（黄）子平兄送来了两包“保济丸”。那两袋药丸果然神奇，驱妖降魔般使我的肚痛了无踪影。这才觉得“捂了几天肚子，屁都不放一个”，殊为不妥。当然，发言在心里也是酝酿了很久的。想说的是，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剧变。作为一个作家，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上求变，迫在眉睫。当着满堂的文学理论家，我觉得用口语化来表述似乎更好些。于是在发言时就改成了现在所见到的——“我别无他念，就是在琢磨‘换一个活法儿，换一个想法儿，换一个写法儿’。”我没想到30年后还有人会回望一下这次会议，更没想到有人会注意到这三个“换”，这便成了最近湖南一家文学理论和批评杂志约稿的话题。约稿者称：“这喊出了一个作家力图契合文学发展内在要求的呼声。”又说它可为重读“寻根文学”提供一些背景，对当下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还是说过的那句话，那个发言不过是个人在面对转折时的一点儿心得。当然我可以证明的是，当年那些“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们，在80年代中期所开始的创作，的确是有着理论的自觉和文化之思考的。那种“自觉”和“思考”，从他们当年的文章里，可以一览无余。

那么，回顾一下我当年的心态。

“换一个活法儿”，其时是大多数中国人“走进新时代”的念想。“活法儿”一说，是那时时髦的“北京话”，之所以时髦，应可看出澎湃其间的“走异路，寻他乡”的人生渴望。同样，关于“活法儿”的思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为峻切。经过新时期文学的崛起，过去年月的遭遇和感受，已经写过不少，但面对新的现实，作家们大都有人物积累情感捉襟见肘的危机感。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海明威所讥讽过纽约作家的一段话是刻骨铭心的。他说，纽约作家们不过是试管里的蚯蚓，他们只知道互相吸吮着别人身上的养分，其实已经失去了广袤的空间。（大意）“换一种活法儿”，传递的就是作家对“现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的某种危机感，表达了对新的情感资源的渴望 。

“换一个想法儿”，其实是对思维角度和思想资源的期待。就拿新时期文学来说。我们经历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到了80年代中期，仍使文学停留在一般的悲情诉说和社会批判层面，是不是过于肤浅？文学能不能向历史的、民俗的风貌和心理的深层结构开掘？再者，文学是不是应该而且可以为民族审美经验的丰富与提升有所贡献？若可以，到哪里去寻找、借鉴，如何进行尝试？……当然，社会生活以及创作实践向作家们提出的问题是多向度的，也还不仅止于文学本身。而思考方式的更新，又与形象思维相交集，很难一言以蔽之。不过，思想的匮乏的确是令当时文学界焦虑的话题。当年读到前苏联文学理论家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的发展》一书，他指出，我们总是指责苏联作家们没有生活，其实他们最致命的问题是——没有思想。我得承认此话使我有振聋发聩之感，“换一个想法儿”之说，得益于他的启示。文学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思考方式的更新和创新，为文学新境界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典型的范例。寻根文学，从其酝酿之日就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理论自觉，要突破悲情诉说和社会批判层面，使文学向更广阔、更具深度的领域走出的坚实一步。在叙事美学方面，寻根文学对民间文化精华的撷取、海外文化的借鉴也有诸多自觉的尝试，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换一个写法儿”。其实指的就是作家“创新”和“变法”的自觉。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的“典型化”的创作手法已经受到挑战（尽管时至今日，有资格进入我们的“典型画廊”里面的人物，依然寥寥可数。）“各式各样的小说”（李陀语）和形形色色的流派尝试，已经登上当代文学的舞台。文学既是创作，冲破陈旧僵化的藩篱，大胆运用新鲜生动的语言，根据所欲言所欲诉，寻找最美的表达方式，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非但不是对传统的抛弃，而是对我们民族审美经验的丰富与提升。“换一个写法儿”，其实就是为了传递这种艺术变法的理念，并不是要赶时髦。当然，随着中国作家创作实践的展开，对“换一个写法儿”的思考早已愈发深化了。比如对传统审美经验的“颠覆”，如何和哗众取宠相揖别，真正展示艺术征服的魅力？对语言创新的追求，如何和佶屈聱牙相揖别，真正营造为中国读者所倾倒的语言世界？对海外文化之优长的借鉴与汲取，如何与生吞活剥相揖别，化入中国个性的表达……不仅仅是理性的思考，就作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也已经丰富得多了。

30年旧话重提，还有啥用处？于我，不过是因为有文债追逼，又先有了命题，所以才荡漾起旧事的涟漪罢了。当然，为专注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朋友们，提供一点儿当年的思想痕迹，或不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