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见季栋梁,是在陈继明家里。当时栋梁好像还在同心,继明则已调到《朔方》当编辑,但还是住在他的原单位宁夏电大,陈家附近似乎有一个养猪的地方,我的鼻子格外敏感,但继明的家里总是长年如一日地整洁风雅。栋梁是来送稿子的,小说多篇,是《朔方》要出他的一个小辑。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但算是见过了。时间大概是1993年。其时我还没有结婚,现在我女儿已大学毕业。时间之迅快竟如此。
诗人梦也早年间在固原有一套房子,小两层,大院子,很气派,梦也又是性格豪爽的人,就引得一些文朋诗友不时聚在他那里。有一年,我和诗人冯雄已在那里养息了多日,正要打道回府时,栋梁来了,于是又继续住下去。几个人聚在一起,主要的事情就是听栋梁给我们讲段子。那时候段子好像刚刚兴开,但栋梁显然已经搜罗了不少,简直讲不完,一个刚讲完,吃一口茶,或者打一个喷嚏,接着又续上。栋梁讲段子时,神情很特别,他有一张锅盔似的大脸,段子一旦开讲,那脸上就溢出一种诱惑、撩拨、痒痒处被挠个正着那样的笑,即使段子不好笑,仅栋梁的这个样子也要叫人乐不可支了。何况段子又总是不错的。听栋梁说段子,可谓痛苦又受活,夜里瞌睡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但还是想听听他的下一个。毕竟是作家说段子,受听之外,指陈时弊,尤显深刻。有时候觉得一部长篇小说未必讲得透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段子,就给你揭示得清清楚楚,表达得淋漓尽致。亦庄亦谐,使人娱乐的同时,受教良多。由此看来,小说家们低首下心,向段子手们求教请益,不只必要,甚或是应有之义。栋梁二者兼能,相较于一众刻板的小说家,自是多出了几套拳脚。
善讲段子的栋梁,为文友同事们所喜欢,理固宜然。无论聚会聚餐,只要栋梁在,好的气氛便可以预期了。然而据说连官员们也很喜欢听栋梁说段子,这便让人有些困惑甚至不安了,毕竟他的相当一部分段子就是针对官员们的。能让官员们忍着某种难堪和不适,乐听栋梁的段子,足见该段子的娱乐性之强,也足见栋梁的能力——自不限于只会讲几个段子而已,须知也有一般能言者,虽能言于市井乡里,可一旦面对了我们中国式的官员,觳觫之余,嗫喏而已,舌头已短了半截,还怎么指望他神气地讲出一个段子来呢?
又据说栋梁写作时,可以不受干扰,任它雷鳴电闪,我自一意写作。举例说,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杂事多多,然而不妨碍栋梁写他的小说;他写小说时,电视机在一边开着,你演你的,我写我的,毫无影响;现在则是换成了他的孙子,说是栋梁写作时,孙子在他身上爬上爬下,挠脖子,揪耳朵,栋梁的一些好小说正是这么着鼓捣出来的。如若属实,可真是大本事,别人不说,就说我写东西吧,那架势实在是有些过分了,不只关门闭窗,连窗帘也要垂下来。要是让老婆知道世上还有栋梁这么一号写作者,可真是会弄出是非来。也想学学人家那种闹里取静的写法,命里没有莫强求,学不来的。
某年,栋梁已由灵武调至《宁夏日报》,初来乍到,住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不知为着一件什么事,我们需到八楼他的办公室里去。走过一楼大厅要进电梯时,不小心让我看到了很惊心的一面。大厅里有个立镜,一人高的样子,站在那里,看着去来往还的人,就让它把我们给看到了。栋梁人高马大,这个无需说,但没想到会庞大到这种程度,我不慎往镜子里看了一眼,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镜子里的栋梁和我,就好像骆驼旁边站了个山羊。好好的一面镜子,看起来倒似哈哈镜了。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多年过去,未曾忘却。我想要是搞一个什么竞选,别的且不论,仅只是这样的一个联袂亮相,我不是就败北难胜了吗?
一次会议间隙,关于当时小说写作方面的一些现象,我和栋梁谈得投机,达成共识。等回到会上,栋梁就将我们的一些观点亮出来,大意是小说越是能深度地切入现实人生,越是会显出底蕴力道来,这其实是对大家都多所裨益的见地,偏偏主持人对此是持异议的,又颇长于言说。这时候栋梁兄就看看我,好像是要让我呼应一下他的观点,就在刚才,不是我们还说得很热烈很一致吗?我心里涌动着,我很想借机说出我们的看法来。不是谁一个人的看法,这确实是我们两个的共识,而且我们那一段时间的具体写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而主持人的说法,多少是有些清浅了,有些过于文艺了。但最终我什么也没说,我歉然地看着栋梁兄,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不是我滑头,也不是我瞬息之间就变了观点,实在是我一当众言说即刻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得秃嘴笨舌起来,尤其是在那样需要亮清观点、展露舌辩的时候,我愈加不能。好在如今文友们是知道我的这一特点和短处了。但当时看着栋梁望向我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受的,像当众叛变了似的。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话可以说出来,给栋梁一个明白了。
《文艺报》的崔艾真老师来宁夏,使大家有机会一起坐了坐。晚上,吃饭聊天,不知怎么就唱了起来。没有麦克风,清唱,也不站起来,各坐在各的位置上唱,散漫随意。我和栋梁合唱了一首花儿:“走哩走哩者走远了啊,扯心的妹妹病下了……”崔老师后来把我们唱歌的照片发过来,唱得可真够用情投入的,我和栋梁的头抵在一起,就像两个人挤在一面小镜子前面照脸似的。这算是我们最为密切的接触与合作了吧。镜头太近的缘故,照片效果不是太好,使我们的脸像一对挤得变形的土豆。但这次聚会却是有成效的,崔老师在餐桌上和我们郑重约稿,让我们写短篇小说给《文艺报》,每人一个版面,这待遇是不低的,不久,栋梁、漠月、李进祥还有我的短篇小说,就先后在《文艺报》发出来了。至少我的那个短篇,在我的写作经历中我还是比较看重的。
还是在一次聚会上,谈到文学需要重视的话题时,栋梁说,要是宁夏有关方面能大手笔设一奖项,每次奖一人,重奖,这种力度会有助于造成一种气氛。说到得奖的人时,栋梁拿我做了一个例子,让我惶惑又动容。文学需不需要大奖,大奖是否会促进文学的真正繁荣,这个我是没有明确答案的,但是此说过后不久,我果真就得到一项重奖。真是有些过分了,受之不安。掂量回味之余,自然会想起栋梁的话来,不说有预见之明,也是吉人吉言吧。
栋梁的小说在宁夏带来一个个小的震动,可称频频。《北京文学》尤其对他青睐有加,仅在我的印象里,他获《北京文学》奖好像就不下于四次了。有一年,他的短篇小说《吼夜》好评多多,迭获转载,大家都觉得照此架势,有可能要得鲁迅文学奖了,但最终只是入围那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这也常见,并非好作品笃定就有好结果。作品和人一样,各有命运,尤其评奖这种充满了偶然性的事。同一篇作品,换一拨评委来评,看法也许会全然两样,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栋梁更具声势的作品长篇小说《上庄记》,同样没得到应有的结果。于宁夏文学界而言,这部小说的出笼,就可谓一个大的震动了。朋友白草向来出言谨慎,也说,《上庄记》要是获了茅盾文学奖,他不会意外,说这是宁夏作家在茅奖面前拿得出手的作品。但是结果出来,《上庄记》虽热度未减,但仍失之交臂。就在前两天,马知遥先生还打电话来,说他刚刚读完季栋梁的中篇小说《上庄记》,真不错,有分量,他要为这部作品写一篇评论。老先生每每看到宁夏作家写出他满意的作品时,总要情不自禁,吭吭巴巴写出一篇评论来。之所以说吭吭巴巴,是因为年过八旬的马老师要写出一篇两千字的评论,总要耗去他一两个月的时间。马老师说的是栋梁的中篇《上庄记》,我就趁便给老人家推荐了长篇《上庄记》。
上一篇:李约热《天上掉下个朋友》
下一篇:李星《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