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针
“顶针”是六十年代畅销的物品。一个十公分宽的圆形铁环,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窝窝,做针线活时戴在右手的中指上,针穿不过去时,用“顶针”顶一下,针便从布的这边穿到那边。在童年的记忆里,无论是母亲抚摸我的面庞,还是攥紧着我的小手;无论是拥我入怀,还是拍我入睡,我总能感觉到母亲粗糙右手中指间的“顶针”。
母亲的“顶针”见证着母亲的勤劳。那时商品远没有现在丰富,吃穿用度都需要手工劳作。尤其是衣服,从头上的帽子,到身上穿的裤褂,从里面的背心、内裤,到脚上的祙子,脚底上的鞋子都需要一针一线缝制。身在农家,白天一身汗,晚上两腿泥,身上的衣服用不了几天便会磨坏。所以,农家的女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线织布、缝补衣服,一刻也停不下来。路遇或身边的农家妇女共同之处是右手的中指都戴着一枚“顶针”,梳在后面的发髻、胸前的衣襟或者是左侧的衣袖上,都会别上一枚带线的针,谁的衣服开了口、裂了缝或者掉了扣子,二话不说立即拔下针来,让被缝者口里衔一木棍,站在当下,三下两下缝补妥当,再低下头咬下线头,然后把针别回原处,该忙啥忙啥。
母亲的“顶针”见证着母亲的灵巧。那时,费时费力的当属做鞋。每家按6口人算,一单一棉,每人就需12双。母亲总是把穿破的旧衣裳拆成一块块布片,天好时,把洗好的布片放在门板或面板上,刷一层糨糊贴一层布片,厚厚地糊上许多层,晾干后揭下来,再摞在一起,按大小尺寸裁成鞋底和鞋面。由于鞋底层数众多,在农村叫“千层底”。做鞋底时,要先用锥子将鞋底使劲儿扎透,再凭手指上的“顶针”将粗钢针在锥好的厚鞋底上顶来顶去,实在顶不动了,就用钳子往外拔。为了结实,每穿过一针,母亲都要用手把粗线绳儿拽住狠狠勒紧,一双鞋底纳下来,手指节都会勒出血来。等鞋底做好后,再用黑色或蓝色的布做成鞋面,用线细密地“纳实”后,再用粗壮的麻绳把底和面合在一起,一双鞋才告完工。母亲不但做着一家人的鞋子、袜子,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衣服,还要一年两次拆洗全家人的被褥。因此,在农忙闲暇之余,或夏日中午,或阴雨天,无法入地干活,母亲总是哼着小曲,手不离针,针不离线地忙碌着。印象最深的是在长长的冬夜,当我们钻进被窝后,母亲开始为我们补袜子。她熟练地将破袜子套在袜板上,裁剪后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那闪烁着银光的“顶针”,在寂静的夜晚,奏响了一串串无声的爱的音符。翌日清晨一睁眼,一双翻旧如新的袜子就会静静地躺在枕边,而母亲又在锅台边为我们熬玉米面糊糊或者烙煎饼。即使这样,手巧的母亲做出的衣服上,总会绣上一朵小花几片绿叶;每双鞋上,母亲自己都会画出花样,然后绣上好看的花朵。那盛开的花儿在我奔跑走动中活灵活现,常常惹来众多羡慕的眼光。尤其母亲缝制的枕头、荷包、鞋垫,都成为村子里年轻姑娘和刚过门的媳妇们讨要的目标。这些既实用又美观的“作品”,无一不浸透着母亲的深情和爱,“顶针”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俗世的光阴里穿梭行走,母亲已不用“顶针”很多年,而我却在首饰盒里收藏着两枚母亲戴过的“顶针”,它是上苍赐予母亲的一抹月光,是母亲给予我成长的阳光,一丝一缕,呵护着我的童年、全家温暖的每一段时光。看着它,母亲那戴着“顶针”的粗糙手指就浮现在眼前,旧日的岁月就会浮现在眼前,阵阵的辛酸,丝丝的暖意,一并涌上心头:我收藏的何止是一枚“顶针”,分明是母亲一颗爱儿女、爱家人、爱生活的心啊!
头巾
头巾,也叫方巾,是农村女性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每个女性,无论年龄长幼,都会有好几块。想来,一是能抵御北方刺骨的寒风,遮沙挡尘,又能起到一定美观的作用吧。
沂蒙山农村常见的方巾一般80厘米见方,纯棉质地,四边有两厘米长的流苏穗子,质地柔软且温暖,几乎都是纯色的,或红或绿或蓝或紫或黑或黄,展开可以做包袱包物,对折后围在头上能把头发、耳朵、脖颈裹个严严实实,成为农家老少女子人手必备的物品。
记忆中,母亲喜欢的头巾有两种颜色,一种是藏蓝色的,一种是纯黑色的,或许是与母亲或蓝或黑的衣着最为相配的缘故吧。童年记忆里,方巾成了母亲固定的符号,除了夏天,即使在自家院子里,无论晴雨,母亲都会戴着它:冬天是头巾,春秋是围脖,农忙时用方巾裹着饭盒到田间地头;劳动之余,捡些野菜、兰花草、地瓜、玉米、花生等,手头没有袋子时就用方巾包着,给我们清简的饭桌增添了不少美味。母亲的头巾还分了两种,一种下地劳作、日常生活时用,一种是走亲访友时用。每次到亲戚家串门,总能看到母亲穿戴整齐得体,亭亭玉立,即使头巾也能看出折叠的痕迹,色彩上更是与衣着相得益彰,让跟随在身边的我心底暗暗自豪着。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上学或工作送别时,母亲包着头巾站在风里注视着我的身影。风掀起了母亲的衣角,吹开了母亲的头巾,而母亲却一直一直站在那里,站成一幅最美的图画,存在我心灵的深处。
1988年,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元。我便给母亲精心挑选了一块藏蓝色的头巾,一双方口的平绒布鞋,还给母亲买了一枚银戒指。母亲拿着礼物爱不释手,无论后来给母亲买真丝还是织锦缎的方巾,母亲总是笑笑收起来,却从不见戴在头上,时常戴在头上的,仍然是我第一次给她买的那块。
后来,母亲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城里。最初母亲仍然是喜欢戴着头巾的,但这与城里氛围很是不协调,再后来,母亲竟也习惯了不再戴头巾,每有外出,也选择了长条的围巾。但在母亲的衣柜里,仍然整整齐齐地存放着十几块头巾,每年的六月,母亲还会一一拿出来晾晒,之后再放上防虫防潮的物品,小心地存放起来。
母亲的头巾,是母亲青春岁月的印记,每当看到它们,就会让母亲回想起旧日岁月的那些日子,以及那些日子里的酸甜悲苦或喜乐。
拐杖
年轻时的母亲,身材高挑,容貌秀美,是十里八村数一数二的漂亮媳妇;由于父亲常年在村里工作,全家六口人的衣食全由母亲一人打理。
我生活的乡村,在蒙山深处,山坡荒地,几乎无路可寻,春种秋收,全靠肩挑背扛,即便是居家所用的生活用水,也要到3里外的山下去挑。清楚地記得儿时母亲挑水时,空担时母亲抱着我挑着两个水桶一路说笑着,等打好水往回走时,是一路的上坡,两桶水约有150斤,担子重,路不好走,母亲总是把我放在路前边,大声跟我说着话,再跑回去挑起水桶,3里的路,走走停停,用时半天。那时,总看到母亲挑担子的身影,总看到母亲一脸的汗水,一身的尘土。尤其后来我与哥哥在外地上中学的时候,是家里生活压力最重的时候,六口人七八亩地,几乎全是母亲一个人劳作。只有在假期里,我们才能帮母亲忙上几天,四十几岁的时候,母亲的腿明显地弯曲了。
15年前,父亲身患重病后,母亲腰也受了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一个人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担。现在想来,62岁的母亲拖着自己不再健康的身体,每天照顾躺在床上的父亲需要付出多少精力、体力?那时,每当回去看望二老,或每日电话问询时,母亲总是轻松地说:“你们安心工作就是,家里有我呢。我和你爹生活得很好。”后来,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能说话了、能下地走动了、能生活自理了、能用左手写字了……
那些年里,我们把更多的关爱、关心都倾注在了父亲的身上。每次回家,给父亲带这样那样的药物,这样那样的食品、保健品,而母亲总是忙里忙外。父亲见到我们更像孩子一样撒娇,每当我们围在父亲身边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母亲总是在一边笑着,并不多言。而无论怎样热闹,无论怎么撒娇,无论怎样亲热,每有私密的事情,父亲第一个找的人一定是母亲,比如去厕所,比如大便不畅,即使走路时拐杖不在身边时,第一个搀扶父亲的人,必定是母亲。而父亲,也只有在母亲的身边才表现出更多的安全和舒心。
当父亲能下地走路时,一开始时是由母亲搀扶着,父亲体胖,腰不好的母亲每搀扶一下,都是一份疼痛,但母亲却从不表现出来,总是鼓励父亲好好锻炼。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一年多,直到父亲能自己走路后,便每天拄着拐杖走来走去。父亲的拐杖是大哥自外地捎来的,母亲在拐杖顶端缠上了厚厚的纱布,还用红线拴了个小小的铃铛,每当听到父亲叮叮当当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便笑母亲的孩子气。有一次回去看望父母时,是下午3点左右,夏天天热,连院子的“大黄”都睡了。当我轻轻推开家门时,家里静悄悄的。母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粗大的手指交叉在胸前,眉头还紧紧地皱在一起。父亲则斜倚在床上,听到开门声见是我们,立即挣扎着摸到根拐杖下床。拐杖一动,小铃铛就叮叮当当响上不停,母亲便立即醒了,来不及跟我打招呼就跑过去扶住了父亲。父亲则笑着说:“没事没事,你就不能踏实地睡一会儿?”那一刻,看到幸福的父亲,望一望拐杖上的小铃铛,我赶紧走出门去,悄悄擦掉流出来的泪水。
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母亲成为父亲行走的拐杖,成为父亲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靠,精神的安慰。2008年夏天,父亲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亲眼看到母亲悲伤无助的眼神,亲眼看到母亲手捧父亲的照片号啕大哭的样子。在收拾父亲遗物时,母亲只选择了父亲生前用过的拐杖。
母亲始终把父亲的拐杖放在自己的床头,朝夕相伴,每天更是细心擦拭,有时,还经常听到母亲对着拐杖自言自语。但母亲却一直坚持不用拐杖,即使心脏病加重后,走几步就需要停下来喘会气时也坚持着。现在想来,母亲担心一旦用上拐杖,就真得老了。但2014年秋天,母亲病愈后却无奈地与拐杖须臾不离了。
得知母亲用上拐杖后,家里的拐杖一下子增加了很多:有哥嫂们从外地捎来的,有侄子从泰山专程买来的,也有亲戚自九华山顶求来的;有实木的、有竹子的、有铝合金的,然而,母亲却一直喜欢用父亲留下的那一个。母亲的体质越来越差,每天看到拄着父亲的拐杖颤巍巍地走来走去的母亲,我们总是揪着心。于是,女儿又买来了一根铝合金、四个角着地的拐杖,母亲拄上它走路,从内心感觉更稳妥了些;后来,我们又给母亲买来带靠背椅子的那种,走累了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但母亲却总是不习惯,直到去世,仍然喜歡父亲的那一根拐杖。
即使在母亲也已逝去很久的今天,我仿佛仍然不时听到叮当叮当的响声,似乎父亲与母亲依然相扶相携着行走在人生的路上。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一根拐杖,更多的是父母生活的见证,更多的是母亲心灵的支撑和精神的依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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