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每年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计划着忙年了!连空气里都会弥漫着过年的气氛。
追着狗儿跑,撵着鸡儿跳,点着煤油灯的年代,过年给人们带来的诱惑不言而喻,仅从大人和孩子们的嘴里经常传唱的民谣就可以看出来,“过新年,穿新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那时候过年,十有八九都是踏着白白的雪花过年,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街上堆雪人,路两旁都是,尤其是我家二哥,堆得雪人数第一。 滚雪球,拖着铁锨划雪,攥个雪球打雪仗,弱小的我只有跟在哥哥们后边瞎闹腾,棉鞋湿透了,棉裤也湿透了,因此会被母亲骂一顿。
进了腊月,父母就操持着过年,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攒下来一点儿钱,父母总是把它攥得紧紧的,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每年的腊月初十以后的农村里就呈现出过年的气氛了。刚过腊月十五,天还不亮,母亲就会拖起我和三哥拿着笤帚疙瘩到村西边的碾棚里去占碾,只要把笤帚疙瘩往碾上一放,再来的人就会自动排在后面了,这是那时的老人们默认的规矩。有一次,我们一出大门,就看见路南的王大婶家也开了门,三哥就说:“快走四子,说不准他家虎子也要去占碾,不能让他跑到咱前边去。”三哥跑得快,抢先把笤帚疙瘩放到了碾盘上,果不其然,一会儿,虎子嘴里吃着什么东西蹦着跳着也要去占碾,不用说,晚一步自然虎子家就排到俺们家后边去了。呵呵,我和三哥在碾盤上瞎闹着玩,母亲端着粮食到了碾棚,把粮食往碾上一倒,我和三哥就开始像小猴一样吃力地推起碾来。想想那盘石碾也太大了,我和三哥还够不到碾盘,年幼没耐性的我们推不长时间就累烦了。常常是母亲和三哥一边一个人用碾棍子推,我就在那三角形的碾拐子上,手忙脚乱,其实也用不上多少劲。 那一次,我们推了个七八成,母亲喝水的工夫,三哥偷偷地溜走了,母亲生气地说:“ 叫他玩去吧,今天一天不给他吃饭。”我和母亲一直推到黄昏才推完。 到了晚上,三哥饿了一天的肚子,实在撑不住了,回到家让母亲教训了一顿,父亲还打了他一耳光,不叫他进门。这是对逃跑的惩罚,我和三哥最好,就偷偷地拿了一个煎饼和咸菜给三哥,这时三哥像饿狼似的,站在门外就吃了起来。三哥一边吃,一边嘟囔着:“四子,你对哥真好。”
每年推完碾,马上就泡粣子,过年不比往常,一泡就是四五盆。母亲的思想很传统,一定要做到年年有余,算算不够还得泡上几盆呢,最起码得吃到正月十五以后才算是个余,吃到煎饼窝头都长毛了,晒晒一样吃。那是什么都要手工的时代,想想现在的机械化,如今的人们真是享福了啊!再想想我和三哥,好几天都要围着碾盘转,够辛苦了。
干完这些活,日子也就进入了腊月二十,接下来就是清理猪圈,要一车车地运出去。打扫院子,收拾房子,一连串的活儿都在眼前,总觉得一进腊月就有干不完的活。母亲更是累,每天一大早,饭都不吃就开始蹲在鏊子前,轮着摊煎饼的轴子,一个接一个地忙,往往是摊完煎饼累得腿脚麻木站都站不起来了。母亲任劳任怨,却依然笑容满面,我想过年的情结在母亲心里也一定是极其浓烈的。
腊月二十三是辞灶日,又叫小年。各家里用自己做的年糕及买来的地瓜糖做供品,送灶王爷上天。据说这一天灶王爷到玉皇大帝那里汇报一年的工作,人们希望他多说好话,为防止他讲坏话,用粘糕粘糖之类的东西糊住灶王爷的嘴巴,并在他的画像两边写上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母亲供完后,一定是要我放上几串爆竹的,然后就吩咐把家中里里外外全部打扫一遍,据说能把一年的晦气打扫出去,我和三哥便满屋地折腾起来,爬桌底,钻床底,身上脏得像黑鬼似的。总算打扫干净,剩下的就是刷水瓮、打水、扫饭桌等等,忙得不可开交。那时总觉得干完这些就可以过年了。
腊月二十六,母亲开始发面蒸馒头,馒头也是过年祭拜祖先上供用的,只有咧了嘴长了毛的才轮到我们吃。每逢到过年家里能分到四两猪油,那时能吃上荤油就算是不错的人家了,每每母亲在灶台上炸菜,我和哥哥在旁边馋得直打转,偶尔能吃上一个萝卜丸子、豆腐块什么的,就得乐上半天!
到了腊月二十八,家中的活儿也就忙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该找人写春联了,然后贴在门框上。因为不识字把对联贴反闹出大笑话是常有的事。毛主席画像贴在正面墙上,两边的对联则是清一色的毛主席诗词,譬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窗户纸要撕干净,再贴上新的,尤其是母亲会用剪刀剪出非常漂亮的纸花,中间一个花瓶,里面栽着花,四个窗户角贴上三角形花,窗花活鲜鲜的,跃然纸上。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挨到腊月三十。除夕夜是最激动人心最兴奋也最严谨的一夜。我们这儿过年的风俗极其独特,母亲搽好饺子馅儿,晚上一家人一起包饺子,母亲在几个饺子里放上硬币,据说谁在年五更吃着硬币就意味着谁有福气。父亲一定会把院子和胡同重新打扫一遍,我和三哥不停地出去放鞭炮。
年真地来了。
过 年
腊月三十,正儿八经过大年。
按山东的传统,腊月三十下午黄昏,我们随父亲首先在堂屋的大桌上摆好供品。不用问,桌上摆着的都是平常家里最稀罕的东西,有核桃,枣,栗子,还有母亲早已炸好的年品也一样样摆放上去,十个雪白的大馒头格外显眼,这点足足可以证明对祖宗的敬拜了。酒杯里斟满了酒,然后随同父亲手里握着点燃的三炷香,走到外边的大街上,父亲在前,我们兄弟在后,朝着西北方向作个辑,据父亲讲那个方向是俺家祖宗的方向。我和三哥那时少不经事,就时常在父亲的身后打闹,父亲只看我们一眼也不怎么言语,一脸的严肃。几分钟的时间里大街上就陆陆续续出现了一拨拨的人群,而且几乎全是男性,大概都是家族里的儿孙吧,走在队列最前端的人一定是家族里辈分最高的,走在最后的自然都是晚辈。做完这些后,按着原路返回,直接进堂屋里,把点燃的那三炷香插到香篓里,再磕六个响头,老祖宗就算被请回来了,点燃一串最响亮的鞭炮是不可少的,那意思就是,隆重地把老祖宗请回家一起过大年了。
日暮西沉,夜晚来临了,家里热闹了起来。
一般是全家人都集中到最长辈的堂屋里陪老人家一起过年,有时会通宵不睡,这就是守夜了。
这天晚上,母亲经常讲起一辈子拉扯我们这么多兄妹受过的累,吃过的苦,动情之处,母亲一边讲,我们哥几个就忍不住一边哭。父母亲都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老实人,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尽管是“人无三分银”的时代,可“压岁钱”母亲一定是不会少的,早就包好的五分钱的红纸包分到我们每个人的手里,这可是一年到头唯一的一次给孩子们的钱。我们都乐滋滋地握在手里,各自盘算着。
当然,最让男孩子们牵挂的就是鞭炮了,父亲会给我和三哥把鞭炮平分了,我们各自一个抽屉,稀罕物品谁也想多得。三哥就经常打开抽屉偷我的,被我发现了就吵闹着去拿他的,谁知他鬼得很,每次打开他的抽屉都会空空的,他早已搬家了。
鞭炮到手了,心事也就没了,我俩熬不了多久,困得倒头就睡,都是迷糊中母亲给我脱掉衣服,不知睡多长时间,又被母亲从被窝里叫醒:“三啊,四子,快起来穿新衣,过新年啦!”这时三哥往往会使劲蹬蹬我的腿,机灵的三哥早已穿好衣服摆弄鞭炮去了,睡梦中我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外边邻居们那迎接新年的鞭炮声一阵阵响起来了,我是无论如何也经不起这鞭炮声的诱惑,迷迷糊糊地从热烘烘的被窝里钻出来,摸索着穿上母亲亲手给做的新衣服,那暖暖的舒适的新衣服,立刻就让我清醒了许多,扎上父亲给买的新猪皮腰带,蹬上床头上母亲早已准备好的新靴子,再装上炉子上早就弄好了的鞭炮,跟着三哥就往外跑,母亲就会大声地叮嘱:“先到你奶奶那,叩头问安,拜年后才能去玩。”
过年真是太热闹了,有好吃的,有父亲给买的鞭炮,有大人们盈盈的笑脸,还有大街上一声声彼此的祝福。
拜 年
过年,据考证是从商周祭祖的习俗演化而来的,历经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成为独特的民族文化。
中国是礼仪之邦,传统的美德在这一天最能集中体现了。
大年初一头一天。
天刚刚亮,大街上已是熙来攘往的人群了。
这是村里最热闹的一天了,年轻一辈要到长一辈的家里拜年,同辈们还会互相拜年,嘘寒问暖,感慨古今。家族大一点的,一个上午都拜不完。
初一早晨,还没吃完饭,几个哥哥带着侄子们已都在门口等着拜年了,我父母年龄大,得先给他们拜年,大门一开,一大群人便涌进来,挤满了屋子,别说坐了,站都站不下。大哥一声令下,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都跪下,給我爹娘磕头拜年。我家三间大北屋就是正房,迎门中间有张古式的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盘水果糖,一盘瓜子,那是供养财神用的,谁也不能动。东间父母住的地方,桌上母亲准备好的一大盘水果糖,一大盘瓜子,一大盘花生,拜年的每人都分到两块水果糖,一把瓜子或一把花生,几个亲孙子不超过十五六岁的,每人还能得到一角钱的长岁钱。他们走后,我同三哥就得拜年去了,先到我大爷、二大爷家去,再到各位哥哥家和五服以内的亲属家里去,中午以前基本上是拜不完的,回家烫上一碗早上煮好的凉水饺,盼望着快点儿结束。
拜完年,就是孩子们的世界了。常做的就是去大场里放鞭炮,那时候都是把成串的鞭炮拆零了一个一个地放。一整串地放是当时过瘾,但很快就没了,拆零了能放好长时间呢。我的鞭炮总是要留着的,不舍得放,是要等到初二、三我几个侄子、外甥来分给他们的。放完鞭炮,就开始做游戏了,我们五六个小孩,玩到天黑直到认不出彼此来了才会回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数这一天玩得轻松开心。
初二,在我们这,是女婿走丈母娘家的日子,每户人家都会热热闹闹地招待。那个年月,喝醉酒的人特别多,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凑在一起看热闹,往往都会一饱眼福。
初三,我们也开始出门。先走新亲戚后走老亲戚。一般都是走姥姥家,走姑家、姨家、姐家……
这就是我记忆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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