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文倩《乌拉泊,我的乌拉泊》

历史（history）就是他的故事（his story）。所有过去了的历史在被回望时皆有可能成为一段段难忘的故事。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一段一段的时间、一个一个的故事组成的。在这些时间段落里，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发生了一些影响甚至决定我们一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因其重要，因其独特，常常令人铭记于心。人生不满百，那些值得回首、回忆、回味的故事未必很多，但一定都弥足珍贵、价值连城，尤其是对于亲历者而言。

郗文倩是“兵团二代”。当年国家为了屯垦戍边的需要，派遣百万人远赴新疆，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这些人正是作者的父辈。回望父辈们的青春岁月和热血追求，回首自己的童年生活，作者同样是滋味百般。兵团草创时期的艰辛，无数的苦与累、伤与痛，而今随着岁月长河的流逝都已沉淀为甘甜醇厚的回忆。父辈们一腔热血，为国奉献，不畏艰难，勇敢乐观。孩子们跟着住地窝子，吃玉米碴饼子，拿沥青块当零食，去盐湖挖盐，被暴风雪吹跑迷路……无数的往事，无尽的感动与感怀都一并拥到眼前来。时光交错，今已非昨，那些青春而美丽的、苦涩而甜蜜的岁月，并未随风而去，像陈酿老酒，历久弥香！

罗寿宪的《我的知青岁月》记述了当年下乡插队时的一些难忘故事。夜灌时困睡在田里，结果水漫全身；女知青患急病时身为知青组长的作者急中生智迅速送医，因此收获了一生的爱情。这些故事，都是作者堪足回味终生的往事。难忘的往事，定然是动人的、美好的、带着体温的，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些故事因为岁月的淘洗将愈益如金子一般熠熠闪光。

寒江雪的《我的高考》回顾的便是30多年前自己参加中考后参加高考的经历。在十年浩劫后的中国，恢复高考，使得全社会的莘莘学子重新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上大学的社会公平，借助高考跳出农门成为鲤鱼成龙的惊险一跃。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残酷竞争中，作者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这样的往事在全国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被重新回望，自然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和物组成的。事物有时会比人走得更远。潘顺成的《旧忆新记》，书写了记忆中的老事物。那些与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胃、嘴，口腹之欲、生存之需相关联的事物，必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重要在场者和组成部分。正是依凭对这些食物所带来的味觉、感觉的捕捉与打捞，我们才能更鲜活地更真实地回到历史的长河。少年时期“经商”卖冰棒的点点滴滴，母亲的宽慰与大爱，兄弟的要强与努力，从小自立的举动，连同那只带有时代烙印的冰棒箱一样，也许会在作者及一代人的记忆中保存得更长久、更生动。事物不灭，记忆长存，历史永在。正是因为人类有自己的历史，有对历史的不断记忆与省察，人生才开始有了意义和价值。

乌鲁木齐东南方向约三十公里，有片戈壁，叫乌拉泊，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那里，我生活了12年。

父亲每次说起这个地名，总说成是“乌拉摆”，我以为他读了白字，或是河北老家的方音。后来，看到《乌鲁木齐市地名图志》中记载，说“乌拉泊”源自蒙古语，原本读音就应该是“乌拉摆”或“乌兰拜”，意为红色的靶场，早年蒙古族牧民经常在此骑射比武，优胜者被授予红色绢带，故得名。所以，父亲的读音是正确的。可不知什么原因，落在纸上，“乌拉摆”就变成了“乌拉泊”。泊者，水也，乌拉泊确实有着一湾湾水泊的，在茫茫的戈壁滩，这真是个神奇的所在。

乌拉泊是一个风口，一马平川的戈壁滩，没有树，只有芨芨草，大风一无阻挡，肆意舞弄戈壁滩大大小小的砂砾，打在脸上生疼。如果迎风走，不仅要低头遮脸，挡住迎面的砂石，身体还要大幅度前倾，否则寸步难行。若顺风呢，自然不用费力，大风就吹着你叽里咕噜向前了，可是，要想停住却不容易，小时候最好的制动就是抱住身边一棵树，否则可能顺势滚到沟里去。而那时，父辈们最早种下的几十米宽的防风林带都已经枝繁叶茂了。

1966年初春，就在这携着雪粒砂石的大风中，一批复员军人，携着年轻的新婚妻子，扛着铺盖卷，从中国的四面八方，乘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转军用卡车来到这里。这群人中，就有我的父母，还有我同学们的父母。初次踏上这片粗粝、几无人烟的戈壁滩，是什么心情呢？父亲说，那个时候年轻，哪管！

这一批军人和家属，属于新疆建设兵团，然而，他们来到乌拉泊，最初有着更秘密的任务，那就是组建一支坦克团。乌拉泊地处天山脚下，地势平坦广阔，正适合跑坦克。据说当时我们和苏联关系紧张，明着组建坦克团是军备行为，容易引起麻烦，所以就用复员军人，这是障眼法。父亲说，那时候，坦克团非常威风，游行时，我们穿着大马靴，走着齐刷刷的方阵，那叫一个“发”（新疆土语，意思是威风凛凛、拉风）！后来，因种种原因，乌拉泊会战指挥部转为农业团团部。

不管是坦克团，抑或农业团，都不重要，安家才是最重要的。乌拉泊原来只有几个副业队，有几排房子，这群新来的垦荒者就不分夫妻男女临时住在几个大房间里。大通铺，天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毕竟是春天了，冻土融化，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搭个地窝子，建个自己的家。

地窩子，戈壁滩极简陋的居住方式，建造简单。在地面以下挖约近一人深的四方坑，四周用土坯或砖瓦垒起约半米的矮墙，顶上放几根椽子，再搭上树枝编成的筏子，最后用芨芨草、泥巴盖顶。一个地窝子用两天就建成了。

地窝子冬暖夏凉，但通风较差，不过，只要能抵御风沙雨雪，管不了那么多了。上面发两个小凳子和两块床板，搭在一起，铺上被褥，就是一个小家。晚上外面北风呼啸，虽然雪片砂粒仍从大缝小隙的木门灌进来，但钻进被窝，再盖上棉袄，倒头就睡。父亲说，那个时候年轻，哪管！

粗粝的戈壁滩、艰苦的环境似乎让人的生命力更为顽强。于是，女人们的肚子几乎同时鼓起来，她们挺着大肚子洗衣做饭，然后就轻轻松松当了母亲，之后再接再厉。于是，我们，不，准确地说，是我的两个姐姐，还有我同学的哥哥姐姐们，就在这地窝子里孕育，然后像这里的肉苁蓉，一个挨一个，争先恐后、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

如今，农业团早已解散，人們分散到新疆各地，一部分返回内地老家。再回乌拉泊，天山还是那个天山，沙枣树还在，白杨树仍然在风中舞动叶片，而我们的家、我们的学校已是断壁残垣了。

我想写写乌拉泊的故事，历史的风沙曾经把他们吹来，又吹走，总还是要留些痕迹吧。

钵盂

从长安（西安）出发，穿河西走廊，过甘肃玉门关、新疆伊吾（哈密）、吐鲁番等地，沿天山南麓西行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当年，唐玄奘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西行再南下到印度取经的。《西游记》里，唐僧随身只带一只钵盂，一路化缘，平静而执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要前往西天求取真经……”1966年，新疆乌拉泊最初的开拓者们从口里坐了六七天的火车，同样沿着这条丝绸古道一路西行，抵达天山脚下这片广袤的戈壁滩。那时候，虽然人们对前路一无所知，却也同样满怀憧憬，准备开创新生活的。

临行前，母亲已先后在河北深县西阳台、西安庄、淮家洼、东安庄几个村的小学当了六年老师，月薪21块，有50块钱积蓄。父亲在北京军区装甲兵第四独立修理营当兵已有七年，军衔上士，每月36块。部队里管吃穿，父亲不抽烟喝酒，复员时就攒了500块钱。临上火车，母亲把这550块钱缝在内裤上。母亲回忆，走之前到银行取钱，柜台里的人随口问：“这么多干吗一下都取走？”听说要到新疆去，便说：“啊？去新疆！那里的人翻穿衣服，靴子里藏着刀，吃饭用手抓，不洗脸，跟野人一样！”母亲那时二十多岁，一听心里七上八下的，回来就跟父亲念叨。父亲说：“没事儿，又不是咱自个儿，那么多人，别人能去，咱也能去。”父亲算老兵，复员本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到西安、石家庄、保定这些地方的军工厂，但这些地方不负责安排家属工作，去新疆可以带家属，所以，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就定下来了。

于是打包行李。要带的有一辆28加重飞鸽牌自行车，母亲上班骑的，当时父亲从部队寄回80块钱，母亲又添了50元，在旧货市场买的二手车（全新的大概得220元），算是结婚礼物。

还有一个四四方方的老柜子，父亲的大哥、我的大伯父送的，曾是太太祖母的陪嫁。这柜子构造有点特别，柜盖嵌在柜面上，有点机关，徒手是打不开的。大概是1853年，晚清闹长毛子（太平天国运动），长毛打到河北，冲到太太爷家一顿乱翻，发现柜子有些蹊跷，想里面一定藏着金银元宝，可左试右试打不开，就抬到院子里举着火把点。刚点着，有人说，这要烧了，里面宝贝不也烧了？又赶紧扑灭了。捣鼓了半天，仓皇间还是找不到诀窍，只好遁走。现在柜面上还有一片火烧过的痕迹。

其实这柜子是有钥匙的。锁匙呈大写字母T形、两头向上弯折。柜面盖子上有一寸把长的孔缝，将钥匙从缝隙里伸进去，勾住里面与之匹配的两个孔眼，向前一推，盖子背面一条活动的木栓就打开了。锁柜子同样也要用锁匙，反方向推，木栓遂塞进孔洞里卡住锁死。弟弟喜欢琢磨器械原理，曾仔细研究这老物件，发现塞锁匙的那两个孔眼里有两个铜质簧片，可琢磨了半天，也没弄清这簧片的安装原理，便感叹早期的木匠手艺。我记得小时候老家秋后寄来花生大枣，一度就放在这个柜子里，钥匙不知道藏在哪里，我们也就死了心。后来调回口里，这柜子又跟着长途跋涉，从新疆运回河北老家。在新疆服役近二十年，柜上一直蹲暖壶，有时水流下来，天长日久就烂了一只脚，现在，这三条腿的柜子就静静地待在父母院子西厢房的角落里。这柜子和车子，是当时两个大家当。

除了将被褥卷成行李外，母亲还有个檀木衣箱，姥姥给做的棉袄棉裤装上，又装了些棉花，结婚时婆家给了一红花被子也装上。父亲这边，有老班长给的一个工具箱，装了一箱子书。父亲初中毕业，上学时就学会了简谱，部队里因材施用，见他爱好吹拉弹唱，就改派他搞文艺宣传，这些书都是他多年积攒的歌本歌谱和编写的歌词什么的。此外还有一个120黑白照相机，一个部队发的绿色帆布箱。至于吃饭的家伙，母亲说刚结婚时到西安见婆婆（当时奶奶跟着二姑生活），走时就给买了一对挂篮边儿的白搪瓷饭盆儿，一对仿象牙塑料筷子。到北京集合，母亲觉得光有筷子碗也不行啊，才又买了一个钢精锅！

每次说到这里，母亲都忍不住抱怨，你看我嫁到你们郗家，就给了一对搪瓷盆儿两双筷子还有一床被子！父亲就笑，那你现在比谁也不少啊！我们几个也跟着哈哈大笑打圆场。

1966年过完年，大概是2月中旬的一天，姥爷找来一辆牛车，拉着这些家当，把小两口送到县南头的么头镇，从那里坐火车到北京集合。十七年过后，1983年3月，父母又带上所有家当，从乌鲁木齐出发，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回到石家庄，再转到么头镇。那里，舅舅赶了马车来接。只是，回来的人里多了我们姐弟四个。这是后话。

于是集结，上车。火车是老式的绿皮车，战士统一坐前面几节闷罐子，家属则坐在后面客车厢里。一路西行。有时到站停下来大家下去吃饭，大锅熬菜配卷子（即馒头）什么的，吃完又有人催着大家上车，再走；有时赶不上到站吃，就发两个大面包。母亲说，面包挺大，暄腾腾的，吃不完，也舍不得扔，天冷又坏不了，到乌鲁木齐竟攒了多半箱，干干硬硬的。后来住下来就拿小锅一点点蒸了吃。

火车是临时加的进疆专列，一路让车，走走停停。女人们大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很新鲜。起先，叽叽喳喳的，但一进甘肃，车厢里就安静下来。窗外一片萧索，全是戈壁滩。再走，看见一棵树；又走了半天，一头骆驼，大家就傻了眼。有新媳妇，进疆前才火速定亲迎娶的，呜呜地哭起来，越劝越哭，惹得一车人心里扑扑腾腾不好过。这时，前面闷罐子车里过来个人，人们就说：“快回去问，这是谁媳妇，快来认领一下，哄哄。”一会儿，果然有年轻的战士讪讪地过来，好歹哄得不哭了。

2月22日，经过六七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到达终点——乌鲁木齐。下了车，只见大雪纷纷扬扬落下来。有卡车来接，人们互相帮衬着抬行李装车。轮到那个老柜子，抬的人说：“哎哟，怎么这么沉？金银财宝呀？”原来父亲把那箱子书都装进去了。接着，自行车、行李卷、衣服箱子一件件搬下来，有人打趣：“你们两口子咋这么多东西，地主啊？”母亲说，那个时候穷，很多人一路就背着一个小包袱，连换洗的棉袄都没有，相比，我们可不就是地主老财。

卡车先把大家送到乌鲁木齐西北的宣仁墩，那里有原來种菜人住的几间平房，就男女分宿舍住下来。天寒地冻的，又下着雪，很多人都没有带棉衣棉被，瑟缩着，上面就赶紧调拨物资，让大家买来用。晚上，西北风顺着木头门上的缝隙灌进来。半夜，迷迷糊糊听到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嚎。有人说，可能是狼！大家打个激灵，赶紧爬起来找个木棍子把门别上。一宿无话。

在宣仁墩无事，每天吃饭打牌吹牛，相互认识熟悉，联络感情，住了六七天，又打包行李向东开拔，到了最终的目的地乌拉泊。戈壁滩上，空空荡荡的，可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再看着落下去。原副业队在这里有两排平房，这时已腾出来，就又分男女宿舍住下。后来，这两排平房前修了东西向的马路，通往化肥厂，平房后面不远，建了我们上学的农付处子校。

安顿好，团里就组织大伙儿挖地窝子，一家一窝，定居过日子。母亲原是老师，那时三连已有地窝子小学，就去教书，父亲则每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挖坑、搭架子、割芨芨草、盖房顶、抹泥。乌拉泊到处是盐碱地，即便天冷土也不怎么上冻，一镐刨下去，都是沙沙的土面，混着石子。

这段时间吃食堂。主食是玉米饼子，食堂师傅用铁皮弯一个盛饭勺子，在和好的玉米糁里一舀，往笼屉上一扣，蒸熟后大概一个一两。伙食是定量的，每月女的30斤，男的45斤，按定量换粮票打饭。菜一般是素炒土豆丝、莲花白（圆白菜）、皮芽子（洋葱）、白菜，8分钱一份，一大勺，大概有多半碗。

工资也开始发下来了，部队转业套地方工资，加上边疆补助，比内地多17%，算下来，父亲月薪53.55元，母亲36.08元。因为一个菜8分钱，所以父亲就说母亲是三十六块零一勺。西北方言管“傻瓜”叫“勺子”，所以“三十块零一勺”或许还有揶揄的成分。可有了工资还是舍不得花，每次俩人只打一个菜，甚至有时就买一棵葱，一人半根，就着玉米饼子吃。母亲说：“你爸那时特抠，光嫌我吃得多，大葱都不让吃一整根的，净说‘哎，你吃的超了定量了。’”说到这儿，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竟泪眼婆娑起来。

很多人真的吃不饱。菜没啥油水，量少，玉米饼子不敢多吃，每天还要干体力活，于是就嚷嚷。上面来了人开会，让大家报，看每月多少定量合适，有几个女的就喊：“90斤！”

地窝子很快挖好，中间垒个砖炉子，发一个铺板，一家一家分了各自安排住下。父母把带来的家当搬进去，行李卷打开，褥子床单拿出来铺上，被子叠好摆上，俨然像个家了。那个躲过劫难的老柜子摆在床头，成了多功能家具，吃饭也在上面。

其实，不仅那老柜子，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多功能的。比如铺板，掀开褥子，铺上报纸，就是面板，可以擀面条包饺子。没有擀面杖？父亲就去木工房，跟木工套近乎，套了几天，终于得了一截杂木棍，削削刮刮，再打磨一下，就可以用了。要自己开伙了，想打酱油没容器，母亲就盯着看谁家喝酒，要酒瓶子。可酒是奢侈品，还真没几个人喝，好容易看见谁提了瓶酒，就赶紧跟上去，堆着笑脸跟人说好，喝完酒把瓶子给留着。

收拾妥当，母亲就提个小桶到戈壁滩上捡柴做饭。那时候有句顺口溜：“没了老婆想老婆，有了老婆打柴火。”可戈壁滩也没啥硬实的柴火，无非一些粗点的草棍儿，偶尔有个小木疙瘩。捡回来塞到炉子里点着，钢精锅烧上水。掀开被褥，在铺板上擀了面条下到锅里，撒上盐，一点酱油，一点葱花，俩人美美地吃了一顿，连面汤都喝掉了。这顿面条可能是父母一生吃过的最美味的面条。只是刚做了一顿饭，那崭新的亮晶晶的钢精锅就熏得黑乎乎的了。

自己起伙，日子变得有滋有味起来。春天来了，戈壁滩上有扫帚苗，嫩嫩的，捋回来开水焯一下，撒点儿盐，点上香油，就是一道菜。现在，这扫帚苗，以及我们小时候常吃的沙葱，都变成难得的野味了。

在这些拓荒者中，和父亲都在北京军区装甲兵第四独立修理营的，有房勇和，河南商丘永城人，和父亲在一个班待过；田建勤，到乌拉泊任一连副连长，后调到化肥厂粮站；韩涛，七连木工班班长；高传法，先在修理厂，后任农付处工会干事……

那550块钱后来一直没有用，不仅不用，还一块一毛地往上加，17年后全家迁回口里，这笔钱已变成3000块钱的定期存款。临走母亲又去银行支取，工作人员说：“这钱还差一年到期，提前支算活期利息就可惜了。干脆把存折留下，明年到期给你们寄过去。”母亲有些犹豫，那人说：“国家的银行，有什么不放心的。”母亲心里打鼓，但也只好如此。一年后，长途电话打过去，果然连本带息寄来了。有了这笔钱，我们才在河北老家深县盖了新房重新安家。搬砖、夯地基、淋石灰……这是我作为小工参与的唯一一次盖房经历。当然，这些更是后话了。

盐湖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几件弄妥当了，人就很容易安定下来。之后，日子慢慢地过，其他都可以慢慢经营。

这天，父亲跟乌拉泊几个老职工聊天。说是老职工，年龄倒不一定大，只是早几年到的乌拉泊，大约有百十来号人，属于建设兵团工交部（工业交通部）副业队，是从各单位抽调出来的，专门负责种菜养殖。工交部有钱有地有厂矿，便于安置人员，也能发工资，所以，父亲这批要组建坦克团的复员军人家属，也划归工交部管理。父亲问他们：“上哪里能买到盐呢？”几个老职工几乎异口同声：“嗨，盐哪里还用买？东边就有盐湖，去挖就行了，我们都是吃这个盐。”

盐直接就能挖？父亲来自河北深州，那里虽然有盐碱地，盐却是买着吃的。一听还能挖盐，真是稀奇得不得了。赶紧打听盐湖在哪里，多远，怎么去，一一问清了，便约上来自安徽的李宏科还有杨光英等几个战友一起去挖盐。父亲说，那时盐便宜得很，挖盐主要是好奇，年轻力壮的，四处探索呗。

周末早早起床，吃了饭，车子上绑把铁锹，后座夹条麻袋，备上干粮水壶，几个人便沿着北山脚下的公路向东南骑行。这条公路后来被命名为312国道，向东可到柴窝铺、吐鲁番、鄯善、哈密，然后出新疆入甘肃，一路直达上海。乌拉泊南北都是山，往东南延伸，两山之间距离越来越窄，南山也越来越矮。大概走了一两个小时，往东南看，就见山丘间有比足球场略大些的水泊，一片一片的，不远一个，不远一个。几个人一边骑，一边新奇地四处张望，看见其中有一片水更大些，水上还有人拿着铁锹忙乎着，想必就是挖盐的，于是，停下车子说：“就这儿吧。”

盐湖表层是水，大概有一两公分厚，水下有一层多年沉积下来的盐壳子，硬硬的，当地人叫“盐巴”，这里的“巴” 读bā，如“锅巴”的“巴”，不读轻声，紧紧黏合贴住的意思，盐粒间就好像“巴”在一起，故称“盐巴”。“盐巴”半公分厚，薄冰一样，但质硬，禁得住人。在这层“盐巴”上面，就有刚结晶的盐粒儿，大的如黄豆，小的如高粱米，色白，一两公分厚。“盐巴”下是青泥，深可及膝。父亲他们见水里那几个人站在“盐巴”上，拿铁锹一点一点把那些盐粒儿刮成堆儿，还有人趴在水面上用麻袋装，就明白了，很兴奋，赶忙脱了鞋，挽起裤腿，下了水。水里的人说：“你们别脱鞋，也别挽裤腿。”啊？不脱鞋不挽裤腿那还叫干活？父亲他们没太理会。谁也没想到，刚入水，就着了个下马威。

起先，意识到这层盐壳子比较薄，父亲就按照以往走薄冰的经验，趴伏在水面上，一点一点往中间盐粒多的地方去，爬了没两步，刚想站起来，一只脚稍微用了点儿力气，只听咔嚓一声，脚下那层盐壳就踩裂了。盐壳子硬如铁板，裂得又不规则，边缘凹凸的盐粒就像小刀子，瞬间就在小腿上划出一道道血口子。盐壳下是盐度极高的青泥，小腿陷进去，血口子拿盐水盐泥一浸，那个痛啊！赶紧往外拔，谁承想一用力，这条腿还没拔出来，那只脚又踩裂了，另一条腿又划出道道血口子，浸在盐水里，钻心痛。

回忆到这里，父亲说，哎呀！那次我可受了刑了。以前都说被捕的共产党员受刑，皮鞭子抽了然后泼盐水，我算知道啥滋味了。那时候傻，还挽起裤腿，否则不还有层布挡一下吗。不过，疼也就一会儿，随后就麻木了。而且这些血口子消了毒，也不发炎。

盐湖里那些挖盐的人见他们如此狼狈，连忙支招：“你们赶紧趴下，慢慢爬出来，要不就打滚。”父亲说：“打滚？那衣裳不就都湿了？”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总之，连滚带爬的，终于又回到盐壳子上面了。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几个人更加小心翼翼，即便这样，没走多远，一不小心就又陷下去了。好歹挪到盐多的地方，赶紧收盐，装盐。盐多得很，几下扒拉一堆儿，不一会儿就能装多半麻袋，再匍匐着，拖着麻袋小心地爬回到岸上。到了岸上，再看盐湖里还在挖盐的那几个人，拿着铁锹在盐冰上走，如履平地。

盐带着水，很沉，麻袋不敢装满，水里那么多盐舍不得也没办法。每个人七八十斤，搭在载重车的后衣架上，一路滴滴答答着驮回家了。回到家，车后轮一层白白的盐碱，得赶紧用水冲洗，不然的话，这宝贝交通工具就很快锈蚀了。

收来的盐含硝（芒硝），口感苦，对身体也不好。老职工们说，好办，晒晒晾晾就行了。于是，在院子里支上木架子，铺上床单摊开盐晒。盐晒干后结晶，芒硝一晒就变成面儿，再用簸箕一簸，就都吹走了。

母亲说，这半麻袋盐吃了若干年，不过，如果是平时炒菜用，比较麻烦，因为盐粒大，只得倒在案板上，拿个大碗一点一点碾碎。腌咸菜最好用，你们小时候吃的五香萝卜干就是用这大盐腌的。

五香萝卜干，是我们家家传的下饭咸菜。入秋时，买一堆青萝卜，洗净，切成条，在乌拉泊的秋阳下曝晒至半干，再收到大盆里，撒上盐粒儿，用手一把把抓起来，在洗衣板上揉搓，利用这大盐的粗糙，把萝卜表皮纤维划破，便于调料入味。之后，拌上辣椒面、五香粉装坛封存。过些日子，萝卜干入了味儿，不干不湿，略微发酵发黄，口感爽脆筋道，咸香可口，无论是喝粥、吃面、吃馒头都极开胃。母亲有时把萝卜干切碎，点上几滴香油，就更下饭了。所以，萝卜干成了我家餐桌上必备的小菜。吃饭时，父亲经常夹上一根萝卜条，放在嘴边夸张地一咬，萝卜干应声断开，随后，父亲的嘴巴故意对着我们一张一合，那一小截萝卜干就在里面发出又韧又脆的声音，听着就让人流口水。我们心馋，也如法炮制，咬一截，咧着嘴使劲咀嚼，试图能制造出诱人的咯吱声。然而，不知是口腔共鸣器小还是怎的，我们口中的萝卜干终究制造不出父亲口里的声音，着实令人沮丧。不过，有这等美味的萝卜干佐餐，粗茶淡饭也变成饕餮大餐，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哪顿饭是不香的。

也许我对这萝卜干太迷恋，再后来吃饭，每当我的筷子伸向萝卜干，父亲的筷子都会及时落下来，敲在我筷子上，训斥道：“又吃咸菜！”挨了训，筷子只好拐向别的菜盘子，可心里仍恋恋不舍。三十年后我来到福州，这里盛产长长白白的大萝卜，个头大，水气足，摆在菜摊上，像白白的胳膊腿儿。当地人喜欢切块和排骨一起煲汤，也晾晒腌制成萝卜干。我有时会买些来，切碎，用干红辣椒花椒粒炒一下，早餐配粥、馒头或汤面，也可口，只是那脆脆的带着韧劲儿的声音不容易听到了。

严格说，父亲他们取盐的这片水不能叫盐湖。再向东约一二十公里，才是真正的盐湖，那里的盐储量多，正式采盐已有100多年历史。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正式对盐湖开征盐税， 1958年建“盐湖化工厂”，乌鲁木齐人吃的盐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文革期间，各个单位互派宣传队演节目，父亲到盐湖化工廠演出，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挖盐”。宽阔的湖中，一条大盐铺就的公路，平平展展、硬硬亮亮的，大卡车在上面呼呼地开。马路两边均匀排列着一个个方坑，每个坑十个平方大小，工人们就站在坑里，一锹一锹地往上掘盐，就像挖坑掘土一样。盐挖上来，堆在坑旁边，卡车就一路开过，装袋装车。盐掘上来，盐坑周围的盐卤水很快就渗进去，第二天，又是一池子大盐，再掘再渗，似乎是取之不竭的。亿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地壳抬升，海水沉积在这里，经年的蒸发就变成了这个巨大盐湖。维语称作“斯里克库里”，意为“神秘之湖”。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令人感叹。

现在，这个盐湖被开辟成“盐湖风景区”，盐湖盐度高，矿物质丰富，可以人体漂浮、盐泥沐浴。小时学地理，西亚以色列、约旦交界处有著名的死海，盐分极高，人入水不沉。宣传图片里，有人就躺在死海海面上，装模作样抱着本书读，我那时是旱鸭子，看到这情形，羡慕不已。可是，听了父亲的挖盐经历，我才意识到，要想这么惬意地浮在盐水上，首先要保证身上没有一点儿伤口。

水库

我们姐弟四个，二姐长得最像父亲，双眼皮儿，大眼珠儿，苗条修长，性格活泼，从小说话清脆悦耳。小学联欢会表演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她穿着花布衫，手拿一个瓷碟儿，戴着顶针儿打节拍，眉眼飞动。小姨来新疆带过我们几年，总说父亲最疼二姐，说我排在她后面，受冷落。我三岁那年，全家回河北老家探亲，小姨也回去嫁人，就想把我留在她身边。那时我们姊妹四个都间隔一两岁，站成一排，音阶一样，哆 咪发，可拉扯起来，着实令人筋疲力尽。父母亲见小姨真的疼我，也就答应了。可走前头一晚，父母几乎一夜未合眼，早晨出发，还是抱我上了马车。假如那时我留在河北老家，不知又是怎样的命运。

二姐也有一次差点改变了命运，不，准确地说，是差点儿丢了命。那次，我在现场。

从我们住的老团部向北走，地势渐低，高高低低的灌木芦苇就多起来，大约走半个小时，过了老医院，就是水库（后来起名实验水库）。水库早先是一片大水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他们从北边的片石山运来石头，修了一条南北大坝，又用石板砌出沟渠，连到农田，就解决了南边条田的灌溉水源问题。父亲说那时带领大家干活的是李芳泽团长，还有一个肖团长。水库里有鱼，有几次我们恰巧碰到开闸放水，看水库的师傅就在出水口粗大的水泥管上套上渔网，水咕咚咕咚流出来，再看网子里，大大小小的鱼噼里啪啦乱跳。

水库一带是男孩子的乐园。夏天每到周末或是放暑假，农副处、化肥厂以及周边各连的男孩儿几乎都聚集在这里，大的在水坝里游泳，小的就被撵到河沟里抓鱼。水库在北山脚下，这一带是乌拉泊地势最低的地方，雪山融水从地底渗出，一处泉眼就是一片水洼，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地下水沿地势自东向西流淌，大小的水沟就串起来，沟里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小鱼。男孩子们最乐意抓鱼，找个铁丝弯个环，绑上纱网，把网子堵在水沟一头，然后挽起裤腿跳到水里，从远处慢慢往回蹚，一边蹚一边用脚搅和水，把鱼往前轰，到了网子跟前，快速一提，很多小鱼就兜住了，倒进水桶里，提回去喂鸡喂鸭子。

乌拉泊这批退伍军人来自北京、济南、南京三个军区，五湖四海的人都有。有些人家来自北方，习惯养鸡，比如我家；也有些人来自南方，更喜欢养鸭子。同学宗明的父亲李登江来自南京军区，祖籍安徽天长县，离江苏扬州六十来里地，是鱼米之乡，母亲范文华也是同乡，所以他家就养过一大群鸭子，多的时候三四十只，夏天吃小鱼，鸭子肥肥的。他还曾在水库边草窝窝里捡过一只野鸭蛋，孵出小鸭子一块儿养着，大了，野性十足，晚上家鸭子入圈，就它怎么赶也赶不回来。终究不是一个战壕的，养了半年，还是扑棱棱飞走了。

女孩也喜欢抓鱼，不过，抓鱼的方法和男孩不同，我们用守株待兔法。找个玻璃罐头瓶，里面放上馒头骨头之类的诱饵，瓶口用根线绳拴住，慢慢浸到水里。动作一定要慢，让水一点点流进去，直到瓶里的水和水面齐平，再悄悄放到水底。假如下沉动作过快，水快速涌进就会把诱饵冲出来。放好瓶子，耐心等待，过一会儿，再抓住线绳慢慢往上提，快出水面时猛地一提，就见小鱼贴着透明的瓶壁游来游去，急慌慌的，玻璃和水的折射，让鱼脸显得十分滑稽。鱼们闻着味儿斜扎进瓶子，当觉察不对头已经晚了。

用这种办法捞鱼，屡试不爽，然后带回家养着玩。河沟里被男孩子搅和得昏天暗地，鱼们惊慌失措，自然没法守株待兔，我们遂转移到水库大坝边上的一个出水口，这里背风，水体温暖平静，最适合小鱼儿栖息。水口两边的大坝呈喇叭口，用大石块搭成，上下两层石块略微错开，形成极窄的台阶，一直斜伸到水下。我们提着瓶子，一手扶着大坝，脚踩着窄窄的石阶，慢慢挪到喇叭口收束的地方，把瓶子放在水下的石阶上。那里更安静，鱼多。

谁也没有意识到，那个位置水深两米多，很是危险。

二姐小时候细细瘦瘦的，她斜着身子走到放瓶子的位置，便直起身来，身体前倾，小心翼翼地把瓶子往水下浸。突然，脚底一打滑，扑通一声，连人带瓶子就跌到水里了。我跟在她后面，眼见着水面上就只有一点涟漪向四周荡开，好像谁刚刚投了一块石头进去，二姐人呢？

正愣神，忽见水面上冒出一个黑脑袋，还有一只手，胡乱舞动着。下意识地，我向前紧走两步，一把就把那手抓住了！二姐虽然瘦，但浸了水，还是比我沉。我想把她拉上来，可身体竟然也开始前倾了，就惊慌地叫起来。

大姐此时正带着弟弟在旁边水浅处放瓶子，闻声立刻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左手，弟弟也紧随其后，抓住大姐的后衣襟，于是，拔萝卜，连拖带拽，终于把二姐从水里拔了出来。二姐斜躺在水坝上，头发贴在脸上，像个落汤鸡，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乌拉泊的夏天，晴朗干燥，还有吹不尽的风，大太阳把石头水坝晒得热热的。二姐就斜躺在大坝上，像晒鱼干一样，前面晒得半干了，就转过身趴着晒后背。剩下我们三个哪里也不敢去，无所事事，看着二姐翻烙饼。好歹把衣服烘干了。

大姐那会儿小学快毕业了，带三个弟妹出来玩儿，责任重大，自觉此事不一般，就召集我们开了个小会，约定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跟父母提，并特别叮嘱了弟弟。

鱼没抓住几条，还出了事故，自然耽搁了时间。太阳要落山了，我们还没回家，母亲急了，爬到屋顶上，扶着烟囱向水库方向巴望。不见人影，下来，过一会儿，再爬上去。终于，远远看见四个小小的身影晃晃荡荡地走来，才放心地进厨房热饭。

母亲自然多问几句，我们心怀鬼胎，但因为有过预谋，也就勉强对付过去了。然而晚饭后，不知是母亲使计还是弟弟城府太浅，总之他到底交代了。

此后一段时间，父母不再放我们去水库边玩，他们心有余悸。因为西边有个更大的水库，五连曹佩连长的一个女儿就淹死在那里，几个孩子做个小木筏划着玩，翻了。当时父亲和一些会水的战友，潜水打捞了两天，后来尸首漂到别处才找到。那水库水更深，潜水都够不到底。那次父亲受凉发烧，还在医院躺了两天。父亲说，唉，可惜了，都十五六岁了。

此后再去水库，母亲就派父亲当保镖，这一下，好玩的东西似乎更多起来。

通往水库的小路两旁是高高矮矮的灌木丛，春天，会有肉苁蓉从土里探出来，像竹笋，黄褐色，这里一小撮，那里一小撮。慢慢地，顶部棒棒状的花冠就开出无数朵淡紫色的小花。我们沿着根部往下刨，想带一棵回去。碱土松软，随便找個木片就能挖，可挖来挖去，直到刨出近一米深的大坑，还不见根，只好掰折了。提着长长短短的肉苁蓉回家，像提着枪。据说肉苁蓉是药材，可也没人知道所以然。

三十年后我才知道这东西又叫大芸、地精、金笋，它们寄生在红柳和梭梭的根上，能长到一米六，很早就是西域进贡汉唐的珍品，现在被称作沙漠人参，价比黄金。据本草书介绍，肉苁蓉乃平补之剂，可滋阴壮阳。其性温而不热，补而不峻，暖而不燥，滑而不泄，故有“从容”之名。肉苁蓉可与羊肉炖食，也可泡酒或煮粥，可惜那时从未吃过。新鲜的肉苁蓉很脆，我们掰着玩，玩来玩去就不知哪儿去了。

水库旁是大大小小的水洼，水洼间有草甸连着，下面是深深的淤泥。我们有时会冒险走上去，站着上下用力，像弹簧床，颤颤巍巍的，当年红军过草地就有这样的沼泽，是有可能陷进去的，所以草甸不敢久留。水深的地方都是芦苇荡，乌拉泊风大，芦苇随风摇摆，整片倒过来倒过去，像排演歌剧。芦苇荡深处有野鸭子做窝，它们是过客，天冷就飞走了。也许还有大雁吧，玩累了躺在草窠子里晒太阳。也有大雁飞过，在瓦蓝的天空下，它们小小的，排成斜斜的一字型，或者人字形，在天空中渐行渐远。

浅水处有蒲草，秋天结实为蒲棒，我们叫“毛蜡”，颜色土黄，形状像细长的蜡烛。蒲棒的细小绒毛蓬松如棉，干了搓下来可做枕芯。可我们孩子们并不关心蒲绒枕头，而是把这玩意儿当蜡烛玩。晚上点上篝火，把毛蜡伸到火堆里点着，它就像雪茄慢慢燃着了。对着夜空挥舞，毛蜡燃着的那头就划出光的图案。我们喜欢画横着的八字，因为八字最流畅，看得最清楚。有时也想在空中画“某某某大王八”，可都太复杂，没有成功。

除了玩蒲棒，有了篝火，大人孩子都喜欢聚在一起聊天玩闹讲故事，还可以烤蚂蚱、烤麦穗儿。此时的大田里麦穗青黄，颗粒饱满，趁拔鸡草的时候偷几穗儿藏在篮子最底下，再抓几只蚂蚱穿在草茎上带回来。麦仁烤熟，捋在手心里合掌轻轻碾两下，皮就脱开了，两手来回倒着吹掉麦皮，一把将麦仁填到嘴里，香软又筋道。蚂蚱么，熟了也有虫子的味道，揪个大腿尝尝也就算了。现在想，要是加点儿孜然椒盐辣椒面什么的，也许味道还不错。

在水边玩，兴致来了，父亲会给我们表演跳水。他站在水库边，煞有介事地做几个拉伸动作，然后一跃而入，老远才露出头来，随后就哗哗地向水中央游过去。我们艳羡不已，觉得父亲很像白洋淀里的那个小英雄雨来。

暴风雪

1978年，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冬天，一场暴风雪弄出了个事故，把大家吓了一大跳。

乌拉泊冬天风大雪大，我们是从小就领教了的。冬天一般刮西北风，我家在老团部，正东三四百米就是学校，上学时，穿上大棉猴，两手对着往袖口里一揣，或者戴双棉手套，半躺着，西北风就托着，把你送到学校了，孩子们大都挺享受这个游戏。可放学就麻烦些，因为是顶风，棉猴要裹紧，帽子要把带子扎紧，围巾帽子要护着半个脸，书包斜背着，也要拴好扣好，然后就低着头，闭着眼，弓着背，一步步往家里挪。西北风携着雪粒儿，像小刀子，走几步脸就刮得生疼，只好转过身，半躺着倒走几步，辨辨方向，再转过身埋头弓身往前挪。

那天放学，学校里的娃娃们照例闷头顶着风或顺风仰脖躺着回家，可那天风雪出奇地大，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母亲说，在新疆那么多年，好像再没见过那么大的暴风雪，根本分不清天地，就是一片白，人整个儿被风雪裹着，睁不开眼，睁开眼也看不见身边的东西，弄不清东西南北。那天是周六，下午放假。下班时母亲不放心，还特意到教室去接我和刚上一年级的弟弟，没承想，我已经领着他往家走了。

我知道，顶着风向西，准能到家，于是闷着头前进，走两步，风压得喘不过气来，眼更是睁不开，就背过身斜着走。走了好一会儿，突然，脚底下被什么绊一下，差点栽个跟头。睁眼一瞧，一根斜拉着的铁链子。看到这链子，我醒过味儿来，我撞到教室前面的秋千架了，这是固定秋千架的铁链子。学校教室是肩并肩的两排平房，我们二年级教室在学校最西边，秋千架在我们教室南面，有个二三十米的距离。我大概是从旁边的一年级教室接了弟弟，一头扎进风雪里，斜着身子躲着西北风，竟晕头转向，本来正西行的路线，就一路倾斜着南下了。当时我手把着这根铁链子，定了定神，想了想方位，才又奔西去。秋千架西边有一排小树，为学校西边的界墙，是我的一个坐标。再往西，是一小片戈壁滩，快到家的时候，还有一排杨树，这是我的又一个坐标。走过杨树，就能隐约看到红砖的房子，贴着房子走，依次走过贾秀明老师家、姜梅家、徐薇阳家，然后过马路，就到家了。

晏施勇是我们一个班的，住七连，离团部不远，回家也往西走。然而，中午他妈妈做好饭，一等不回，二等不回，本以为小子贪玩，不定跑到谁家玩了。可过了一两个小时，还没到家，晏妈妈就急了，到班主任姜老师家问。一听还没到家，姜老师也傻了眼，赶紧叫上周围的邻居、老师们出去找。那天风太大，凡是背风的地方雪都堆起山丘，甚至能有一房高。人们想，这孩子没准儿被雪埋住了，就拿着铁锹一路见雪堆就刨，一路人马甚至挖到西北的水库边上，想着孩子不过七八岁，也许会走偏到那里吧。

直挖到天黑，啥也看不见了，可啥也没挖到，人们只好筋疲力尽地回来。晏施勇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他妈妈早哭得泪人一样，说：“孩子找不到，我就不活了！”大家就劝，后来也只能沉默了。屋外黑咕隆咚的，西北风还在打着呼哨，人们的心都像掉进冰窖里。但又抱着一线希望：万一孩子走丢了，被谁家捡了呢？

真猜着了，晏施勇被同班同学潘新红家捡了。

原来，那天放学，姜老师见风雪刮得太猛，晏施勇还有几个孩子都没戴帽子，就把他们的棉袄罩衣脱下来，蒙在头上，一一系好了，只露着眼睛，让他们搭伴回家。想着也就几百米，一下就到家了。没想到走不多远，晏施勇头上的衣服就吹掉了，他就一路追，等追上了，也迷路了，茫然地走，竟南辕北辙，本来朝西的路线竟奔了东南，一直跑到三连，彻底傻眼了。

潘新红住三连，据她回忆，当时傍晚，天还不太黑，她和姐姐一起出门上厕所，见第二排房头风吹雪堆起的小山窩窝里有个人蹲在那里，蜷缩着，好像冻僵了，小小的一点点。潘姐姐大两岁，性格活泼，胆子大，赶紧过去拽起来，问了情况说：“走，去我们家吧。”进了屋，烤火，换衣服，端来热饭吃了，小人儿才渐渐缓过来。潘爸爸叫潘常树，在机关的面粉厂工作，妈妈叫杨素君，在三连的养殖场上班，家里三男两女五个孩子，年龄都不大，缓过来的晏施勇很快和他们玩起来。潘妈妈说：“这得亏带回来，要不就冻死在外面了。”想跟晏施勇家长联系，可那时没电话，这暴风雪，又咋去送信呢？那个时候家家都一窝孩子，想着反正孩子饿不着冻不着，等风小了再说吧。

风雪又呼啸了一天，到星期一早晨，风雪消停了，几个孩子搭伴去上学。晏施勇和潘弟弟玩了一天一宿，打得火热，边走边说笑。走到学校前面的马路上，远远就见班主任姜老师迎风站着，一会儿看看东边，一会儿看看西边，挺无助的样子。几个人就喊：“姜老师！”姜老师马上就问：“你们看到晏施勇没有？”潘新红转身一指：“呶，在那儿呢。”姜老师几步冲过去，一把就抱住了，说：“晏施勇，你要是不在了，姜老师也不活了！”

我前几日问晏施勇，你还记得这些事不？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小时候糊里糊涂的，光知道丢过，但细节都不记得了。我想，可能一靠近潘新红家暖暖的炉子，晏施勇就跟暴风雪和解了。

不和解又能怎样呢？乌拉泊风大雪大，风大主要因为这里是风口。往东南，南北两山开始朝中间收束，几十公里外的达坂城，就成了进出天山的峡口谷地。过了峡口，一马平川，地势一路向下，是温暖的火洲吐鲁番盆地。因此，峡口两边，一暖一凉，形成穿堂风，大量气流通过峡谷，拥堵，加速，大到可以吹翻火车。所以据说达坂城一带，不管是杨树柳树都长不高，而且都朝东南方倾斜成歪脖子树。王洛宾写歌“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我想，得亏姑娘们编上满头的小辫儿，否则那么大风，再标致的头型也吹成乱草垛。

小时候上下学顺风，经常和戈壁滩上的风滚草赛跑。风滚草有着大大的草冠，圆圆的，根却扎得不深。秋冬气候干旱，风大，把它连根拔起，它就团成一团咕噜咕噜随风滚动。停在哪里，就在哪儿接着扎根，待气候温暖湿润了，该发芽发芽该开花开花。在戈壁滩生存，就得变通，生出些本领来。有人说，这叫生命力顽强，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妥协。

不单是小孩被吹得晕头转向，有时大人也出故障。父亲说，有一天傍晚大风雪，徐振东（徐薇阳的爸爸）从机运连回老团部的家，往西走；王灿从七连家里到机运连，往东走，俩人都骑着车，风雪眯眼，天又有点暗，正骑着，咣当一下，俩人就撞上翻了车。徐振东是大学生，戴眼镜，王灿打篮球曾磕掉过几颗牙，安着假牙，这一撞，眼镜掉了，假牙也掉了。俩人就在雪地上摸着找。王灿顺风骑，速度快，想着可能是自己把人家撞了；徐振东顶风，眯眼低头骑，也想着可能是自己不看道，把别人撞了。所以，谁也不敢说话，就是满地摸，像京戏里演的《三岔口》一样。只是《三岔口》里两个演员上演的是半夜三更一场客店里的打戏，黑灯瞎火的，都要想法摸到对方进行攻击，但又要防止被动挨打，所以触碰后马上就是激烈的对打，打完接着试探，看得人提心吊胆的。而这两位也提心吊胆的，心里却想着，别摸眼镜摸假牙的，把对方摸到了！所以草草胡拉了一会，啥也没摸着，就赶紧骑车溜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风小了，俩人又来到出事故的地方，低着头，在雪里来回刨着找。俩人认识，打招呼：

A：哎，你找啥呢？

B：嗨！我找我那眼镜呢，昨天不知道谁撞了我一下子，把我眼镜子撞丢了！你找啥呢？

A：我找我那假牙呢，昨天晚上不知谁他妈撞了我一下子，把我假牙撞丢了！

B：啊！原来是你呀！我要知道是你，我得好好跟你干一仗！

A：啊！原来是你呀！我要知道是你，我当时就他妈跟你干一仗！

AB：哈哈哈哈！

吃沥青的科学道理

乌拉泊是戈壁滩，到处都是石子儿，所以早先修的公路都是石子路，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我家在老团部第一排，门前的马路起先就是石子儿铺的，靜夜里，若有人骑车子或步行，老远就能听见碾压的声音。当然，黄鼠狼来偷鸡我们就没听见，因为它们穿着高级皮垫鞋，还不走正道。

这天，来了卡车，一群人抬了大锅，架了柴火，就在路边煮起东西来。我们孩子们赶紧跑去瞅稀罕。一看，大锅里像是煤一样的黑东西，一块一块的，已经半融化了。干活的人说，这是沥青，煮化了，浇到石子路面上，就是柏油路。

旁边还有一堆待煮的沥青块，油亮油亮的。一个叔叔就说：“这沥青嚼一嚼，可以白牙齿。不信试试？”

我们挑一小块，咬下一点儿嚼嚼。咦？是有些粘牙。再咂摸咂摸，还有点儿甜丝丝的味道，像大白兔奶糖，还有点儿像泡泡糖。于是，放心大胆地咬下大块，满嘴嚼着。嚼一会儿，就脸对脸，互相龇着牙说：“看，白了没？”仔细看看，都说：“真白了呀！”

白是肯定的，因为沥青有黏性，能把牙面上的脏东西黏下来。加上白牙嚼着黑沥青，对比一看，更显得牙齿白了许多。黑种人龇牙一笑，牙齿就显得挺白，一个道理。

我们欢天喜地揣了几块回家，让父母品尝。他们也不明就里，咬一口嚼嚼，说：“还真是哩，挺劲道的。”

可是，沥青终究不是奶糖和泡泡糖，奶糖尤其是大白兔奶糖，柔软细腻，吃到最后也没有一点儿渣滓，奶腻的香甜可以绕齿三日。泡泡糖的甜味逊色得多，因为功利性太强，属于诱敌深入式的硬甜，可甜味消失殆尽后，它有膨胀的奇效呀，指甲大的一块，就可以吹到脸那么大，这也就不寻常了。女孩儿们脸对脸，鼓着嘴，把嚼扁的泡泡糖挪移到最前端，再用舌尖顶出一个小包，之后控制气息匀速集中地呼出，小包就涨成气球。等大成脸盘，再鼓一把力，它就在脸上爆炸了，碎片糊了一脸，颇令人兴奋。把碎片敛敛，复填入口，经由脸上的摊平冷却，因咀嚼而温热变软的胶质物就又劲道起来。初学者偶有失误，往往第一口气就把泡泡糖吹落在地上沾满沙土而报废，但经过刻苦训练，最终大都技艺精进，嚼、顶、吹、控，小小一块粘胶被玩弄于舌齿之间，爆破声此起彼伏，一边伴奏着，一面可以做作业、聊天、抓子儿、丢沙包、踢毽子……啥也不耽误。相比之下，沥青除了那最初的一丝甜味儿，加上咀嚼时肌肉咬合产生张力带来一丁点儿运动的快感，就都没啥好处了。我们坚持嚼了两天，最终还是始乱终弃，讲卫生护齿嚼沥青运动就此画上句号。

沥青是石油提炼后的残渣，含有树脂，所以发黏，那一点儿淡淡的香甜大概也缘于此。其实，沥青在那时还有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脱毛。

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只牛头，挺大个儿，用只麻袋装回来。母亲高兴得很，可也犯了愁。看那牛头上沟沟坎坎都是毛，怎么清理？以前清过猪头，也有耳朵鼻子等不好处理的地方，可猪毛质粗稀疏，把炉钩子烧红，伸进去几下就烫干净了。牛头不仅褶皱多，而且牛毛是细密的绒毛，炉钩子肯定不行的。于是找个铁桶，化了沥青，趁热浇到牛头上。冷却以后，沥青变硬，就可一块块剥下来，细绒毛也就随着粘下来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沥青中含有很多化学物质，其中苯类、苯并芘等都是致癌物。所幸它不像泡泡糖奶糖那么好吃，此后也再也没有牛愿意舍了头给我们吃。听说现在还有人用此办法给猪蹄去毛，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沥青在那时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油毡纸，俗称油毛毡，作建筑材料，用来铺顶棚，很防水。油毡纸的原料是破布、废纸，高级的也掺用部分动物毛和矿渣棉等，将这些东西打浆后压成纸张，再经热辊用沥青将纸层浸透，挤出多余的沥青，表面撒上滑石粉或碎片云母，冷却以后就成了。那时家里盖鸡窝、煤棚子，自建小房，都用这种油毡纸。油毡纸虽然防水，但终究是纸，很容易老化或开裂，并不经久耐用。好在乌拉泊夏天雨水不太大，铺了油毛毡的屋顶还能顶几年，现在的建筑大概很少用了。我们有时会撕一小块油毡纸点火玩儿，极易燃，还冒黑烟，烧着烧着，就有黑色的粘液滴下来，那应该就是沥青了。

据《1959-2014年新疆大事记》记载：1973年12月2日，国家计委复文自治区革委会，同意在乌鲁木齐建设石油化工厂。12月，克拉玛依至乌鲁木齐的输油管线竣工，年输油能力为300万吨。1974年又建设了复线，这对扩大原油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这个年表推算，应该是自乌鲁木齐建了石化厂，沥青这种石油副产品才开始在乌拉泊才开始普及的。1973年，我两岁，那吃沥青大概至少是六七岁时候的事儿了。

那只牛头，父亲用斧头砍成几块，家中炊具皆无以容纳。无奈，母亲拿来担水的大铁桶，一块块顺着放进去，墩到学校办公室的炉子上。正是冬天，炉火不熄，微火焖煮一个晚上，早晨去看，牛肉软嫩鲜香，满满一屋子都是香味。

下野地的西瓜

新疆西瓜多，打我记事儿起，每年暑假，父亲所在的机运连就派出车去，不知从哪里拉一大卡车来，每家分一麻袋。父亲用自行车驮回来，我们就抢着一个一个骨碌到床底下存着。那是一种叫“下野地”的西瓜，表皮油亮亮的，个大，甜脆，水分足，刀刚切进去，咔嚓就裂成两半了。

吃西瓜一般在中午，爬到床底下，推一个出来，抬到案板上。先在瓜蒂一头切下一片瓜皮，捏着瓜蒂，用这瓜皮把菜刀两边的锈迹油渍都仔细擦了，之后一分四瓣，我们四个孩子就一人四分之一，靠坐在房后的阴凉地儿，把瓜搂在怀里用勺子挖着吃。有时母亲蒸了馒头，就一人握个馒头，就着西瓜，权当午饭。父亲母亲偶尔会把我们谁叫过来，说：“来，我挖一口。”吃过后就眉开眼笑地说：“好吃！真甜！”他们从没像我们这么奢侈地吃过西瓜。

吃了西瓜睡午觉，麻烦就来了。做梦，找厕所，好不容易找到了，不是茅坑上盖着大片石，就是裤腰带解不开，急得要哭，就醒了。迷迷瞪瞪往外走。厕所在东头，走到那里，先要穿过马路，对面是南北一溜住家，每排四户，要走到第三排，过了这排最东边的许苇子家，才能看见厕所。提着裤子一溜小跑，蹲在茅坑上才算醒了盹儿。

后来在家门前开了菜园，树枝做了篱笆墙，有柴门，里面搭了黄瓜架，还有茄子西红柿。因为上的羊粪，菜园里枝繁叶茂的，躲在里面方便谁也看不见，再吃西瓜，就放心多了。

下野地西瓜籽黑且大，吐出来放在盖帘上晒干就是零食；西瓜皮，切成一牙一牙的，去掉外面一层绿皮，用线绳穿起来挂着晾晒，就是水果干。不过，往往没等彻底晾干我们就揪着吃没了。

不久，母亲就让这瓜皮发挥了更大用处。

那年，舅舅到新疆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烏鲁木齐接站。从乌拉泊坐公交车到乌鲁木齐，大约一个多小时，赶到车站已经中午了。火车还没到，母亲拉着我俩，一狠心，进了旁边一家小饭馆，点了一盘菜，三碗米饭。菜是西红柿茄子尖椒一起炒的，有红有绿有紫，汁水浓郁，瞅着极漂亮，我俩就抢着吃。母亲也尝一口：“天！咋这么好吃！”问了师傅，知道叫烧茄子，又问怎么做，就记下了。

回到家里，依样画葫芦。烧茄子这道菜要把茄子提前过油，费事又费油，母亲舍不得，便做了改进。锅里放油烧热，葱姜爆香，将西红柿茄子尖椒切丝，一股脑儿倒进去翻炒，淋一点儿酱油，出锅时多剁些蒜末儿撒进去，香味就扑出来了。端上桌，一家人都说好吃。后来，见西瓜皮多，母亲就去了青皮切条儿一起炒。大家一尝，说：“哎呀，更好吃了。”西瓜皮有清香味儿，加上里面的果糖可以提鲜。瓜皮不易软，要稍微炖一下，这样一来，西瓜皮丰富的汁水就把几种菜的清香收在一起了。

自打发明了这道菜，父亲得意得很，天天上班给人们推销。

下野地西瓜大，瓜皮多。家里炒菜用的是个铁锅，每次炖上一锅，能盛两大盘子，父亲母亲也就可以奢侈地吃西瓜了。

小时候顾名思义，以为下野地的西瓜就是野地里长的，后来才知道，下野地是地名，就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属于新疆建设兵团134团场。那里日照充分，近半年的无霜期，最适合小麦棉花瓜果生长。据说，下野地的西瓜号称全疆第一瓜，我是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