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年代,我当乡村教师》

引 子

我认为，人有两次诞生。第一次，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第二次，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人类文明的推进，依靠文化的历代积累，知识的薪火相传。一个没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是很难适应社会的，尤其是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与明天。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是人所必经的第二个母体；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踏出学校步入社会，则为人的第二次诞生。这个过程，正所谓“呱呱之子，各识其亲；譊譊之学，各习其师”。

然而，我回想1970年代担任乡村教师的经历，不禁羞愧莫名，冷汗涔涔……

一、识仨教俩

前几年我尚未退休，几次填写电子版干部履历表，都会受到警告。在“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填上“1970年11月”，表上立即出现一条红线，提示我填写错误。我明白，这样填写有悖常理，意味着我参加工作时才15岁，是个童工；或是我虚增工龄，欺骗组织。警告之下，我哭笑不得，在心里道：我没有欺骗组织，我就是在十五岁那年参加工作。见我坚持不改，电子表无可奈何，只好任由我填完所有项目，指望有关领导用肉眼审查我的对错了。

领导肯定审不出问题。因为我的档案中，所有的履历表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赵德发，1970年11月参加工作。

我至今记得那个孟冬之月。在一场比一场更加凛厉的西北风里，我跟着一个叫宋世平的人走村串户，叫卖粉皮粉条。这年春天，宋家沟二村二队办起了粉坊，让宋世平负责。他带领两男一女每天早早上工，将地瓜干磨成糊糊，做成淀粉，再做成粉皮粉条。宋家沟虽然是有着两千口人的大村庄，但那时村民们消费能力有限，我们要经常推着车子去外村叫卖。

宋世平麻脸，瘸腿，那时有四十多岁。他为人正直，不疼力气，庄稼活儿样样干得漂亮，是我打心眼里敬佩的一个人。他两条腿不一般齐，走路一歪一倒，却照顾我尚未成年，身板不壮，多数时候由他推车，让我背着一根绳子在车前助力。我们爬岭过河，走进一个村庄，宋世平将好腿站直，将坏腿虚挂着，挺起肚子大喊：“换粉条啦！”我站在旁边，也帮腔大喊。刚做这个买卖时，我羞得张不开口，鼓足勇气喊上一声，脸红到脖子，仿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在做买卖，打算用粉皮粉条换回人家的地瓜干子从中牟利。经过宋世平的教育，我懂得了两点：第一，给生产队增加收入，全队一百八十口人都恣；第二，粉皮粉条是地瓜精华做的，晶晶莹莹，滑滑溜溜，谁吃到口谁恣。既然都恣，咱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叫卖，大张旗鼓地叫卖。不过，那个年代家家都穷，极少有人舍得拿地瓜干子换，拿现金买的更为稀罕。我们从早到晚要跑好几个村庄，才把买卖做完，而后推着两大筐地瓜干子，疲惫不堪地踏上归程。

回到村里，粉坊的另外二人还在忙活，或者磨地瓜干，让一头老驴拉着石磨转圈儿；或者做粉团，为以后的生产贮备更多的原料。其中一人是我远房堂叔，叫赵洪美，他将我们换来的地瓜干过秤，并清点交给他的现金。我是会计，这时从抽屉里找出账本，将入库的地瓜干和现金记个清楚。

那天傍晚，我记完账回家，正坐在屋里抽烟的父亲瞅我一眼，说：“你去当老师吧。”

“当老师？”我惊呆了。

“嗯，学校要扩班，老师不够。三个村的书记商议了一下，叫你去。”

那时宋家沟分成三个村，我父亲是二村的党支部书记。小学由三个村合办，凡是涉及学校的大事，都由三个村的书记商量决定。

父亲又说：“是金珂两口子提的建议，他们说你头脑聪明，成分也好，还是烈士后代。”

宋金珂是公社中心小学校长，他妻子吴芬在宋家沟小学当教师，与我家是邻居。因为这两口子有文化，我崇拜他们，常去他们家玩。但没想到，他们会推荐我当老师。他们说的成分好，是指我出身于下中农家庭；说我是烈士后代，是指我姥爷是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在河南。

我抓挠着头皮说：“我这点文化，怎么能当得了老师？”

父亲说：“反正要比小学生识字多。现在各村都缺老师，都是识仨教俩。”

我明白“识仨教俩”的意思，就是让认识三个字的人去教认识两个字的。但我想到教学的难处，就犹豫着不吭声。

母亲着急了，向我劝说：“当老师是个好差使，整天待在学屋里，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要多好有多好！”

听她说“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我想起了我的梦想。自从十四岁辍学，我是把当上大队会计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宋家沟二村的大队会计叫宋家章，五十多岁，会写毛笔字，会“唱账”。“唱账”，是会计们的独特艺术，即一边打算盘一边吟唱：“你加上，一千双零三；再加上，八百五十四……”我每次听他“唱账”，都像后来年轻人听流行歌曲一样陶醉不已。更重要的，是他一年四季不用下地，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那才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好差使呢。我当上二队粉坊的小会计之后，就暗暗计划好了我的人生“三级跳”：先把粉坊会计干好，过几年当上生产队的会计，等到宋家章老了，就接他的班，到大队办公室里坐着。三级会计，只有当上大队会计，才可以“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别的都要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想不到，我的“三级跳”正踩在第一步上，却让宋金珂与宋家沟的掌权者将我推向了学校。不过，那时我正为早早辍学而后悔，再到学校亲近书本，也是我向往的一件事情。我就答应了父母：“去就去吧。”

接了这份差使，我心里像揣了个驴驹子，既沉重又不安。我走到我睡觉的西屋，往床上一趴，心里念叨着“识仨教俩、识仨教俩”，越念叨越是发怵。因為我的“仨”，就像我们家春夏两季的粮囤，少得可怜。

那时的我，没有任何文凭。

我读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宋家沟小学的老师积极响应，一位姓庄的公办老师带领我们高呼“破四旧”的口号，去村前砸了土地庙。我至今记得，当时从废墟里爬出一条青蛇，把我们吓得四散奔逃。尽管庄老师表现出这样的革命姿态，可过了不长时间却被人揭发，他是莒南头号大地主“庄阎王”的后代，从此成为红卫兵的批斗对象，经常在大会上戴着高帽低头弯腰。这一帮红卫兵正意气风发，却被新成立的另一帮红卫兵指责为“资产阶级保皇派”，两派人马经常在学校激烈交锋，有一回还造成流血事件，有两个人身受重伤。学校一片混乱，干脆关门停课。没学可上的我不知忧愁，整天跟一些小伙伴混在一起，上山拾草，下河摸鱼，不知不觉就是两年。

过了1969年春节，四里外的圈子村小学办起了初中班，我和几个伙伴收起玩心，背着书包去了。我们读的这种班叫“帽子班”，意思是在小学头上加了一顶中学帽子。办这种“帽子班”用意不错，可是小娃娃顶了个大帽子，总是空空荡荡不踏实。果不其然，由于师资力量不够，更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那时的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也学工、学农、学军。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却不是“以学为主”，而是“兼学”成了“主学”。学工没有条件，因为农村没有工厂。学农得天独厚，师生们整天去生产队里干活。学军，老师教给我们一套“旗语”，还组织大家在学校旁边的荒岭上练习“捉特务”，谁发现了情况，就用“旗语”报告。我们手中没有小旗，只好用胳膊比划。“捉特务”，头几回我还觉得新鲜好玩，玩过几次就感到没有意思，反正特务都是同学装的，扒了皮认得骨头。那个春天特别干旱，经常刮着热燥燥的南风，学农学军的我们就像地里缺水的麦苗一样，蔫了吧唧，没有多少生气。

春天将要结束时，我对这样的中学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情绪，心想：与其在这里干活，还不如回家干呢，在自己的生产队干活还能挣几个工分。这时我也意识到，身为长子，应该帮助父亲为全家七口人挣饭吃了，就决定离开那儿。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五叔赵洪臣。他比我大一岁，是我同学。他说，学校整天不正经上课，他早就烦了，也不想上了。

在我参加的最后一堂“学军”课上，同学们都到树林或采石坑里搜寻“特务”去了，我找了一处僻静地方坐下，看着岭下有两行房屋的学校，盘点了一下我入学四个月学到的全部“文化”：

语文和政治：没有课本，只学了几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数学：学了初中第一册的四分之一，即“有理数”一章；

物理：只学了前三页的“度量衡”。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南风凶猛，将松树上的花粉吹得纷纷扬扬，像一股股黄烟。我知道，每年松花粉飞扬的时候，便到了播种花生的季节。我想，明天队里如果种花生，我可以去搁种子。那个活儿简单，就是挎一篮花生仁儿，在大人犁出的墒沟里，隔十来公分就放上两粒。

放学回家，吃晚饭时，我向全家人宣布：我不上学了，到队里挣工分去。父母听后对视一眼，而后继续吃饭，谁也没有劝阻。

第二天，我找队长要活儿干，他想了想说：“你割驴草吧。”

我们队有四头驴，有活出去干活，没活就在棚里吃草。冬天，它们吃花生秧、地瓜秧之类的干草，其它季节则吃青草。这时，山上的青草长了起来，队长让两个男孩割来喂驴。另一个男孩是宋世平的儿子，比我大两岁。我们每天割回八大筐，正好让驴吃饱。

我五叔与我同时辍学，生产队让他放猪。他赶着一群大猪小猪，让它们到地里自力更生找食儿吃，自己坐到一边优哉游哉。

我割了大半年驴草，歇过一个冬天，我们生产队决定办粉坊，让我去当会计。会计并不是专业的，我每天凌晨就被宋世平叫醒，去粉坊里挑起两个铁皮水桶，到二百米之外的水井挑水，一气挑上十几担，灌满几个大水缸，而后再干别的活儿。每当做粉皮粉条的时候，我负责烧火。在院中一座大灶前，我左手来回拉动风箱，右手拿火铲填煤拨火，让锅中水保持沸腾状态，能够将宋世平或赵洪美手中漏瓢里漏下去的粉条快速煮熟。烟熏火烤，满脸煤灰，我成了一个丑陋的小鬼。长时间劳作，单调乏味，我昏昏欲睡，拉着风箱前仰后合。做粉条时，队里要抽调多位姑娘帮忙，她们看着我的狼狈模样都忍不住发笑。几十年后，她们都成为老太太了，见到我还会笑谈我当年烧火时出的洋相。

1970年11月的一天，我要去小学生面前出洋相了。

宋家沟小学在村中央的小河边，1930年代初期由我的老姥爷宋世厚创建。我老姥爷是晚清秀才，在外当过多年私塾先生，后来担任临沂县板泉区石河乡乡长。民国时，宋家沟属临沂县，所在的石河乡有几十个村庄。宋乡长虽然装了一肚子《四书》《五经》，却对新式教育接受得很快，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宋家沟的富户集资建起了学堂。这在板泉区是第二所，第一所在板泉镇。学堂有正房八间，高大宏伟，房梁都是双层，且带立柱，在全村绝无仅有。院子东面、南面各有三间配房。这座学校建成后，培养了一批人才，有的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干部。我母亲小时候也在那里念过书，她八十多岁时还能背诵当年学过的课文：“秋风起，天渐凉。暑假满，进学堂……”

抗战爆发，学堂停办。几年后，这里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兵工厂，主要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和雷管。据说，那时每个工人身边都有一个生铁铸成的大甏，一旦发现手里正在装配的家伙冒烟，立即塞进去，以保性命。我小时候到河里玩水，有的小伙伴还摸出了生了锈的手榴弹。抗战结束，这里改成学校，却保留着战争痕迹：用炸弹壳当钟铃。炸弹壳锯出半截，像半边西瓜皮一样挂在校园西头的洋槐树上，中间悬一根丝瓜样的铁柱，铁柱上拴一根长绳，到了规定的时间，便有老师过来拉绳“打铃”。“预备铃”，“上课铃”，“下课铃”，各有不同节奏。这个“炸弹铃”敲起来特别响，“当当当当”，几里外都能听见。这铃声，也成了全村人的报时钟，听到铃声，大伙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地里，就知道时间到了什么点儿。

1970年冬天，宋家溝小学有三位老师。一个是宋家星，担任教师组长。他比我大七八岁，已经教过几年耕读班，还在县工读师范进修过一年。按照辈分，我叫他大姥爷。一个是吴芬，三十八岁，是公办教师。我管她丈夫宋金珂叫大舅，因而叫她大妗子。再一个是王玉翠，是个二十多岁的胖姑娘。她父亲过去给我老姥爷家当长工，土改后就住在雇主家房子里，与我姥娘是邻居，我从小管王玉翠叫大姨。

那天我到学校报到，分别向他们叫“大姥爷”、“大妗子”、“大姨”，他们都笑。宋家星说：“出了学校，那样叫可以。在学校里，你应该称呼宋老师、吴老师、王老师。”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明白了。”

见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宋家星说：“你不用紧张，锻炼锻炼就好了。”吴芬和王玉翠也一起安慰我，让我先熟悉教材，备备课。

吴芬找出四本书给我。我一看，是小学语文、算术的第四册和第六册。我问：“怎么这么多？”吴芬说：“你教的是复式班。”我问：“什么是复式班？”她说：“就是两个年级放在一个班里。因为学生少，只能这样安排。你这个班，是二年级和三年级。”

我傻眼了。来当老师，本来就发怵，没想到竟然要教这样一個复式班！

但我想，既然来了，什么样的重担都得挑。就像我在粉坊挑水，担子再沉，也得咬牙挺住。我咬咬牙，向他们点头。吴芬老师告诉我两个年级的语文课进行到了哪里，算术课进行到了哪里，我找到有关内容，折页记住。

这天上午，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备课。办公室是一间小东屋，又矮又破，与八间正房形成鲜明对比。我翻看几册课本，觉得上面的字都认识，算术题也都会做，加上吴芬老师上课回来，向我讲了复式班的教学要领，我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一些。

下午，我开始上课。宋家星老师迈着两条长腿，去敲响上课铃。“当当当当”，像一下下敲打我的心脏。我心慌气短，额头出汗，差点儿晕过去。吴芬老师拿起课本、点名册和粉笔盒，往我怀里一塞：“上课了，去吧。”

我只好接过这些东西，像上战场一般走出办公室。

我要教的那个班，在院子西北角。正在院里玩耍打闹的小学生，这时正分头奔向自己的教室。我刚到中途，有几个学生一边往二、三年级教室里跑，一边大喊：“朝来喽！朝来喽！”

他们竟然喊我的小名！而且用尖利的儿化韵喊出那个“朝”字！

这种轻蔑，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我像进入当年的兵工厂遭遇炸弹一般，严重受伤，魂飞魄散！

二、露怯

宋家沟村，在莒南西南部丘陵地区的一条山沟里，村民大多姓宋。杂姓虽有十几个，却只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左右。

二百年前，从三十里之外的沭河边来了一位姓赵的逃荒者。他看中宋家沟这个地方，向当地人提出居留申请，获得宋姓族长恩准。然而这人生下两个儿子，却生不出孙子，就回老家商量，想过继一个。老家的人不同意，爷儿仨决定去抢。沭河东岸有个板泉镇，老赵家的人常去赶集。这天，爷儿仨请几位姓宋的壮汉帮忙，去集市上转悠。他们不敢抢长相好的，怕惹大祸，就选定老赵家一个头上长满秃疮的男孩下手，将他又推又拉，挟持到宋家沟之后才去老家报告。好在小秃子还有弟弟，他父母和族长顺水推舟送了个人情。我那位秃子祖宗很有本事，与老宋家一位姑娘结合后，接连生出四个儿子。其中一个长大了给财主家当长工，正月十五吃了汤圆却不老老实实待着消食，和财主家孩子追逐嬉闹，结果让一肚子汤圆撑死了。剩下的三兄弟，是宋家沟赵家的三位先人。

到1970年左右，赵姓有二百多人，为全村第二姓。“洪”字辈，我父亲最大；“德”字辈，最大的是我。这种情况，既体现出我家直系祖先在生育上的勤奋，也造成了小辈人与生俱来的卑微。再加上我父亲娶了宋家的低辈分闺女，全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我的长辈。我从小被宗法制度深深浸染，尊敬长辈成了我的天性。一个小孩，哪怕他长成歪瓜裂枣，人品也不咋样，但只要辈分比我高，我照样对他毕恭毕敬。

不只是我，村里多数人也都讲究“上下尊卑、长幼有序”。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将宋氏家谱当成“四旧”标本游街示众，但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共场合，依然按照辈分确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和对待他人的态度。

我出生时，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已经进入尾声，但“抗美援朝”的口号依然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上，甚至影响到孩子的取名。在我们村，就有“援朝”“大朝”“小朝”等先我出生。等我落草，父亲也想赶赶时髦，用一个“朝”字将我命名。这个命名，用儿化韵叫出，我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听到，都要立即答应。

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当上老师之后，学生也这样叫我！

我当然不会答应。非但不答应，还气愤得很。但我在院中站立片刻，却又意识到，他们叫我小名不悖常理，因为那都是我的长辈。于是，我努力稳定情绪，迈着虚弱的步伐走进课堂。

课堂是三间屋，课桌排成左、中、右三列，破破烂烂。

“起立——”有人大喊。

多数学生站了起来。

有几个男生没站，依旧坐着。有一个男孩带着傲慢的表情说：“站什么站，他得叫我大姥爷！”

不错，他姓宋，和我外祖父同辈。

我只好忽略这几个学生对我的不恭，向大家点点头：“坐下吧。”

三十多个学生呼呼啦啦坐下，眼睛齐刷刷看着我。当时是深秋时节，大家因为没有过多的单衣，也没有毛衣毛裤，一律穿上了棉袄。然而棉袄多是旧的，多有破洞，从中露出一些棉絮，星星点点，像早春田野里的残雪。

我按照上课规矩，翻开点名册开始点名。宋家沟是大村，此刻在课堂上坐着的孩子，我早就认识多半，有的虽然认识，却叫不出名字。点名时发现，南边是三年级，北边是二年级，中间一列，后为三，前为二。学生中，有我叔，有我舅，有我姨，有我姥爷，有我姨姥娘，还有几个老姥爷。

面对这一大群长辈，我骨子里的那份卑微又被唤醒。小辈为师，长辈为徒，这怎么可以？我心中慌乱，拿点名册的双手不停地发抖。

我还发现一个异常情况：在三年级学生当中，有三个人与我同岁。我和他们从小就熟，堪称发小，曾一起下河摸虾，一起下地拾草。他们都是早早辍学，到了十四五岁，又插班念书了。

他们坐在那里坏笑着，向我投来同龄人才懂的眼神。我不敢笑，更不敢接这眼神，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

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站在讲台上，就必须拿出当老师的样子来。我扯了扯身上穿的旧棉袄，两手扶住面前的讲桌，故作镇定地讲：“同学们，从今天开始，我给你们上课。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宋家沟小学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同学也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学好本领，长大成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讲过“开场白”，开始上课。我按照吴芬老师教给我的办法，“动静结合”，先给三年级布置作业，让他们做算术题，待右边的一群静下来，我就给左边的一群讲语文课。我让学生翻开课本，找到《打倒刘少奇》这一课。

我知道，教新的课文，老师要先读上一遍。这时我就大声念诵：

大叛徒，刘少奇，

卑躬屈膝去投敵。

出卖同志保狗命，

罪恶滔天坏东西。

刚读完头一段，三年级一个男生兼长辈停止做作业，斜睨着我道：“怎么不用普通话？”

我听了这话大窘，脸皮像被人放到炉灶上炙烤，火辣辣难受。我沉默片刻，咽一口唾沫说：“好，我用普通话。”

然而，当我笨拙地扭动舌头用“普通话”时，学生却哈哈大笑。三年级学生统统不做作业了，有的还做鬼脸“嗷嗷”大叫。

也难怪他们不认可我的“普通话”。我上学五六年，教过我的老师没有一个用普通话讲课。学生们之所以笑话我，是因为吴芬老师上课时讲普通话。不会讲普通话的我，此时脑子里蹦出了逃跑的念头。我想，算了，咱不教学了，咱回粉坊当会计去。在那里干，没人瞧不起咱。

但我马上提醒自己，如果我今天当了逃兵，就会成为一个大笑话，在宋家沟传遍，这让我以后如何做人？

我厚着脸皮对学生说：“对不起，我实在不会说普通话，你们将就着学吧。”

接着，我就用老祖宗传给我的口音，继续念诵课文。

惭愧，从这天起，我上课一直不用普通话。虽然我也认得拼音，懂得声调，教生字时该念几声念几声，可是等到读全文，还是用家乡口音。现在想想，实在对不起我教过的众多学生。

我的口音，二十年后遭到一位美女主播的严厉批评。那年我从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到日照市工作，某一天受邀担当日照广播电台一档节目的嘉宾。主播是临沂人，我的老乡。她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却用土得掉渣的莒南话。节目做完，她将麦克风一关，将耳机一摘，向我瞪眼道：“赵老师，我叫你折磨死了！”我问：“怎么了？”她说：“你一开口就说咱家乡话，我下意识地要随着你说，险情一再发生！”我急忙道歉，说对不起，莒南土包子上节目，把你拐带得差点露了馅儿。她说：“你已经是知名作家了，现在又到了日照这样的开放城市，应该改掉家乡口音了！”我点头称是，以后就强迫自己在普通的场合不说普通话，在不普通的场合说普通话。然而，我还是说不好。2011年，我被聘为曲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到学校里讲课，普通话依旧不够标准。到别处讲课，或在会上发言，说的还是“莒普”。2017年，我的长篇小说《人类世》出版后，济南“约读今晚”读书会邀请我去讲一场，地点是大明湖畔遐园的尼山书院。外面风景如画，我的演讲也貌似成功。然而第二天，“约读今晚”公众号发表了济南一位年轻女作家写的评论。她先表扬了我几句，而后这样写：“昨晚第一次见到真人，坐到台上，气场七米三。自开始到结束，腰板始终笔直。然而讲着讲着又冒出家乡口音，想来是讲得投入，把自己沉浸了进去。毕竟耳朵灵敏，捕捉到失语，赶忙拗回普通话……”读到这里，我将脑门一拍：“朽木不可雕也！”

莒南方言，将“长叹”叫作“喘长长气儿”。那年，我在宋家沟小学上完第一堂课，回到办公室坐下，宋家星发现了我的异样：“你怎么喘长长气儿？”

我羞惭地一笑：“老师真不好当。”

王玉翠说：“有人叫你小名是不？我听见了。”

我说：“多数学生都是我的长辈，叫我小名也叫得着……”

吴芬将桌子一拍：“不行！太不像话了！下一节课我去讲讲，给你撑撑腰！”

第二节课，吴芬和我一起去了二、三年级教室。她先站上讲台，绷紧厚厚的嘴唇，向全班学生巡视一圈，而后开口道：“我问大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几年了？”

有的学生回答：“好几年了。”

吴芬说：“已经四年半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破四旧，可是有的同学还是四旧严重，敢跟赵老师讲辈分，甚至叫他的小名！我告诉你们，谁想讲辈分，谁就是想回到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已经是新社会，已经进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一切都要按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办事！赵老师是宋家沟贫下中农派来的，谁不尊重他，谁就不尊重贫下中农。宋家旺你是排长，你给我好好盯着，谁再瞧不起赵老师，立即向我报告！”

坐在三年级群体里的宋家旺点头答应：“行。”

吴芬老师讲完走了，我狐假虎威接着上课。我让二年级学生写生字，给三年级学生讲乘数是三位数的乘法。在黑板上列出算式，结结巴巴讲完，然后让学生做课本上的两道应用题：

哥伦比亚人民在美帝和本国反动派的残酷压榨下，平均每天有100个儿童被活活饿死。一年（按365天计算）要有多少个儿童被活活饿死？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每天从黑人工人身上榨取超额利润6028万美元，每年（按365天计算）榨取多少美元？

我把应用题念完，一个学生问：“老师，哥伦比亚在哪里？”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虽然我没学过地理课，但从小就看我三姨用过的中学地理课本。我说：“在拉丁美洲。”学生问：“为什么叫拉丁美洲？”这一下把我问瘪了。我抓耳挠腮，张口结舌。

祸不单行，又一个学生开口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垄断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把我问得更瘪。我备算术课，光是练习算法，根本没注意算题中的政治经济学。我看着课本不敢抬头，正考虑怎么搪塞，一个学生说：“我知道！美国资产阶级不种地了，他们的庄稼垄就断了，这就是垄断！”我点点头：“嗯，大概是这么回事儿。”

我决定，不能再给他们让我出丑的机会，便大声吩咐：“你们赶快做作业！二年级，抬起头来！”

那时候的民办教师，也有许多德才兼备者，他们兢兢业业教学，让文化在农村薪火相传，功莫大焉。但在那个非常时期，选调新人时讲究出身，允许“识仨教俩”，大批像我这种压根儿就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进入学校，走上讲台。他们像我一样，懵懂无知，闹出了许多的笑话。

在宋家沟东北方向，隔着一道岭是殷家沟村。该村有个民办教师姓殷，他没上几天学，堪称半文盲，却照样昂首挺胸登讲台。可怕的是，他还担任教师组长，对别人指手画脚。因为该校教师不够，公社教育组派去一位姓李的代课老师，这人读过师范。殷朋年心怀妒意，变着法子折磨他，经常到公社反映，这个代课老师怎么不好，怎么差劲。那时公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住到哪个村子，都是自己生火做饭，村里负责供给柴草。而在殷家沟，殷老师就不让村里给李老师柴草，李老师只好在放学之后自己上山拾柴。有一次，莒南县革委教育组对全县小学进行视导检查，来相沟公社的检查组到了殷家沟小学，发现殷老师的备课簿写成“背课薄”，里面的“教育”二字写成“叫玉”。再看他指导的学生造句，有这样一些创意作品：“光辉——我们到西岭上光辉了一次。”“团结——你看我造的这个句团结不团结？”“偶尔——我下地拾了个小偶尔。”这样的造句，殷老师都给打了对号。检查组回去将这情况汇报给领导，领导拍案而起，马上让相沟公社将殷朋年除名，并作为不合格教师的典型例子经常在会上讲，让莒南教育界人人皆知。

在宋家沟小学，后来又添了几位民办教师，其中一位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讲五年级新课文，里面有一句“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心头照亮”，他当时刚剃了光头，便解释说，什么是把心头照亮？就像我的头刚剃了，是个新头，日头一照明晃晃的——他把“心”和“新”弄混了，让一些明辨是非的学生大喝倒彩：“好！”宋家沟小学建新校上梁时，他自告奋勇挥毫泼墨，在每一根梁柱上贴了一副“毛主席万岁”的竖联。但他把“岁”字写错了，“山”下不是“夕”，是“歹”。好在大家厚道，谁也没有告发，让他这幅书法作品高高在上，保存了近二十年，直到这房子旧了被拆除翻新。

另一位年轻的民办教师，读课文读到“犟脾气”三字，他读成“强脾气”。那屋一半是教室，一半是办公室，中间只隔着半截墙。宋家星在办公室里听见了，隔墙喊话给他纠正：“犟脾气！”这人也来了“犟脾气”，坚决不改，继续读作“强脾气”。

还有一位是个姑娘，上学只念到三年级，笔下错字连篇。有一次，竟然把自己姓名当中的“爱”写成了“受”。还有一次，把考试的“试”字在斜钩上再加一撇。

某某小学，有一位老师将“红彤彤”一词，读作“红丹丹”。“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则读成“轻丹已过万重山”。

某某小学，一位学生读课外书，看到“咖啡”一词不懂，去请教老师，这位老师端详了一下，为学生答疑解惑：“这个词，是羞愧的意思。”

某某小学，有老师在课堂上讲：“天气，越往北越冷，到北极能冻死人；越往南越热，到南极能热死人。”

某某小学，一位老师见发下的新课本上有“一听牛奶”這一词组，愤愤议论：“牛奶是喝的，怎么能听呢？去年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没想到今年的新课本上还是错的，难道就没有人反映上去吗？”

某某小学，有一位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学生在下面乱哄哄说话。他回头骂道：“我日恁娘！”课堂稍稍安静了一些。但过了一会儿又不安静，该老师将性威胁升级，回头又骂：“我日恁奶奶！”

2017年3月，我参加潍坊学院召开的莫言学术研讨会，向河北大学阎浩岗教授讲了我要写一写当年的乡村教师的想法，他哈哈一笑，给我提供了一份素材：他上初中的时候，教英语的民办老师讲发音方法，讲到“口腔肌肉不要紧张”，都是把“口腔”说成“口空”。

三、潜龙勿用

1970年左右，宋家沟有四个人被公认为有学问，他们是宋世贵、宋世芝、宋振潜、宋金珂。他们都在建国前后参加教育工作，都当了小学校长，后来又都回到村里。

宋世芝，“文革”前退休，住村子前半部的一村，与我姥娘家同在一条街。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矮胖老头，不大出门，不苟言笑。我只记得他的一个细节：老伴去世出殡，他站在大门外目送棺材离去，泪如雨下。

宋世贵，也是“文革”前退休，家住村子后半部的三村。他堪称“白面书生”，到老脸也是白的，只是有些皱纹。村里有人办红白喜事，往往请他当账房先生，他穿一件青布大褂，白脸上挂着不卑不亢的微笑。他儿子叫宋家快，也长着一张白脸，在我教的班里上二年级。

宋金珂，比以上两位小二十岁左右，与我父亲是同龄人。他细皮嫩肉，右腮上有一抹蓝色胎记。196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山东嘉祥县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倡议信，建议农村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12月下旬，临沂地革委通过有线广播向各县宣布：农村公办小学一律改为民办，限令一星期内完成，所有公办小学教师返回原籍。这项政策，被人叫作“一鞭赶”。在本公社二涧小学当校长的宋金珂，也携妻将雏回到老家。他有四个儿子，大的十一，小的不满周岁。他们先住在弟弟家里，后来在我家旁边建起两间房子，六口人拥拥挤挤地住了进去。宋金珂人品好，业务棒，在宋家沟小学任教不到一年，就被公社调去担任中心小学校长，家属仍然留在宋家沟。宋金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彬彬有礼，从公社回来，到了村头一定要下车，见了谁就向谁打招呼，在村里口碑极好。他写一手好字，我当民办教师之前曾向他学过隶书，他一边慢声细语地讲解什么是“蚕头凤尾”，一边铺纸运笔向我演示。

宋振潜，在宋家沟被叫作“老五”，因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五。他兄弟一共六个，姓名最后一个字都带水字旁，分别是瀛、涓、泽、涛、潜、溪。宋家沟过去有两个家族较为显赫，一个是我姥爷家；一个是这六兄弟。六兄弟住在村子西南角，因过去的围墙上有放哨用的岗楼，这一带叫作“西南哨”。西南哨旁边是一条从南山流下来的小河，沿河人家栽的凌霄花，每到夏天红艳艳地垂到水上，是我幼年时的一份深刻记忆。这六兄弟中，出了好几个像样的人物：老大宋振瀛，曾在晚清时期的沂州府当书吏，建国后被政府枪毙。老四宋振涛，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担任山东省交通厅的处长。老五宋振潜，1922年生，在本县乡村师范毕业，1947年当了解放区的公办教师。

我曾在1999年出版的《莒南县教育志》上看到一张照片，是莒南县教育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议合影，拍摄于1951年1月4日。一共二十个人，宋振潜就在上面。那时，全县公办教师有五百人左右，能够担任工会执行委员，应是其中的佼佼者。照片上，年轻的宋振潜扬着一张长方脸，一副很自信的样子。后来，他担任岭泉乡石河小学校长。然而，他却在1965年回家了，不是“下放”，是自动离职。离职的原因，是他家成分为富农，老婆孩子在村里受欺负。宋振潜请求到家乡任教，以保护家人，但上级不批准。他一气之下，卷铺盖走人。

回到村里，他成为普通社员，每天要到生产队干活。好在他身体健壮，什么样的农活都能对付。回村后，他长年戴一顶旧毡帽，似乎是为鲁迅那句诗“破帽遮颜过闹市”作注脚。但他对待老婆孩子，却是宠爱有加。他有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大宁”“小宁”“安宁”，清楚他家底细的人都明白，有深意藏焉。我小时候记得，这三个“宁”，穿戴都比别人好。我二姨出嫁后回门，娘家要去人“叫”，姥娘让我随我一个舅舅过去。我没有好衣服穿，姥娘就去宋振潜家，借到了“大宁”的一件紫红色毛衣。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毛衣，到了姨家感觉有脸有光。尽管下午回来就还给了人家，但那件毛衣带给我的温暖与虚荣，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宋振潜的书法，在宋家沟无人能比。他的楷书，是真正的“大小由之”，大有大的气势，小有小的韵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宋氏家族修谱，就是由他抄写的。1966年红卫兵破除“四旧”，组织了一次游行，那份抄在白布上的族谱像船帆一样高扬在人群之上。望着上面用蝇头小楷写出的密密麻麻的人名，想到我姥爷的名字也在上面，11岁的我心中没有憎恶，只有敬仰。

1970年冬天，因为学校缺人，宋家沟一村就派宋振潜当了民办教师。

他第一天去学校，头上还是他长年戴的那顶破毡帽，外面的毡好几处已经磨没了，露出了白布衬底。宋家星安排宋振潜教五年级。他上了几堂课，我听那个班的学生私下里说，“老五”老师教得真好。

因为他书法好，宋家星买来一张整开大纸，让他抄一份总课程表。他用尺子打出表格，填上内容，往办公室的墙上一贴，谁看了都啧啧称赞。

過了一个星期天，宋振潜再来上课，戴了一顶崭新的深灰色呢子帽。可能是他找回了当教师的感觉，专门去公社商店买的。他戴着这顶新帽子，往课堂里走时，腰杆挺得笔直。

我很敬佩他，常向他请教问题。因为课本上有一段毛主席语录，里面提到司马迁，说他是文学家，我就问他，司马迁到底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他说，毛主席说得对，司马迁是文学家，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非常生动，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他同时也是史学家，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传记体史书。鲁迅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不知道“离骚”是什么，宋振潜又给我讲屈原，讲楚辞，一直讲到端午节的来历，让我大开眼界。

他还向我讲一些古代汉语知识。譬如说，“滑稽”二字，他说过去读作“gu ji”。我记在心里，向别人贩卖，却遭到耻笑：那样读，才滑稽呢！

我从小很崇拜农村中的文化人，看见红白喜事上的“先生”被人好酒好饭伺候，写下一份份应酬文字，心想，我要是能成为那样的“先生”就出人头地了。我知道宋振潜对那一套很懂，就问他有关知识。他警觉地看看四周有没有人，然后对我说，那是“四旧”，现在用不着了。不过，在旧社会那可是大学问，弄不好会出人命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人命，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离我们村二十多里有两个村，一个叫东高榆，一个叫西高榆。东、西高榆各有一家私塾，两个先生互不服气。有一天，东高榆有人死了，请私塾先生写挽联，他把落款写错了。那家死的是老头，老太太还健在，应该写“哀子”，但他写的是“孤哀子”。西高榆的先生得知，就写了首打油诗，让学生贴到东高榆大街上：“高榆庄，真奇怪，他爹死了他娘在，前面写个孤哀子，后面写个顿首拜。”写错了挽联的那位先生见了又羞又恼，茶饭不思，得病死了。

听他讲的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件事：过去的教书先生，是把从业声誉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的。哪像我这样“识仨教俩”的冒牌货，不知天高地厚，教学中犯了错误还不以为然。

从那以后，我在学校里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每一堂课都认真准备，唯恐出了差错。

那个时候，学校早晨不上学，但教师要集合起来学习。那叫“天天学”，必须雷打不动。那个冬天没有雷，却有风雪。不管刮风还是下雪，我们几个老师都要到校。用作办公室的小东屋，门板破旧，不挡风不保暖，我们只好一边烤火一边学习。没有火盆，用一口破铁锅代替，宋振潜负责填柴管火，宋家星和我轮流读书念报，两个女老师作听众，并参与讨论。我至今记得，在我读报时，那一双双伸向火焰的大手小手。有时候柴火不好，屋里浓烟滚滚，王玉翠就缩回手爬起身，跑到门外一边咳嗽一边说：“呛死了，呛死了！”但外面很冷，她坚持不了多久，只好再回到屋里，向那堆火举手投降。

每天早晨的学习，内容十分庞杂。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学习上级要求学习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学习《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上的重要文章，学习上级发的学习材料，学习县里公社里发的文件……一人读，众人听。读过一段，大家还要讨论讨论。

我记得，有一回学习“教育革命材料”时，吴芬老师说，革来革去，我都不知道怎么教了。她还说，她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用“五环节教学法”。宋振潜说，他那时也用。吴芬说，没想到，过了几年就不让用了，说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前几年又让突出政治，要把突出政治落实到每一个小数点上。现在又是学工学农学军，文化到底还要不要了！

她这么说，我们四个人都不敢接话，因为这是和正在学习的材料唱反调。宋家星说：“甭讨论了，德发你接着念！”我就举起手中的小册子，哇啦哇啦再读。

那个阶段，通过“早学习”，我还了解了本县教育界发生的一些大事。因为宋金珂在公社当领导，经常参加县里的会议和学习班，带回的一些信息让他妻子又带到了宋家沟小学。那年县革委搞了“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好多人被整被抓，光是教育行业就有一大批。

放了寒假，过完年再开学时，宋振潜没有到校上课。我问宋家星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上边查出宋振潜当年是自动离职，而且成分不好，不让他再担任民办教师。

取代他的，是一村的宋世超。他四十多岁，只上过几年小学，之所以能当老师，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患肺心病，脸色黑紫，一干活就喘不上气，大队照顾他，就让他顶了宋振潜的位置。他说话的声音细而轻，还带有“咝咝”的杂音。他口臭严重，与他靠近了说话，就让他熏得受不了。那年春节后，宋家沟小学新招了两个一年级班，宋世超教一个，宋家壮教一个。宋世超不会拼音，这一部分课程，是让宋家壮替他教的。

若干年后我读《易经》，读到“潜龙勿用”这句卦辞，明明知道其本义是事物在发展之初比较弱小，应该小心谨慎，不可轻举妄动，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宋振潜，想到了他与我共事一段后的不被起用，感慨系之，心潮难平。

宋振潜从学校回去，继续到生产队里干活，六十六岁那年患癌症去世。

2004年，宋姓人续修族谱，几位族老嘱我写序。2009年底，新谱玉成，宋姓人在除夕晚上隆重举行“出谱”仪式，恰好我在老家陪父母过年，便随父亲前去拜谱。在村中央的小楼里，我见到了刚印出的宋氏族谱，还看到了挂在正面墙上的布谱，正是宋振潜五十年前抄写的那一份。它历经沧桑，让我第二次见到。此时，先生已经仙逝多年。

我向这份族谱跪下，郑重叩拜，既为我的母系血脉，也为抄谱的那位杏坛前辈。

四、书虫

对照杏坛前辈，我明白了自己与一个合格的教师相比，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人家是山，我只是个小土堆；人家是海，我只是个小水池。见贤思齐，我必须努力读书，让自己尽快成长。

我频频去姥娘家，扑向了两只破酒篓。

姥娘家在一村，在学校南面二百米。两条大街交叉成十字，从街口往西走五十米，拐进一条两米宽的夹道，踩着一溜石板进去，推开一扇破朽的木门，便进了姥娘的院子。阴森森的树下，趴着三间破草房。

这里，本来是宋家沟头面人物宋世厚的油坊，曾经雇人榨取大量花生油，供自家吃，并用于贸易。宋世厚的大儿子叫宋家栋，1930年代在临沂读乡村师范，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曾在沭河边担任过共产党的乡长，在沂蒙山区抗大分校当过教员，在莒县城外的滨海军区农场当过场长。1947年土改复查中，宋家沟的贫雇农把宋世厚杀死，还向上级提出要求，把他儿子宋家栋也弄回来干掉，以斩草除根。宋家栋不敢在本地工作，只好报名成为南下干部，到河南洛宁县担任工商银行副经理，1949年牺牲。他的老婆孩子虽然是烈属，但因为成分是富农，在村里还是备受歧视。无奈之下，他的大女儿就嫁给了下中农出身的赵洪都，1955年夏天生下了我。

姥娘没有儿子，三个女儿出嫁后，她就独居在这个荒凉破败的院子里。为了不让姥娘冷清，母亲把我送到这里给她做伴。在我之后，我的弟弟妹妹，和两个姨家的表弟表妹，都曾在这里住过。我在这里时，除了享受姥娘的慈爱与呵护，还享受从她家两个破酒篓里散发出的气息。

那是书香。

我不是在做文学渲染，我小时候真真切切闻到了那种别致的味道。味道的来源，一是线装书的纸张；二是纸装书里夹着的树叶。我不认识那种树叶，问姥娘，她说那是樟树叶，是姥爷夹在里面防书虫的。其实，那些书不是姥爷一个人的，还有我三姨宋桂英的。她作为烈士子女，被教育部门保送至临沭师范，毕业后在我们公社驻地教学，嫁给一个叫刘玉柱的同事。1968年底，他俩遭遇“一鞭赶”，回了临沂老家。三姨用过的课本，一直存放在姥娘家里。姥娘家中有两个篓壳，本来是用于牲口驮运的两个大酒篓，不知什么时候破得只剩了下半截，姥娘便用它装书。从我能记事起，就经常扒拉着那些书看。虽然不识字，只能看里面的插图，但也觉得那是个奥妙无穷趣味无穷的世界。等到上学后认得一些字了，它們更成了我的心爱之物。

我当上民办教师，当天就去告诉姥娘。她听了不胜欣喜，说：“好呀，你老姥爷当过私塾先生，你姥爷当过八路军的教员，你三姨正当着，你现在也当上了，是第四代了。”经她这么阐明，我忽然有了一种庄严感、使命感。我说：“我得好好看看俺姥爷俺三姨的书。”姥娘指着两只篓壳说：“看吧看吧，你当个大书虫，把这些书都吃进肚子里！”

书虫，我在那两个篓子里见过，它们的身体呈银灰色，长约一厘米，乱钻乱拱，专吃纸页。姥娘每年都在三伏天选个晴朗的日子，把两篓书搬出去，摊在院子里晒，但还是晒不绝这种小生灵。它一年年生生不息，让一些书上有了深深浅浅、形状各异的孔洞。我读书时，面对一些句子的断掉、画面的残缺，咬牙切齿地痛恨书虫。

1970年冬天，我变成一个圆足方颅的书虫，有空就去姥娘家，在书堆里乱拱。这时我发现，姥爷和三姨的书，汇集了新旧两个教育体系的施教内容，对比鲜明，趣味迥异。我常常看过姥爷的《三字经》，再去看三姨的《动物学》；看过三姨的历史教材，再去看姥爷的三民主义读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抗战前夕姥爷在临沂买的几本小说集，其中有《阿Q正传》《沉沦》《超人》等，汇集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名篇。还有一篇我记不住篇名与作者了，但其中的情节让我终生不忘：在一个月夜，在一片山地里，两群敌对的士兵持枪靠近，准备厮杀。然而，这时在他们中间的旷野上突然响起了笛声，是一个人冒死吹奏的。笛声是那样美妙，哀婉，结果把两队士兵都感化了，他们放下枪支，握手言和，在月光下一起歌唱舞蹈。这篇作品，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了我反战反暴力的一贯立场。三姨读中学时，语文课分为《语法》和《文学》两门，那几本《文学》课本，也让我深深迷恋，因为其中有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佳作。

我读姥爷留下的《三字经》，还直接促成了一本夜校教材的诞生。那时候上级要求在成人中扫除文盲，扫盲的任务由各村教师负责。宋家星联系三个村的团支部，让他们开会动员，并让三个村各买一盏汽灯，供夜校使用。因为没有教材，宋家星让我主笔编写。我接受了任务，就从《新华字典》上选了两千来个字，仿照《三字经》，三个字一句，编成顺口溜。两千来字抄在一张大纸上，每用一字，就从纸上勾掉，不能有重复使用的。这就有了难度。有时候为了安排好一个字，要反反复复折腾，累得我头疼欲裂。当然，新《三字经》的内容，都是紧扣时代要求，革命色彩浓厚。当时上级规定，一个人认识一千五百字，就算摘掉了文盲帽子，我好不容易才让新《三字经》达到了这个字数，而且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教材编完，经老师和团干部们讨论审定，就买来钢板、蜡纸和油印机开始印刷。由于缺乏经验，刻字力度过大，印不了多少，蜡纸上的一些笔划就在油滚的碾压下开裂，致使文字变形，字迹模糊。宋家星记得，有一位公社干部下乡，看了我们的操作，笑我们笨，搞得我们很没面子。

那个年代流行一个词语，叫“瓜菜代”，意思是没有粮食果腹，就用瓜菜之类代替。我们编印的这份教材也算文化上的“瓜菜代”。但是，夜校毕竟有了教材。开学那天，三间教室里汽灯明亮，带着油墨味道的教材发到了那些文盲、半文盲的男女青年手中，让我很有成就感。我和宋家星、王玉翠各教一个班，带领大家念，指导他们写。我们教夜校是有报酬的，每教一晚，生产队为我们多记两个工分。莒南人把汉字戏称为“蚂蚁爪子”，那些夜校学员经常在放学时总结：今晚上又学了几个蚂蚁爪子。然而，第二天晚上再到这里，有人还能记着，有人则说“就着糊涂喝了”。在我们那里，把糊粥叫“糊涂”，这话的意思是糊涂了，把学到的“蚂蚁爪子”忘记了。

我这只大书虫，胃口越来越大，姥娘家的那些书已经喂不饱我，我就在村里借书看。其实宋家沟的藏书人家并不多，有的人即使有书也不外借。我家住在村东岭坡上，再往上走一百来米就是一个制高点，叫“老围子”，因为在土匪横行的年代，这里曾经建起一圈围墙，供村里人集中居住以避匪灾。许多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站在“老围子”的废墟上，望着炊烟四起的村庄，从村南头看到村北头，就像小偷数算谁家有钱一样，数算着谁家有书，并且能借给我看。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村子中央的某一户人家有几本武侠小说，就上门去借。但书的主人告诉我，书没了，找不到了，我空手而归，羞愤交加。

见我爱看书，宋家星对我说，你可以到县图书馆借。我说，人家不认识我，能借给我吗？宋家星说，我有咱大队团支部的借书证，你拿着用吧。个人借书证，一次只能借几本，用集体借书证，一次可以借几十本。他的话，让我在黑蒙蒙的求知道路上突然看到了光明！

第二天，宋家星果然将一个红塑料皮的借书证给了我。星期天，我借了大队的自行车骑着，兴冲冲跑了四十里地跑到县城。进了图书馆，把借书证递上，漂亮的女管理员让我自己进去选书。那一刻，我心花怒放，幸福至极。我晕乎乎地走进书库，站到书架中间，像腾云驾雾进了天堂。我将手指拂过一串书脊，那种触觉像电流一样传到体内，让我的心脏颤栗不止。我想，这么多书，借哪些好呀？后来想，反正有借书证了，我要把这里的书都看个遍！于是，我就选了一些最想看的，如《红楼梦》等，抱着去了外面的借阅柜台。办完手续，我将书装进一个大包，捆到自行车座上，春风得意，欣然回村。

我没敢将书拿到学校，而是藏在家中的西屋里。晚上教完夜校回来，和我通腿睡觉的二弟已经进入梦乡，我就看起了《红楼梦》。灯是用墨水瓶做的，装了煤油，挂在床头的墙上。因为要省油，只让灯芯露出一点。我借助如豆的灯焰，像成了精的书虫，饕餮享用盛宴。《红楼梦》是四大本，第一本让我一气读到天亮。二弟醒来发现，告诉母亲，母亲训我：你可不能这样，点灯熬油不说，你睡不足觉，怎么上课？你照照你的那张脸，都熏成什么样子了？我到屋里照照镜子，只见我鼻孔乌黑，像个小丑。洗了洗脸去学校，我哈欠连连，语无伦次。我想，这样整夜看书真是不行，我不能耽误教学。后来，我晚上读到半夜，就强制自己放下书本。

虽然不再通宵达旦，但每天晚上都能看上半本。我看完手头的书，就到县城再借。我那时看书没有规划，什么书都借，就连《加纳史》、《蜜蜂的秘密》这样的书也读得津津有味。当然，文学名著也读了一些。图书馆里有一套鲁迅的书，白色封面，带浮雕头像，共20多本，我全都读了。

这一波读书高潮，持续了三年，直到我被调到外村担任代课教师，才恋恋不舍地交出了借书证。那个借书证中间换过，因为它被密密麻麻的书名填满了。

我永远感谢莒南县图书馆，是她在那个年头哺育了我，让我这个滥竽充数的小民办老师由“识仨教俩”变成“识四教俩”、“识五教俩”。

五、忆苦思甜

我至今记得那次上课时的混乱事件。

进入腊月，快放寒假，两个年级的课程基本教完，我组织学生复习。

我给三年级布置了算术作业，让他们去做，让二年级集体朗读课文。

第一课是一条毛主席语录，只有几十个字，学生很快念完翻页。

第二课是《心中只有毛主席》，讲毛主席的好战士年四旺的事迹，篇幅占两页，学生们念得还算顺溜。

第三课是《鲁米的心愿实现了》，讲阿尔巴尼亚十三岁的小姑娘，叫鲁米，她常常梦见毛主席。她跟着艺术团來中国访问，毛主席接见了他们，鲁米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然而，这一课刚开始念，就有男生捂着嘴笑，边笑边瞅女生，女生们则小脸羞红，不再念书，让集体念诵声变得单薄而凌乱。我心中诧异，正猜想这是怎么回事，有的三年级男生瞅着二年级嘻嘻笑道：“俺儿把你压。俺儿把你压。”

几个二年级男生不甘示弱，扭头回敬他们：“俺儿把你压！俺儿把你压！”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笑话：因为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特别友好，经常放阿尔巴尼亚拍的电影。这天，县电影放映队又到某村放了一场，有个姑娘因为有事没能去看，第二天问一个老太太：“昨天晚上放的是什么电影？”老太太说：“俺儿把你压。真好！”听了这话，姑娘气得扭头就走。

学生们相互戏谑，肯定是因为这个笑话。我将黑板擦反拿在手，让它的木质背部猛击讲课桌，大声喝道：“给我老实！”

但学生们还是不老实。三年级的男生们余兴未消，在那里交头接耳，唧唧咕咕。有一个和我同岁的，还与同桌你一拳我一掌，打闹起来，引得全班学生扭头观望。我很生气，决定惩罚一下该生，就让他到讲台前站着。他不肯，依旧笑嘻嘻稳坐不动。我走过去拽他，他还是不肯，二人就在那里僵持起来。我想，我必须把你弄到讲台前罚站，打压你的嚣张气焰，于是猛然发力，将他从座位上拉了起来。他可能是让桌子腿绊了脚，竟然一下子趴到我的身上，将我压倒在地，让我彻彻底底“斯文扫地”。

这时，许多男生都笑着拍手：“俺儿把你压！俺儿把你压！”

压在我身上的男生觉得自己挨了骂，放开我跳起身，抡着拳头打人。被打者奋起反击，课堂顿时成为战场。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走上讲台将黑板擦拍碎，将嗓子喊破，才制止了下面的混战。

我教的是复式班，两个年级共处一间教室，按下葫芦起来瓢。不是这一帮干扰了那一帮，就是那一帮吸引了这一帮；不是这边吵起来，就是那边打起来，让我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我知道，有的老师采用体罚手段，对调皮学生拳打脚踢，扇耳光拧耳朵。我也用过这些办法，可是因为力气不够，刚一出手，强悍的学生勇猛反抗，反而将我给体罚了。后来我就不敢轻举妄动，只动口不动手。然而，语言的力量在学生那里像放屁一样轻，他们我行我素，想闹就闹。在我家乡方言中，形容秩序不好的课堂为“蛙子汪”（蛙在这里读wái），意思是像一个青蛙聒噪的池塘。那时候，我整天守着一个“蛙子汪”发愁。即使放学回家，一想到明天还要去上课，头就隐隐作痛。

“蛙子汪”不止一个，每个班都有类似表现，只是程度或轻或重而已。怎么办呢？有的老师出谋划策：“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咱们应该搞一搞阶级教育。于是，学校决定请贫管组做报告，忆苦思甜。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当时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做法。各个学校都有“贫管组”，全称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其职责是管理学校，对师生进行阶级教育，有的还负责学校建设。

各个学校的“贫管组”，经常举行忆苦思甜报告会。他们多是苦大仇深，讲起在旧社会受的苦，声泪俱下；说起翻身得解放，在新社会过上甜蜜的幸福生活，眉飞色舞。这样的鲜明对比，旨在教育听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珍惜好日子，坚决跟党走。当时我们公社中学“贫管组”有一位身世特别苦、也特别会讲的贫农妇女，是王祥大队的王秀芹，她不光在村里讲，在公社讲，还多次到县里讲，是莒南县贫下中农协会的骨干。我曾经在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听过她的忆苦思甜报告，只见她一张嘴就泪流滚滚，从黑黑的脸腮上串珠一般落下，极具感染力。我一次次擦拭眼泪，时间不长就把手绢湿透了。

但也有一些“贫管组”成员不擅演讲。有的说上几句就没词了，只管擦眼抹泪。有的过于笼统，只讲“旧社会可苦了，新社会可好了”这样的话语。还有的讲着讲着下了道，甚至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譬如说，有一位老贫农对学生讲，他的雇主对长工可好了，每逢收种大忙时节，都给他们蒸白面馍馍，炒猪肉菜，让学生们听得涎流不止。还有的“贫管组”成员，忆苦时竟然忆起了1960年怎样挨饿，自己和家人差点儿饿死，主持人急忙打断他的报告，让他下台休息。

宋家沟小学的“贫管组”由三人组成，来自三个村。宋家美是组长，“文革”前担任一村副大队长，但他的成分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中农。让他当组长，是因为他为人正直，敢于负责。来自二村的叫高开秋，是一位贫农。来自三村的叫丁甲友，是一位老八路、残废军人。

我们学校的忆苦思甜大会，先请贫管组长宋家美讲。他因为出身中农，没受过多少苦，就讲村史。讲宋家沟过去多么穷，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多少人被活活饿死。共产党来了，贫下中农才过上好日子。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掌握政权也靠这两杆子。你们小学生要好好学习，学好文化，接革命的班，掌革命的权。

学校还请几位老贫农讲过，其中一位是贫管组成员高开秋的爹，被人叫作“老高三”。他口才不错，语言生动。他讲他爹原来在临沂东乡给人雇活，因为得罪了地主，只好带著一家人外出要饭。走到宋家沟，正是秋天，发现北风将一些树叶、篷篷草刮进村东北角的一条大沟，想起在老家住的时候整天为烧草发愁，就说，这里不缺草，咱们住下吧。就在村边搭了个棚子，落下脚，成为宋家沟的村民。“老高三”讲他家如何被地主断了活路，讲他要饭途中如何受尽欺凌，遭人骂，遭狗咬，全校师生听了无不掉泪。忆完了苦，他又思甜，说没有共产党，他一家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搞修正主义，想让咱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咱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他这慷慨激昂的表态，激起热烈掌声。

每次忆苦思甜大会结束，主持人宋家星都做总结讲话，要求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老贫农讲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自觉遵守革命纪律，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听过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各个班级的课堂纪律有所好转。我在班里，一旦发现学生不认真听课或者调皮捣蛋，就让他们想一想老贫农高爷爷受的苦，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确。这样讲，效果尚可，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再这么讲，有的学生就在下面嘟囔：“天天讲老高三，天天讲老高三。”

我知道，他们是听腻了。那么，不讲“老高三”讲什么？恰在这时，上级发下一份阶级教育材料，是北京鼓楼中学军宣队指导员陈战武的《忆苦报告》。据说，这个报告在全国到处引起轰动，教育效果特别好。我一看，果然不同寻常，因为这个从东北参军的陈指导员太苦了。他家里有祖父母、三个伯父和父亲、两个姑姑，因无房无地，只好住在破庙里。日本鬼子抓壮丁，被地主引导，抓走了他的大伯、二伯。大伯组织共产党员和鬼子斗争，被鬼子用铡刀铡死，二伯给关在屋子里烧死。地主又抢三伯给他家放牛，怕他为穷人报仇，将他捆起来淹死。爷爷病死后，地主又用15斤高粱将他父亲买去当奴隶，这15斤高粱还是烂的，不能吃。他父亲被捆在大磨上，挨皮鞭，做牛做马。日本鬼子为了做实验，又把他的两个姑姑抓走，在破庙里支起大锅，把两个姑姑肚子割开，挖掉心肝，扔进油锅。此后，破庙里只剩下奶奶讨饭度日。熬到1938年，母亲生下他才三天，就被地主抢走当奶妈，不用时就关进水牢。母亲在地主家监狱的墙上掏个洞逃回家中，又被抓回，遭受酷刑折磨致死。此后陈指导员跟着奶奶讨饭。奶奶死后，他到了地主家，从“隧道”里钻进去，看到他的父亲脖子上挂着铁锁链，还被拴在那儿推大磨。这种残酷生活，直到1948年解放才结束。这个忆苦报告太典型了，讲述人的遭遇骇人听闻。我拿到班上读，边读边哭，学生边听边哭。大家涕泪交流，擤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许多桌子腿都被抹得油光发亮。读完这份报告，我擦干眼泪趁热打铁，把学生教训一番，让他们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云云。

我记得，我在班上读这份《忆苦报告》，读了好几回。但后来学生也听腻了，我无论怎样带着感情读，也催不下他们的眼泪。我便再找新的材料。我想起，家里有一本《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一本《大店庄阎王》，是父亲前几年开会，上级发的，我就拿来读上面的内容。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是山东省1964年办的阶级教育展览会的内容介绍，图文并茂，有五百多页。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忘阶级苦 永记血泪仇》，第二部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一部分，有《帝国主义欠下山东人民的血债》《蒋匪帮的滔天罪行》《地主阶级枷锁束缚下的农民》《旧社会工人的苦难生活》等几章，每一章都有十来篇文章，其中有控诉栖霞县大地主牟二黑子和莒南县大地主庄阎王的罪恶史的，我读了一篇又一篇。

《大店庄阎王》一书很薄，只有31页，是中共莒南县委办公室编写，山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此书讲庄阎王如何为非作歹，欺压穷人。其中有几件事情令人发指：一个地主家的少爷买来一支新枪，想试试是否能用，就把一个长工当靶子打死了；一个地主婆喜欢养蝈蝈，丫头给她喂，这天不慎碰掉蝈蝈的一条大腿，被地主婆用皮鞋打得满地乱滚，遍体鳞伤，还要每天学蝈蝈叫；贫农魏学敦见一只鹰来抓他家小鸡，用锨将它打死，结果被鹰的主人庄阎王逼迫筑鹰坟，出鹰殡，披麻戴孝，走一步哭一声“鹰爹”。听了这些，我的学生义愤填膺，对万恶的旧社会和地主阶级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一些男生骂骂咧咧，要操庄阎王的娘和奶奶，声称要是见到大店的地主羔子，一定把他活活砸死，为贫下中农报仇。看那劲头，要是前几年在宋家沟任教的庄老师还在这里，一定逃脱不了这些学生的无产阶级铁拳。

我搞的一次次“忆苦思甜”，尽管在课堂上起了一些效用，让那些调皮学生有所收敛，但他们普遍健忘，再上课还是不够老实。加上我年龄小，文化水平低，树不起威望，教室还是经常成为“蛙子汪”。我一筹莫展，烦恼无穷。

1990年我在山大作家班学习，回莒南时去大店住了两天，对庄姓地主的情况做了采访，还同当年的老长工直接交谈。我了解到，大店庄氏家族以农耕立业，教育起家，后来拥有良田万顷，家财万贯。自明万历年间至清末止，共考取进士8名，举人23名，20名拔贡，先后有300多名致仕为官者。庄姓地主中，为富不仁的情况是有一些，但远没有书中讲的那么严重，好多情节都是杜撰出来的。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地主被人叫作“庄阎王”，是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在大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让一位叫乔迁的画家创作一本提高贫雇家阶级觉悟的画册，他画了一个胖胖的罪恶累累的主人公，把他叫作“庄阎王”。其实，庄氏家族中也有善人，也有开明士绅，还有才情极高的文人学者。尤其是庄陔兰先生，为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被选为第二届国会参议院议员，担任过山东图书馆馆长、《重修莒志》总纂、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的国学老师，在当地有口皆碑。我写的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其中一些素材就来自这次采访。《君子梦》一书中的方翰林，原型就是庄陔兰。

大店庄家，凡是家境不错的，都有自己起的堂号，到清末民初，著名堂号有七十二家。据说当年这里的瓦房鳞次栉比，一眼望不到边。抗战期间，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大学都驻在庄氏庄园内，1945年8月13日，还在这里成立了山东省政府。但是，当我1982年第一次去那里时，走在主街上竟然看不到一间瓦房。问当地干部，他们说，保留下来的只有几间，其他的几千间都在建国初期拆掉了。我问为什么拆掉，他们却说不清楚。1990年我去采访，终于弄清了原因：土改中，那些房子都分給了贫下中农，但到了建国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大家听说又要“共大堆”，房屋土地全部交还公家，有些聪明人就赶紧拆掉分到的房子，把砖瓦木料卖掉，另外建起一些简陋房屋栖身，将赚到的钱用于吃穿消费。一时间，贫下中农相互学习，纷纷拆屋，除了公家用的几间，其它的几千间灰飞烟灭。我听一位采访对象讲，1936年庄陔兰答应去教“小圣人”，孔府派一辆汽车去请，大店的头面人物为他送行。到了大店镇外，庄陔兰回头看看，说道：“你们看看，大店还有吗？”送行者莫名其妙，说怎么没有？不是在那里吗？庄陔兰凄然一笑，上车而去。果然，十八年后，那个极其气派的大店镇被轰轰烈烈地拆掉了。而胶东栖霞县的牟二黑子庄园，其规模远远比不上大店，却因为建国后被部队占用，保存完好，改革开放后成为旅游胜地。莒南县决定弥补这份缺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建了一大片瓦房，挂起了“一一五师司令部纪念馆”、“山东省政府纪念馆”、“庄氏家园”等几个大牌子，办起了好几个展览馆，让这里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六、扫墓

宋家沟东岭，有一片十来亩大小、长方形的社林，即公共墓地，主要用于埋葬客死者和早夭的孩子。客死者，指那些要饭的，流浪的，突然在宋家沟死了，大家做个善事，让他在此入土为安。这样的情况毕竟不多，社林主要用于收容死孩子。过去，农村人在生育方面广种薄收，孩子十有二三不能成活。一旦“殇了”，大人就用谷秸把他裹起来，抱到社林里，刨个坑埋掉，致使社林里小坟堆密密麻麻。实在找不到空地了，有人就把死孩子往里面一扔，撒手回村。还有人见孩子无救，不等到他咽气就往这里扔。所以，过去社林是个让人十分恐惧的地方。如果遇上一场传染病，社林里童尸累累，野狗抢食；夜间则是阴风阵阵，鬼火幽幽。谁走到这里，都是掩鼻而行快速离开。

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医疗条件好转，往社林里扔的孩子渐渐稀少。村里见那么大一片地闲着可惜，就把其中的上百棵柏树刨掉，套牛拉犁，将这里开辟成耕地。因为白骨在黑油油的土壤里随处可见，栽地瓜的时候好多人不敢动手。生产队长反复动员，一些勇敢的壮劳力才跟着他下地，将一些小地瓜栽到了垄上。这些“窝地瓜”长势凶猛，生下好多地瓜崽子，一个个都长成婴儿脑袋大。秋天收获，大家分到手不敢吃，煮熟后用于喂猪。

我堂叔赵洪亮说，社林平掉后，他经历过一件奇事：有一天晚上他去东岭的油坊，经过社林北头，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往前看看，本来能看见油坊窗户发出的光亮，此时不见了。回头看看村庄，村庄不见了。再仰脸看看天上，星星也没有了。他知道，自己是遇上了老辈人讲的“挡”。他胆子大，继续走，结果掉进了路边的坑里。爬出来摸到路面再走，走了几十步，眼前豁然明朗，刚才消失了的东西全部重现。此后，他又接连试验了两个晚上，每次走到这里都是这样。

社林没了，只留下林子边的一座坟墓。里面埋着一位客死者，是八路军女护士。我小时候每从社林北边的路上经过，都能看到这座坟墓和墓前那座褚红色石碑，有几次还走到跟前仔细观察。听说这位女八路叫赵传香，心里就有了几分亲近，觉得她像我的一位姑姑，因为我的二姑叫赵洪香。

我上学之后，每年的清明节，都和老师同学一起过来扫墓。听老师讲，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山东有平民医院，其实是野战医院，其中一个医疗所曾经住在宋家沟。医疗所里有医生，有护士，专门抢救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赵传香是一位护士，只有二十来岁，却在工作中累出了病，1945年牺牲在宋家沟。第二年，她丈夫来给她上坟，还立了碑。讲完，老师又念碑文给学生听。我因为年龄小，听得似懂非懂。

有一天我去姥娘家，把扫墓的事讲给她听，她忽然说：“我偷过她们一片褯子。”

“什么？偷她们的褯子？”我大惑不解。

姥娘脸上带着羞容，点点头道：“是真的，我这辈子就当了一回贼，去偷八路军护士的褯子。”

姥娘向我讲，她先后生下五个孩子，只活了三个丫头。另外两个小子，都是生下不久就“殇了”，埋进了社林。她很伤心，担心自己会成为“绝户”，盼着再生一个男孩。和她要好的女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去偷别人家的一片褯子。偷褯子还不能随便偷，要偷大人好、小孩也好的。这样，把人家的福气偷来一些，自己的孩子就会好养，活得长久，能接续宋家香火。姥娘相信了她的说法，却下不了偷的决心。她说，咱是正经人家，良家妇女，怎么能去偷东西呢？可是想来想去，还是要生一个强壮儿子，她终于打定主意去偷。

姥娘说，那时她整天琢磨，到底去偷谁家的褯子。在村里转来转去，把那些有吃奶孩子的人家都看过，总觉得那些褯子又脏又破，都不如女八路用的。那时候，八路军的一个女护士刚生了孩子，没事时还抱着孩子上街。那孩子长相周正，人見人爱，谁都想抱上一抱。我姥娘就抱过一回。她记得，那小子两条腿很有劲儿，蹬得她肚皮生疼。女护士带孩子，当然要用褯子。褯子是用崭新的白布做的，煞白煞白，面料也好。姥娘想，八路军整天东跑西颠，生下的孩子还那么壮实，偷她们的褯子用，孩子肯定好养。于是，她就下决心去偷女八路的褯子。

那个偷的过程，在姥娘的感觉里十分惊险。她用这样的话向我形容：吓死了，丢死了。我知道，“吓死了”是因为紧张；“丢死了”是因为羞耻。她说，她是趁着女护士到邻院工作，有几片褯子正好晒在外面，她的房东恰巧不在家，她才走进那个院子，扯走一片揣进怀里的。那时，孩子可能睡了，屋里安安静静。

听到这里，我问姥娘：“你是不是偷了赵传香的？”

姥娘摇摇头：“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护士叫什么。反正，不是她的，就是别的护士的。”

姥娘把褯子揣回家，藏起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此后，她心惊肉跳地上街，听人们是否在说女八路丢了褯子。但她没有听到，多日过去也不见动静。她想，可能是女八路粗心，没发现褯子让人偷了；也可能是发现让人偷了，她没有声张。

八路军在我们村住过一段时间，又去了别的地方。我姥娘的偷盗行为终究没有暴露。

此后，刚满四十岁的她，便盼望着早一点用上这片褯子。可是，我姥爷没能让她实现夙愿。姥爷那时参加了革命，很少回家。有一回，姥爷在沂蒙山区与日本鬼子作战时受伤，好长时间没有消息，姥娘整天哭泣，还去外村找算卦先生卜问下落。好在我姥爷只是胳膊伤了，养好后又去莒县担任农场场长。姥爷也是想和老婆孩子团聚的，有一次派部下牵了一匹高头大马，接家属去莒县小住。他的大女儿是我母亲，生前多次向我讲过，她十来岁时坐上那个高高的马背，听着村里人表示羡慕的话，心里有多么恣。然而，姥娘与姥爷相聚，却没有怀上孩子。1948年，姥爷成为南下干部中的一员，牺牲在洛水之滨，姥娘的梦想彻底落空。

姥娘说，那片褯子，她一直留着，经常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就哭。

我问姥娘：“后来呢，褯子到哪里去了？”

“给你用了。我藏了多年没用，等你生下来，就给了你娘。”

我不大相信，就回家问我母亲。她说，是有那么回事。那褯子真白，真壮，真是给你用过。

那一刻，我觉得我和赵传香一下子拉近了关系。我，竟然用过她或者她战友的孩子用过的褯子！

我很想知道，和我共用过一片褯子的男孩，后来怎样，现在在哪里。

我姥娘还告诉我，那时候打鬼子的不光是八路军，还有五十七军，五十七军在庄北边死了好多人呢。我问她，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她说，是民国二十八年，八路军来宋家沟之前。五十七军的缪军长在宋家沟住过，骑着高头大马，可威风了。他走后，这里驻着他的一个旅，旅长姓王。他们在宋家沟住着，到处打鬼子，抓来鬼子汉奸就杀死，埋在庄南一个坑里。鬼子汉奸恼了，那年冬天就来打五十七军。五十七军和老百姓，赶紧到外边躲着。鬼子来烧了好多房屋，村里火光冲天，还杀了好几个人。过了两天，五十七军摸黑来打鬼子，想不到中了埋伏，在庄北边的大沟里死了七十二个人。等到鬼子走了，老百姓就把这些死尸收拾收拾，埋在一块沙地里，后来这里就叫北大坟，把庄南边埋鬼子汉奸的地方叫南大坟。

姥娘说的这些，让我心惊胆战。我回家问父亲，他说是有这事。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北沟锄地，还能锄出一些枪子儿。有一回跟我二叔一起锄，比赛谁锄出的枪子儿多，结果是我父亲赢了，他一上午锄出十多个枪子儿。

1997年夏天，我带一位日本青年翻译家饭塚先生回宋家沟玩，吃了我母亲做的午饭，饭塚先生直夸饭好吃。他吃饱后去厕所，我父亲在屋里对我说，他一辈子见过两回鬼子：一回是当年五十七军抓了几个鬼子，绑在河边的树上，他和村里人都去看；再一回，就是今天见了这个青年鬼子。怪不得他叫饭塚，真能吃！

我以教师身份给赵传香烈士扫墓，是在1971年的清明节。头一天，我和同事宋家壮去村外割来一些柏林枝子，扎成一圈，又找来一些秫秸，截成等长的几段，在中间绑出一个五角星。王玉翠负责做白花，她用白纸裁成小方块，卷到筷子上两手向里挤，把筷子抽出来，这片纸就成了有许多皱纹的花瓣儿。再拿来糨糊，将纸花瓣粘成花朵，用细铁丝拴到花圈上。宋世存老师裁出两条长长的挽联用纸，用毛笔在上联写上“革命烈士赵传香同志永垂不朽”，在下联写上“宋家沟小学全体师生敬挽”。

第二天早饭后，全校学生集合，打着红旗抬着花圈，在老师带领下去了东岭。刚改作耕地的社林此时还没播种，满地的荠菜开着白花，似在响应着扫墓活动。

贫管组长宋家美和老红军杨富元早已等在那里。杨富元挺着五短身材来回踱步，像在思考事情。我知道，杨富元今天是应邀给我们做革命传统教育的，在宋家沟，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讲抗日。他是河北兹县人，当年参加刘志丹的部队，当过排长。后来加入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负伤后在我们村养伤，伤好后落户，娶妻生子。他觉得生活很幸福，生下第一个孩子叫荣华，生下第二个孩子叫富贵，“荣华富贵”之后又生了一男五女。他的二女儿是我的初中同学，四女儿是我的学生，都长得很俊。

在献花圈、默哀等程序结束之后，老红军讲话了。他操着大家不太懂的方言，讲赵传香的事迹，讲他的经历。他讲自己怎样参加红军，怎样成为八路军，到山东开辟敌后战场。讲到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生命垂危，被一位老人从死人堆里救起，藏在老人家中养伤，鬼子进村扫荡，他装聋作哑才躲过敌人搜查。最后，他教育学生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斗争精神，好好学习，成为革命接班人。

他讲完，宋家美又讲。我见老杨走到一边，离我很近，我到他跟前小声道：“我听说，五十七军在咱们宋家沟也打过鬼子，还死了不少人？”

老杨勃然大怒，向我瞪眼：“提五十七军干什么？他们是国民党！”

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发火，急忙说：“哦，不提不提。”说罢退后几步，忐忑不安地站着。

我曾问过父亲，北大坟在什么地方，他说，没有了，早就平掉了。

但我去找过。我走到村北那条大沟边，问一位在那里干活的老人，他向我指了指方位。我去了那里，只见土地平平展展，长着一大片绿油油的花生。我低头默哀，当年的枪声与杀声仿佛响在耳边。我用脚在花生垄间划动，希望能像当年我父亲锄地锄出枪子儿那样，在这里捡到子弹头，但是，湿土里空空如也。

2017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给亲人上坟，又去赵传香烈士的墓前站了一会儿。我见这里有崭新的花圈，便知道学校师生在节前来过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