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过年记》

爆竹声声

1

不用父亲喊，一大早醒了。腊月二十七，年前赶最后一个柴沟大集的日子。东方微白，父亲就开始准备赶集的口袋了。收拾妥当，坐上院落水井旁垫高的石头，点燃旱烟卷，深吸一口，烟雾和哈气喷出去，也是微白的，直直地冲向眼前的柿子树，烟气被或粗或细的树枝分为几股，扩散开，消散了。他在等我。

在鄉下，赶集是稀松平常的事，但腊月二十七的柴沟大集对我有不同的意义。这天，父亲允许我跟随他，到集上转转，说是见见光景。那时候，我七八岁的样子。如今回忆，绝大部分光景已很难浮现，依稀可见的只有那个爆竹市。因为在爆竹市看卖爆竹的、听绵绵不绝的爆竹响声正是柴沟大集对我的吸引。

家距离柴沟集市七里多路。四十多年前的父亲也许已预见到当今的汽车时代，所以他挖空心思，一毛一毛攒钱，舍不得买大金鹿或凤凰牌自行车。父亲背起空口袋在前面走，我紧随其后，甩开大步，往集市赶。那条路在我的记忆中不断伸展，像当年的日子一般窄瘦并泥泞。泥土的路，由坑坑洼洼串联，起起伏伏，弯曲如蛇行。大雪封盖了田地，远望近看都是白。村庄变得遥远，如生锈的图钉按在雪地上，时而有时而无。如果没有这条被脚踩车轧黑的道路，人行其中会茫然无助而迷失方向。父亲总是很小心地避开雪和雪水结的冰，近乎跳跃式地踩着泥土往前赶路，空口袋在他背上像破旧的门帘起伏着。我则相反，专门走被风吹皱的有雪的波浪的地方，为的是听到雪层因挤压从脚底发出的“吱吱”声，或干脆在雪水的冰上打个滑溜，双臂张开，像鸟一样享受片刻的飞翔。偶尔，父亲回身望一眼，有点担心，但并无话说，扭头继续赶路。

路上并不只有我们。路两边或远或近的村庄的人们也在往这条路上汇集，虽然通往柴沟大集的路不止一条。大家大步流星，蚂蚁般奔向集市。间或驴车、马车经过，车厢内拉年货，赶去集市兜售，无非是些蔬菜、家常器具、对联等，这是那个年代的商户，算有钱的人家。每当车辆通过，我们便让到路边，站定，目视他们远去。遇见认识的，相互打个招呼，也就“赶集啊”、“这么早”之类的话，车辆并不停顿。

跟随人流，我和父亲来到集上。我心里只装着去年的爆竹市，它们早已在我脑海炸响，恨不得让父亲径直把我带到那儿。但是程序并不是这样。父亲要先选购对联、窗旁、过门签、年画、蜡烛、香、烧纸，有时还有轴子等。之后专门用去一些时间选购筷子。筷子每年更换一次，大年夜全部用新的，包括给被迎进家门供奉在堂屋的已故祖先供桌上的筷子。这个传统自我记事起就有，只是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对新生活的某种寄托，也许希望有新的可喜的事情发生，也许为了家丁兴旺。只是新的事情在农村永远是偶然事件，生活总在平铺直叙、淡而无味地到来又远去，与筷子的新旧毫无瓜葛。

最后挑选蔬菜。年关销售新鲜蔬菜的并不多，那个年代物资紧缺，不像现在，物流发达，南方北方的时令鲜蔬应有尽有，甚至不需要预先买好，想吃，开车去趟超市即可。父亲买蔬菜比较挑剔，总是看了又看，选了又选，价格谈了又谈，试图找到那最好最便宜的。我竖起耳朵，听到隐隐约约传来的爆竹声，心急如焚，汗水渗出，顺着裤裆往下流，流到大腿变凉甚至结冰——再晚一点，那卖爆竹的人是否还在呢？但父亲并不急，千挑万选后，终于买下一小把韭菜、一扎菠菜、几根芹菜，装进已经鼓鼓囊囊的口袋，在他将口袋扛到肩上的瞬间，我看到世界原来一片光明，人生烂漫如花。

日上三竿后的时光属于我，节奏由我掌控。我穿过人隙，向集市西部飞奔。说是飞奔，其实只是提高了步伐的频率，比平时稍微快了些，但我心里是想推开人墙飞奔的。父亲扛着一米多长、直径六七十公分的口袋，搜寻我的身影，他显然有些吃力，可我还是希望他再快点。

爆竹市到了，黑压压一片人海，人声鼎沸，是只这个时刻才会呈现的热闹。黑是因为几乎清一色的男人，穿清一色的黑棉袄，他们将手揣在袖管内，有的抱在胸前，有的倒背身后，嘴里吐出热气，脸上的皱纹在兴奋中莫名的抖动，眼珠旋转，寻找刺激神经的所在。人头上面，寒冷气流里，起伏震荡着白中泛青的烟雾，是爆竹炸响后起的青烟，是我梦寐以求的颜色，它在岁末年前，开启了我对美好事物的憧憬。青烟袅袅上升，漫过垂柳和白杨，向更高的地方飘浮，最终消失在树梢顶端。

对了，应该向您描述爆竹市的环境。人群之外，零零散散的人家，房屋低矮，隐藏在高大树木下。树干拴着马、驴、骡等，它们或站或卧，间或嚼几口干草，一脸茫然，那大大的眼睛却清纯可爱。木制板车东倒西歪，匍匐于树丛，属于贩卖鞭炮的人家。车内存放着已经空了的纸箱，所有鞭炮早已搬到市场，赶完这个集，他们也要回家过年了。那里的安静与市场的热闹对比鲜明，几乎不见大人，只有几个如我这般大小的孩子逗动物玩，持续不了多久，他们也跑去爆竹声声的市场了。

爆竹市其实是占用了一个干涸的大坑，我们叫它湾。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个湾，除了大小，没有别的区别，旱季用于蓄水，雨季用于排涝，因此，湾一般位于村庄中部低洼地带，是过去村庄的标准配置。柴沟爆竹市的湾非常大，呈鹅蛋形，也够深，却无积水，底部黝黑，长满野草，干枯后，积了厚厚一层。湾四周的树木特别高大，一般为杨树、柳树、榆树、梧桐等，夏季阴凉浓密，是纳凉消夏的首选场所。如今，湾底存蓄了雪，覆盖了野草，被众人踩踏后，黑白交织，狼藉一片。

湾沿一圈，满是卖鞭炮的商家，各自独立又挤靠，几乎没有间隔。他们的外围和湾底，站了密密麻麻围观和购买鞭炮的人。外围的，多是大人，湾底的，多是孩子。大人静观商家竞争，看好哪一家，便上前问价，合适满意便掏钱买几挂，笑眯眯地离开，再看一会儿，急匆匆往家里赶，算是结束了一年中最后一个柴沟大集。湾底的孩子们，前呼后拥，抢夺那些没有炸响的鞭炮，我们叫它哑炮，捡到后，仿佛得了宝贝，迅速放进口袋，用手牢牢摁住，生怕被人抢走。口袋满了，也不愿放弃搜寻争夺，瞄见岸上的父亲火了，才十分不情愿地爬上去，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我钻进人墙，到达湾沿处，环视所有的鞭炮商家。比起捡拾哑炮，我现在更渴望看到此起彼伏的鞭炮燃放。因为离大年只有三天了，鞭炮卖家今天上午希望将存货全部出手，下午便可往家里赶，有的商家距离遥远，要用一天一夜甚至两天两夜才能到家，因此，这个集他们兜售得特别卖力，也更情愿多燃放一些，吸引购买。这个上午，是鞭炮齐鸣的上午，对于我，是名副其实地过年。它让我心花怒放。

那个又矮又瘦又黑的男人站起来了。我认识他。他去年也在这里。他站上一只大木箱，嘴角叼着烟卷，烟雾从另一只嘴角喷出去，气度非凡。他环视四周，并不着急喊话。他的眼光像鹰，锐利，钻心。他放眼世界，整个湾安静了，但他依旧不说什么。我兴奋地盯着他，他就在我对面，隔着宽大的湾。窒息是我此时的感受，手指几乎戳破了棉袄口袋。他立在木箱上，玉树临风，像鹰展开翅膀滑翔着巡视田野。他的双手握紧足足有六米长的竹竿，左右略微摆动，像要分开寒冷的北风。之后，他将竹竿探向湾底，探向那个在湾底手拿一挂鞭炮的同伴，同伴将鞭炮利索地挂在竹竿顶部的铁环弯钩上，长长的一挂，足足有五百头。他并不着急让同伴点燃爆竹，而是举起来，竹竿下弯成月牙形，仿佛钓鱼竿钓到了一条大鱼。他将鞭炮左右摇晃，向所有人展示这挂鞭炮的雄姿。我爱死了这挂鞭炮，希望它永远在那里摇晃。他猛地吐掉吸了一半的香烟，那个烟头，用一条漂亮的光弧，飞向湾底。他开始吆喝，声音嘶哑，是最流行的烟酒嗓，穿透力如两块毛糙钢板的用力摩擦：“老少爷们——光说不放是假把式，又点上了，路过听响不要钱，买回家过个红火年了——”喊毕，示意同伴点燃，眼睛依然逡巡四周。同伴用烟头往爆竹引信一戳，引信爆开光焰，引响第一个爆竹，因为竹竿未及时抬到高处，爆竹在接近湾底爆炸，一声闷响，如重物相撞，释放一团电光。这是我期待的声音，爆竹市最大的声音，震耳欲聋。围抢哑炮的孩子们捂紧了耳朵。

他的表演并未结束，这个小个子男人，将鞭炮高高举起，几乎到达了树顶，他先是向左伸至最远，在极限处停顿，即将站立不稳时，由左向右慢慢移动，鞭炮在高空，在同一个水平面爆炸，一团团火焰像水上踩出的水花，却比水花明亮、耀眼。不一会儿，到达极远的右边，停顿后，再向左移动，他的嘴唇依然在动，哈气飞扬，但我已听不见他在吆喝什么，我听见的只有内心的春天鲜花的绽开声。

还沉浸在这无与伦比的表演时，父亲抓起我的手，走出人墙，绕过半个湾，挤进这家鞭炮摊，砍价，购买，与往年一样，父亲只买三挂鞭炮，头数不多不少的那种。大年那天，一挂用于傍晚迎财神，一挂午夜迎接新年。最后一挂存放几天，因为新年一过，还需用爆竹的炸响，追赶着送走它。

2

大年三十中午，吃了水饺，与家人围坐，喝茶唠嗑。茶是父亲精心准备的，虽不是什么上等好茶，也是父亲尽了最大能力买来的。记得小时候一般是花茶，茉莉花香比日常喝的浓烈。茶叶依旧是碎的粉末，茉莉花掺杂在碎茶叶末里，如夜空的繁星，闪亮并飘出沁人的清香。父亲仔细解开捆扎茶葉的牛皮纸细绳，再打开发黄的包装纸，半斤花茶和他的笑脸便呈现在茶几上。父亲偏好喝浓茶，总是先抓起一大把、再犹豫着用三根手指捏几捏投进白瓷茶壶，注入开水，盖上壶盖闷几分钟，然后倒进茶碗。茶水浓厚，黑如清咖，也像韩国料理店的大酱汤。父亲看看我，鼓励我喝一口：“好茶，尝尝，很香。”于是，与其说是我陪父亲不如说是父亲陪我喝起这种浓茶，一喝就是十几年，直到我离开高密故土。大学毕业后辗转于南方几个城市二十多年，每当遇到大酱汤，便会想起父亲的茉莉花茶。于是，隔段时间给父亲寄些茶便成了我的使命。每次回家过年，喝着三十下午的年茶，父亲总要回忆他的茉莉花，再好的茶，在父亲的口味里，总不如那浓烈的碎末茶香，其实他品的是对早已远去的中年时代生活的点滴记忆。

喝着三十的年茶，也是为等待下午三点去河东上坟这个时刻。上坟即是祭祖，是为了把埋入黄土的先祖们请回家一起过年。这段时间，母亲总是愿意参与进来，聊聊东家，再聊聊西家，最终总会聊到村里一年中又去世了多少人，因为什么原因去世，家里还剩下几个人等，直至聊到唏嘘难抑。我总是极力从记忆中搜寻母亲提到的去世不久的人们的影子，有的记忆犹新，有的早已模糊。对那些模糊了的人，母亲不厌其烦地说起过去的事情，希望我能清晰地记起此人的一切，在母亲的提示下，那些故人便真的出现了，一一从我眼前走过。

我出生的村庄在一条河的西岸，村庄不大，人口也不多，与高密的其他村庄一样，依河而居，平凡又普通。河的名字叫五龙河，河面不宽，宽阔处也不过百米。河的西岸高于河流东岸，岸边树木高大，沿堤岸的斜坡长满低矮的野枣树。儿时的五龙河，四季有水，水流清澈，冬天结冰，可破冰取鱼。西岸下，是一户一户的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代代，日子如河水，静静地流淌，极少有波澜。新人出生，老人离世，是村庄最大的事，每一次，几乎惊动所有人家。无论老幼，去世的人，都被送往河东一片果园下葬，如今，果园没了，种植了单一的白杨，丧葬的习俗却没有改变，黄土堆积的坟头不断增加，站在西岸望去，石质的墓碑林立，规模已不小于村庄。

三点左右，结伴去河东上坟的近亲陆续聚集到父亲这里，再喝过一杯浓茶，父亲起身准备上坟用的烧纸、酒壶、鞭炮，装进一只宽大的黑色手提包内。我则扛起早已准备好的放鞭炮用的竹竿，与亲戚们一起出门走去河东。这个时间，家家户户穿着新衣的晚辈们几乎都走在去河东上坟的路上，手提大大小小的包裹，肩扛竹竿，互相寒暄问候，走下河堤。

五龙河早已今非昔比。每年一次回到故土，每年一次走去河东，每年一次趟过五龙河，感觉变化最大的是这条河流。过去布满松软黄沙的河床，如今只有绵延不绝的大大小小的凹坑，沙子早被提前觉醒的有经济头脑的村民挖走卖掉了。河水已经成为资源，被上游层层截流，从我们村开始，宽阔的河流蜕变为干涸的沟渠。河流的堤岸，也成为寸土必争之地，铲平、变卖、租赁、抢占，植被被严重破坏，满眼狼藉，风光不再。只有挣扎于沙砾之中的野草，枯干着身体，摇晃在沿河刮过的寒风之中，像一首首哀歌。不知道深埋在河东的祖先们如何看待今生今世之人的作为。

踩着咿呀咿呀的哀歌，我爬上五龙河东岸，走向坟地。先民们的坟头大小不一，全部为黄土堆积，像一个个变形的玉米面窝窝头，倒扣在这片黄沙地上，隔开生与死。过去坟前没有墓碑，只有熟悉的人才能认出那个坟头是哪一户人家的祖先。如今富裕了，坟前都立了碑，写满了死者也刻上了活着的人的名字。死者的灵魂似乎都活过来了，看到了活着的后代们的孝心。墓碑的高低也似在比较着孝心的大小。

结群而来的人们分散到各个坟前，点燃烧纸，有多少坟头就有多少堆火光，青烟袅袅，北风卷起烧过的纸钱，旋转着飞向高空，又黑压压在不远处落下，汇聚到衰败的草丛中。取出烧酒壶，在每个坟前洒上一些，以告知先祖们，新年来了，又是一个好年，可以随孩子们回家过年了。而我每年来到这里，除了祭拜祖先，还要祭祀我少年时的伙伴，一位品学兼优的邻居。他年长我两岁，学习优异，无可争议地占据全公社第一名的位置，据说在初一时，已经读完了高中课程，成为公认的神童。那年他初中即将毕业，一场疾病终止了他的学业，也终止了他的生命，他让我深刻领悟到生命的无常。他的坟茔矮小，几乎贴近地面，爬满衰草，在偌大的坟头林立的旷野，那样孤单无助。每年来到这里，站在他面前，总有面对灵魂这个重大课题的沉重。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要么坠入地狱，要么升入天堂。我希望他的灵魂在天堂得以安息。虽然我并不相信纸钱会有什么用处——因为如果你去了天堂，又何须纸钱？而假如坠入地狱，那化开的纸钱碎屑，你又如何得到？我只祈求你走到神的面前，满怀感恩，得到救赎，得到灵魂永生的喜悦——但我还是怀揣思念，引燃了那一把无用的黄纸。

最后的议程是燃放爆竹。夕阳西下。白杨树林肃穆萧然。鞭炮挂在竹竿上，被高高扬起，电光火石的声音传遍四野。年正式开始了。我仰望那一声声炸响，已没有兴奋和激动。那些声音仿佛从远古传来，驾一叶扁舟，披星戴月，航行于生命的河流，永不回头。

3

上完坟走回五龙河西，心里装著列祖列宗，他们似乎也由河东堂而皇之返回了西岸的每家每户。也许祖先们真的能够回来，一年仅此一次，一次住两天，吃好喝好，大年初二晚被送走，过年便告了一个段落。这传统习俗在我的家乡高密呼家庄已延续了许多年，至今也没人愿去阻止它，只要村庄在，恐怕就会存在下去。无论你离开家乡走出多远多久，只要返回村内，便会身不由己地参与进来。

返回河西的路和走去河东的路几乎一致，只需涉过五龙河。夕阳又沉下去一截，不再光彩夺目，像块早已烧透的炭火，眼看从平原的尽头忽闪着余光落下去。风的寒气加重，枯草变硬，踩在上面发出折断的声响。上坟的人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父亲早摆好供桌，点上蜡烛，焚了香，烧过纸钱，坐在茶几旁喝茶抽烟，等候我们和祖先们一同回来。

傍晚来临，夜色挥舞取之不尽的墨汁，从一个村庄涂抹到另一个村庄，蜿蜒而去的河流隐匿了踪影，一两颗寒星经过，微光浮动，让大年夜更多了静谧深邃。此时，街上又出现了行人，鞭炮的光和震响冲破夜幕，撞击到窗玻璃上，带着刺耳的摩擦渗入屋内。该出门迎财神了。

迎财神是过年重大的项目之一，因为与燃放爆竹有关，我便有极高的参与热情。年幼时家境贫寒，除了燃放一两只单响的炮仗，再无别的花头。过了些年单响炮仗换成了两响，一只在地面先响，另一只被推送到空中再响，有的还会绽放漂亮的礼花，眩人心目。我们叫它二踢脚，一只一边爆炸，一边耍个倒挂金钩，将另一只踢飞，被踢飞的，恼怒之下，吆喝出更大的响声。如今生活好了，迎财神也要放一挂长长的鞭炮，甚至大型的烟花，噼噼啪啪响个没完，照亮半个夜空，可是却没了参与的激情，只是站在一边看着，偶尔莫名地笑笑，原因恐怕是人至中年，不再热衷于追逐绚烂了吧。

然而心里，还是渴慕还原那个少年的我，那个我更像自己，那些岁月更接近岁月，那些虔诚更接近本真。

那时的父亲是年轻的，听见街上迎财神的炮仗声时，他并不慌张，而是慢条斯理地端起茶杯，再喝几口，然后放下，起身走去另一间屋子，准备迎财神的灯笼。灯笼的材质是木条和玻璃。细木条封边，开槽，涂红漆。其中三面玻璃被固定在木槽内，只有一块玻璃可上下拉动。灯笼的上部和底部为木板封合，上部开直径五公分左右圆孔，以便透气。圆孔上用铆钉固定一拱形铁箍，铁箍顶部套可任意活动的圆环，用一根长半米的铁钎钩子做提手，钩住圆环，提起灯笼，便可四处走动了。

灯笼的光源是蜡烛，父亲挑选一根长十几公分的红烛，点燃，提起活动的玻璃，将燃烧的蜡烛向下倾斜，探入灯笼底部中心位置，让融化的烛液滴在上面，足够多后，把蜡烛翻转，烛光朝上，烛底朝下。黏合在烛液上，与灯笼凝固成一体，即使奔跑、摇晃，蜡烛也不至于倾倒。这样的灯笼，透光好，不怕风吹，用铁钎钩子提起，行走方便。年后十五元宵节，父亲提着这只灯笼，先是举到每个家人的脸上照一照，再到猪圈、牛栏、鸡窝等，凑到动物们跟前照个遍。他还会照树，照井，照门，照家具，凡属家里的一切，他都要照照。心情好时，母亲会催促他，走去离家几里的坡里，照一照即将返青的小麦。这样照着，心里就升腾起希望，当年若是好年景，便归功于这次的照灯。

现在，我们要提着红烛燃烧的灯笼，照亮财神，给他引路，走进家门，坐上炕头，给全家人带来一年的好运气。父亲庄重地将灯笼交到我手上，我提着它，沉甸甸的。父亲再从炕头取一叠烧纸，两三只单响炮仗，准备妥当，走出家门，走到村口，迎接财神。

每年财神总是选择不同的方向进村，而每次的方位，父亲早就知道，村里的其他人家也知道，我却一直摸不着头脑，只觉得这其中有很大的学问。今年我们必须面向西南方迎接它。寒风吹来，在村口打旋，比往年的强劲，夜空多了许多寒星，像眼睛一开一合盯着看它们身下光怪陆离的世界。我放下灯笼，烛光在地面摇曳，扩散成忽明忽暗的圆。我靠近父亲，为他挡风，他擦火柴，亮光一闪便被风吹灭，他继续取火柴，这次是两根，用力一擦，引燃了火柴杆，父亲迅速凑近烧纸，烧纸的光画出了一个更大的圆。圆内，燃烧着温暖。

终于到了放炮仗环节，我重新提起灯笼，举高到父亲眼前，让他清楚地看见炮仗的引信。父亲掏出小刀，贴紧引信轻轻一割，引信被割出一条伤口，黑色药末暴露出来，这样容易点燃。父亲割好带出来的炮仗，让它们直立于地面。他直起身，望向远处，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卷烟，含在嘴角，并不着急点着。他眺望远处，足足几分钟时间，对我来说却像过了几个小时。父亲终于点着香烟，深深吸几口，吐出烟雾的声音如同叹息。

父亲示意我走远点。他蹲在地上点燃一只炮仗，然后快步到我跟前，接过灯笼。炮仗喷出亮丽的火焰，足足一米多高，它也在折磨我，并不急于爆炸。就在我怀疑它是否能够炸响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不是由一个点而是起自四周，我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捂紧耳朵，父亲笑了，拍打拍打我的肩膀，然后走过去，点燃第二只。

放炮仗的时间如此短暂，我渴望再放一只，放十只，那样时间就会变长，年就会无限延伸，快乐和幸福的童年就会停留在那个时刻。为此，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去村口两只炮仗炸响的地方，仔细寻找它们遗留的痕迹。坚硬的地面，两个黑色的圆点，仿佛两只眯起的眼睛，对我微笑，长久地微笑。炮仗的碎纸屑有白，有灰，有红，染着霜，散在周围。

4

财神到家，置拦门棍于大门外。有棍拦门，意为挽住进得门的祖先财神们在家小住几天，留下吉祥平安财宝，年尽方可归去。形式寡味，内容无稽，只是那千家万户要讨好日子的殷殷心愿昭然毕现，恳诚之意感天动地。于是，遵大人的叮嘱，我手提灯笼，入房门即高声喊：“财神来了——”忙活年夜饭酒肴的母亲从大锅处抬起头，笑容可掬，朗声道：“快去炕上坐。”热乎乎的炕头，似乎真的有什么坐那儿了。

此际，若灯笼的烛光左右摇摆，上下跳跃，母亲难免神情忧虑。是不是起了风？在母亲的世界观里，年三十入夜起风昭示来年庄稼收成堪忧，所谓起风不收粮。我正无言以对时，父亲表现了男人风范，劝慰道：“一点点，一点点，无碍。”

农村过年，相比城市，味更足，年更浓。尤其喝年夜酒，自個儿家的没喝完，便坐不住了，要去别的家喝。凡家里的男人，除了尊长，不分老幼，放下自家酒盅出门走去邻居家，在这家喝几盅，再去那家喝几盅，几乎喝遍大半个村子，直喝至脑袋飘飘，脚下无根为止。喝得再多，也不会耽误午夜时分回家，吃团圆水饺，燃放辞旧迎新的爆竹。

午夜临近，父亲开始忙迎接新年。那些仪式，我自幼目睹，想想十分熟稔，若真自己操作，却一筹莫展。母亲烧水，灶下烧的是平时不舍得用的棉花柴、豆秸等，火旺，不起烟，大铁锅的水很快滚开了，这一锅开水，只下八只素馅水饺。水饺翻腾几个滚，熟透后，分别盛放四只新碗内，一碗两只，放置锅台备用。

院落中央，早预备一张矮腿长条桌，虽用了多年，依旧朴素如新。靠院南墙，一张四腿高椅，椅上置一尊香炉，燃三支高香，香味四散，弥漫整个院落，以敬谢天地。父亲一碗一碗地端出水饺，长条桌上放三碗，每只碗旁摆一副新的红色的筷子，第四碗端端正正放在香炉前面，同样放一双筷子。我站在当屋门旁，听候父亲吩咐，打打下手，其实心里惦记着已经摆在供桌上的鞭炮。父亲取来烧纸，又从墙角抱出一捆几天前准备好的谷秸和芝麻秸，放在长条桌和当屋门中间，面向南面，引火点燃。

谷秸混杂芝麻秸，极易燃烧，火势强劲，噼啪作响。烧纸微弱，瞬间化为灰烬。为什么焚烧谷秸芝麻秸，父亲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是祖辈相传，传下来的习俗遵守便是。年龄增长一些，我有点明白，但始终没得到准确解释。那燃烧的一定是些简朴的愿望，比如祈求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子孙健健康康有学识。秸秆立在地上，向上扬起橘红色火焰，高米余，映红了院落，树木仿佛睡醒了，用它们的影子跳起欢快的舞蹈。

祭祀后，父亲示意我取鞭炮。我欢快地跑进屋内，抱起供桌上那挂沉甸甸的爆竹，跑出大门，等候父亲。父亲依旧慢条斯理，重新点燃灯笼里的红烛，直到火光旺了，才一手提灯笼，一手拿放爆竹的竹竿，走到门口临街处。掏烟，点燃，吸几口，再望望天空，我也学父亲，仰起头，繁星点点，天幕清澈。时辰已到。他弹了弹烟灰，向烟头吹口气，烟头的火光明亮，也像一颗星星。

爆竹依次爆响，不急不慢，不慌不忙，从下往上冒着青烟，如日月从简而行，如旧岁渐次离去。炸响处，一团电光，中间白中泛蓝，四周白炽如昼，挥舞白袍，盖住黑暗。这是去旧的一刻，也是增岁的年轮，它推来新的希望，碾碎往昔的梦想。那条炸响的路，从我的童年，到少年，续接了青年、中年，有笑容无数，也有泪花点点，像那爆竹的纸屑，纷飞着五彩的光芒，洒落下来。

我手擎竹竿，看爆竹落地，听震耳雷响。邻居的玩伴突然冒出来，毫不惧怕枪林弹雨，冲进火光捡拾哑炮。我恨不得扔掉竹竿，参与抢夺，嘴里不断高喊：“走开，你们走开。”但是爆竹声声，淹没了我的喊声。

放完自家的鞭炮，我的大年才真正开始。扔掉竹竿，二话没说，冲进小伙伴中间，加入捡拾哑炮的行列。父亲站在街口对我喊了什么，根本无暇去听去想。那时，我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多捡一些爆竹。

我们大约四五个一般大小的伙伴，都是男孩，平时朝夕相处，关系融洽。但在捡拾抢夺爆竹这件事上，绝不相让，从不手软，甚至不惜恶语相向、大展拳脚。

我们高高耸起耳朵，好似灵敏的大狗，准确地判断方位。不管哪一家的爆竹，只要冒出第一个响声，便飞一般地奔去，像子弹射向目标，准确无误。我们跑啊，从村东跑去村西，从村南奔向村北，我们钻进“爆雨”中，跪或趴在地上，使出纯熟的摸鱼的本领，摸到一只，放入口袋，再摸另一只。直到全村沉寂下来，确定再也不会有人家外出燃放爆竹了，才失望地聚在一起，互相看看，默契地四散回家吃水饺，绝不向对方展示缴获了多少战利品。

大年初一，天刚明亮，凝视完迎财神两只炮仗留下的微笑，我们不约而同汇聚到邻居同伴的屋山东头，神秘地捂紧口袋，彼此用眼神挑逗一番，比试战利品的运动开始了。一个一个地来，每个小伙伴最先展示的往往是最差的小红鞭，好不容易剔出引信，点着后一声响，稀松平常。好的大的鞭炮都要保留到最后。

几十个回合后，有的小朋友口袋空了，脸上露出失望，像斗败了的公鸡，翅膀耷拉着，脑袋歪着，但绝无回家的意思，继续围绕口袋还鼓鼓囊囊的同伴转圈，之后他们只能听响，不能动手摸任何人的爆竹。比试继续，战斗酣畅淋漓，高潮不断，呻吟不绝。近中午时，只有一个人还有鞭炮，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

我保留了最后一只爆竹，仅仅比败下阵去的另一个同伴多这一只。这是一只最大的爆竹，乳白的身体，玉身皎洁，毫无瑕疵，让同伴们羡慕不已，垂涎欲滴。

我目视同伴的唾液滴到棉袄上，被阳光晒得惨白，留下腌渍般的痕迹。我使出绝招，掏出木刻的匣子枪，这是我精心雕琢了半年的秘密武器：枪杆上挖凹槽，一根喷雾器的空芯铁桶，被两头锯断留二十公分，嵌入凹槽，固定，探出枪杆约三公分。这枪居然有枪管，是一把好枪。后来他们都这么说。我巡视四周每一张脸，踌躇满志地将爆竹插入枪管，或者枪管插入爆竹，外面只露出它长长的引信。我示意可以点燃了，哗啦一声伸过来四五根燃烧的火柴杆。

后来，一声巨响，珍藏半年的匣子枪在我手里只剩木把，爆竹和枪管已不知去向。我茫然若失，走回家去，开始盼下一个年早点来临。如此这般，又长了一岁。

摆供

古稀之年的父亲一辈子坚持用心做的一件事，大概只有每年大年三十下午太阳落山之前，用去近两个小时，虔诚地布置家堂了。从我记事到今天，年年如此，从未中断，即使我始终认为这是件毫无意义的事。但是一个人，能够把一件几乎无意义的事持续半个世纪以上，且谦恭如一，从不懈怠，亦无疲倦，它本身便显示了某种价值和意义。此事很像一支蜡烛，点燃后开始燃烧，直到烛泪干尽。这从开始到结束燃烧的过程，对于它自己，是无意义的消耗，但对周围，对于某处漆黑的角落，它用生命，提供了光亮。

过去的农村，房屋低矮、阴暗、潮湿，远不如现在宽敞明亮。为了让家堂“富丽堂皇”，四壁生辉，距年关还数月，父亲即开始操持忙碌。三九隆冬，他徒步到邻村编席的人家，订购一领符合布置家堂的高粱席，为此要折返几个来回，确认尺寸、颜色、做工。尤其是席子的颜色，他选定的高粱皮子必须是红白相间的，席编成后，花纹漂亮，耐看喜庆。无论雪花飞舞，还是寒风刺骨，他总要亲自去取，扛在肩上，心满意足地走回家，摊开在炕上，招呼家人欣赏一番，再卷起捆扎好，放置在房间角落。摇钱树的杏枝，早预先物色过，等到年三十上午从树上剪断取回，枝杈均匀，长短参差，颇有小树的形状。糖果、点心、水果等，也是提前打好招呼让人预备的，因此品质有保证。

记忆最深的，是一对烛台。既省钱又称心的方法当然是自己做。他不知从何处弄来一截刺槐圆木，直径约二十公分，用手锯断为两截，高度也在二十公分左右，将圆木打磨成圆锥体，底座磨平，椎体顶部用木钻钻细圆孔，钳子钳住烧红的钢条自圆孔贯入，钢条嵌入圆木内，骨肉合一，再难分离。钢条高出圆锥三公分余，上部锉尖锐，蜡烛便可轻松插入烛台。最后的工序是涂漆，大红漆均匀涂抹，晾干后再涂一层清油，红色永不脱落。这对烛台沉重稳妥，比市面的工艺品烛台不知好了多少倍，父亲用了很多年，它们也一直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烛台不翼而飞，父母搬进城住，却把摆供的习俗带进了城。

家堂设于祖屋堂屋内。堂屋形同城市住房的厨房和起居室合用，与其他房间格局、大小并无区别，只是不用于居住。进房门一左一右各为大锅灶台，灶台旁立风箱一只，拉风箱吹火烧灶，烟火沿内屋大炕，再经屋顶烟囱，排出屋外，热量大多留在房内，冬季可取暖，夏天则增加了热度，烟熏火燎，燥热难耐。堂屋北墙窗下，是家里最具价值的家具，一张八仙桌，平时放置碗筷、笸箩、箢子等，一到过年则成为无可取代的供桌。

年三十下午临近三点，父亲喝罢茶，抽完烟，起身到堂屋，摸摸母亲上午擦拭一新的八仙桌，再目测桌面到房顶的距离，其实那些尺寸他早已烂熟于心。母亲此时唯唯诺诺像个受气丫鬟，屏息站立一侧，静候父亲吩咐。这段庄重的时间，即便被父亲刺挠几句，也得赔上笑脸，因为这一时刻，属于父亲和写在家堂轴子上面的祖先们。

父亲将预备好的报纸铺满八仙桌，再脱掉鞋子，人便站在上面。母亲迅速取来席、锤子和钢钉，再跑去屋外拿进四根早备好的尺寸合适的又长又匀称的高粱秸秆。父亲将新席贴北墙拉起，盖住后窗，用母亲递上来的高粱秆、钉和锤子先横向靠頂固定，再竖向固定两侧，一张席便服服帖帖地靠在了墙壁。父亲跳下八仙桌，将席在桌上摊平，用最后一根高粱秆在八仙桌靠墙处横向固定席面，席便直角拐弯平躺在了桌面，最劳力的阶段宣告完成。

挂家堂轴子父亲一个人便可完成，只需用竹竿挑起，送到墙席顶部，挂在预留的钉子上，轴子靠自身重量倚席垂落，下部滚轴正好到达八仙桌面。轴子已经用了多年，纸张泛出黄色，斑点可见，只是不知是否为高密扑灰年画真迹，后来我判断，以父亲当年的财力，应该是比较便宜的印刷制品，而非年画师傅亲手所画。只是我认为，真与假在供奉的内容和内涵上，并不存在什么区别。

每年上完坟回来，在跳跃的烛光下，我会仔细仰望那比我高出许多的轴子。小时候看不出个子丑寅卯，随着年龄增加，书也读了些，才了解了些许画面的内容。整个轴子，像祠堂的俯视图，局部又似剖面，里面的人和物一目了然。居高处的一男一女两位老者，应是家族始祖或可理解为人的祖先，代表已作古的先辈，他们面前立了牌位、供桌和供品，正在享受后人的孝敬。密密麻麻的竖格内，填写了已故人名，男左女右，对称为夫妻，也占据轴子的主要位置。最下端老老幼幼，分立祠堂入门台阶两侧，毕恭毕敬，作揖互拜，侍童们手提或肩挑食盒祭酒，伺候在大人后面，胁立两旁的大人物分别着明清两朝服装，似乎还在等什么人，时辰到了，再一起进祠堂供奉。

轴子中间格子两边有立柱，立柱贴对联，我家的对联是“祖德宗功千载泽，子承孙继万年春”，横批四字“永言孝思”。祠堂入门也有一副对联，上写“俎豆千秋永，本支百世长”，横批“一脉相承”。我曾对“百世”一词向父亲提出异议，认为应修改为“继世”。父亲皱眉问为何，我言说百世为限定词组，继世则不限定。父亲轻松笑着说无碍，又说家堂对联无非表达“俎豆馨香、慎终追远”之意，不必较真。此话一出，让我对务农一生的父亲的学问顿生敬意。在高密，大户人家的家堂轴子比小户人家尺寸更大些，因此对联的字数也就多出几个，但也不外乎“衍祖宗一脉真传曰忠曰孝，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之类，展现的是朴素的俗孝文明和边读书边务农的沧桑正道。

轴子上亦画有松柏梅竹等树木花草、鹤鹿兔狗等飞禽走兽，一是丰富了画面，二是寓意吉祥，寄托了正在生活的人们超越现实的美好愿景，即便现实人生总有许多不如人意。每当我在轴子跟前沉思默想，父亲总会悄悄离开，进到内屋，继续泡他的浓茶。

挂好轴子只是完成了摆供的第一步，供桌的祭品是早预备好的。新的大红筷子五双立于轴子前，筷子的空隙摆五只新花碟，碟内放糖瓜、蜜三刀、大蜜枣、桃酥、糖棍等，好的年头，再买些糖果，散置于盘子内，有时还会见到几个红红的大苹果，让我垂涎欲滴。

供桌上的三件大样值得记述。除非在农村，城里难得一见。准备的活都属于母亲，父亲只场外指导。首先用金黄的黏米制作一方年糕。年糕尺寸大小并不固定，每家每户视自家供桌大小订制，但一定是正方形的，有方正做人、稳步升迁的寓意。为让年糕美丽动人，制作时在年糕立起光滑的一面插进五个大枣，金黄的天空便多了等距离的微红的点缀，似乎闪耀着光芒。年糕完工后，再做枣山。枣山由十只用麦面制作的枣花叠起而成。面和到不软不硬，捏成细长条，东折西折，在母亲手里不一会儿变成了面的花朵。花朵呈三角形状，三个角各插进一个红色大枣，十朵花很快完成，在父亲的帮助下，固定在高粱秆制作的三角形框架上，按四三二一的顺序由下往上排列，一个无与伦比的等边三角形，制作完成后放置大锅内蒸熟，放凉取出，圆润而美好，用白而软的粗棉布盖好，直到年三十下午摆供时取出。枣山寓意着生活步步登高、人生放眼世界之意，殷殷之情，日月可鉴。

最重要的当然是摇钱树的制作。摇钱树的土壤是隔年饭。隔年饭是一碗金黄色的小米。金黄色的小米先是在大锅的滚水中翻几个滚，半熟时取出，放入碗内，挤干水分，让其凝固，圆圆的，高出碗沿五六公分的样子，周围插一圈大枣，杏枝的摇钱树从顶部中间插入碗内，不摇晃，不歪斜，顶天立地的一棵树，枝杈如手指，伸向四周。摆供时，父亲取来完整的三棵菠菜，让它们长在碗上，菠菜的绿叶覆盖了金黄的米饭。枝杈上，插上鲜绿的菠菜叶，是精挑细选的肥大的叶子，像一棵树长满了绿叶。过去用十元大钞置放树枝之间，如今用嘎嘎作响的崭新百元钞票。

摆罢烛台、香炉，插好蜡烛。红色蜡烛上金色的“福”字朝外，一进门就可看见，释放耀眼的金光。父亲自上而下，从左往右再细细检查一遍，感觉满意了，才长舒一口气，掏出卷烟，慢慢点燃，轻轻吸几口，对自己微笑。

香烟吸至一半，父亲迅速掐灭了它，放进棉袄口袋。他擦着火柴，点燃供桌两侧的红烛，等红烛的火光大了，再取三支香，凑近烛火引燃，毕恭毕敬地置入香炉。烛光烟晕，袅袅娜娜，如迷幻的梦境。

父亲退后几步，凝视家堂，神情肃穆。母亲忙不迭地从内屋抱出秋天新收玉米剥下的内皮编织的蒲团。蒲团在烛光中反射着星星的白，像极了那枚九天之上滚圆又丰满的月亮，款款地飘落在父亲跟前。父亲屈膝跪下，向家堂三叩九拜。他祈求过什么呢？我不得而知。

贴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居住条件差，大都是土坯房。房屋低矮，院墙低矮，树木却显得高大。在干打垒墙外，踮起脚，一眼便可把不大的院子看个干干净净：一般三间正房，麦秸铺的人字形屋顶，立两根烟囱，一日三餐，冒白烟。东屋窗外，一口压水井，与进门的门楼平行。西墙下，是鸡舍、猪圈、茅房，鸡猪共鸣，蹲在茅房内，可听它们合唱。站立北墙小窗下，竖起耳朵，隔着糊白纸的木格窗，能听见屋内说话。所以，即便深夜，屋里的人无论做什么，总不敢出大声，否则，第二天一早，花边新闻便传遍村子。

过了腊八，便数年。小孩子是真数，掰着指头算，咧开嘴笑，仿佛好日子近了。中年人数年，是一件事一件事忙着数，总有忙不完的事，好像儿女嫁娶，不到喜事临头那刻，船靠不上岸。因此，中年人是忙年，为儿女忙，为老人忙，忙到心力交瘁。老人也数年，坐在门外，或手提马扎，走到村口，一坐一天，把条通往外界的弯曲小路看到变直，望眼欲穿地数，因为年一到，闯世界的儿女们就回来了。

我家也是三间茅屋，中间一间堂屋，左右各一间睡房。睡房用土坯垒了炕，炕上垫麦秸，麦秸上铺高粱席，席梦思一般。高粱席旧了，磨出了洞，露出橘黄的秸秆，我经常抽着玩，被奶奶训斥，说我祸害，不会过日子。土炕靠南窗，立于阳面，为取光暖，避严寒。窗是刺槐木的，做成木格窗棂，涂黑色油漆，冬天从里面糊层白纸，我手指吐满唾沫，点在纸上，窗纸便濡出指头大小的洞。听见院子里有响声，爬上窗台，贴近洞用一只眼看，便会看到外面来了什么人。

父亲从村支书家出来，夹一捆报纸。每年腊八这天，父亲总要抽时间，去书记家，孝敬点难得的东北黄烟叶，拉些家常，一是巴结，不为别的，只图来年不给小鞋穿；二是弄点报纸糊墙。书记心知肚明，早有准备，只待父亲告辞时，从墙角一堆报纸中拖出一捆，说着不够再来之类的话。父亲夹着报纸走回家，笑眯眯的，脸上全是满足，因为报纸崭新。

大扫除的活属于母亲。父亲从不动手干脏活。父亲擅长技术含量高的干净活，比如用报纸糊墙、挂年画、贴窗旁窗顶窗花、贴对子过门签等。父亲说这叫贴红，要忙很长时间，得男人干。我只能做小工或干脆当看客，因为我是小孩。比如母亲裹上头巾，高举笤帚清扫顶棚、四壁的蛛网灰尘，我就喜欢当看客。我一只手捂住鼻子，一只手捂住嘴，看尘土在屋内飞扬，看破旧的报纸碎屑从墙壁飘到炕上炕前地面，逐渐积了一层，恰如旧年轮的污垢从记忆中剥落。

父亲总会在母亲打扫完之后回来，不早不晚，已成规律。他笑眯眯进门，说今年的报纸好，干净。然后摆好炕桌，端来母亲煮好不久的麦子面糨糊，还冒热气，浓浓的，黏黏的，一定好吃。我咽口唾沫，咕噜一生响，是肠子在蠕动。我主动申请在报纸上刷糨糊，理由是我可以让报纸上的大字朝外。父母一致认可我的提议，夸赞我有创意。趁父亲忙于将报纸贴于墙面，母亲坐在天井忙于剪窗花，我偷偷把高粱穗炊帚狠狠蘸进糨糊搪瓷盆内，然后送到嘴边，伸出舌头，用力一舔，一大口又软又甜的冰激凌吞进胃部，爽呆。父亲贴好一面墙，看看搪瓷盆，总是纳罕：用得这么快？

深夜，躺在炕上，四壁如新。闻着报纸清香，透过灯光的昏黄，盯着看满墙的大字小字，它们活了，像蝴蝶一样忽闪翅膀，穿越时空，向我款款飞来，覆盖了我，把我装扮成会飞会发嗡嗡之声的蜜蜂。我飞往春天的花田入眠，携带着憧憬和希望。

一天一天向年靠近，母亲的窗花剪好了。大红纸被剪成一个个圆，圆内有字，福禄寿喜分别占据一个圆，让喜鹊和梅枝围绕，或由两条鲤鱼抱起，或被两只大公鸡叼住，宛若有始有终的梦。父亲恭恭敬敬地展开，仔细查看，在不尽如人意处提议修改。瑕疵，即便在贫苦人家的年中，也不被允许。而完美，是在窗花被父亲认真地贴在窗棂之上后，才得以显现。我站在南墙根，望向大红的窗花，它们鲜艳欲滴，如父母的心跳。

离年越近，父亲赶集的频率越高。他首先挑选购买年画，即使再艰难的年景，即使少吃几顿饭，他也要买些称心的年画门画、窗旁窗顶。这些东西并非一次能置办齐全。父亲说，年画要有，窗旁也要有。因此他多次赶集，为的是买到好的。当我看到本来只有报纸的窗旁窗顶贴上了红蓝相间半刻半印的花瓶，花瓶上盛开高低错落的牡丹、荷花，甚至有鱼在半空跳跃，我总能感受这沧桑世间生命的律动。

而年画，父亲总是喜欢四条幅，沿一面墙排开，春夏秋冬便住在了家里。春天，杏花开在远处，像雾散开，近处桃花，一直灿烂。初夏的荷塘，荷花点点，似开未开，一只青蛙卧于荷叶，它想跳起来，到水里游泳，寻找池塘掩埋的繁星。深秋，菊花开了，它散开美丽长发，渴望长住人间，等待它的梦中情人。冬雪覆盖了原野，披挂于高大的松树枝杈，古朴的红梅从白的世界弯进来，举着红的花瓣……它们领我走进绚烂的世界，在那里向我展示本真。

年二十七，父亲从柴沟大集买来对联过门签，放置炕头。二十八，由呼家庄剃头铺赵师傅剃过头，美美地睡一夜。二十九一大早，父亲将我从梦中唤醒，要贴对联了，圆圆的红日头刚好爬过五龙河，光芒四射。大门吱呀一声拉开，我站在几米外，一边打哈欠，一边指挥父亲贴对联。我说往上，父亲便往上，我说往左，父亲便往左。一切那么井然有序，像日升日落，也像四季更替。

贴罢对联贴福字，大红的纸，厚厚的一摞，是乾隆御笔的“福”。院落水井要贴。高大白杨树要贴。盛水的水缸要贴。腌咸菜的大缸要贴。放饽饽的箢子要贴。存碗筷的笸箩要贴。屋内所有家具要贴。大门外“出门见喜”的竖幅边上要贴。炕头“抬头见喜”两边各贴一个。那福字，抬头低头都可看见，怎么會不紫气东来、福气满满？

最后贴过门签，我搬来方凳，父亲踩在上面，举高双手，将过门签贴上门框，贴上窗顶。此时的父亲是如此高大威猛，我仰视着，看他手里一叠过门签魔术般变成一张一张，紧挨着贴满门窗。

微风拂过，过门签翕动，哗哗声悦耳。我坐于门槛，看它们摇曳，像看到风的身影，那么具体形象，还有五谷馨香。我喜欢它们传送的声音，像听到春天的脚步，从这家门槛迈进那家的门槛，没有遗漏，也不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