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建文《风吹落叶》

1971年的冬天，我在东北一个农场三连插队。那时候，全农场正热火朝天地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而尤以三连为甚。

三连的党支部书记是不久前才从“大熔炉”里出来的，憋了满肚子的干劲。书记姓王，到三连上任的确切时间是1970年的12月。东北的12月，天寒地冻，最适宜“猫冬”。王书记发现，这个季节种庄稼不行，种树不行，挖沟修渠也不大行。面对这一片干什么也不行的冰天雪地，年轻力壮、雄心勃勃的王书记仰天长叹生不逢时。他仰天长叹半是因为不能马上建功立业，半是因为全连男女老少几百口都猫在家里，说不上会猫出什么事来。一旦猫出什么事来，可怎么向上级交代！

王书记终于想出来一个好点子：挖地道。这个点子显然是受了电影《地道战》的启发。那时候，《地道战》在农场就像现在各种小学生补习班一样，翻来覆去地上演。不料还真的产生了效果，尽管没有鬼子可打，但挖地道仍能一举三得：一，响应“狠抓战备”的号召见行动；二，挖出来的沙土运到盐碱地里能“改良土壤”；三，让人动弹的又累又乏，猫不成冬，这样阶级敌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到这个时候，三连的老少爷们们仍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倒霉时代”已经逼近了。

三连所在地势低洼，冻土层下去一米左右就见水。在一米高的地道里，人们干活走路只能呈对虾状，一个一个的姿势与批斗会上常见的“喷气式”极相似，但是却比“喷气式”更难捱，因为在地道里还得干活：两手握锹倒土。这自不必说。随着地道向纵深延展，问题也都来了，主要是由于空气流通不畅引起来的。首先是气味恶浊。地下又湿又暖，加上倒土费体力，身着单衣也大汗淋漓。在这种状况下，人体的各器官是有什么气味就散发什么气味。于是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屁臭、脚臭、口臭、狐臭、汗臭，不一而足；又流通不出去，倒是一点儿也浪费不了。其次，尽管头上的冻土层凿有鸡蛋粗细的通气孔，但氧气仍严重不足，一盏盏油灯如鬼火，闪闪烁烁，以致一米之外就模模糊糊地看不清。因此倒土时人人都倍加小心，以防一锹在身旁人身上铲下一截什么来。在地道里彼此还看不出什么，待出了地道，却是另一番景象：鼻孔被熏得乌黑，浑身的湿气骤然遇冷，化作白气缭绕升起，像是传说故事里得道者身上缭绕的仙气。

这一年的冬天，三连的战士们大多很少见到阳光。人们在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就进了地道，晚上太阳落下去了才收工。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却是在屋里。因此一个个脸色苍白得像得了痨病。又由于天天在地道里撅着，身体就有点变形，走起路来像晃晃的猩猩似的。

这一年的冬天，三连的地道挖得一发而不可收。居住区里修了好几个入口，一旦有敌情，三连的老少爷们能很快钻进就近的洞口，通过地道转移到村外。据宣传，三连的地道纵横交错，彼此串联；这当然是《地道战》的贯彻落实。

这一年的冬天，王书记的心情非常愉快：他把三连的壮劳力都弄到了地下，累得爬不出洞口，再也无余力“兴风作浪”了，因此三连自然风平浪静，并被进一步渲染成太平盛世。春节前夕，场部在三连召开了现场会，三连被树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的典型，王书记被评为“又红又专”的模范书记。

但是，冬去春来，气候变暖，王书记的运气就不太好了。他论证的挖地道的“三得”中，至少有两“得”让人空欢喜了一场。

1971年春的某日半夜，酣睡中连梦也做不得的三连人被闷闷的一声“扑通”惊醒。许多人来不及穿衣服，奔出屋外，看天、看地，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又疑疑惑惑地进屋接着睡去了。天亮之后，“扑通”声才有了明白的解释：居住区东北角上的地道坍塌了。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照常吃饭、睡觉、出工，夜里再听到“扑通”声，也不大惊小怪了。后来“扑通”声多了，偶尔哪一夜没有“扑通”声，倒睡得不踏实。

在这一年的春天里，三连的人都有希望当一回土行孙，像他那样身怀绝技。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拎着洗脸盆去井台打水，看见女宿舍里抢出一位，大概因为内急，朝厕所方向以百米速度披头散发地冲刺。我望着她的背影忍不住呵呵发笑，还没等我笑完，却见她的两条胳膊突然向上举起胡乱地摇了两下，便从地面上消失了。与土行孙不同的是，她没有土行孙的逍遥；消失的时候，她鬼哭狼嚎般哇哇大叫。那末日来临般的尖叫，使一觉醒来面对仲春良辰美景的三连人一惊一乍。

地道的塌陷状况不一。有的“扑通”一声塌得比较彻底；有的自顶部一层层地陷落，直到剩下薄薄的一层。这在地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人走上去，便如《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一样，身子一扭，土遁去也。这种事多了，大家也便见惯不惊，倒是传到外连，外连的人纷纷传说：三连又出稀奇事了。

三连人付出一冬天见不到太阳、体形变得接近猩猩的代价而辛苦挖成的地道，经过一春天的七塌八陷，已经面目全非。一道道左拐右斜的土沟深深浅浅错落有致地纵横于居住区及其外围。有人庆幸，亏得地道没有挖到房子下面，这还得佩服王书记的远见呢。显然，地道的“战备”功能是完全丧失了。但是我的外号“疯狗”的舍友李长利却辩道：

“怎么没有用？这是现成的战壕。王书记心里早有算计，冬天打地道战，春天打阵地战。”

谁都听得出这是挖苦。不过即便作为战壕，布局也极不科学。比如有的该相通的地方没有通，有的是死胡同。设若地道不塌，一旦有了敌情，老少爷们进了地道，让敌人把洞口一堵，那么，从《地道战》里学来的那个著名的战法——关门打狗，就得让敌人来实施了。

即便是做不成战壕吧，倒也还有点儿用。恋爱中的年轻人首先发现了它的用处。他们非常欣赏地道（或称之为战壕乃至地沟）的那种曲折、深邃、复杂的地形。当夜幕降临之后，一对对地隐匿其中，有地下室般的安全感，干什么都可以。可惜恋人们的好景不长，一批不懂恋爱的孩子和已过恋爱季节的中年人开始侵入其中。他们发现那里是“方便”的好去处。说它好，一是快捷，几乎一内急，马上就可找到合适处；二是比较干净，这个优点在出恭的时候体现得尤其充分：蹲在那里，决无厕所里常见的那种手指肚大小的绿豆蝇上下翻飞地撞脸撞屁股。也无恶臭直冲脑门，不必憋得红头涨脸而可以自由畅快地呼吸。但是方便者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一天有一位方便者跳下去方便，一脚踩了一团软乎乎肉乎乎的东西，还伴随着“呱”的一声惨叫。方便者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癞蛤蟆。再一看，方便者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地沟里简直成了一个动物园。除了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癞蛤蟆之外，还有屎壳郎、四脚蛇以及几种叫不出名字的虫子。见有闯入者，都纷纷往可暗处躲藏，只有一条细细的花皮蛇盘成一盘，旁若无人地仰头张嘴吐纳的摇摆。

至此，地道对人们来说才完全无用。不但无用，有些塌陷处还需从别处运土来垫平，比如院子、路面。

第一得无所得，第二得也没得。盐碱地里几乎压了一层半尺厚的沙土。开春播下了种子，直到别处的庄稼长到二寸高、绿油油一片时，盐碱地里仍是毫无消息。三连人为了改良它，给它压了一冬天的沙土，它居然不领情，吞下了所有的种子连块骨头也不吐。

三连人的春天是在忙碌中度过的。播种的忙碌像填地道一样，把人们关于地道的记忆抹去了。这对王书记来说是一件好事，他又可以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书记适宜出现的场合发表讲话和指令了。但是在他的记忆深处，地道的印痕并没有被抹平。他的“头三脚”的“第一脚”一脚踢出了个臭屁，他不甘心。

播种的季节一晃就过去了。为春播忙累得疲惫不堪的三连人还没有喘匀了气，眼看着播下的种子破土而出，转瞬间灰色的土地像被用大排笔刷上了一层浅绿。这极富艺术美的自然景色在三连人眼里却是另一层含意——活儿不利索的和懒汉已在心中哀叹：上趟子活儿又来了！

夏锄的三个月里，是昼最长、天气最热的季节。春困秋乏夏打盹，王书记的时间观念又极强：早上四点钟太阳还没有升起，三连的出工号声已响彻天空。晚上七时，各排才打着红旗踏上归程；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除了午休的两个半小时之外，上下午各有一次半小时的间休。午休也好，间休也好，大家主要用来睡觉，而且抓紧时间睡。现在回忆起来，我对那一年夏天的印象是一片迷迷糊糊，唯一强烈的印象就是困。在地里，排长喊：“休息一会儿吧……”话音刚落，已顺垄沟躺倒一片。在无遮无拦的毒辣的阳光照射下，那一张张熟睡的脸惬意得似乎在天堂里吃宴席。

我有一个怪毛病：越困越累越睡不着，而且经常如此。听着四周此起彼伏长吁短叹般的鼾声，我一会儿感到脖子被汗水浸得刺痒，一会儿觉得贴着垄沟的后背被潮热的地气蒸得湿漉漉的，于是翻来覆去手舞足蹈地从这个垄沟折进那个垄沟，却更是睡不着，只气得嗓子发干，舌下冒酸水，控制不住跳起来，捶胸顿足地撒气。撒完了气，间休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时王书记看中了我们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说起来也不能完全怪王书记，上级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他能不照办吗？问题是，他执行得过于认真了。

三连人都在地里“与天斗”，这只能叫“促生产”，挨不上“抓革命”的边。白天没有工夫“抓革命”，只好在晚上抓了。

收工到宿舍约七点三十分，然后赶紧洗脸（或洗澡或干脆哪儿也不洗）吃饭，然后来不及抻抻懒腰，又脚不点地地直奔集体宿舍——每天晚上八点半到十点，是“雷打不动”的“抓革命”的时间，内容是揭批“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没有“新动向”，则学习社论或最高指示。

仅仅这样也还罢了，至少十点过后有个好觉睡。但是对三连人来说，这个愿望也是一种奢侈。王书记毕竟与众不同，他能在当时各连“抓革命”的通用方法中独辟蹊径，从而脱颖而出。于是，隔三岔五地在后半夜，沉睡在黑甜乡里的三连人便会突然被一阵响亮的冲锋号声惊醒——

开始的时候，冲锋号声于我有一种无关的遥远感。但不知是哪个音符拨动了我大脑皮层的敏感神经，生生地把我从沉沉的梦乡里拉了回来。然后就听见有人喊：“快起来快起来，又有敌情了……” “哒哒哒……”冲锋号的节奏急促紧迫，催得你手忙脚乱，像是火上了房。在那以后的好多年里，夜里我一听到冲锋号声就神经骤紧，下意识地要赶快起床到什么地方去集合。

那个时候的人都比较老实，上级说什么信什么、听什么，也不敢不听——谁也不愿意成为“揭批”对象，本乡本土的被勒令到前面撅着，私下里还得成为打趣的对象。因此实在来不及了拎着鞋也得往外跑，不能迟到。我常常是随着大流晕头晕脑地跑到连部门前的会场上，王书记开始讲话了，才完全清醒过来。

把大家从睡梦里叫起来，是因为又有了新“敌情”。经常发生的“敌情”有：手电筒光在小树林里一明一灭；山脚传来发报机的嘀嘀嗒嗒声；一颗信号弹落进了玉米地里；远处有好几声狗叫……既然发现了“敌情”，就得去捉“阶级敌人”。一般来说，“敌情”都在六七里之外。通常程序是这样：王书记讲“敌情”，接着作动员报告，之后大家在连长或排长的带领下，列队跑步去抓“阶级敌人”。不过王书记从没有亲自带领全连人马去抓过“阶级敌人”。

这天半夜冲锋号又响了。

我急忙套上裤子，两只脚在地上触到了鞋，这时上衣也被摸到了手。推开门，脚随之迈了出去。于是我马上清醒了——霏霏细雨洒了我一头一脖子。

抓“阶级敌人”就是天上下刀子也不怕，下雨算什么？

这天半夜我想其他人也都会像我一样，一跨出门外就完全清醒了。这么快地清醒，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清醒之后，马上就窝了一肚子气。但那个年代窝了气就窝了气，是没有地方发泄的，因此还不如浑浑噩噩地半醒不醒好。我这么说，是因为有后面的事实作依据。

一百多人排成队列，看起来也是一支好大的队伍。王书记站在房檐下——那儿雨水淋不到，他的声音透过雨幕传过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敌人越是天气不好越出来活动。我们绝不能丧失革命警惕。据一位革命同志报告：在小山包那儿发现有反标，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

回答不很整齐，也不大有力，回答的尾音成了一声叹息。接下来就该出发了，大家不耐烦再听王书记的长篇大论，想早去早回早点睡觉。这时不知是谁在嘀咕：“嘁！编瞎话也不会，这雨天不早把反标淋坏了？谁闲着没事往那儿贴什么反标？胡说八道……”尽管有唰啦唰啦的雨声，但周围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一时间静得似乎连雨声也没有了。王书记离得稍远，大概没有听清队列里嘀咕了什么，但他是一个敏感的人，那种带有抵触的情绪，他感觉到了。这无异于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就冲这一点也不能无动于衷。

“谁？说什么？革命的同志要光明正大，有话摆到桌面上说，在背后嘀嘀咕咕捅尿窝窝，算什么鸡巴东西！”

队列里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拨开前面的人到了队列前。是二排的一班长王立政。他极力压抑着不使嗓音过多地带上感情色彩：

“许你瞎编，不许我在下面嘀咕嘀咕？”

大概王书记没曾料到还真有人敢站出来，待见是王立政，不禁愣了一下。王立政是一个愣头青，而且“根红苗壮”，不大容易修理。王书记底气就有点不足，很没有水平地打起了嘴架：

“我怎么瞎编？”

“反标在哪里？这雨天淋也淋坏了，是哪个报告的？我现在报告阶级敌人扔下一麻袋信号弹，你信不信？闲得没事瞎折腾，你白天睡大觉，我们还得下地。我就嘀咕了，你又能怎么样？”

王立政到底没能控制住自己，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声色俱厉地边吼便往前凑。王书记身后是墙，没有退路，他只能往左或右边蹭。他有点儿胆怯，但更多的是恼火。自从派到三连当书记以来，在这块小天地里，可以说生杀予夺一手遮天，还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今天晚上这王立政不知犯了什么邪，不仅说不，看这架势还有可能想练练拳脚。堂堂一个书记，果真在这么多部下面前被练得鼻青脸肿，那以后这张脸只能夹在裆下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在王立政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既不能示弱，又不能进一步激怒他，以免他忘乎所以做出犯上作乱的举动来。最好的办法是避实就虚：

“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警惕，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虽然是一小撮，但是不能低估，他们随时要跳出来……”

“你说谁跳出来！”

王立政终于像恶虎一样扑了过去。王书记还算灵巧，躲开了。王立政毛也没摸着，怒火更盛，待要再扑时，他的几个部下醒过腔来，七手八脚地把他制住了。有的死死地攫住了他的胳膊，有的捂住了他的嘴巴。部下这是爱护他。尽管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乐意让王立政给这王八书记“鞣鞣皮子”，但大家都知道后果的严重性。王书记代表党，给党“鞣鞣皮子”还了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已替王立政捏了—把汗，尽管他“根红苗壮”，但今后的日子还会好过吗？

见大家拉住了王立政，王书记顿时有了底气：

“怎么，还要打人吗？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张狂到哪里！你终于跳出来了，早跳比晚跳好，早点儿跳出来早点儿尝尝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对你这样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砸个稀巴烂！……”

看来王书记那充沛的革命豪情靠演说是宣泄不尽了，于是换了一种更抽象的方式，喊起了口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共产党万岁……”

没有人呼应，只他一个人喊。他的声音在无际的夜空下显得很单薄。他举起的右臂细得像麻秆，捏紧的拳头像头大蒜，这个情景包含了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

事情到此，怎么看怎么像一出闹剧。连长等几个人过来连劝带推地把王书记弄进了连部。其余的人在—排长的带领下，上小山包抓“阶级敌人”。王立政则气呼呼地扭身回家睡觉去了。

小雨—直下着，没有住的意思。

路上大家都非常兴奋，七嘴八舌地渲染着连部门前的那一幕，不过是借此来发泄积累已久的满肚子的邪火。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大家又说又笑，好像去野游。

走了不到一刻钟，忽然有人一声惨叫。这样的惨叫不能想象是从人的嘴里发出来的，尤其是在这黑森森的旷野地里。大家先是惊得噤了口，接着头发一根根地竖起来，之后才发现蹲着的一个黑影，黑影的嘴里还断续着刚才那石破天惊一声惨叫的余波，并在发音的间隙呻吟道：

“别靠近我，别靠近……”

后面的话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淹没了。

这时有人带着浓重的鼻音喊：“唔啊——李新你这个狗日的，跑这儿来放毒，也不远点儿！”

我这才看清，蹲着的是李新。黑影后半截凸出白花花的一部分，是脱了裤子的屁股——他正在出恭。微风乱卷，—股风裹挟着臭气扑了过来。那臭等闲遇不到，是烂了内脏才有的那种极品的臭。

大家一阵哄然大笑。李新“啊哟啊哟”地叫着，说：“这几天拉肚子，我是带病出来抓阶级敌人，啊哟，我也不是存心熏你们……”

一排长找了两位年纪大些的老农，让他们把李新护送回去。其余的人一会儿说王书记，一会儿说李新，头上顶着细雨，脚下踩着泥泞，到小山包那儿转了一圈，回到连部门前时，已是凌晨三点过十分了。再过五十分钟，出工的号声就该响起来了。

在连部门前解散之后，人人都急如被猎狗追赶的兔子般往自家奔，一门心思想再打个盹也好。但是到了居住区，大家就感到有点儿不大对头：往常此时家家的窗户还应是一片黑暗，此刻却是灯光点点，而且有的人家门口还聚着三三两两的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消息传得很快；传得这么快的消息准不是好消息。的确如此，是李新家出了事。

两个老农把李新送到家门口，便各自回去睡觉。但是还没有走出多远，就听见李新家里突然爆发出一片驴叫狗嚎声。之后门哐当—声大开，里面蹿出一条白花花的人影。还没等看清是谁，这条白影便消失在夜色之中了。不久门里又奔出一条白花花的人影。这条白影比前一条跑得慢，被后面追来的一条黑影抓住了。

“X你妈的，你这破鞋！你这破鞋！打死你！……”

一句短语的后面，紧跟着一声打击皮肉的脆响，脆响过后是杀猪般女子的叫。两个老农不知李新家里出了什么事，便赶紧回转来。

那个黑影是李新，白影是他老婆赵丽花。李新正挥舞着一只胶鞋，一下紧似一下地打。按老乡的读法，赵丽花身上“赤果果”地一丝不挂。她一边扭动着白花花的身子躲避着上下左右翻飞而来的鞋底子，一边高—声低一声地嚎。两个老农来不及问情由，一个拉住了李新，一个忙脱了衣服披在赵丽花身上，好歹把夫妇俩拖进了屋里。

农场的居住区像军营，—律是由政府盖的红砖房，—排排地排列整齐而集中。李新家这么一吵闹，几乎惊动了整个居住区，各家各户的窗户，由近及远地次第亮起来。两个老农还没有把李新夫妇俩弄进屋里，动作快的已经在李家栅栏外，边看边讨论猜测的情节了。

李新不到三十岁，还没有过淘气的年龄。他进家门时蹑手蹑脚的，想跟老婆开个玩笑，吓吓她。他憋着气贼—样溜进了黑着灯的里屋，自己倒被吓了一跳：炕上正呼喘成一团，却是两个人的声音。李新猛地拉开灯，就见炕上有两个“赤果果”的人，突然如泥塑般定在那里。六只眼睛瞪得溜圆，对视了刹那，李新认出多出的那个人。他怒吼了一声，像只老虎，没头没脑地朝两人扑了过去。那人毕竟是军人出身，当年在部队里学的一些防身招数派上了用场，并且在危急关头能沉着应战，不至于一败涂地。他见李新毫无章法地扑了过来，便一手抓过自己的衣服，同时闪身到了李新的侧边，跳下炕来夺门而去。

逃出门来，略略放下的心猛然又提了起来：没有想到在李家门外不远处还有两个人影，一个念头随即闪现脑际：看来今夜的捉奸行动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了！他差—点儿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求饶。也许是“宁死不当活口”的军人律条启发了他，只是略顿了一下，旋即脚下频率加快，甩着胯下那几件东西一溜烟地跑远了。那人就这样给这两个老农留下了一段很不雅的印象。

那人是谁，我想还是不说破了吧，权且以G代之。G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应该想到，在此后的一个时期里，两个老农复述所见，肯定要比实际丰富多彩得多；他如果后来能亲耳听到两个老农对他这段“走麦城”的描述，我想他肯定后悔那天凌晨蹿出李新家门后的决策失误。他不如迈着方步，一步三摇地像服装模特般从渐渐聚拢来的人群中间走过。这样尽管不雅，行状倒是实实在在的，不会留下那么多那么大的想象铺排余地。但是现在，他等于把描述当时情景的大权完全交给了两个老农， 于是他的丑态就丑得没有止境了。

G自作自受，我们且不必去管他。再说李新当时也是气蒙了，尽管义无反顾地朝两个“赤果果”的鸟男女扑了过去，但他心里对G还是有些敬畏的。也就是说，虎落平阳余威仍在。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如果G真的被他抓住，他会怎样处置？所以G在关键时刻三十六计走为上，对李新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李新不傻，也就顺水推舟网开—面。这么—来，赵丽花可就倒了大霉，恼羞只能往她身上发泄。

对于日复一日地每天要在农田里待上十二三个小时、日子过得寡淡无味的三连人来说，这种事件比看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还有意思，比原子弹试验成功还振奋人心。

在集体宿舍里，知青们毫无睡意，一个个趴在被窝里抢着发言，讨论、推理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今夜这次“敌情”，充满了悬疑，实在有继续挖掘的必要。比较—致的结论是：G和赵丽花如果事先没有约定，两人不会那么快就入了港……抓“阶级敌人”抓出了这样的结果，可能王书记不会再在半夜里抓下去了。出了这样的事，恐怕王书记也得挨上级的批评，甚至会被调走。如果这样，这可是大快人心的事，三连也许将从此重见光明。为此有人提议，在这件事上，赵丽花在客观上是立了一功的，应该去慰问一下……

说笑间天已经大亮。往常这时人们早已排成队面朝地腚朝天地撅在地里了。但是今天出工号一直没有响，也没有人张罗出工。

讨论告一段落，知青们从被窝里爬出来，洗脸漱口，三三两两优哉游哉地上食堂吃饭，路上还哼着歌，快活得像过年。碰见了老乡，彼此会心地咧嘴—笑，大家心照不宣。

后来我读历史，发现偶然发生的一件不算很大的事件，却往往决定了社会的走向或进程。这种现象，今天我也亲身经历了。G事件之于三连，说来也应属此类。

在食堂里，我们坐在被油泥糊得不见本色的木桌旁。破木桌周身横七竖八地钉着支撑物，但仍然摇摇晃晃地像个醉汉。这毫不影响我们的胃口。早餐无例外地是窝头、咸菜条、难见米粒的粥。往常的早餐，我们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半睡半醒不知滋味地狼吞虎咽。这不叫吃饭，我们称之为“灌肠”。今天的早餐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家精神焕发，而且有的是时间；尽管早餐的质量叫人泄气，但是精神的质量好。因此我们细嚼慢咽，吃得津津有味。

这时，食堂的破门像遭了狂风一样猛地被推开了，疯狗探进乱草窝般的大脑袋厉声喝道：

“刘学农死了！”

生活美好的感觉对我们总是那么吝啬，塞给我们的常常是严酷的一面。这回轮到我们木雕泥塑般大眼瞪小眼了。开始还以为是疯狗的恶作剧，但我们马上就意识到事情远没有那么轻松：自后半夜冲锋号响过以来，谁也没有见到过刘学农。G事件使我们幸灾乐祸得昏了头，连宿舍里少了—个人也没有在意。

刘学农死了？他怎么会死了？

刘学农已被从井里打捞上来，平放在井台旁。他的衣服、头发都透湿了，还在渗着水。他的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平静，平静得像在熟睡，就像我经常在宿舍炕上和地里垄沟里见到的那种表情。但是生命已离他远去，此刻他就像他身下的泥土一样，永远不会做灿烂的梦或感受熟睡的惬意了。

是马倌最先发现的。早上，马倌到井台打水饮马，柳罐放到底，却盛不满水。马倌以为井里水干了，便趴在井台上往下看，就看到了漂浮物。

在农村，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政保组马上召开了全连大会，号召大家积极检举揭发阶级斗争新动向，通过“抓革命”促进破案。

会后，我们无精打采地回到宿舍，各自倚靠在自己的被卷上，情绪极度低落。谁也不相信刘学农是他杀的。他那么随和，怎么会有仇人？而且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有哪个“阶级敌人”猖狂到敢杀人的地步。三连的人一个个都被管教得像根木橛，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人连鸡鸭之类的小动物也没有杀过。外来人更不会平白无故地来谋害人。何况外来人半夜三更来三连干什么？在那个年月，三连达到了古代社会理想的治理标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路上“遗”的、户里“闭”的，都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成就了三连人个个都是一副君子风度。

刘学农更不会自杀。他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对于三连那段半光明半黑暗的生存环境，似乎只有他没有经常地表露出厌恶情绪。逢年过节，比如“五·一”、“七·一”、新年、春节，食堂里会改善伙食，无非是白菜或土豆里藏几片肉，还有散装白酒。这种时候，我经常会在食堂里见到刘学农那经典模样：坐在破桌子前，桌上一到两盘菜，半搪瓷缸白酒；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胳膊肘拄在上面的腿上，手掌展开，撑着一边下巴，另一只手夹着一支烟卷，不时地送到被撑得歪在一边的下巴里吸几口，然后伸直了手臂弹弹烟灰。那副样子恰似沉思中的古希腊哲学家，又像是在为生活的艰难而伤感。其实都猜错了，他是被陶醉了。盘中有菜，菜中藏着肉，杯里有酒，两根手指间夹着烟卷，你对生活还要求什么呢？事实上，他喝酒也好，吸烟也好，都是二把刀，有无皆可。

但是他需要把生活点缀得更美满一些，他追求的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此刻如果有谁坐在他的旁边，他会像个中老手似的倾身与对方碰一下杯，喝一口酒、抽一口烟，把嘴巴咂得山响，然后煞有介事地和对方讨论“军国大事”。

我们都不会忘记，一个月前，在几乎没有什么娱乐的宿舍里，是刘学农使大家空前地快活了一场。

当时知青吃食堂每月发四十五斤粮票。粮食不少，但副食不行；肚子里没有油水，就老觉得空。加上一个个年轻力壮，正是能吃的时候，因此人人缺粮。为补粮食之不足，食堂从邻近公社的豆腐坊买来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掺些菜叶蒸了吃。虽然不大好吃，但至少能暂时糊弄一下肚子，有饱的感觉。有利必有弊，弊就是有一种后遗症：下气充足。因此在吃豆腐渣的那一段时间里，知青们个个都成了屁篓子。尤其在宿舍里，大家彼此彼此，也就毫无顾忌，于是屁声连绵，笑声不断。刘学农首先提议，设立“记录”，以声响数多为优，一举将无政府状态扭向组织化。而且刘学农身体力行，在一天晚饭后往宿舍走的时候，他大发神威，一步一屁，连走十一步，步步见响。从食堂到宿舍也就百八十米，我们竟走了半小时之久——盖笑得骨松筋软之故也。回到宿舍，大家一致推举刘学农为“屁王”。疯狗从马棚里弄来一只马粪球，用纸包了放在刘学农的炕头上，作为“屁王”的标志……

回忆死者过往的事情，别有一番感慨。一直与刘学农挨着铺位的李松武忽然想起来：半夜冲锋号响起之后，还听见刘学农喊“快起来快起来，又有敌情了”。这一情节更坐实了我们的推测，对身边事如此积极参与的人，是不可能自杀的。那么他怎么会跑到井里去了呢？

政保组得到一位农工的报告：后半夜在连部门前听王书记讲话时，他与刘学农挨着，并没有发现刘学农有什么异样。临出发时，刘学农说渴了，要去喝水，就离开了队列。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刘学农要喝水，食堂关着门，宿舍里没有水，因此只能去水井。我们推测当时的情景应是这样的：刘学农在泥泞中跌跌撞撞地摸到井台，井台很滑，加上因睡眠不足而精神恍惚，不小心出溜进了井口……

在无边漆黑的雨夜，刘学农掉进了深深的井里。他才十九岁。人生对于他，是由许许多多不可知但充满美丽诱惑的梦组成的。为此求生的本能促使他在砭人肌肤的井水中求救、挣扎，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险恶的井口封锁了他的呼叫，无情的井水进而吞噬了他的躯体。而此刻，他的远在异乡的亲人却蒙然于梦中，他的朋友，包括我们，都毫无所知地任由他独自一人与死神做绝望的抗争……

死神毕竟是不可战胜的。

兔死狐悲，同病相怜。在宿舍里，这一天是最悲伤、最无望的日子。晚上很晚了大家仍没有睡意。屋里黑漆漆的，没人开灯，该说的话也都说完，只剩默默地流泪，为刘学农，也为自己。

刘学农事件，显然分散了人们对刚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注意力。尤其在宿舍里，没人再谈论G事件了。这使我感到愤怒。刘学农的死，王书记有没有责任？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知青们十几张嘴哇哇成一片，中心是一个意思：王书记有责任。如果他不为政绩而把大家折腾起来去抓什么“阶级敌人”，刘学农会去井台喝水吗？的确，如果不搞什么“敌情”，刘学农即使嘴里渴成一片沙漠，他也会一觉睡到天亮。只要不渴死人，睡眠对于我们比水重要得多。不错不错。

知青们怒火中烧，吵骂声汇成一片。有几个当即跳下炕来，要去把王书记拉出来给刘学农报仇。

当我们为刘学农的死悲伤得几乎失去理智的时候，宿舍之外的三连人却冷静得多。他们对于刘学农事件和G事件的注意力，差不多是平分秋色。但是几天之后，人们就渐渐地冷落了刘学农事件而全神贯注于G事件。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也许是G事件中充满了“色”之故。我们无奈了。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G事件的两个目击者，也就是那两个老农非常忙。许多人都找他们，请求他们讲述那天夜里所见的情景。如果有谁出面组织全连人到一起，请两个老农一个主讲一个补充，那么讲述一遍即可释疑，两个老农就不会那么忙了。既然没有人出面组织，人们只好分散行动了。

这么一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两个或三个人，总之不论几个人，两个目击者中的一个就津津有味毫不推辞地讲一遍。有的人听了目击者之一讲完，意犹未尽，便又去听目击者之二讲。听完觉得两个目击者所讲在一些细节上有出入，于是又找目击者之一咨询核实。到后来，听众发现即便是同一个目击者，昨天讲的与前天不同，今天讲的与昨天有异。结果倒把听众的胃口吊了起来，一有机会就去听，反复地听，每次去听都有新内容，就像听说书一样。

到我慕名去听时，目击者之一说，他也不知讲了多少遍了，据保守估计，全连人均听了三遍是有的。不知他这么估算依据是何在，但我相信他讲的遍数是不少了。

目击者之一姓曹，名叫水甘，是一个笨嘴拙腮的人。知青们常常拿他的姓名谐音打趣——

一个说：“操！谁干？”另一个马上接口道：“我干！”这时曹水甘便气得脸红眼鼓脖子粗，嘴唇上下左右地磨了几下终于挤出了一个字：“操！”于是又是一片哄笑。他的嘴笨，按当地人形容，就是“三脚踢不出个屁来”，“说话比拉屎还费劲”。但是现在这位曹水甘却让我刮目相看了。他讲述目击“G‘果体’大奔逃”的情景，真正是惊心动魄，一环扣一环。他用词之准确妥帖，口气之舒缓有致，表情之丰富多彩，都使以有知识著称的知青们自惭形秽。总之，曹水甘的口才在很短的时间里突飞猛进，曹水甘已非昔比了。

在这一点上，曹水甘和目击者之二的赵老蔫应该感谢王书记，是王书记开发了蕴藏于两人体内的演说天才。但是王书记却因为这两人的演说天才而大倒其霉——到后来甚至有许多种版本的关于王书记的风流故事从三连流传了出去，丰富了整个农场老少爷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三连人再见到王书记，是在那个悲惨之夜过后的第八天。这天下午来了一辆带拖斗的拖拉机，停在王书记下榻的连部门口。拖斗里下来几个人，帮着王书记把行李等物从连部里搬到了拖斗里，然后王书记也上了拖斗，和来的几个人一起走了。

那天到拖斗前送行的有连长、政保主任等三四个人，围观的有一帮没上学的孩子，还有几个没下地干活的老娘们。

此后又过了半个月，有消息说，王书记离开三连，到附近某公社当上了一个大队的书记，还是原级别。

那个年代，复员、转业军人正红得发紫。王书记的战友在这一片地方大小都当了个头，因此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不感到意外。倒是在为自己的“倒霉时代”结束而庆幸之余，又为那个大队的百姓怀着一丝恻隐之心。正如一个文豪所说的：“我头顶上的一片阴云，飘移到了你的头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