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根据地中的根据地
1938年4月，国民党第69军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驻进了莒县。此时，日军为了参加台儿庄会战，从莒县、沂水、日照等地撤离。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新六师工作，新六师开始受到尊重。当时的莒县，是国共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此时，以新六师与国民党莒县政府的名义，开办了莒县战地干部培训班。训练班主任路雨亭是共产党员，他与国民党县长许树声是同学，所以就担任了莒县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当然，许树声并不知道他这个同学是个共产党员。
军事训练在新六师受训。讲课的是政治部主任钟辉，他讲红军长征，讲过雪山草地，大家都听呆了，下课后找关于红军的书看。比如《西行漫记》《毛泽东印象记》等。这些使很多原本对共产党没有概念的人，在政治上倾向了共產党。
战地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队伍的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这个班事实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的。它为共产党在莒县的发展壮大，以及县委的建立，做了准备。
拳头的形成
1938年夏天的莒县，八路军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从西旺疃渡过沭河。这个时候的横山根据地还不存在，这个时候的滨海根据地还不存在。它还需要这个从沭河西岸过来的部队和共产党员一点一点创建。
1938年8月，在中国的长江边，正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就在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一八八号”“大海令第一三五号”等，命令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对中国武汉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在山东的沭河边，一间沭河边特有的红石头垒成的破旧农舍里，中共莒县县委建立了。
这是抗战爆发以后，鲁东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委。
在当时的鲁东南，一片漆黑，日军势如破竹。一片黑暗中，只有莒县，这个鲁东南根据地、滨海的发源地，首先在硝烟中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滨海根据地的第一个有力拳头，在这里形成。
中国共产党莒县县委书记：郭有邻，委员董瑞仪。
到1938年8月，县委成员：组织委员魏继广、宣传委员辛玮、组织部长牛瑞甫、秘书邱也民、青年部长辛纯。
县委成立后，立刻开始了细致的工作。1938年9月，建立了八个分区委。第七分区委是在苗蒋、辛庄、主家岭一带，庄伯方任书记，这就是现在夏庄镇的管辖范围内，也就是老党员们口里熟悉的“七区”。时间过去了一年，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这是中共莒县县委成立后，对全县党的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所做的行政划分，相当于现在的“夏庄镇”、“刘官庄镇”等乡镇。第八区，则是沭河以东的大店、小店一带，袁子扬任书记。这也是老党员们经常提起的“八区”。
县委建立后不久，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就沿着沭河，往南开进，他们是到良店、相邸、诛边工作。这几个乡镇现在在行政区划上属于莒南，但是，它在那时候是莒县的南部。
孔福亭就在这个队伍里。在后来一篇回忆文章里，他写道：
一九三八年的七月，烈日炎炎，溽暑蒸人。驻在莒县岳家沟一带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奉命改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当时，我在三连任指导员。连长是李子荣同志，他是沂水县埠前村人，地下党员，精明能干，生机勃勃。我们俩工作配合得很好。一排长孔庆堂，二排长孙某某，三排长武传礼，司务长庄文炳。都能恪尽职守，积极肯干。部队改编后，为了打开局面，扩大活动领域，继续向南进军，开辟新区工作。
在1938年的莒县，在沭河东岸的小店，已经建立了莒县县委，为什么还要建立鲁东南特委？那是因为山东共产党人要以莒县为核心，建立鲁东南根据地。它即将管辖的范围当然要比莒县大得多，它面对的是整个鲁东南。
1938年8月中旬，鲁东南特委在莒县大店成立。特委书记景晓村，刘涌、崔介、李仲林、刘居英、杨昆、张岗为委员，崔介为统战部部长，刘涌为军事部部长，袁子扬任秘书主任。
到1939年4月，在鲁东南地区，也就是滨海地区，已经建立了六个中共县级单位：莒县县委，书记郭有邻；日照县委；诸城县委，乔志一任书记；胶县工委，邱也民任书记；赣榆工委，刘寄萍任书记；莒赣临工委，白炎波任书记。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分区委和村支部。各个县的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
鲁东南特委的建立，统一了鲁东南地区的领导，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即滨海根据地的形成和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的8月，这个炎热的夏天，对于滨海根据地来说，是开始；是一匹光滑密实的布，刚刚把线团放上织布机，开始了第一次操作；是早春的第一声鸟鸣，是春水在冰雪下的初次涌动。
此时，八路军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莒县县委就随这支队伍行动，对外则称为八路军驻莒办事处。
1938年10月，已经是秋天了，这个时候的大店庄家庄园，一场秋雨过后，青石洁净，建筑俨然，地主庄维屏家的五间大厅内，聚集了30多个人。很多人是第一次见这么豪华漂亮的房子，这些人是莒县等地的共产党员和第二支队的干部。这是鲁东南特委在大店召开的会议。
在这些人中，我们发现了熟悉的郭有邻、孔福亭、曹明楼、辛玮、辛纯、王新华、杜信、曹吉亭等。
会议开了两天。参加会议的人明确了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政策，并领取到了相关文件。其中就有毛泽东在初夏时写出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说，“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会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光辉一页。”它有“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主力军在内线，和外线游击队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看似每个根据地都在敌人的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将正规军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的另一个军事理论就是游击战。他说过，共产党的军队，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不是正面作战，而是在敌人后方作战，它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建立敌后根据地。
当日军进行徐州会战和准备进攻武汉时，日军的华北方面军许多部队被编入了华中派遣军，于是，日军号称晋冀鲁豫完全占领的地域，出现了许多空虚地带。毛泽东慧眼如炬，早已洞悉敌人兵力不足的状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有计划地系统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
也是在莒县大店的庄家，莒县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开会的时候，1938年10月，共产党主力部队115师全部进入了山东。
在此之前，四月，八路军129师津浦支队进入鲁西北，与当地抗日武装一起开辟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六月，129师386旅进入河南北部，与115师344旅联合作战，开辟豫北根据地。同时，129师和115师各一部打入冀鲁边界，又开辟出一片根据地。山东与河南交接处的广大地区，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冀鲁豫根据地。
这是中国军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时期。
这也是山东省委决定成立鲁东南特委，建立鲁东南根据地也就是滨海根据地的大背景。
柏庄里的鲁东南特委
大店会议后不久，在十一月初，莒平原上的风已经很硬了，莒北山里更是收获过后一片萧瑟。鲁东南特委和二支队转移往莒北的桑园，主要开展莒北及诸城、胶县、高密一带的工作。特委所在地，叫柏庄。
桑园在莒县东北部，多山，偏僻。柏庄是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这个村落很大，甚有规模。村里有一条小河，穿过整个村子，河边是石板路，与河平行，人家就沿着河流分布在河的两边。河上有石桥，水边有石板，石板光滑平整，有的石板上还刻着现成的棋盘，石头棋盘上还搁置着石头草茎，似乎刚刚有人对弈完离去。
这个深处莒北山里的村子，因了这条穿村而过的小河，而有了几分江南味道。沿河一直往里走，到了村子的西北方向，是个比较宽阔的所在，右边窄巷子里，一户人家，就是当年鲁东南特委所在地了。
这是个大院子，大门朝东开，一进门是一个过道，过道右手是一间小耳屋，据说这是警卫居住的，在地主住的时候，这间小屋住的是他家的长工。再往里走，左边是两大间南屋，右边就是宽阔的天井。正屋是五大间，灰瓦，红石墙，木格窗棂，门楣上飘着彩色的过门笺。窗下卧着一块长条石板。
出来房子向北，是一条窄巷，再向北，就是一望无垠的田野。从岳家沟到这里，当时的共产党人选择的居住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隐蔽，便于转移。
住在这里的葛庆修说，听他父亲说，当时是特委先过来的，过了几个月， 县委又搬来了。他说，当时高克亭来的时候，就在年前后，在这个屋里过的正月十五。
高克亭当时是中共山东分局组织科科长。1939年2月，高克亭带鲁东南工作团来到莒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队。他1938年来到山东抗日前线，先是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 1939年2月，调任鲁东南特委书记，管辖莒县、日照、诸城、胶县、赣榆等县和高密到胶县铁路以南一带的工作。
1939年，鲁东南特委在上疃举办了青年训练班。
就在莒县共产党人在莒北的大山里苦心孤诣地发动群众时，在抗战的大后方，长江边上的重庆，形势比抗战开始的前两年有了变化。正因为这个变化，也影响到了山东半岛的莒县抗战形势。此前，在1938年下半年，武汉、广州相继陷落。而進攻广州的，就是屠戮莒县军民的日军第五师团。它是从青岛出发到广州参与攻击广州的战役的。而在这一年的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变投敌了。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人就开始从国民政府高层中寻找拉拢对象，以达成迅速令中国屈服从而结束战争的政治目的。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1939年1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在这个方案里，它的基本信息是：自1939年起，正面战场的作战原则是守势，敌后战场将成为重要作战区域。并且蒋介石特别设立了第十战区和鲁苏、冀察战区，主要针对的不是日军，而是共产党的武装，第十战区更是把共产党的中枢机关所在陕甘宁边区完全包围。
在日军方面，占领武汉后，日军的战略进攻重点开始向敌后转移，在华北提出了“强化治安与巩固华北”的方针，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加强了对共产党游击区的扫荡，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如毛泽东的预言，最艰难的时候即将到来。
此时，拿着简陋武器的共产党部队要面对的，不仅是日军，还有重新开始面目狰狞的国民党军。
在山东，1939年春天，国民党山东主席沈鸿烈举办了政治干校和各种培训班，培养县长和各类行政人员，培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人员，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口号，在莒县也广为宣传。
群众需要明白真相，群众必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鲁东南特委青年训练班开班了。
给学员们上课的还有崔介、李仲林、李均、谢晖、辛玮、王新华等。这个班的课程主要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他们的教材有：《论持久战》《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200多个学员像火种，撒遍了莒北群山。他们为后来莒北成为滨北军区，乃至全面解放，积蓄了力量。此时，高克亭已经担任了鲁东南特委书记。
从特委院子出来，走上小石桥，河的南边，就是当时北海银行的旧址。北海银行是当时八路军全国三大银行之一。从1938年山东北海银行成立，至1948年，北海币在山东根据地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在金融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为金融发展的唯一目标。建国后，在28年的时间里，正是这样集中起有限资金，建立起完善的国防体系、工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以及现在还在发挥作用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如果没有国家的金融独立，迷信金融与世界接轨，那么，一盘散沙的中国不仅无法搞建设，更会被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拖垮。事实上，这就是国民党治理下的中国现状。
所以，北海银行发行的那些薄薄的纸，实质承载着重大的意义，它是人民金融全新的开始。这就是人民的货币诞生的第一步。
1948年12月，人民币诞生。它是中国货币第一次与垄断金、银等贵金属的西方垄断资本切断了联系，它是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权信用货币，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奠定了金融基础。
这个意义，还有许多人远远没有认识到。
1948年，北海银行、华北银行、西北农业银行三大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当年的春节，北海银行从莒北的大山迁往上海市。
觉醒了的女人不可战胜
鲁东南特委发现，最难发动的是农村妇女。抗战前期，没有文化、习惯了受压迫的她们，在农村巨大的封建势力和乡村势力面前，都不敢出头，于是莒县南部的妇女训练班开课了。此时特委与县委又转到了小店镇的心河村。
三十多名女学员个人自带小板凳，拿着破瓦盆底做的写字板，到东心河学习。三间屋里墙上挂块木板，锅底灰一抹，就是教学用的黑板。
学员中距家三里以外的住在东心河村的农户里，晚上集体学习；三里以内的回家住，在家复习学过的课。县委统一发餐票，随户吃饭。学习班编成两个组，年龄稍大又没有文化基础的编为一组，以学习文化为主结合学习抗战理论。年轻妇女又有文化基础的编为二组，除学习文化外，重点学习革命理论，提高组织领导能力。
大荒村学员毛建福参加训练班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从学习班回家后，她很快把全村的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在80多年前，她得有多么大的勇气，扔开家务，还有三个号哭的孩子，冒着被丈夫揍的危险，在寒冷的冬天，涉过沭河，去上那半个月的课程？
永远不要轻视女人。女人的坚毅，女人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女人的坚忍。只要她们一旦启蒙，一旦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就会觉醒，就会具备不可战胜的勇气与力量。是谁说过，如果街道上只剩下了一个革命者，那一定是个女人。女人对事物的坚持与专一，女人几千年所受屈辱，使得她们比男性具备更多的力量与忠诚。
觉醒了的女人，不可战胜。
在长岭镇石井村，有一个姑娘，为了动员参军，她说，谁第一个参军，我就嫁给谁。
这个姑娘，当时也是19岁。当时她剛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淮海战役的时候，村里青年参军的已经不少了，动员工作已经很难。她在全村的动员大会上，说了这句话。比她大8岁的青年刘纪坤报名了，她就嫁给了他。
这个姑娘叫田树荣。她的老家离烈士曹吉亭家很近，甚至，后来在打石井据点的时候，炮就放在她家的胡同里。田树荣去世了。我找到的，是她的儿子刘彦雷。刘彦雷说，他妈妈经常说一件事，就是在1944年八路军部队打莒城时，她们识字班去青山区送给养的事情。“那么沉的车子，那些好吃的，她们饿着肚子，就一晚上推着车子不停下，一点不动那吃的，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动员当兵，那可不是容易的事！人家好容易拉扯大一个儿子，你叫人家上战场，那有个好歹，你能赔？”
“当时我妈一心想做好工作，她说打仗不能没人，不管怎么样，得给党一个交待。她早就去我奶奶家动员过，我奶奶一口就堵回来了，说俺儿连个媳妇没有，不能去！我妈说，说不着，找我。”
“我奶奶当时还说，怎么找你？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后来就是动员大会了，在会上，我妈就说了那句话。谁第一个报名，我就嫁给谁。我姥爷姥姥在下边听着，急了，那还了得？碰上个瘸子、麻子的怎么办？丑的怎么办？”
“我妈又重复了这句话。”
“我爹就上去了。说我报名！”
“就这么着，他们就一辈子了。也没打仗，很好。当时我爹家穷啊，我姥爷姥姥不同意，全家都不同意，说他家连个屋头没有，你去住哪？”
“我姨说我妈傻，哪有这么实心眼的，反悔就是了！我妈说，人说了，就要做到，何况我是党员。结婚的时候，家里一个人也没去，她穿着个旧褂子就出门子了。好几年我姥姥家人不上我家门。”
田树荣还是幸运的，她的丈夫没有牺牲在前线，而是退伍后一直相守在村里。而且他还很英俊，除了年龄大一些，其他的都还好。
我为68年前那个19岁的少女松了一口气。
莒县妇女，她们用觉醒的力量，为驱逐侵略者做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有很多，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她们用无数实际的卓有成效的行动，用写在历史上的无数故事，向身边的人，向这个从来都只属于男人的世界，证明了女性的价值。
这是女性的尊严。
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滨海第一个红色政权
1939年，抗战进入第三年。1939年6月，当日本的飞机在重庆上空投下密集的炸弹时，山东的鲁东南特委决定撤销中共莒县县委，以莒日公路为界，把原莒县划分为莒南、莒北两部分。
这一分，莒南从此自成一县。
1939年7月，中共莒南县委在高家沟（现属莒南）成立。新成立的莒南县委工作区域是原来莒县的七区、八区、九区、十区、一、二、六区莒日公路以南的部分。县委书记是白炎波，组织部长曹明楼，而宣传部长则是辛玮。我们发现，在后来成为莒县北部的五莲县委第一任书记的辛玮，也曾是莒南县委成立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莒南县委的秘书名字叫申平。
莒北部分，则在10月在长兰（今属五莲）成立了中共莒北县委。
1949年的9月，115师的津浦支队到了莒南，滨海区的武装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
后来，1940年12月，又把原来莒南部分划分为莒南县和莒中县。这次的分界点是大店的北洵河。河南是莒南，河北是莒中。
这就是说，1939年的莒南比现在的面积大，事实上还包括今天莒县很多地方，而1940年这个划分的莒南范围，就是今天莒南的范围。
当时的形势比1938年变了很多。正面战场已无太大战事，日军掉转枪口，对准了敌后根据地的共产党武装。这一年的6月1日，日军发动了第一次对山东根据地的大扫荡。这个扫荡，针对的是鲁中山区，即沂蒙山区。为了支援鲁中反扫荡，鲁东南特委把自己的第二支队，整编为一支队二营，在当年的5月，就派往了沂蒙根据地。
鲁东南特委自己只留下了一个二大队，分了四个小队，共200多人，谢晖任大队长，高克亭任政委，这就是鲁东南特委当时的兵力了。
1939年7月，中共山东一区党委成立，下辖一、二、三、四、五地委，鲁东南特委隶属一区党委领导，为第五地委，高克亭任书记。
一个月后的8月，一支隊二营返回鲁东南的开到马綦山。那里，就是红袄抗金的大本营所在。
就在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工作的问题中强调：八路军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经建立的政权决不能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成立新的政权。
随着日军不断攻城略地，沦陷区国民党政权随着部队后撤，在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地区，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当然是侵略者乐于见到的。而共产党人在建立根据地的同时，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并使得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了公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共产党人坚持敌后战争的重要任务。
在建立新政权的样式上，共产党人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中共中央特别强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绝对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执掌的政权，而是几个革命的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中共中央对构成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抗日民主政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普选”。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凡是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共产党人明白这一点：政府首先是在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
1940年3月31日，莒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中楼镇上涧村成立。
中楼镇现在属于岚山区。当年开会的地点就是在紧靠磨石山的一家农户家里。
谢晖是第一任莒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施政范围包括莒南、莒北。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在莒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从此，千年古莒，终于有了人民的政权。此时，距离王尽美在上海和浙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已经过去了19年。
英雄之后 回不去的故乡
从上涧出来，往西南，就是小店镇的方向了。赶到前山头渊村，已经是黄昏。这个村子是英雄王玉璞的村子。从这个村庄往南，就是横山根据地了。
1940年的盛夏，日本人开始了与重庆方面的秘密谈判，代号为“桐工作”。
日军占领宜昌后，正面战场上沉闷，交战双方对峙。日本支撑战争的国力日渐衰退，东京军界高层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其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与汪精卫的交易结束不了战争，要想尽快结束战争，必须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天皇认可后，日本方面开始了“桐工作”的准备。
此时，板垣征四郎已经是中国派遣军的总参谋长，他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等都主张与蒋介石接触。接触也事实上开始了。后来因种种原因当然没有成功，但日本人对重庆的寻求谈和，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蒋介石的安全感，而一旦安全，就要对共产党毫不手软。这个时候，德军在欧洲所向披靡，苏联一面支持中国的抗战，一面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个举动，等于是解除了日本扩大在中国战争的后顾之忧。
在1940年的山东，国民党山东主席牟中珩告诉他的手下：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中央是永远不会原谅了。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伪军部队果然全部被蒋收留，伪军将领都被委以高级军职。
在曲线救国论调下，一些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开始与日伪联系，甚至与他们联合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山东第十二行政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杀害了八路军官兵500多人。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向八路军发起攻击多达90多次，杀害了八路军官兵1000多人。
在“桐工作”的谈判过程中，国民政府方面向日方透露了一个消息：不久，国民政府将会毫不留情地讨伐共军。
当然，谈判过程里，日军也毫不留情地对重庆实施了大轰炸。而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在进行时，重庆与日本的谈判停止了。
这是1940年的世界和全国局势。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为什么莒县的根据地会到了如此困难的境地。
1940年，在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不久，莒北沦为了敌占区。共产党在莒北已经无法生存，原来莒北、莒南两部分的划分已经没有意义。当年12月，原莒南分为莒南与莒中县，同时成立了莒中行署。行署归1940年12月成立的莒县、日照、临沂、赣榆四县联合办事处领导。这个办事处，后来改称为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
这是滨海的名字首次明确出现。即是说，在政权组织这一层面上，滨海作为一级政府，它出现了。这是鲁东南特委在莒县成立后，在两年的时间里，在政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近万名新四军官兵没有死在异族的枪下，却死在了自己同族人的袭击下。从1941年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开始推行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日军集中侵华兵力的60%、伪军的90%以上，进攻抗日根据地。最标志性的行动，就是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用来扫荡根据地的兵力达80多万，超过了正面战场的投入。
此时，日军大本营派“中国通”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岗村宁次亲自主持编了一本《剿共指南》：他们是党政军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镇压，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
1941年，在华北地区，日军与八路军交战一万七千一百九十八次。这一年的3月，日军推行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阶段。
在鲁东南的莒县，日军第二次入侵后，控制了台潍路、泰石路，沿路设立了专用电话线路，并在公路两边挖出了深3米、宽2米的封锁沟，并在公路两侧重要村镇安了据点。北边到招贤，南到夏庄的马坡，东到石沟崖，西到三十里堡，平坦广阔的莒平原上，被分散的碉堡像釘子一样楔进大地，像是固体的耻辱一样，矗立在人们的视线里。
到1941年年底，莒中据点已经由28个增加到56个，控制了413个村庄。
此时，莒中县已经被切割成几块，县城里修筑了小围子，更建了碉堡，日军的司令部就藏在那里边。 莒中县党政军民四面受敌。有莒城的日伪军，还有大量的日伪据点，东边有国民党57军和地方土匪朱信斋，根据地只剩下了那十几个村庄：前横山，后横山，一溜崮西青山前。纵横不过十几里。敌人形容为：一枪就可以穿透。
当时的莒中，无论部队还是地方武装，以及工作人员，每人每天两斤粗粮，青菜咸汤，高粱糁子煎饼也一天吃两顿。没有火柴，只能用火石代替。洗衣服没有肥皂，就用过滤过的柴灰水来洗。生活艰苦可以忍受，让人们着急的是武器装备的低劣。鬼子用的是飞机大炮，八路军用的是土造枪、横山造，少数捷克式，连主力部队能有一挺轻机枪就不错了。而且子弹袋里，从来没有装满过，只有两三粒，遇到紧急情况才能使用。
1941年3月上旬， 115师和山东分局领导机关由鲁中转移到滨海区。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绝大部分时间驻在滨海区；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大部分时间驻在临沭、沭水一带；1943年到1945年间，驻莒南一带。滨海区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这一个月，日北工委成立，日照县委书记郑子久兼任书记。成立后，着手整理恢复日照北部和诸城南部地区党组织。
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终于爆发。
这个月，莒中行署主任主纪先调到滨海中学当校长，接任他的，正是王玉璞。在此时，就在沭河的下游，距离此地20公里处，有一个16岁的男孩子被父亲送到了八路军部队，1943年，这个小八路被送到了滨海中学读书，这个小八路的名字，叫程金瑞。
8月10日，王玉璞牺牲。
当他84岁的老父亲在坟头痛哭时，滨海专员公署成立了，专员是谢晖。
王玉璞牺牲后第十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决定，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和山东纵队指挥部靠拢，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
王玉璞家兄弟五个，在他的影响下，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他的大哥王治， “福兴东”兴盛时期是大掌柜，全部土地的春种秋收，生意上的筹划等都由他来处理。王玉璞在八路军山纵二旅六团三营当营长的时候，部队需要什么物资，就写个条子叫人送给王治，王治看到弟弟的字后，二话不说，就赶紧去筹措。要钱给钱，要粮给粮，从未说半个不字。他们的家，不仅是六团三营的后备库，还是其他部队的应急点。
1947年，此时鬼子已经打跑了两年，王玉璞已经牺牲六年，他的坟墓上，已经青草离离。那年的中秋节，河边的另一群人正在月亮下挖坑。月光非常明亮，坑快挖好了，几个人拉过来一个人，把他扔到坑里。月光照着这个人的脸。这是个年轻人，眉目清秀文雅。这个人，就是王玉璞的儿子王德荣。王玉璞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王德荣，1939年入党，一个是女儿王勇，1938年入党，莒县第一期妇女培训班学员中就有她。王玉璞的妻子也是共产党员。王玉璞一家四口人，全部是共产党员。
王德荣有三个孩子：女儿王增英，两个儿子王增琪、王增环。
王德荣的妻子孙秀兰也是共产党员，1939年入党。她和王德荣结婚时，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孙秀兰还是党的小组长。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了其他党员上缴的党费，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数，丈夫王德荣悄悄过去了，他猛然冒出来，正在数钱的孙秀兰吓了一跳。
王德荣就问她：这是哪里来的钱？
孙秀兰只好说了：“这是党费。”
当时夫妻两人结婚不久，还不是非常熟悉与了解。孙秀兰恳求丈夫为她保守秘密。结果，年轻的丈夫嘿嘿一笑：“我也是共产党员！”
两个年轻人从此真正成了血肉相连的亲人，不仅是夫妻，他们还是同志。
王增琪说，“其实我爷爷死了后，我们家在村里情况就很糟糕了，因为当时爷爷铁心抗日，把自己家的东西全拿出来，也发动村里的人捐东西，可他们说，俺没你那么积极，也没你家有钱。我爷爷就规定必须捐多少，他们都不高兴。后来说村里被鬼子烧了一千多间房子，都是因为我家人当八路军招来的祸。人家说你家要不是出名打鬼子，鬼子也不上这里来烧。都是你家人连累的！”
“爷爷急啊！他这个人从小脾气就急，干什么事都得快点，他这个人就这么个缺点。可是就坏在这一点上了。当时根据地太困难了，他心疼八路军没吃没穿的，就采取摊派任务的办法，赵家捐多少米，钱家捐多少布，孙家做多少双军鞋等办法。”
“除了在社会上筹集军需物资，我们家从爷爷参加革命开始，捐给八路军粮食枪支，弹药、布匹、银元不计其数，最多的时候一次就捐给八路军驻莒县办事处七百块银元，捐枪最多时一次捐二十四支，爷爷把八路军兵站设在我们村里，我爷爷奶奶及全家人都是热情接待，过往人员有时一次200多口人，吃喝等全由我家负责。”
“前方只要有伤病员，我爷爷就转送到我家来养伤，就藏在那里。不管花多少钱买好药，都由我爷爷指示他的侄子们偷偷外出购买。伤员的吃喝、端屎端尿、拆洗缝补全由我奶奶和母亲照应。伤员痊愈后，爷爷还给每人发2块银元作为归队路费。”
“有一次，八路军伤亡很大，一部分伤员还在那里，部队转移了。我爷爷听到消息后说怎么能放弃这些人！就立刻带人连夜赶过去，把伤员抢救出来，安排在我家。”
那是1939年6月29日，鲁东南特委书记高克亭，带领部队转移时，在圣母冢被敌人追击，他们勉强越过沭河，到了前山头渊，整个队伍已经疲惫不堪。王玉璞一面让家人安顿照顾好队伍，一面带人去战场抢救伤员。此时的八路军和鲁东南特委，哪里有什么医院！伤员抢救出来后，王玉璞在自己的家里救治，50多个人，命活在他的手里。
当时，王玉璞已经有了孙女，就是王增英。王家大院厨房里，院子里，好几个锅，大的，小的，一天到晚，火光不停。整个家族的女人都在忙着。她们头发湿透、衣服湿了又干，给伤员做饭，煮纱布消毒，烧水，换药……
那个时代，最好的东西就是面粉和鸡蛋了。而王玉璞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这两样东西家里的大人小孩一口都不准吃，全都省给伤病员！
他的妻子给他做了一碗鸡蛋，不敢送给他吃，就让儿媳妇去送。儿媳妇也紧张，碗摔地上了。王玉璞没好意思对儿媳发火，但当天就召集全家开会，重申：面粉鸡蛋自己家人谁都不准吃！
——谁能想得到，这个万贯家财的“地主”，连一个鸡蛋都不舍得吃，只是为了给八路军吃！
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雄，他是什么呢？
有这样的中国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永远不会！
这样的人，他应该得到后世，得到这片土地的永恒尊敬。
1947年中秋节的晚上，当英雄唯一的儿子在沭河边被捆绑着躺在沙坑里的时候，莒县县委的一封信件已经到了前山头渊村里，信的内容是要求村里妥善保护王玉璞后代。当后来县里知道此事派人追查时，已经晚了。
那个晚上，孙秀兰和10岁的女儿王增英把丈夫从沙坑里抬出来，用高粱秸子卷起来，从村南头围子墙外转到村东草草葬下。
这个地方，6年前，当王玉璞牺牲的时候，就是埋葬在这里。而仅仅过了6年，他又要在这里迎接自己的儿子了。
孙秀兰和女儿回到家后才发现，她的脚上只有一只鞋子。从27岁丈夫去世，到85岁去世，孙秀兰一直一个人。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王玉璞家仅剩的那个小院里，几十天后，又办了一场丧事：王玉璞的妻子去世了。
很多人都忘记了，王玉璞的妻子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沭河边的这个家族，一共有11个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王玉璞的女儿王勇，1938年2月入党，是前山头渊村第一位妇救会长。王德明，1939年入党，他是王玉璞二哥的儿子。王玉璞的四哥家，有两个共产党员王德民、王德高。王德民抗战时期被日军杀害。王德高十五岁跟随五叔王玉璞参加革命，一路跟随部队去东北，后来南下，在南京工作。王增福，王玉璞的大哥王治的孙子，1937年入党。还有一个是王德庆。
关于1947年前后农村工作，我查阅了相关资料。1947年4月8日滨海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根据华东局相关指示，研究布置了土改复查工作。由于对特务的破坏活动缺乏全面分析和正确估计，这次会议提出从反特入手进行土改复查的错误方针，结果形成了普遍反特运动，引起了干部群众恐慌，助长了此后土改复查中“左”的倾向。到这年的7月16日，滨海地委召开的莒南、莒县、日照、竹庭四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结束，会上，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由贫雇农当家作主，放弃了党的领导，此后，出现了乱打、乱杀、乱扫地出门的现象。
这个会议是在7月，到8月，就出现了王德荣的悲剧。
其实，对于复查中出现的问题，华东局已经有所发现，于是8月1日发出指示，滨海地委在8月4日转发：在土改复查中，有些地区对地主无论大小，也不分一般地主与恶霸地主，一律采取扫地出门的办法，且有的提出对军工烈属只要是封建势力亦应毫无例外。这种办法将造成贫雇农孤立，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同情。要求各地必须注意在群众运动中防止干部的过火行为。
到了1947年的12月20日，滨海地委发出《关于召开土地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地禁止乱打、乱杀、乱抓的现象，杀人须经过地委批准。
已经迟了。王德荣的新坟已经被这年的大雪压住。
王增英说，她一直梦想着能回到前山头渊，在老家屋里再睡一回觉。那是最踏实的睡眠。她每天晚上都梦见回了老家，在沭河边的石头上洗衣服，太阳在头上照着，衣服在石头上晒着，她们在水里打闹着。
我问，你妈妈后来，后悔入党了吗？
王增英摇了摇白头发，她苍老的眼睛里一片平和：我娘说，党最后不是给了咱公道吗？你们想想，咱那沭河，是一条直路吗？不是。不知道得拐多少弯，才淌到咱山头渊……
她说，我娘说，要说难受，就是难受这辈子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
凤凰山：唯一没有建成的据点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1941年的莒中，形势太严峻了。
1941年3月，日照黄墩土匪朱信斋叛变。这个人本来在1938年8月被鲁东南特委收编了，现在一看共产党这么困难，于是就变脸了。1941年8月12日，莒中行署主任王玉璞牺牲。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12月7日，在太平洋海域，发生了一件影响这次战役与战后世界格局的事情：日军偷袭了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重庆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决定对日宣战。此前，已经被日本人打了十年，中国也没有对日宣战。
9日，国民政府终于对日宣战。并提出了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答复。
1942年的第一天，联合起来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共同作战的2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戰争结束后，当这个联合组织成为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不但是创始国之一，也是当然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在这个宣言的签名顺序上，中国排在了第四。因为，中国的抗日战场牵制着大量的日军，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对日作战的东方主战场。
关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的一段话已经很清楚：
“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这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摘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钳形攻势，他们会在近东会合，然后完全切断苏联与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
就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莫斯科城外，德军已经撤退了。苏联的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了。
也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军另一支部队向香港发起了进攻。8日凌晨，日军扑向香港的启德机场。
此时，女作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上学，她在后来的《倾城之恋》中写了一个以香港的陷落为背景的故事。
此时，在鲁东南，沭河边，共产党领导的武器简陋的民兵们用了另一种方式来对付入侵的日军，这就是沭河大戒严。沭河贯穿整个莒县，沭河大戒严的长度，就有160余里。
中共莒中县委要求有党支部的村子，以支部为核心，以村干部为骨干， 迅速建立游击小组，党员响应党的号召，立即组成若干游击小组，县委将上级发来的枪支、手榴弹分发到民兵手中。至此，莒中县产生了第一代民兵武装。
1942年6月，日军为了反击莒中县的民兵联防活动，又抽调大批兵力，在凤凰山建立新据点。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好的计划。凤凰山是附近最高点，又紧靠沭河，控制了它，就是在河东的横山根据地砸下了第一根钉子。
这个计划日军想得出来，横山根据地的莒中军民自然更清楚。一旦让日军的据点修筑成功，则横山最后的那十几个村庄都将面临深重灾难，抗日民主政府和共产党在莒县最后的藏身之地都将面临巨大的威胁。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
于是，当通知下达后，凤凰山附近民兵立刻组织起来，马上组织破袭凤凰山。距离凤凰山最近的，是旺疃区。虽然前山头渊村也很近，但毕竟隔着一条河，不如河西的村庄方便。距离凤凰山最近的，是我的村庄，它就在凤凰山的山脚下。
在很短的时间里，民兵就已经到了一千多人。山上本来有一座古庙，就是王光伟、孔福亭、王玉璞经常开会的那个庙。全部拆除并藏入一个山洞。
凤凰山距离山下，步行需要半个小时，西面坡缓，东面直临河面，地势十分特殊，又加上民兵破拆的决心十分坚定，无论白天日军逼迫抓来的民工们修了多少，第二天，当他们到山上一看，一定是被拆得干干净净。而且连建筑材料也消失不见。下一次，再上来，不仅材料不见了，而且还踩上了地雷！如此折腾了几次，日军终于放弃了在这里建据点的打算。这是莒县境内第一个，日军全力修筑而终于不得建成的据点。
这是整个凤凰山周围所有民兵的胜利。这是莒中县发动群众建立民兵组织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关于战争的论断“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的胜利。
硝烟中的读书声
胜利大街是山东省委附近的一条小街，胜利小学因此而得名。这个小学的前身是山东战工会驻地的抗日干部子弟小学，抗战时期，它曾长期驻在滨海。
这是曹根培就读过的学校。他说，“1942年，我上了滨海军区抗日小学。”
“学校没个固定的地方，到处跑，刚开始是在官路村，我有个老师叫尉晋生，很好，学校里一个姓刘的妇女做饭，没地方住，没床，老师就叫我们用谷秸打地铺，趴在地上睡。”
“滨海行署在1945年3月25日设立了烈属小学，7月23日我父亲牺牲后，就叫我们兄弟三个全去上学了。”
“冬天有日头的时候，我们就靠在墙根下捉虱子，有的放在嘴里咬，一咬就响，我们男生就把棉袄反过来，照墙上摔摔，再穿上，虱子就摔死不少，再穿就痒得轻了。”
“那一回，刚睡下，老师叫快起来快起来，不吹哨子集合，说不穿军装，把书都放在老百姓家的鸡栏里，还叫装一些土坷垃在口袋里。是防止你晚上转移时万一咳嗽，出了声，叫敌人听着就坏了，所以老师叫我们一想咳嗽就吃土坷垃，就止住了。”
“那一次，学校开了三天三夜诉苦会，老师问，你们爹娘都是烈士，他们是怎么牺牲的？你们面对敌人应该怎么办？我们全哭了。我们能不哭吗？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全部是跟敌人有杀父母之仇！”
抗日小学是根据地儿童各种学习形式的统称，有全日班、半日班、早班、午班、识字组等。
1942年，莒中县文教科长石明远具体筹划，将官路小学改办为“莒县抗属子弟小学”，抗属小学由石明远兼任名誉校长。他选派了思想进步、文化水平高的唐蓬仙当校长，卢兼三、虢文德、薛仲林、毛介卿、来运农等当教师。卢兼三是小店卢家孟堰村人，思想进步， 1938年7月，他在老家闲居。此时，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开到了小店，卢兼三倾力帮助部队做工作，当部队暂时开走后，他到沂山避难，避难时读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这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这本书，让本来只是革命的同情者的卢兼三彻底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从此豁然开朗，并终生对毛泽东崇拜有加。
在此时的莒县，还有许多人，也在行军的间隙，在草屋的屋檐下，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并从中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比如曹吉亭。这个时候，他正在卢兼三的老家村庄。
后来，卢兼三担任滨海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务，建国后他到了曲阜师范学校负责工作，这个学校，就是王乃征曾就读的山东第二师范学校。
而此时，这个抗属小学，就是曹根培上的那所学校。抗属小学分成了高、中、低三个年级上课。当时，根据地财政极其困难，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都需要自己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自己解决自己的穿衣吃饭問题，但是，抗属子弟小学所有的吃饭、穿衣等全部由民主政府来负担。
每个学生的衣服上都缝了一个纸条：莒县抗属子弟小学学生某某，请各村干部好好照管，将其送回学校等字。并盖有学校公章，一旦失散，取出来找干部，求得帮助。
1944年冬天，在莒中县，全日制抗小有48处，70个班，学生2390人，其中高小9个班，学生253人，半日制和其他学习形式52个班，学生812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的70%。全日制的抗小学制是“四二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
曹根培回忆：那时我们用罐子底、盆底当石板来写字。
在老家，十几岁初长成的女孩子有一个特有的称呼：识字班。这个称呼，源于从抗战时期的成人教育。当时，成人教育很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常年性的妇女识字班，一是季节性冬学。识字班闻名天下，甚至成为年轻女孩子的称呼。
冬学和妇女识字班的政治课程是广泛而全面的，从抗战道理，到互助变工、反迷信、反不卫生，大家平等、斗争、革命前途等都进行学习。政治课不仅村干部和小学教师讲，县区干部也讲，他们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学习组织中讲课。所以根据地的群众，尤其是男女青年，在战争年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这一点上，张凤臻就很典型。她是一个典型的根据地识字班。她是个天性健康完整，没有被压抑的姑娘。她的眼里没有压抑，尽管已经年老，但是她的脸不是受气的脸。
1944年横山根据地共办冬学96处，学员2000多人，妇女识字班102个班，学员1900多人。然而，这种教育只能在根据地内才能有条件举办。而在一河之隔的夏庄，就没有可能举办类似的抗日小学。
在当时的滨海根据地，还有抗大一分校等学校。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在陕北创办于1938年12月，第一分校是它的12所分校之一。1939年11月，奉命开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校长周纯全、政委李培南、副校长韦国清等带领教师、学员1300多人，以“八路军挺进纵队”的名义，40多天长途跋涉，1940年1月到达沂水，3月，在山东招收第二批学员。抗大一分校直属3个教学大队，其中二、三大隊是在山东新招的，五大队由原来一纵随营学校改组而成，共有20个中队2670人。抗大一分校坚持了抗大的办学传统，教学贯彻少而精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军事方面，结合游击战争的特点，开设连排基本知识、步兵战术、游击战术等课程，并结合反扫荡进行实战教学。
1941年1月，抗大一分校第三期开学。学员编为三个大队：第二大队改为建国大队，专门训练地方政权的县、区、乡干部，每期4个月。第三大队为特科大队，训练工兵、炮兵、机枪防化兵、测绘等专业干部，每期的学习时间为6个月。第五大队是普通科，训练连排军事、政治干部。每期是4个月。
莒县最早党支部之一、西辛庄支部书记的创始人之一孔福亭，就属于这个大队。
抗大一分校为山东培养了军政干部14000多人。1945年10月，它带着第七期学员离开滨海，到了东北，当年年底，到吉林通化市，1946年春天，与抗大总校合并，改编为东北军政大学。
山东根据地的三大教育系统：干部教育、社会教育、普通教育系统，都创造了奇迹。三个教育系统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最大限度地运用各种教育资源，把山东军民男女老少都纳入到了学习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学习。是硝烟中空前绝后的壮举。
山东根据地的教育，滨海是样本，也是抗大一分校等学校的所在地。孔福亭毕业于抗大一分校，曹根培则读了抗属小学、烈属小学、公安干校，他接受了完整的根据地教育。张凤臻则上的是识字班。
曹根培唱起了他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则是第一次听到：吹起小喇叭，哒滴哒滴哒，打起小铜鼓，嘚咙嘚咙咚，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
他说，这个歌，当时抗小的学生人人会唱。
第四章
夏庄：遍地英雄
从莒县县向南， 30公里处即夏庄镇驻地。这个飘着绿茶清香的乡镇，街道整洁，南北通衢，日东、同三等几条高速公路在此交会，是为数极少的全国文明镇。这里也是莒县建国前老党员最多的乡镇，是中国本色精神的发源地。
日军侵华期间，这里是日军沿线南下的必经之地。这条60华里的路，承载了莒县乃至整个滨海根据地太多的历史，太多的记忆。所以，这条路，不仅属于莒县，也属于滨海，属于山东。
张相禄：第七铡
1943年2月3日，滨海根据地夏庄镇共产党员张相禄被日军用铡刀铡为七截，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张相禄的老屋凌乱不堪，一只老式挂钟，长短针都已停止摆动。我好歹找到一只废塑料桶，上面满是灰尘，也只好坐下了。因为站着无法记录写字。
木床上坐着几个人，他们是张相禄的孙子、曾孙。86岁的张乃发是张相禄的长孙。张乃发说：“鬼子来抓我爷爷那年我十二了，早晨刚起来，出去倒尿盆，一抬头，看着大门口有两人，都拿着枪，我吓得扔下尿盆就往回跑。”
“从这个庄到鬼子炮楼六里路，就把我爷爷押到炮楼了。到了炮楼，先是在炮楼里审他，问他党员名单，他当时不是党小组长嘛！他知道谁是党员。”
“他不说。先是灌辣椒水，灌进去，再踩出来，不说。鬼子看我爷爷不说，又把烙铁烧红了，烙他身上，他也不说。鬼子小队长用刺刀把我爷爷的肋骨挑出来三根，他就是不招。”
“最后，鬼子实在没招数了，就拿来了铡刀。就是铡牛草用的铡刀。”
我是见过那种铡刀的。底座为木制，上面一个大刀片，厚重，但很钝。一般用来铡麦草等喂牛所用。
张乃发说不下去了。屋子里陷入了静寂。
过了一会儿，蹲在地上的张相禄的另一个孙子张乃秀说话了：
“毛家堰的汉奸去告的密，还有一个汉奸是史家庄子的，叫史鹏，铡我爷爷的就是他。”
我问：这个史鹏，后来胜利后你们没有去找他报仇吗？
张乃发说，没有。人家跑到东北去了，再没找着。
沉默片刻，他又继续回忆：“当时在那片树林里看的人跟我家人说，我爷爷自己躺到铡刀下，说共产党员是吓不倒的！快点来！”
“第一铡，先铡去了他的右胳膊。”
“这一铡是鬼子铡的，问我爷爷：你招不招？招了，你就不用死了，要是不招，就这么一铡一铡铡死你！”
我问他：你觉得你爷爷应该招吗？他招了，就不用死了。
地上蹲着的，床上坐着的，我故乡这几个最普通的农民都一齐摇头：“那得死多少人啊！”
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张相禄是党小组长，如果他招认出了党员名单，那么其他党员必然受到日军的屠戮，他们还是宁可自己的亲人牺牲，不能让党受到更大的损失。
这就是我故乡的农民，这就是我故乡的人，这就是革命老区，这就是孕育了红色政权的人民，这就是土地一样憨厚广阔的农民。
他们真的是最普通的农民。即使在村里，也只是最普通的那一种。他们全部以种地为生，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生活非常不富裕。张相禄的四个儿子中，两个参加八路军，其中一个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另一个退伍后回到村里，没有任何职务。他们全家包括孙子辈，没有一个在外工作。
屋子里又静下来。
我已经不忍心再追问当时细节。这种追问对眼前这几个朴实农民，实在是太残忍。虽然时间过去了73年，可是，有些伤疤是永远都会疼痛、永远无法痊愈的。如果轻易遗忘，那是对自己和历史最大的背叛。
张乃发忽然说了几句：“后来，家里人去夏庄鬼子炮楼找尸首，找不着了，叫狼狗全吃了。那树林子里就剩下他的破棉袄头子，都碎了，棉花一块块的，还有那个血，淌得到处都是。”
“出殡的时候，就扎了个纸人，放上衣裳，权当是人了。”
“全家不敢在坟上哭，怕汉奸瞄着了再去告，晚上家来，我睡一觉醒来，听着我大大小声哭。”
“我爷爷一辈子最恨的就是人欺负人。”
因为痛恨欺凌，痛恨让人到家门上欺负，所以这个已经当了爷爷的农民，才没有选择做一个乱世顺民，没有苟且偷生，才会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國共产党，加入到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中。
张相禄的名字，也将以无畏的英雄壮举和惨烈、血气、牺牲，永留史册。
从张家出来，天晚了，我还是坚持去张相禄牺牲的地方看看。从夏庄党委往南，约2华里，在国道的东侧，一处高坡上，那就是70多年前鬼子的据点所在。
它的后面，在一片瓦砾堆中，开着一树桃花，粉粉的，在灰色的天空里，分外明媚。
下了山岗，岗东边是几排房子，看样子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再往东，是一片水，东边，是一片树林，树林里有条沟，这条沟里的水，通往沭河。
张相禄就义的地方，就是这片小树林。
这是2015年4月3日的黄昏，春寒正剧，树林里毫无绿色，树干笔直干瘦地伸向天空，地上，草还是枯的。73年前的2月3日，比这个季节更冷，那是真正的冬季，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体在铡刀下断为七截，他的鲜血从铡刀下流出，漫过树林，流向河沟，再流向沭河。
我想起那些嘲笑共产党员的人，请他们到这个小树林，到这里看看，请他们扪心自问：换做是他，他能不能在日军的铡刀前挺住？在这样的时刻，才能看出，人的骨头是不是硬的！在这里，问一问他：共产党员对人民的忠诚，究竟有没有意义！
那个村民告诉我，他的爷爷就在现场。铡了第一刀后，刽子手——既有日军，也有民族败类，还有一个翻译，是等了半个小时后，多次逼问张相禄说只要你交代了名单，就放你走！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闹什么革命！家去抱孙子吧！
张相禄就一句：共产党员就是我！
半小时后，汉奸铡了第二刀，张相禄的左臂先被铡下来了。铡刀甚钝，现场血流成河，围观的中国人都悄悄地低下头，不忍看了。
铡到第七铡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中国人，全部都低下了头。
70年过去了，现在年轻人已经越来越没耐心听这些了，他们骑着摩托，染着黄毛，从小树林前呼啸而过。这个小树林，烈士就义的地方，在“有毛主席的时候，还有学生每年清明来献花，后来，毛主席没了，就没有人来了。”
我没有准备鲜花。瓦砾堆上的桃花开的虽鲜明，但桃花轻薄，将此花送予先烈，似乎不妥。于是我向着小树林的方向，鞠躬。
天色已经暗下来，暮色四合。从坡上出来，我们回到车上，迅速发动。转过一条路，就看到了夏庄党委的大门，看到那白底红字“中共莒县夏庄镇委员会”的牌子，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踏实和安全。
是的，安全。
这是张相禄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人民的政权，我们的政府。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些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在这里工作、生活，再不用担心随时会被异族的皮鞭抽向脑袋，不用担心在某个寒冷的早春被冰冷的铡刀夺去生命。
鼻子酸楚，几乎流下泪来。
晚上，回到驻地，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日本修宪的新闻。70年前的那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卷入人口最多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
我清楚地记得，黄昏在日军据点旧地后那个村民说起张相禄就义时的惨状时，他脸上的表情，有耻辱——那是被人欺负的耻辱，有同仇——这个不难理解，也有思考等等。他最后一句嘟囔了三个字，我听的却很清楚。
那是：“咱中国。”
咱中国。
我也在心里默念了这三个字，但没有说出声来，静寂了几秒种。旁边，瓦砾堆上的桃花开得灼灼。
滨海部队：我们用血肉来保卫祖国和人民
在山东作战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是八路军115师。八路军115师是由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陕南红军第74师改编成的。师长林彪，当时31岁，副师长聂荣臻，当时38岁。参谋长周昆，政治处主任罗荣桓，当时35岁。政训处副主任肖华，年仅21岁。他是师旅干部中年龄最小的。
在滨海，除了主力部队，还有一支地方的人民武装。
1945年担任滨海军区武装部长的马骅曾经这样回忆到：滨海区的人民武装，是到1940年春天才有了发展。起初，是在沭河沿岸，还有莒中、莒北、日照的部分地区。那时，滨海是处在三面封锁分割的形势下，较大的村镇有大店、夏庄，都被敌人占领，台潍路、莒日公路沭河沿岸据点密布，但是，就是在此时，人民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是他们的救星了。
一旦他们知道八路军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保卫者，他们就有了奋斗的方向，有了生存的依靠，于是，他们组织自卫武装了。他们开始意识到：有八路军，才有我们，没有八路军，就没有我们。只有斗争，才能活下去。
滨海地方武装的发展，首先是人民集中一切力量，来反抗异族入侵。这不是强制，而是从不断的宣传教育中，从群众自身的经验中，使人民自己觉得，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与自卫武装是不堪设想的，他们是把八路军当成了自己翻身的武装，所以才会有成千上万青年自发地上前线，无数少女送未婚夫上前线的事情，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事。
这个空前的改变，没有深奥的意义，只是一个事实，那就是共产党集中了人民的意愿，组织起来，建设起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
因为军队是真正为了人民而去打仗，所以产生了军民不可分离血肉相连的关系。
这也是共產党的军队与历史上世界一切军队的根本区别。
其实，一直到今天，解放军也依然是中国的老百姓最信任的一个群体，它在老百姓心里，并不仅是职业军人，更是亲人，他们亲切地叫他们“子弟兵”“最可爱的人”。
1940年，在夏庄，就有一支小小的队伍在活动，这个部队叫滨海青年一中队。这是一支青年的队伍，青春的队伍。队伍的成员都在20岁左右，所以叫青年一中队。它主要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夏庄。或者，更准确一点，是在我的村庄附近。
滨海青年一中队的主要组织者，是张明晓。这一年，他刚刚十七岁。后来，杨雷从地委特务营一连调到地青委做军事工作。
10月，刘官庄村的伪保长来到青年一中队报告敌情，他说莒县城的汉奸常窜到他们村要吃喝、抢东西、乱抓人、糟蹋妇女，弄得民不聊生。他要求一中队在敌人出动修路时揍他一顿。杨雷和韩风盈对此情报不放心，就派来成祯化装到凤凰山北边的车輞沟村调查，确信这个情报是真的。
车輞沟是两个村，分别是东车輞沟和西车輞沟。来成祯找到的这个人叫陈长福，是东车輞沟的共产党员。来成祯又找了几个人核实，他放心了。于是就回到了青年队的驻地后山后村。不久的一天深夜，莒县七区委送去了重要情报，莒县城的日军和汉奸准备在第二天出动，抓人修大官庄以南的台潍公路。
青年一中队听到消息，摩拳擦掌，进行战斗准备。天不亮，队员从后山后村秘密向北出发，从这个村子到凤凰山，大约十华里。他们不走大路，翻山越岭，经过小庄子、大庄子、西旺疃，天亮前到了我的村庄左宅子村。这是距离凤凰山最近的村子，他们悄悄地经过村庄，在本村儿童团员的带领下，摸到凤凰山残寨墙边埋伏起来。
这一战打得很痛快，枪声响起，敌人完全没有准备，还没反应过来，青年一中队的小伙子们已经风一样从凤凰山上跑下来，过了河。
他们看到对岸八个敌骑兵飞奔到沭河边，四处搜寻，敌人趴在西河堤树根旁，向河东射击。却不敢穿过开阔的沭河，因为河那边就是根据地了，不久悻悻撤退。
凤凰山之战后不久，也就是1940年10月21日，在滨海地区的九支队、一支二团、地委特务营，统编为山东纵队二旅，下设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青年队的所有队员，除了韩凤盈、来成祯等十三人仍留在七区继续扩大青年队外，其余的全部编为二旅特务营。从此，青年一中队成为了地方主力部队的一部分。
两年后，1942年，特务营整编到滨海老四团，也就是二旅四团。
1942年4月1日，滨海地委正式成立，王众音任书记。滨海地委下辖日照、莒南、莒中、沭水、赣榆、海陵、临沭7个县委和莒北、日北、马陵3个工委。
与地委同级的行政机构仍然叫滨海专署，谢晖任专员。同时，成立了滨海军分区。
滨海区位于华北、华中两个地区的接合部，形势相对稳定。此时，经过共产党的艰苦努力，已经逐步形成了巩固的根据地，成为了山东解放区的战略后方。
到此时，滨海扩大了。
这年的6月，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地方武装组织领导问题的指示》，规定地方各级党委要对地方武装统一领导，党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地方武装主要负责人。山东军区发布训令，强调发展人民武装。滨海区迅速贯彻，人民武装迅速发展。1942年底，自卫团发展到了5万人。
这些人数，是当时人口总数的2.6%。1943年，则达到了3%。1942年到抗战胜利，滨海区民兵单独和配合主力作战10968次，攻克据点142个。这个当然是不完全统计。
同一时期，在同一地区，也就是沭河西岸，还有一支队伍。这就是滨海职工大队一中队。
1940年初春，横山根据地已经基本形成并得到巩固，根据地的七、八、九区大部分村镇，基本都建立了区、乡、村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鲁东南地区开辟了临（沂）东、赣（榆）北地区，计有18个区的600多个村庄，使苍马、临东、赣北与莒南、日照根据地连成一片。到年底，建有日照、莒南、莒中3个县委，临东、临赣2个工委，共有19个分区委，75个乡支部，205个分支部，1172个党小组，10035名党员。民主政府的政令能下达2000个村庄。
1940年4月10日，正在这几区做群众工作的来逢义和陈书绥接到滨海军区通知，4月15日在三区的桑园大土门召开滨海职工总会成立大会，要他们俩参加。会上提出要扩大职工自己的组织，建立职工武装。
4月14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滨海大队第一中队成立。这个队伍最经常的活动地点就是沭河西岸，从大官庄到挪石沟的那一段台潍公路。
这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台潍路大官庄到夏庄路段的几座桥，被他们多次拆毁，路被他们扒掉，这条路一断，莒城到临沂段的交通即断绝，日伪军的电话线也被他们割断。与青年队一样，滨海职工大队一中队也编入了正规部队，他们编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特务营。
青年有青年队，职工有职工队，妇女有妇救会，儿童有儿童团，还有农会，每一个年龄的群众都被组织起来，承担起了抗日救国的职责，有了这样全方位组织起来的人民，这样全力以赴支持人民军队的群众，胜利是必然的！
共产党是穷汉党，
穷汉支持它，它就兴旺！
在1943年早春，张相禄被日军残忍杀害时，有一个15岁的少年在场。他当时是日军夏庄据点的杂役，在第二年参加了八路军。
四十年后，他的儿子娶了张相禄的曾孙女，他就是李春田。李春田出生在夏庄镇李家抱虎村，他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忆起1943年被日军抓去时的恐惧：“刚进炮楼，鬼子就把狼狗放出来了，叫狼狗把爪子搭在我肩膀上，舌头伸出来。”
“鬼子就在一边嬉笑，叫翻译上我后边看，说看这小孩尿吓出来没有。”
“到了当年年底，瞅准空，我跑回了家，第二年我16了，怎么也要走，要去当八路军，打鬼子！”
“那时候，纪律严明！不能随便上老百姓家里敲门！晚上住宿有时在庙里，有时候在野坡里。有次我晚上正睡着，突然觉得后脑袋疼，醒了，一看神像扛着大刀，在那里瞪我，吓坏了，想是不是神仙显灵了？再看看枕的那块砖头，中间有道缝，一堆臭虫趴在那里，把我咬醒了。”
“这就是好的了，还有时候，就在人家的门楼下边睡，那也头上能有点儿遮挡啊，还有晚上在野坡里，什么遮挡也没有，不管冬天夏天，就那么敞着头，下雨时叫雨淋的啊。”
“打这个天下，不容易！把鬼子赶走，可不容易啊！”
“我的部队是咱滨海军区的老六团，没什么好枪，就是土压五嘛。在部队里吃的最好吃的东西？行军时最好的东西就是炒熟的面，放在布袋里，抓一把吃一口，再喝一口水。”
“那时候要是能吃上块油饼，那就是过年啊！打泊里时是发了油饼，真是好吃啊！”
“多数时候吃糁子煎饼，那东西不好消化，我想的清清楚楚，有一次在战场上一个战友被鬼子的刺刀挑破了，肠子流了出来，满地都是没消化的糁子煎饼，鬼子就嘲笑我们：你吃的猪狗食，还跟我们拼命？”
“我听这话，就跟他们拼了命，这些王八蛋上我们家门上来欺负，好吃的叫他们抢去吃了，好东西叫他们抢走了，还不叫我们活，没有天理了！我们中国人就算吃着猪狗食，也得把你们这些禽兽赶回你们的老窝去！”
“有时急行军，一晚上跑一百多里路是常有的事，晚上脱鞋，鞋里全是血水，鞋经常露着脚趾头，那是常有的事！到了1944年年底，咱们八路军壮大了，把鬼子炮楼一个个打下来了，鬼子就跑去了莒县城，后来咱又把莒县城也打开了。”
“接着又跟着部队上北走，打胶东泊里，全部消灭了盘踞在坡里一带的日本鬼子。”
“在江苏那年，有一回，实在是累了，眯了会儿，醒过来就找不到部队了，我知道掉队了。就向北跑，想着北边是咱老家，咱部队是从北往南走的，北边安全点儿，跑到下半夜，黑乎乎的，不知道到哪里了，听着对面来了一支部队，又说又笑的，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咱们的部队，不是自己人！”
“你想想，咱八路军的纪律多么严明齐整，晚上行军，绝不会又说又笑的，咱们的部队不管多少人，带什么东西，只要要求安静，那就肯定没一点儿声！”
“我藏一边，等这个部队过去了，就抹过头去朝南跑， 天明的时候好歹赶上了大部队。那回可太危险了。”
“你说共产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招？”
“共产党是穷汉党，跟咱穷汉拌拉到一块，你想想，天下地主多还是穷汉多？现在叫富人——是他们多还是农民多，穷汉多？”
“穷汉，农民拥护共产党，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你看，共产党就是跟穷人、老百姓拌拉成一块，就对了！”
“没有人民，就没有共产党！”
“不能不靠人民啊！”
当夏庄的民兵在沭河边开展大戒严，在中国的南方，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长沙，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取得了抗战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再远一点儿看当时的世界局势：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1月2日，日军攻占了美国防御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1日，日军攻占英国军队防御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在当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一枝独秀。
这个胜利，鼓舞了全体中国人，坚定了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于美、英等处于惨败之中的盟军，也算是一点儿安慰。
此时，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中国的抗战决心与表现，对太平洋战争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山东半岛的东南方，1942年的春天来了。但是，这时的抗战形势显然并不是春天。然而，1942年4月1日，中共滨海地委正式成立了。它辖日照、莒南、莒中、沭水、临沭、赣榆、海陵7个县委和莒北、日北、马陵3个工委。
1942年8月，山东纵队第二旅机关改为滨海独立军分区，何以祥任司令员，王叙坤任政委，辖第五、第六团。
1943年3月，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后，滨海独立军分区改为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符竹庭、唐亮，副司令员万毅，参谋长何以祥、胡继成、张仁初，政治部主任刘兴元、赖可可。先后辖3个军分区、1个支队另6个团。
其中，第一（滨北）军分区，在1943年夏成立。司令员梁兴初、黎有章，政治委员刘西元、王众音，副司令员侯世奎，副政治委员李仲林，参谋长黎有章，政治部主任安征夫、曹思明。
第二（滨南）军分区，1943年10月成立。司令员罗华生、覃士冕，政治委员谷牧、刘西元，副政治委员王树君，参谋长贺健、严似海，政治部主任王树君（兼）。
第三（滨中）军分区，1944年6月成立。司令员赵杰，政治委员田海山，副政治委员王建青，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黃玉昆，参谋主任石一宸。
滨海支队由1942年8月脱离国民党军的原第57军第111师编成，辖3个团。
司令员万毅（兼），政治委员覃士冕、王维平（王振乾），副司令员彭景文，参谋长王文清、管松涛，政治部主任王维平。
第六团，就是原来的教导第二旅第六团。团长曾国华，政委刘西元，参谋长贺东生，政治处主任高先贵。这就是在滨海威名赫赫的“老六团”，这个团是绝对的主力团。
还有一个第十三团，也是主力团，是由原教导第五旅第十三、第十四团和旅直属队一部合编而成。团长梁兴初。
第二（滨南）军分区，司令员覃士冕、王建青，政治委员谷牧，政治部主任赵昭，参谋主任郭廷万。
1943年，滨海军民对敌作战908次，攻克据点64处，歼敌1万多人。据年底统计：有职工会员10455人，农救会员61251人，青救会员9429人，妇救会员22820人，民兵38999人，自卫团员119119人，儿童团员12847人。
从1944年春开始，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统一指挥部署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主动地开展了攻势作战，春季攻势首先在滨海区拉开序幕。
1945年1月下旬，伪诸城保安队张希贤部1500多人反正，其据守的32个据点被八路军摧毁。继之，滨海区部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生俘梁钟亭，解放了郯城，扩大了滨海和鲁南区的联系。
8年抗日战争中，滨海区地方武装部队发展到3.6万人，民兵4万余人，自卫团11万多支；毙伤俘日伪军4.8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5万多支，炮30门；拥有人口500万，控制国土1.33万平方公里；党员发展到2万余人。
1945年8月16日，滨海军区主力部队编为山东军区第一、第二师和警备第十、第十一旅，参加山东抗日大反攻。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第二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10月，第一、第二师进军东北。
1946年7月，滨海军区撤销。
第五章
山东小延安
从夏庄往东，过了沭河，就是小店了。正下着雨，河边青草葳蕤，草叶上雨水晶莹，树林也正在雨中静默。从小店往南，开车约20分钟，即到大店。
路的东边出现一座大院子，黑瓦白墙，气势沉凝。这个院子大门朝西，这就是八路军115师和中共山东分局以及山东省政府的旧址。
这片建筑的规模和品质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它是典型的北方风格院落，是雅致的，除了中国山水诗歌一样的雅致之外，它还有一种大气沉凝。在雨中，它安静地沉默着，雨落在青石板路上，细雨湿流光，更增添了一分静谧的情致。看到它，你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北方诗书豪富之家，任何暴发户的涂朱饰金之屋，在这样的建筑面前，都自惭形秽。看到它，你会感叹莒县先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巨大辉煌，财富的积累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庄氏的读书人400多年不曾断绝，他们延续着儒家耕读传家的梦想。
从战工会到政委会到省政府
从正门进去，雨越下越大，直接转进八路军115师旧址。这个院子天井特别宽阔，一色青砖铺成，洁净整齐。据说，这是把原来房子的南屋拆除了，为了保证视野开阔，便于屋内居住的人及时冲出转移。
正屋内是原来115师的会议室，旁边屋子是罗荣桓的居室。70年前，山东省政府就在这间屋子里宣告成立。
1941年到1945年，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曾长期驻扎这里，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大多是在这里决策、部署、试点，然后推向全省的。
1941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临参会、省战工会、八路军115师司令部等党政军领导机关，省工、农、青、妇、文群团机关和新闻、文化、教育、卫生、金融、经济等附属机关一万多人，由鲁中迁移到滨海，直到抗战胜利，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滨海一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指挥中心和文化中心。
建国后，肖华说，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驻扎在莒南，许多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决策在这里制定，莒南、滨海是山东的“小延安”。
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在此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政府。
至此，莒县那一抹延续千年，从毋忘在莒的大义到王尽美的大智和永远敢为人先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承接。
山东省政府的前身是山东战工会。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许多人弄不清楚。有的以为是个社团组织，有的以为是个群众组织，有的以为是个学术组织。
都不是，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是初期的山东省级政权组织。
一九四〇年七八月间，在临沂边联县（现沂南县）青驼寺召开了山东省各界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这是抗战时期，具有人民代表大会性质的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民意机关）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行政机关）。大会于七月底选出了黎玉、张经武、李澄之、陈明等二十三人为战工会委员。八月十七日，召开山东省战工会成立大会，在五百多各界代表面前，在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范明枢参议长的监誓下，由战工会首席组长黎玉带领全体委员会宣誓就职。从此，山东人民组建起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省政权。
根据刘居英回忆：“一九三八年初，韩复榘退出山东，各地旧政权纷纷崩溃后，山东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本应抓住这一历史良机，放手建立新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山东党过去长期处于地下地位，对建立民主政权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放手大胆地创建政权，丧失了历史良机。”
“日军占领徐州后，继续南侵，在山东的日军只占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一九三八年初，韩复榘被处决后，蒋介石委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由大后方经河北进入山东，并于十二月率其政府机关进驻沂水县东里店，占据了鲁中山区。入鲁后，他网罗山东境内一些旧官吏、豪绅地方和部分国民党分子，到处任命司令，建立反动武装；又到处派专员、县长，企图恢复其旧的统治。他假抗日、真反共。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断对我制造摩擦，进攻抗日军民，企图消灭抗日力量。这样，在山东形成了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局面。”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共中央指示：“我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冀察鲁三省放手发展与扩充武装部队，建立与扩大抗日民主政权。 ” 四月，中央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中，批评山东过去退让太多，“未能在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今后如有专员、县长逃跑，我即委任专员、县长。”“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让任何人撤换”。三月，八路军115师一部，在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率领下，进入山东。六月，中央军委又组成了八路军第一纵队，派徐向前、朱瑞入鲁，统一指挥山东部队。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其兵力不断向华北回师，加强对敌后战场的进攻，占领了全部县城，并向重要乡镇伸展。从一九三九年夏天起，开始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反“扫荡”和反摩擦斗争中，发展壮大了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省、专区、县、区的宪政委员会，举行了国大代表的预选；建立了行政区、专区、县、区、乡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府。
到一九四〇年夏，已建立了一个主任公署，十个专员公署，七十多个县政府。有统计的七十一个县政权中，民选的县长六十七个；二百三十二个区政权中，民选的区长一百八十六个。民选的乡长约占三分之二，民选的村长约占二分之一。
联合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投票选出了范明枢等八十一位省参议员和黎玉等二十三位战工会委员，通过和颁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由此，山东省级的抗日民主政权诞生了。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被摧残、分割和封锁，许多地方变为游击区。一九四三年是山东形势转折的一年。首先，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各级党委成为各地区党政军民各个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关。同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中央决定由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肖华任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山东所有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
到一九四四年底，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已有五个行政主任公署，二十二个专员公署，一百二十七个县政府，八百五十多个区政府。解放区人口增至两千万左右。
一九四五年八月，经山东省参议会、政委会第二十次联席会议推选黎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前政委会的行政委员均为省政府委员，原政委会的各处改为省政府的各厅。省政府的组织和成员是：主席兼司法厅长黎玉，秘书长兼公安总局局长刘居英，民政厅长梁竹航，财政厅长艾楚南，实业厅长薛暮桥，教育厅长杨希文，卫生总局局长白备伍。
至此，山东省级人民政府由半合法到合法，名正言顺地完备建成了。
刘居英回忆到：“山东省各级人民政权的创建与成长，始终处于严酷的抗日战争中，处于激烈的敌、我、顽三角斗争中。我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以人力、物力全力支援战争夺取胜利。”
山东省政府成立时下辖5个行政公署，分别是胶东、渤海、鲁南、鲁中、滨海行政公署。解放战争中后期，鲁南、鲁中、滨海三个大战略区合并为鲁中南区，由此，始有八百里沂蒙的区域范围。
去年，在横山母亲崔立芬那里，她说给八路军一个大官叫罗荣桓的做过军鞋。
算算时间，从1938年带115师进入山东，一直到1945年离开山东去东北，罗荣桓在山东正好7年。其中，自从1940年带领山东党政军机关进入滨海，就一直在这块区域，时间长达五年。小店与大店近在咫尺，他穿小店的横山母亲做的军鞋，这就非常可能了。
罗荣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在山东根据地工作期间历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是山东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罗东进回忆说：“父亲逝世前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道路，没有什么可分给你们的，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为他赋诗：“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到1940年10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较快发展，达3.6万平方公里。整个抗战时期，以八路军山东纵队为主体开辟了胶东、清河、鲁中根据地，以八路军115师为主体开辟了冀鲁边、鲁西、湖西、滨海根据地。八路军发展到了12.4万人。
到1945年8月，山东八路军已经发展到8个师、12个警备旅。1937年7月山东八路军数量为零，1938年12月为2.45万人，1940年10月为12.4万人，1945年8月则到了27万人！
抗战八年，山东歼敌占共产党歼敌总数的30.9%，山东八路军占共产党部队总数的22.5%。
一尘不染
1941年担任第一任莒南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正是王尽美的村庄大北杏的王东年。
王东年从小对王尽美十分景仰。他与王尽美的儿子王乃征是诸城省立第13中学的同学，又是亲密战友，两个人在1937年10月、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到1940年，他当选为莒县参议会参议长。这时候，他刚刚25岁。
王乃征一直在莒县北部工作，后来去东北，而王东年则在1941年1月，到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当了县长。当时，这个26岁的县长穿一件粗布棉袄，腰里束一根布绳，头戴黑毡帽，脚穿芦草毛窝子。他在当地有这样一个称呼：“庄户县长”。
1942年春荒，许多村民饿得奄奄一息，王东年给大北杏村家里写了一封信。他恳求父亲把他家的祖坟上几十棵大柏树锯倒，卖掉，再把这笔钱送到莒南来。用这个钱买粮食，帮助莒南本地村民度过灾荒。
他的父亲照做了。老人找到本村农民，到祖坟把几十棵大树砍倒，又亲自卖掉。砍倒大树的时候，老人跪在祖宗坟前，百感交集。
这几十棵一直生长在莒县大北杏村的大树，一共卖了200多块银元。老人又亲自送到莒南，儿子接过钱，立刻交给了当地各村灾民。这几十棵莒县大北杏村的大树，最终化成了莒南人民口中的粮食。这就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的县长。
今天的莒南人并不知道，他們的第一任县长王东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乃征。王乃征是王尽美的第一个儿子。
一个父亲的忠良和悲伤
在莒南，还有一个故事在流传。
一位父亲，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部送到了共产党的部队里，三个儿子在几年里，全部牺牲在战场上。
这个父亲，就是刘永良。
刘永良已经早就去世了，我找到的是他的孙子刘炳茂。这是他唯一的孙子和后人。
刘炳茂记得，他的三叔去世的时候，是冬天，那是1950年，莒南的冬天特別冷，而朝鲜战场上更冷。就在一个下大雪的早晨，噩耗传来了：刘家的最后一个儿子，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
刘炳茂说，“我爷爷当时疯了一样，从屋里跑出去，跑到后山上，棉袄上的扣子一个个绷掉，他把棉袄摔在地上，露出胸膛，拼命用拳头捶着，后来一头倒在地上，眼怎么也睁不开。”
刘炳茂跟在后头，跌撞着跟过去，叫爷爷爷爷！很长时间，他的爷爷才睁开眼睛，眼睛没有焦距，一片血红。爷孙俩在大雪里一个拖一个，不时摔着跟头，总算回家了。
整整四天时间，刘永良不吃不喝，一个人到村子的北边，远远看着北方，那是他的三儿子牺牲的地方，叫着儿子的名字。
那是一个父亲的悲伤。
失去儿子的伤痛，刘永良不是第一次感受到。当他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刘炳茂的父亲牺牲后，他在屋里坐了一夜。他的妻子早就去世了，三个儿子是他一手拉扯大的，既当爹，也当娘。
刘炳茂一直到现在，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模样。父亲牺牲时，他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区里送来北海币的抚恤金，他还不知道为什么给家里钱。
到了1948年，刘永良劝说儿媳妇改嫁了。当时刘炳茂的母亲26岁，刘永良是个明大理的人，他说儿媳妇年轻，不能在家守着。刘炳茂哭着不走，在他心里他哭着，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叫我从我家里走啊？
到了刘永良的第三个儿子牺牲，除了刘炳茂，另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留下后代，他们都很年轻就牺牲了，刘炳茂就被送回了爷爷身边。因为，这个家里，只有他这一条根了。
刘永良把二儿媳妇、三儿媳妇，全部都当女儿嫁了出来。
当他的三儿媳妇也在1955年嫁出来的时候，全村人都知道，刘家的三儿媳妇又走了。从此，刘家的院子，再也没有女人的身影了。
刘炳茂成了爷爷唯一的亲人。他很清楚，如果不是有他，他的爷爷早就撑不住了，他早就到那个世界找他的三个儿子了。
他说，“其实我三叔完全可以不去参军的，因为我家都死了两个了，领导都知道，结果，我爷爷还是去给我三叔报了名。”
“当时我三叔刚结婚十天，他实在不想走。”
“他说，爹呀，我两个哥哥都没了，我在家伺候你，过日子，不行吗？”
“我爷爷说，国家需要你。现在美国鬼子又打朝鲜了，咱都不出头，国家怎么办？”
“我三叔还是不大愿意，说我才18岁，个子又不高。”
“我爷爷说：你扛得动枪，就能上前线！”
三个儿子全部战死在疆场，刘永良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老人在1976年就去世了。我无法找到他，我只看到他的照片，人的所有经历，都会在脸上和眼睛里留下印记。我看到，那眼睛里，是一个父亲的悲伤。除了这个，还有如他的名字：忠良。这是国家的忠良，这是人民的分量。这是把心，把所有的儿子，都交给了共产党的人民忠良。这是人民对一个政党的信赖与托付。
它重如千钧。
它贵如黄金。
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这个国家的执政者，都应该想一想，如何才能不辜负，这样把三个儿子的生命全盘托付的信赖啊？如何才能不辜负这样的人民？刘永良老人浸满沧桑和悲伤的眼睛在看。
刘永良的家，在当时的莒县第九区。当时，最初在这里传播共产党的思想和抗日主张的，是谁？是谁影响了他的思想，让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我问刘炳茂。
刘炳茂抹干眼泪，说出了一个名字：曹明楼。他说，我爷爷经常说从他到了我们那里，他才睁开眼，以前就在黑洞里。
曹明楼，这是个不陌生的名字。这个曹吉亭的同村人，在莒县大地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里，他没有缺席。在莒南，他把火种传到了这里。
程金瑞：青春火炬 燎原齐鲁
在莒南，还有一个人，他既是抗日小学的学生，又在毕业后成为抗日小学的校长，又是山东省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者之一，这个人，就是程金瑞。1948年，他作为优秀青年团干部跟随华东野战军南下，后留在河南工作。
1926年8月，程金瑞出生在莒县十字路的南十桥村。程家祖辈是莒县农民，此时，距离他出生的村子北90公里的王尽美的坟墓上，青草已经繁茂。
程家糊口艰难，但是他家的泥巴房子里却是飘着书香的。父亲程凤玖是私塾先生，熟读旧学，他家因此比普通农民家多了一分知识分子的清雅。1941年，程凤玖在扫荡中救了几个八路军战士，并送三儿子程金利、四儿子程金瑞参加了八路军。这一年，程金瑞15岁。到了1943年，程金瑞被选派到滨海中学学习。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8岁时，他被派到大山前抗日小学当校长，两年后，教出的99个孩子全部参加了八路军。
他一边当校长，一边还兼任着筵宾区政府的文教助理，还是这个区的青年救国会会长。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从洙边到大店，村村有锣鼓，庄庄有剧团。筵宾正是这个活动的中心，文教助理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
1947年，莒南是中共滨海地委的驻地，山东第一个新青团团支部，就在这里的金沟官庄成立。程金瑞作为共青团山东组织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他与共青团的不解之缘，就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后来，他担任共青团河南常务副书记。
从滨海到中原大地，这个有书卷气质的莒南人把山东人的厚道、共产党员的真正为民，一路走一路携带。他曾在河南密县担任县委书记，平时骑辆自行车，下乡时看到地里农活，放下车子就帮着干起来。碰见挑粪，就跟着一起挑粪，碰见割麦子就割麦子。他骑着自行车下乡，路上遇到一农民，推着车子去卖猪，人家不收，农民沮丧，又拉得很吃力，这个县委书记就放下自行车，卷起袖子帮他去推车，一直帮他推到收猪的地方……
甚至，这个细心的人，在上世纪70年代冬天大干水利工程工地上，他要求各级干部要爱惜民力，爱护群众，提出要特别照顾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孕期、经期、产期，都要照顾分配合适的工作，别落下毛病。他还说冬天天冷，早晨大家多睡会儿，被窝热乎乎的，中午回家吃饭，肚子热乎乎的，大家互相见面，有个笑脸，心里热乎乎的……
多少年后，密县的农民还是深情地怀念着这个山东人程书记。他们说，一想到程书记，心里就发热，眼里也发热……
2006年，程金瑞回忆故乡，遥望山东，他写下了这样几个字：青春火炬，燎原齐鲁。
第六章
滨海所滨
从莒南县城一直往东，就是碑廓镇。这个镇属于日照市岚山区管辖，从碑廓再往东，就是安东卫了。安东卫所紧邻的，就是浩瀚无边的黄海。
正是因为核心与发端地大店小店与黄海如此之近，所以这块黄海边的根据地，就叫滨海根据地。
滨海所滨，正是黄海。
安东卫：自由的海滨
阳光灿烂，海水湛蓝。远远的海面上，有两艘船正行驶过来。
1945年4月，苏联红军的坦克已经兵临柏林城下，侵华日军还在垂死挣扎。为了防止盟军在太平洋西岸登陆，日军增兵山东，建立沿海防御体系，在山东的兵力达到了10万人。它的重点扫荡对象是山东的沿海地区。
滨海区严阵以待。
这一年的4月12日，山东军区发布开展夏季攻势的命令。其中规定，滨海、鲁中军区先进攻胶济路南伪军张步云，再对伪军厉文礼、张天佐发起进攻。然后，鲁南军区与滨海部队向临沂、费县地区以及津浦、陇海铁路三角区发展。
4月15日，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决定，滨海专员公署改为滨海行政公署。谢晖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滨海行政公署下设立了三个处，其中，第二处的副处长就是庄户县长王东年。
黄海边，王东年到滨海行政公署上任，黄土高原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从5月1日开始，日军调海、陆、空三万兵力，对渤海、胶东、鲁中、滨海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在滨海军区，日军欲切断海上交通和日照、赣榆两县根据地与内地的联系，打通海青公路，控制海岸和公路沿线。5月2日，当苏联红军终于攻进柏林时，在中国的黄海边，日军从涛雒沿海（州）青（岛）公路南侵，占领了原来由滨海部队控制的安东卫、岚山头。
5月4日，日军继续向西进攻滨海根据地。6日晚，滨海军区23团1营2连接到命令，突袭安东卫。当时，23团大部队正在执行作战任务，派2连先赶去。2连急行军20余公里，凌晨两点，到达安东卫。
2连政治指导员钟家全是指挥了这场战斗的灵魂人物。他组织地形勘察，派出三个战斗小组对安东卫里的敌人发动袭击。
正是夜晚睡意正浓的时间，不远处的大海轻轻撞击着海岸，那是当地渔民祖辈听习惯的音乐。大海啊，这是他们的生存背景音乐，是他们全部诗情的来源，也是他们的衣食来源。渔民耕于大海，正如农民在春天犁开休息了一个冬天的土地那样喜悦与安心。
在海浪声里，2连召开了战前动员会。钟家全说：“同志们，我们红二连是老红军连队，爬雪山，过草地，打过硬仗。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参加过直罗镇战役，东征时，又是—十五军团东渡黄河第一船。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长征时的精神，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7日凌晨，工事还没完全修好，日伪军的炮火已经响起。此时，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比例是七比一。即使是在抗战已经要胜利的此时，共产党部队与日军部队的装备，也依然称得上天壤之别。而且，在整个抗战期间，在整个正面战场上，极少出现兵力相当对决的情况，因为中国军队装备太差，所以不得不集中许多兵力，来与日军对战。即使是共产党打的几个标志性胜仗，也基本是贯彻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而极少有以劣势兵力与日军对面决战的情况。
所以，安东卫保卫战在人数上的极少，装备上的极劣，而作战意志的极其坚决，并且最后作战效果的胜利，都是极其难得的。
此时，在欧洲，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但是，这些与正在与敌人殊死拼杀的战士们暂时无关，2连指战员面对七倍于己的敌人，毫不畏惧，沉着应战。钟家全在战斗中负伤四次，撤退时，钟家全带四名战士在后掩护，当战士们先后牺牲，两名日军冲到面前时，他用仅有的三发子弹打死一个鬼子，把最后一粒子弹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次日清晨，日军败退。拉走200多具尸体，七十三名伤员。日军在此安插据点的计划破产。
1945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覃王团””（23团团长覃士冕、政委王德贵，简称“覃王团”）和2连安东卫保卫战的战斗事迹。
7月7日，滨海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特令嘉奖，命名二连为“安东卫连”，授予“顽强制敌”锦旗一面，并追授该连指导员钟家全为“战斗英雄”称号。
大海做证。面对比自己多出七倍的敌人，2连在两夜一天的激战中，7次反冲锋出击，3次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16次进攻，与7倍的敌人拼死作战，血战黄海边，留下了永远不会褪色的壮美诗篇。
我沿着这条路北行。这就是70年前，在安东卫被滨海部队打死270名日军，日军败退回涛硌的这条路。涛硌，這个小镇，因为一个科学家而闻名于世，这个科学家就是丁肇中，他的故乡就是涛硌。在故乡的勇士们与侵略者作战时，他正在大西南后方西南联合大学的课堂上，在前方无数军民的保护里，学习日后对他终身受益的课程。
大海在车窗外温柔起伏。这一刻，它是温柔的，然而，触怒它的时候，它又是狂暴的。它像什么呢？它像人民。它的博大、浩瀚、集中、温柔而不可轻视，都像是人民！
我一边注视着大海，一边在脑袋里回想着当年的历史——
6月2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目前战争形势与我们紧急动员的指示》，要求准备迎接抗日战争大反攻。滨海部队在5月份反扫荡结束后，除了一部分兵力放在沿海地区之外，主要兵力在诸城北部和郯城地区进行攻势作战。
其实，这个时候滨海东部地区形势还是紧张的。滨南地委书记谷牧在赣榆县召开会议，要求全体军民动员起来，保卫沿海。
莒县漏厄湖边的红色家族辛家的老五辛玮，到滨海一地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了。两个月后，他的哥哥辛明到日照任县长。
1945年，6月的滨海，依然穿着破军装的人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这是当时在滨海传唱的一首歌曲《自由的海滨》：
明朗的天空，明朗的海洋，在太阳光辉里，放出银样的光。
这是我们自由的海滨，祖国的边疆，祖国的边疆已经解放。
我们自由的边疆，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纵情地歌唱。
这里没有饥饿和灾荒，像那人间的天堂。
这里没有黑暗和忧伤，永远呈现着新的气象。
自由的海滨，这是祖国的边疆，也是我们的家乡。
幸福的生活，用我们的血汗创造。
和平的家乡，永远屹立在祖国的边疆。
明朗的天空，明朗的海洋，在太阳光辉里，放出银样的光。
这里是我们自由的海滨，祖国的边疆。
我诧异于这首歌里流露出来的明朗和辽阔，我诧异于它的简单与诗情。整首歌里，没有悲愤，没有黑暗，没有喘不过气来的痛苦，只有辽阔，明亮，自由。它说这里像人間的天堂，没有黑暗和忧伤，永远呈现着新的气象，我想，这更是在黑暗里呆的太久了的人，对那种彻底的明亮和新生活的期盼。这种期盼，让人感动。
当然，这个歌曲，也只能在抗战后期，已经看到曙光的时候出现。
在当年的滨海，就是这么一片自由的海滨。这是曾经的历史，也是每一个人对那种辽阔明亮生活的向往。
日照暴动：用鲜血与勇毅建一座虹的桥
就在辛玮去滨海一地委上任的时候，在滨海南部的郯城，滨海军区四团、二军分区独立一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起了郯码战役，郯城第三次解放。郯城解放，扩大了滨海和鲁南的联系，并直接威胁到陇海路。
1945年的7月，正是滨海地区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此时，日照县城尚在日军手中。到了日本投降后的9月8日，日照才解放。
到日照的时候，是晚上了。灯火辉煌，海水浴场里人流密集，到处都是欢笑声。今天的日照，是黄海边的新兴港口城市，以蓝天、碧海、金沙滩而闻名于世。它在1992年成为地级市，管辖莒县、五莲、东港区、岚山区。
现在的日照，在啤酒、音乐、烧烤、大海中享受生活的人们，还有多少人记得，有两个汉字，叫滨海？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在70年前，先辈们为了驱逐异族，为了追求真理，在这片大海边，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在今天的日照人为他们干净的城市、湛蓝的海水而自豪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让他们自豪。这就是1928年由日照共产党人组织的日照暴动。
我们的心的火焰在熊熊烧
我们的急流的血在激动地跳
起来。工作，工作！
灰暗的雾正弥漫在云霄
用赤裸的手与足
把塞途的荆棘踏折了
用鲜红的沸热的血
造成一座虹的桥
天国不在幻想者甘美的梦境里
天国是靠在人间的前驱者的工作与勇骁
这首诗的作者叫安哲，它写于1929年。安哲，就是日照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其实，日照共产党的发展，还是要归到王尽美那里。与莒县一样，日照共产党人也先是在外地接触这个组织的。1924年，在上海读书的日照人丁君羊，经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到了济南。邀请他到济南的人，正是王尽美。
在济南，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济南读书的还有几个日照青年，他们是安哲、陈雷等。他们在邓恩铭、丁君羊帮助下成立了少年日照学会，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26年春天，丁君羊介绍安哲、郑天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读书的安哲，回到了山东。中共日照县委成立。
安哲在1929年写的这首诗，今天读来，我们依然被那青春的沸热的激情感动。
安哲和他的同志们心里只有一个理想：把争取大多数人幸福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
他们走近民众，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先后组织了佃农会、盐民会、觅汉会、匠人会、车伙子会、抗捐会等群众组织。他们终于让千百年来逆来顺受、嗟叹命该受苦的穷人，第一次体会到站在他们立场上的贴心贴肺的温暖，这些农民第一次明白：他们就是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的主人，第一次知道：他们与富人、财主，是平等的，是一样的人！
这是安哲他们“起来工作”的意义所在。
1932年2月，山东省委决定在日照建立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诸城、沂水、莒县一带的工作。1932年10月13日，日照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举行。近千人的暴动队员，他们抱着“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的美好理想，坚守着“服从命令，牺牲个人，共同工作、共同消费，工农专政，誓不叛党，如果叛党，砸死应当”的信念上路了。镇压是残酷的，国民党的八十一师运其昌旅赶来了，驻青岛的海军赶来了，驻莒县、诸城的军队赶来了……安哲率领暴动队伍几次冲破重围，大小战斗进行了三十余次，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无法坚持。25日，安哲率部到达五莲山区后，决定疏散队伍，转移干部。南路暴动队伍在无法与北路会师的情况下，也转入了隐蔽的斗争。历时13天的日照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了。
暴动失败后，反动政府对参加暴动人员进行了镇压与屠杀，仅在日照城里一次就杀了48人，并将暴动队员的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安哲、郑天九等人遭通缉，并被悬赏一千大洋“缉拿”。
安哲辗转到了大连，与大连市委接上关系，并秘密派人返回日照，恢复组织。1933年4月，安哲担任中共奉天特别委员会宣传部长，同年6月，因叛徒告密，被日本宪兵逮捕。1934年冬在沈阳狱中去世，时年28岁。
郑天九经青岛、上海到北平，此后，化名丁九，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地下活动。1933年7月被捕押往南京。当年10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他死的时候，也是28岁。
两个年轻共产党员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
滨海，乃至整个山东共产主义的火种王尽美，他去世时只有27岁。
他们的生命太宝贵了。这样的生命，其质地，远比黄金贵重。
但是，作为物质的生命可以消失，但是，他们在那么短暂的生命里创造的价值，他们年轻身躯里蕴藏的思想光华，永远不会消失。永远永远，应当被这个美丽的城市，被世界所铭记。
从海曲东路一直向东，快到万平口的地方，那里被称为日照的城市客厅，有一座桥，其弯如虹，桥下是海水，站在桥上，极目远眺，大海辽阔，你会不由地感叹：这个城市是美丽的，日照是美丽的。
这就是安哲诗中“虹的桥”。
这就是安哲短暂的28年青春所梦想的“天国”。
多少年过去了啊，两个定格在28岁的年轻生命，以及更多的这样的生命，用他们赤裸的手和足，用他们的鲜红的沸热的血，用他们全部的青春与激情，用他们的勇骁，把沿途的荆棘踏折了，造成了这座，虹的桥。
濱北：没有八路军，就没有我们
我从日照的山海路西行，这条路一直往西，就是莒县的银杏大道，就是我从济南来时的那条路。
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小镇南湖，从这里向北，是另一个镇街头。再往北，就是五莲县城。
1944年反正的莫正民，他的老家是当时的莒县莫家庄子，现在这个村子属于五莲洪凝镇。莫正民，原来是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一军头目张步云手下手枪连的连长。后来，他在王东年和王乃征的帮助下，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再后来几经辗转，才反正到共产党的队伍里。 1945年的7月15日，滨海、鲁中军区部队在诸城地区发起了讨伐张步云的战役。在这次对张步云的战斗中，滨海军区六团、十三团、鲁中军区一团、十二团，组成两个梯队，由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统一指挥，分路发起进攻。这次战斗，部队东渡潍河，一路向北，逼近胶济路，歼灭高密的伪自卫团，解放了高密双羊店一带。这里，是古莒文化向西北辐射的最边缘地带，也是滨海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地带。
这次战斗，解放了诸城以北、胶济路以南，海青公路以西、潍河以东，除了诸高公路沿线以外的诸胶高广大地区，这个地方面积大约2500平方华里。
参加这场战斗的，就有莒县棋山镇建国前党员吴正范。吴正范所在的棋山，是莒北山区，属于滨北区。这场战斗时，他入伍刚半年。
他说，刚当兵时，是在今天五莲县南部与桑园附近转悠。
我说：是滨北区是吗？
老人深陷的眼睛里闪出了亮光：对！我明白他的喜悦是因为我清楚地说出了滨北的名称，多年来，与他说话的人中，能够准确地说出滨北滨海的人应不算多。
吴正范记得，当时部队发津贴是三个月发一毛钱，一个月三分。他说那是北海币，纸张很软，是草纸，上面盖个章，就是钱了。
1927年出生的吴正范15岁就出去要饭，受尽白眼，后来给地主家扛长工。“当时东山那边有八路军，逢集时经常来我们这里宣传，我就偷着去听。知道了穷人只有闹革命才能吃饱饭。”
“从那时就想去当八路。1944年秋天，收秋累得厉害，东家还嫌我干得少，我一气之下，不干了！连工钱也不要了！就去找八路军。当时没找到，过了年才找到，我就当兵了。”
“当时和我一起到部队的，还有一个宋家进。我们一块去的，他第一仗就牺牲了。那时候就这么残酷，咱的枪不行，子弹也不多。”
“看到死人这么容易，那些和我们一块刚进部队的，有落后分子就说，咱走吧！不干了！”
“我很坚决：怕死当什么兵？还要报仇呢，走了，仇不报了？”
“那个人吧，一开始就没说自己真名实姓，他到处找人跟他一起走，不干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情况跟班长反映了，结果第三天他就跑了，不干了。”
“班排领导说我做得好，就把我当成了入党积极分子。我1946年8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半年的预备期。那时我19岁。”
“到今天，我89了，我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不管什么时候，我思想上都没有波动，我对咱的党有信心。”
“1945年夏天打张步云那回，那回就很痛快了，知道咱要胜利了，迟早的事。那时武工队先去打探情况，老百姓也拥护。”
“在咱本地怎么都好说，根据地，吃不愁，受伤也不愁，有老百姓。惨的是1945年鬼子跑后，咱去东北，那时侯，我们红十三团改编成了山东军区第一师第二团，我们是从河北步行去的，当时说是东北什么都有，武器、粮食、棉衣，结果我们就把一部分重武器留下了，也没穿棉衣，就去了东北。”
“结果，一出关就打起来了，没枪也得打啊！人家不让路，那就打！”这是我第一次在老战士的眼里看到凛然的光。
“在山海关附近打了几仗，缴获了一部分日本的武器。天冷了，我找了件鬼子的大衣穿着，没办法，我们往里继续用两条腿走，人家国民党部队坐着飞机去沈阳，等我们走到沈阳，人家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就在沈阳附近一些小城市转，要人没人，要物没物，伤员也没地方送，那里没咱们的根据地。”
“秀水河子那一仗打得厉害，当时我是三营九连二班，这个班是爆破班，我们是三人两人一组，炸药包几斤一个，可当时国民党以为八路军不堪一击，没修什么工事，炸药包没什么用，所以当天晚上，打的那么惨，我们没事，到了后半夜，来了命令，说炸药扔了，人上！”
“我就冲上去了，上去阵地上全是炮火，副连长负伤了，指导员就叫我把副连长背下去，找个地方治伤，我只好接受命令，背着副连长下来火线，到处找包扎所，路上叫死尸堆一绊，我摔倒在地上，这时候那里头伸出一只手，拉着我就不放了，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号长，他认得我，也是咱莒县人，说带上我吧，要不就死在这里了。我背不了两个人，就到附近转转，有辆牛车，东北叫大车，烧了一半，还能跑，就把副连长和他弄到车上，我拉着，从一片混乱的前线下来了。路上，号长说，你千万别把我扔了啊！”
“我带着他们俩，拉着牛车，先去了法库县，又去了康平县，那里的包扎所医生大多数是日本人，话也不懂，我也顾不上了，反正我带着枪，必须得给我治了。到了一个叫郑家屯的地方，住下了。东北到处是些叫什么屯的地方，住了半个月。他俩的伤稳定了，连队派人来后方找我们，副连长叫我先回部队，前方太紧张了。”
“我就回了部队，一看，半个月没回，人都不认识了！170多人的连队，剩下了不到30个人！这些新兵，都是新补充来的，我都不认识。”
“刚进东北，咱山东人在那里可死的不少！秀水河子那仗，是咱部队领导说要把国民党的傲气打下去！当时东北的老百姓都觉得国民党厉害，共产党不撑！说共产党那是什么家什！所以领导说要在这里打一仗，叫他们看看。”
“回去才知道，那晚上我们连半夜打退过敌人九次进攻，我们就一挺重机枪啊！当时缴获了国民党30辆美式十轮大卡车，九门榴弹炮。那东西好，可是一靠近就用不上了。咱不怕死，冲上去就抓活的。”
“还有四战四平，我参加了三次，那时国民党很嚣张啊，我们一直撤到吉林东南，到后来三下江南才好了。”
“后来又一路打辽沈、平津战役、淮海，一场也没落下，一直往南，打到广西，那是中越边境了。1949年，我押解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到后方，领导叫我上中南军政大学上学。”
“正上着学，听说朝鲜战争爆发，38军入朝了，我坐不住了。38军，那是我的部队啊！我坚决要求去朝鲜前线！”
我一直静静地听着老人的讲述，此时忍不住问了一句：朝鲜那么冷，跟美国人打，您不害怕吗？
老人眼中射出精光：“越那样越不服！一定要去试试！坚决去朝鲜！”他的语气和缓下来：“我爱打仗！不害怕！不怕！”
“我现在是学生，老部队已经去了朝鲜，怎么办？我就找组织开好了介绍信，一个人去。先去东北，在铁岭过了年，一过年，我背着我的背包过了鸭绿江，找到了总部。人家说38军在前线，问我上哪，我说服从分配！我上学前是38军114师340团的副连长，现在说112师335团缺干部，你去当排长吧，我说行。就去了。”
“去了，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就表态，说，大家看我表现，看我是个能站起来的，还是个怕死的！”
“到三八线上的蓬莱山，在这对峙了一年，一年后，我们这批伤亡实在太大，叫下去充实整编，别的部队再上来，但是需要留下个了解前沿阵地情况的干部，我就留下了。”
“那时侯，是先把家庭详细地址、第一收信人、第二收信人都清楚地写好，交上，就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的。”
“有一次，我带着几个人，九门火箭炮，埋伏在一个开阔地里，40天，冻得不知道事了，也完成了任务。那会儿我是重机炮连的连长了。”
“从朝鲜回来，先在铁岭整休，我住的那家是个老师，我就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回来让他辅导，没想到后来考上了石家庄高级步校。”
吴正范在作战指挥等科目学习中成绩优秀，毕业后被分配到38军114师，任师作训科参谋、营参谋长、团后勤处副处长等职。1962年调到西北军区参加了中印战争，后历任中苏边防站站长等职。
1966年，在部队的一次集体活动解散时，吴正范突然站不起来，四肢失去了知觉，战士们赶紧把他送往医院治疗。经确诊，他患上了不典型性周期麻痹症。在那時候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是无法根治的。
“住院时，病床紧张，医生把自己的休息床位都让出来给伤病员住，我就想，反正我这病再怎么治也治不好，又没什么危险，出院吧，这床给伤病号，回了部队，还是没法继续工作，我就想，这不是白吃国家的吗，不如回老家自己种地，那还能养活自己，少给国家添负担。就走吧。”
“可是，我舍不得啊！我当了一辈子兵，从当兵就没想干别的！我这辈子没别的想法，就想穿一辈子军装！办好手续了，我从来没哭过的人，实在忍不住哭了。”
吴正范离开部队的最后一句话是：
“不管哪天，国家要是还需要，咱部队还需要，告诉我一声，就算爬，我也能爬回来……”
“围着天边转了一圈”的吴正范最后回到了故乡莒县。我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在部队里？
他说：“没压迫！”
他说：“我思想一直没波动，不管怎么吃不上饭都没有过！我的思想是很纯洁的！”
当吴正范在诸城南与伪军拼杀时，莒南县的第二届参议会在东良店召开了。这次选出的参议长是曹明楼。我们还记得，他是莒县长岭镇前坡子村的早期共产党员。
吴正范所说的滨北，也就是滨海一地委，是在两年后的1947年7月，它管辖的诸城、高密、胶县、藏马、莒北划归胶东区党委领导的。在此之前，1943年的9月，滨海区一地委，即滨北地委成立，第一任书记就是刘兴元。同时成立的还有滨北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就是梁兴初。滨北地委管辖的有莒北、日北、诸城、诸莒边、诸胶边等县。
也是在1943年的秋天，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派出滨北办事处，其实这个机关主要是针对伪军开展工作的，又叫大股伪军工作团，这个团跟随滨北军分区到洪凝一带活动。洪凝，是五莲县的一个镇，现在五莲县委所在地。
在1945年的五莲，是没有五莲县委的。路北的农民急切地盼望八路军到来。这里自从1940年夏天，八路军撤出路北以后，就再也没回来。1943年的7月5日夜，有大胆的路北农民，在自家的篱笆院墙内，看到了在小路上快速行军的一支队伍。这个队伍行动快捷，但毫无声息，而且在行军中很注意保护庄稼不被过分践踏。于是，他据此判断：这是八路军！这支在夜色中行军的，确实是滨海军区十三团和六团的一个营越过莒日公路，路北，在三年之后，终于又有了八路军的身影。
7月14日，诸日莒地区全部被八路军控制。
被灾荒折磨的快要崩溃的农民，从心里发出这样的话语：八路军好歹来了！以后有指望了！咱已是半死的人了，八路军把我们救活了！
1943年8月，滨海军区十三团与胶东军区参谋处长贾若带领的胶瑜东军区十四团一个营在路北的马耳山一带会合了。至此，在滨海区的北部，除了五莲山区一部分仍然被张步云占据外，滨海军区的部队基本控制了诸日莒山区。在这一次战役中，有30万人、300多个村庄得到解放，并打通了与鲁中、胶东的联系。
路北，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折。
1943年8月，滨海专署紧急拨款10万元，救济了最急需救助的500多户家庭。进入路北一个月后，当地农民说，别说今年不收夏粮，我们少负担了多少，就是你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月，那也比那些坏蛋在这里时候，减轻得多得多！
八路军进入路北一个月后，农民在集上买小猪了。以前他们怕买了回家喂大了也叫坏蛋们抢去，干脆不买，现在，他们又有了过日子的心思了。
农民说：有八路军，就有我们，没有八路军，就没有我们。这是他们从被奴役被欺凌的经验里得出的血泪至诚之语！他们的理论很朴素，那就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才能活下去！
中国的农民们，他们起来跟随共产党的理由，并不是要过上多么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要活下去，仅此而已。这是个最底层的阶级，这是个精英们不屑一顾的阶级，然而他们的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洪流被引导到共产党的纪律和信仰的河床里，就会产生荡涤一切的力量。
1944年的6月，滨海党委派白炎波、辛玮带领一部分人到滨北开展工作。1947年5月，中共五莲县委成立后，辛玮成为第一任县委书记。1949年10月9日，经中共胶东区滨北地委批准，将原属莒北县的中至、管帅、淮河三个区委划归五莲县委。1952年9月，原属莒县的石场区委又划入五莲县委管辖。1956年3月，将五莲的常山区委划归诸城县委。
这就是莒县东北部的五莲县的由来，以及当今所管辖的区域。
从五莲县城往东南，三十分钟，就到了日照的山海大道，从这里再往北，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地方：泊里。这是我从去年在无数个老战士口里已经绝不陌生的地名。现在，它属于胶南，是一个乡镇。
攻打泊里，是许多经历了抗战的老战士的共同记忆。滨海军区六团、十三团的两个营，警备团、新111师和一、三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分成了左右两个梯队，在东北起王台，西南到两城之间大约7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击。莒县陵阳镇方家址坊村90岁的老战士李全就参加了这场战斗。
他第一句话就是：“俺是属于滨海军区呀！”
李全是电影《红日》里的连部通讯员李全的原型。现在，他已经90岁了。李全接下来的记忆就是与莒县有关的了，那就是莒城战役。
莒城，李全并不陌生。他的村子距离县城很近。
莒城战役：第八座城池
从李全的村庄到莒县县城，只有十分钟的车程。莒州博物馆82岁的研究员苏兆庆先生记得，当时城墙非常高，有七八米高，四五米宽。1944年11月14日，山东军区指挥滨海和鲁中两军区，发起解放莒城战役。参加作战的部队有：滨海军区四团、六团、十三团、鲁中军区一团，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莒中、莒南等5个独立营以及区中队、民兵，一共1万余人。
11月29日，守城日军弃城逃到诸城。莒城解放。
1944年11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山东滨海区八路军，本月十四日占领莒县，并同时攻克据点十六处，解放村庄700多个，人口30萬。莒县的解放，不仅是山东区的辉煌的胜利，也是敌后我军秋季攻势之后最大的胜利，也是敌后我军的大胜利之一。莒县解放的重要意义，在于莒县是山东敌人重要战略要点之一，是分割鲁中区与滨海区的重要据点，是敌寇扫荡鲁中滨海的屯兵点。有重要公路东南通诸城高密，南通临沂，又为台儿庄、潍县、泰安、石臼所公路的交叉点。此役的胜利，使滨海、鲁中两大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滨北根据地更加巩固。”
1945年到了。1945年的春节，是7年以来，莒城乃至全莒县人，过的最好、最舒畅的一个春节。人们知道，胜利就要来了。即使不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鬼子才能完全被赶跑，但是，即使是最普通的农民也知道，咱们能把鬼子打跑，而且，为时不远了。
七年来，人们前所未有地过了半年的安生日子，解冻后，冰雪消融，人们在莒平原上撒的种子已经出土，在初夏的阳光里闪烁着希望。
半年后，日军又到滨海进行垂死挣扎的扫荡。
在海边，当安东卫连的战士们在与日军浴血奋战时，日军集结部分伪军再次侵入莒中，而莒城此时军事设施已经全部拆除，无险可守，于是就在张家围子设立司令部，在新旺等设立据点。7月，滨海军区独立第三团副政委曹吉亭在攻打新旺时牺牲。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苏军进军中国东北，迅速歼灭了驻扎在东北的日本陆军主力关东军。这一天，毛泽东发表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于最后阶段，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8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解放区军队发布了7道命令，命令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
8月11日，就在大店的庄氏庄园里，山东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连夜讨论大反攻的进军任务，布置了整编军队、接管城市、动员参军、支援前线等工作。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将山东各个军区的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滨海部队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一师。这一天，山东军区向日军驻山东的最高指挥官细川中康发出限期投降通牒。
这一天，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莒中县委正在于家官庄开会，他们热泪盈眶，把帽子、文件扔上天花板，和身边的同志拥抱在一起，捶打对方的肩膀，再想起牺牲的同志，于是鼻子又酸……总之，终于胜利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这时候的莒中县委书记是亓仲文，孔福亭是副书记，他看着年轻一些的同志兴奋地跳上桌子，又跳下来，他走出屋子，外面是火红的太阳，太阳朗照，树叶浓绿，他终于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14年了，中国人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地球上惟一没有断裂过的古老文明，终于用它的自我革新能力，荡涤污浊的能力，证明了自己的活力与不屈！
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终于团结起来，亿人同心，迸发出惊天的力量，以悲壮的全民族抗战，为自己洗刷了一百年来被异族加诸于身的屈辱！
这一口14年，不，一百年，整整一百年没有呼出的一口顺畅气啊，今天终于呼出来了！喘出来了！
当兴奋的中共莒中县委组织人员向群众传达喜讯，并勒令各个据点的日军缴械投降时，日军逃往诸城，莒县终于全境解放。
15日，潍东县委、县政府成立，辖潍河以东、胶济路以南的高密地区和诸城的一部分地区。
8月16日，山东军区将山东野战军兵团分为5路大军，向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同时展开猛烈进攻，滨海军区部队为第二路。第二天，第二路与第三路大军闪电般挺进青岛，青岛解放。
第二路大军的第二师解放赣榆、青口，切断陇海路，日照以南到连云港以北，全部控制。
9月6日，第二路大军第一师解放诸城。两天后，解放日照城。滨海北部除了泊里外，全部解放了。到11月24日，这一天，泊里解放。我们熟悉的莒县老战士孙进喜、吴正范……他们都在这个进攻的部队里。
到此时，滨海区全境解放。
到此，从河到海的衍变，从河到海的扩展，从河到海的跃进，完美完成。
尾声：当代中国青年的宣告
莒城战役，参与战斗的八路军部队有一万多人。
还有一万五千多人的破拆大队，还有无数的识字班、儿童团……在孔福亭撰写的莒城战役通讯里，有这样一个数字：整个莒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动员起来了。当时的莒中人口有四十万。
在当时，初冬的莒平原已经冷起来了，但是，当人们知道要打莒城后，热情顿时迸发出来了！每个村的上空，街巷里响着集合哨子，担架队、运输队、纠察队来往不绝，村头大路上，都扎好了胜利门，装饰着彩花，挂着路灯，灯上写着本村的村名，这样，部队、运输队、担架队一看就知道到了哪里。中楼区在三天内就集齐了四万斤生熟给养，王楼山前和军子两个村庄，从来没出过门的识字班赶着驴子到青山区送给养，往来有一百多里。破拆大队的人高举着镢头使劲儿刨，说，鬼子抓咱干活咱磨洋工，这会可得使勁儿刨，这是给咱自己干啊！
有的儿童团员家里穷，没能穿上棉裤，大人不让他出门，他不乐意，穿着单薄的裤子挺立在村头站岗。从前线到后方的道路上，都设有慰问处休息处，每个村子的妇救会和识字班，都在这里守着炉子，随时为战士们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服务。她们身边，是大缸的红白糖、鸡蛋，要知道，这些东西，她们一年都不一定能吃上一次。
部队凯旋时，每个经过的村庄都扎起胜利门，隆重迎接，全村人集合在村头，锣鼓声起来，手拿红绿旗的识字班和儿童团排队欢迎，战士们无不感动。从他们的胸腔里发出这样的心声：多打胜仗！报答人民的慰问！
忽然，从村子另一个方向又传来了锣鼓声，原来是邻村的人们等不及了，提前过来迎接部队了！两支欢迎队伍在河滩上会合了，旁边，油锅里有热腾腾的上千根油条，儿童团员们把油条捧给战士们，其中，就有那个没穿棉裤的孩子。此时，他的肚子里是空空的，油条从出生到现在只吃过一次。
李全还记得，当他在回家的路上，路过莒中慰问品收发处的时候，他看到，那里的门都要被挤破了！物品都要从屋里溢出来了！人们还在像疯了一样往里送东西！
这其中，就有一个他熟悉的面孔，那就是他的一个本家大娘，她正挎着满满一篮子鸡蛋，左手居然还提着一只鸡，要知道，那是个平时一根草都舍不得给别人的农妇！
当时，他的胸口发热，有些什么，就那么烙印在心上了。
一直到今天。
他不知道，当时经历这些的，也像他一样胸口发热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当时的小民兵李全不知道，这潮水一样的东西，这力量，这磅礴的可以填江移海的力量，它的名字叫——
人民！
他只是知道，从此，他就再也没惧怕过任何东西。
1943年的冬天，莒城内一日军小队长岗井开枪自杀。同时死在他卧室里的，还有一个日本随营妓女，离家十多年的岗井发现她是自己的亲妹妹。在中国的十多年，他奸淫的中国妇女何其多，但是，他不能允许他的妹妹也成为这个群体里的一员。在他的概念里，只有他的亲人，女性亲人，才是女人。而且，现在加入的，还有自己。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勇气与妹妹相认。从这一点上看，他似乎还保留了人类的某种羞耻感。但是，当他面对中国人的时候，他的确连禽兽都不如。
这样践踏别人而以神圣优越自命的恶，就是人类战争与无数丑恶行为的起源。它是真正的邪恶，永不可恕。可怕的是，一直到今天，这样的恶，这样的隐晦的、傲慢的、没有理由的傲慢与邪恶，也没有断绝。它存在在一些人的意识里，在一些人的行动里。
只要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无论这个人如何精英，如何贡献，那么，他就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人生而平等。
每个人， 只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无论学识，无论贵贱，无论种族，只要他是人，那么在人格上就是平等的。
每个人，只要他生而为人，那么，就有和任何一个人一样的权利。平等，这是每一个生命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
无论你是什么智商，如何自视高明，都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哪怕它贱如草芥。
否则，你一定会自食其果。
因为他与你是一样的血肉凝成。
因为他是人，和你有相同的皮肤、肌肉、组织、感情的人。
因为这些生命，这些在你眼里贱如草芥的人，他们是最大多数，他们只要集合在一起，就有了移换乾坤的力量。
他们，就是人民。
他们，就是大海。
他们，就是滨海。
他们，就是沭河。
他们，就是真正的英雄。
这些破衣烂衫、没有多少高深话语的农民，这些蕴藏了巨大力量而不自知的农民，这些有些愚昧、有些可怜的农民，然而，就是他们，无数个他们，在共产党的组织下、领导下，汇集成了大海，他们创造了滨海，创造了胜利。
这些农民，他们亲眼看到敌人从哪里来，烧掉了他们的房子，凌辱了他们的同胞，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是共产党领导他们从血泊中站起，顽强抵抗敌人，一直到把侵略者赶出家园。
今后，他们也将这样奋斗下去，一直到世界上没有不平的人和不平的事！
在我探访过的所有老战士老党员里，问他们在战场上害怕不害怕，无论是吴正范，还是李全，他们一致的回答是：不怕。
现在，我知道，那是真的不怕。因为他们不仅是战士，他们也是人民，他们是最广大的人民。走到哪里，都是最广大人民中的一员。就像水滴，很容易融进大海。他们在大海里自在无比，所以他们坦然，无愧，也不惧怕任何东西。包括一切暴力、武力、压迫，甚至死亡。
最初，滨海根据地是一支小小的部队，就在沭河边的一个村庄，伴随着莒县县委的成立和鲁东南特委的成立，滨海，正在一点点凝聚它的每一滴水。
沿着沭河，我们看到，它的形成，经历了这样的几个阶段。
先来看建立政权方面。由抗战爆发至1939年底，近两年的时间里，尚未建立起稳定、有效的根据地政权和各级地方组织、机构。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以党组织为中心开展，党政一体。
从1940年起，这是滨海（鲁东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初创阶段。在1940年3月，最先建立的就只有在滨海根据地的核心地莒县、日照建立了县级政权。创建了鲁南专署第一行署、莒日临赣4县联合办事处及部分县、区、乡政权；1941年1月至1943年3月，这是滨海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阶段。建立了完整的滨海区政权组织机构，组建滨海地委、滨海专员公署、滨海区参议会和滨海独立军分区及莒南、莒中、日照、沭水、赣榆、临沭、郯城、海陵等县级政权，实行小区制，撤销乡，区直接领导行政村。
1943年3月至抗战胜利，这是滨海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与完善阶段。以开始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界线，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组织、机构模式，由原属中共山东分局直辖的滨海专区升格为滨海区，组建滨海区党委、行署、军区，辖莒北、诸城、日照、莒南、莒中、赣榆、临沭、郯城等15个县级的政权。
在滨海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严酷的抗战形势下，一边发动群众、一边完善机构，提升执政能力。由于抗战形势的错综复杂，滨海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辖控范围经常变动，滨海区一级的政权机构经历了莒日临赣4县联合办事处、滨海专员公署、滨海行政公署等不同发展过程，并由最初分别隶属于鲁中、鲁南区发展成为独立的战略区。下属各级政权机构的隶属关系逐渐明晰，并最终形成了滨北、滨中、滨南三个专署及1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完善了由区到行政村的基层政权。
滨海根据地还承担着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它是自1940年之后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在1945年的8月，山东省政府成立时下辖5个行政公署，分别是胶东、渤海、鲁南、鲁中、滨海行政公署。解放战争中后期，鲁南、鲁中、滨海三个大战略区合并为鲁中南区，由此构成了八百里沂蒙的区域范围。
到1945年8月，山东八路军已经发展到8个师、12个警备旅。1937年7月山东八路军数量为零，1938年12月为2.45万人，1940年10月为12.4万人，1945年8月则到了27万人！
抗战八年，山东歼敌占共产党歼敌总数的30.9%，山东八路军占共产党部队总数的22.5%。
1945年8月，山东军区将第6团、第13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三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1师。这就是后来第四野战军38军112师的前身。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而第4团、第23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1团和编为山东解放军第2师，这就是后来第四野战军113师的前身。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
梁兴初、梁必业的第1师的第三团，就是以莒县的马营为主改编而成的。
这个团，一直到后来的朝鲜战场上，都是响当当的铁军。莒县人、滨海人不怕死，勇敢的基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945年9月，罗荣桓率领6万多名八路军和6000多名干部开赴东北，这其中就有山東解放军第1、2 师，还有滨海支队改成的东北挺进纵队。滨海支队的前身是东北57军111师于1942年8月3日，在莒县的甲子山起义后改编而成的。万毅任纵队司令该部队后来就是38军的114师。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解放军，11月，东北解放军第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至此，第38军的番号正式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中。
而留在山东的部队，还有40多个团，20余万人，编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序列，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参加了莱芜战役和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了华东广大地区。
建国初期从山东发展起来的部队有23个军。目前，保留的18个集团军中，主体从山东走出来的还有7个军，部分由山东部队参与组成的还有4个军。
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几个数字，无法阐释出山东八路军在抗战胜利后对全国解放所做出的巨大而特殊的贡献。
在1945年8月底，当秋天来临的时候，随着日本的投降，国共两党的目光都投放在了一个地方：东北。此时，国民党军队主力集结在西南地区，那里与东北相距遥远，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他们建立的根据地里，最近的距离与东北南部仅百公里。山东半岛上的山东根据地与东北仅仅隔一个渤海，于是，毛泽东发出这样心情急迫的电报：
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
接到电报后，山东部队立刻反应，其中，有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率领的三千五百人，梁兴初率领的第一师七千五百人，罗华生率领的第二师七千五百人等等，以及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分别率领的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四千人。
这些从海路与陆路到达东北的部队，就构成了日后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最初基础。第四野战军后来以巨大的规模、强悍的战斗力，以及他们那位原本是115师师长后被误伤而没有带兵入鲁的著名将领闻名于世。这个人，就是林彪。
1945年的九月，在罗荣桓匆忙离开山东开赴东北的时候，林彪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还没到山东上任，又接到了中央让他到东北的命令，于是他再次带少数护送他的战士北上。到了11月21日，他才找到了第一支归他指挥的部队，这个部队，就是从山东长途跋涉而来的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就是梁兴初。此时，东北已经非常寒冷，而从山东滨海赶到东北的这些山东人，误信了之前听说这里什么都有的消息，装备与棉衣都没带，此时已经狼狈不堪，无法作战。
莒县老党员吴正范一想起那个冬天的寒冷，苍老的声音里还是充满了后怕：那时候，没想到能活下来！
东北抗日联军，这是一个与严寒，与狗皮帽子，与冰天雪地中枪被冻住用尿去浇等相关的名词，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四战四平，三下江南。初到东北的他们没有根据地，严寒无粮，牺牲巨大。后来，当发展起来的东北野战军再次入关，铁军到处，胜利花开。
这个部队里，有一部分，甚至是最精华的一部分，是带着煎饼，从莒县、莒南、滨海走出去的。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见过沭河。
朝鲜战场上，已经成为第38军军长的梁兴初，指挥的，还是这支从沭河边走出去的部队。38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永远铭刻在中国以及世界军史中，他们用血肉之躯，在冰雪中，顶住了美国人最激烈的炮火，为祖国筑起了一道有温度的长城。
其中，松骨峰战斗世人皆知，它就是38军113师的337团三连与美军打的。战后，彭德怀亲自起草给38军发去嘉奖电报。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万岁，不是随便用的。中国战争史上，以前，现在，除了这个部队，从来没有部队被称为万岁军。38军军长梁兴初看到电报，流泪了。
朝鲜战场的惨烈，我从小已经有所知，但是，相对于真实的战况，我们知道的太少太少了。因为要寻找这群从沭河边走出的人的下落，于是，我再次投向了与朝鲜战场相关的资料。
很难形容我读完这些资料时的感觉。压抑、酸楚、悲伤，眼泪一直憋在鼻管里，随时都要流下。因为实在是太惨烈了。
这场战争，与抗日战争不一样，与国内解放战争更不一样。在异国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地方，在冻伤与战伤人数差不多的情况下，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作战。血肉之躯，去直接面对敌人猛烈残酷的炮火。
其中，最先入朝作战的，就是从山东滨海走出去的38军。我在资料里，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翻开一页，是38军，112师336团的五连，这个连长叫徐相禄，是山东莒县人。我来不及感到亲切，翻过来书的另一页，记载的另一场战斗，这是38军114师342团二团一营参加的，营长叫曹玉海，山东莒县人。他在结婚前带着女朋友的情书，走向寒冷的朝鲜战场，并在这场战斗中牺牲。
38军曾二次入朝作战。我抚摩着这些历史，我看着那一个个倒在朝鲜寒冷的战场上的我的兄弟，我的长辈，他们世代喝着沭河的水，在沭河边长大，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安稳地在那里种自己的庄稼。然而，就在不远的东边，隔着大海，那个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的民族，过了海，来到家门口欺负他们，他们赶跑了这匹狼，接着，为了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政府，又与地主的军队打了三年，还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另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又打到门口了。他们只好再次拿起枪，到了这片陌生的地方，却倒在了那里。
毋忘这一片红色、红色啊！
湖南人罗荣桓吃过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吃过长征路上的草根树皮，也吃过黄土高原上的宽面条，当他到山东后，地瓜做成的山东煎饼又为他提供了他和他的部队赖以生存的营养。
我不知道，当元帅离开滨海，前往东北时，他的脚上，是不是还穿着莒县横山的普通党员崔立芬为他做的布鞋？
我清楚地看到，滨海的最起初，最初的发源地，最准确的发源地，是莒县，是莒县的大北杏村，是这里走出去的一个人。
是的，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王尽美。
至此，由莒县大北杏村的一个人点燃的火种，到了现在，已经成为熊熊烈火。这烈火，在沭河两岸燃烧，激荡起连天的火光，吸引了远在黄土高原上的伟人的眼睛。他的手，指过山东半岛，派出另一个湖南人带来部队。在滨海，他们与当地的共产党员一起，几度铁马秋风，终于，沭河流成滨海，火光凝成红旗，照亮了古老的山东大地。
古莒文化中的大义与不屈，尚武与英勇，这些基因，这些源自东夷文化里的高贵与誓死不屈，它們流淌在每一个古莒文化圈内的人的血液里，从来没有消磨掉；这些，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播撒，那些最普通的共产党员，用最大的热情与诚恳，穿着不合脚的布鞋在这片土地上的奔走、组织，由此，水，越积越多，最终成海。
滨海乃成。
从大北杏到大店，由北往南80公里，就在一条台潍公路上。这条从潍县到台儿庄的必经之路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从1919年到1931年，再到1937年，再到1945年，乃至1949年，凝聚了太多故事。
从王尽美成立山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在这里建立，用了24年。
24年的时间，由一滴水，而汇集成溪，更由此成为沭河，成为滨海。
中国共产党在莒县、在滨海的发展过程，从第一个共产党员，到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再到第一支部队建立，直到在这里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省政府，这是一个从河到海的过程。
这也是无数水滴的累积，无数水滴的伟力！
这，就是无数普通的共产党员，以及他们身后无数的普通群众！
是谁能够把这些水滴汇聚成海？从而具有了磅礴的永不可摧的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从人民中而来，也永远不能离开人民。只要不远离这个大海，只要永远在这个大海的广博注视和温柔怀抱里，只要永远靠近它，依靠它，信赖它，热爱它，那么，就永远无惧，永远有着改天换地的力量，这力量深厚，广阔，生生不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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