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谁能控制空间谁就能
控制地球 人类从野蛮跨进文明，不过是近万年的事情。但通信问题对人类的困扰，却有很长的历史。大家知道，歌德是德国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广为流传众人熟知。但歌德说过的一句名言，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他说，人类社会的基础是通信！
的确，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了特定的通信媒介的支配，而且每一种新的通信方式的兴起，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都引起了重大的变革，从而使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如：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造纸、印刷术的出现，电话、电视以及电子计算机的问世等。在古代，先祖们最早传递信息，靠的是手势和喊叫。后来，出现了语言和文字。但用语言和文字传递信息，依然存在着诸多不便，比如要想收到一封几千里之外的家书，或者向偏僻的遥远之地送去一封重要的信件，先祖们往往需要苦苦等上数月甚至一年半载。因为这种传递方式只能靠人双腿步行，或使用“驿马”、“驿车”等。为了摆脱这种因通信落后而造成的痛苦乃至灾难，先祖们后来又改用声音和火光来传递信息。如击鼓鸣锣，烽火狼烟等。早在2700多年前，中国在周朝幽王时期，便开始使用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到公元1世纪，中国发明了造纸术，6世纪发明了印刷术，11世纪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系列的发明给人类的通信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印刷书籍很快成为人类有利可图的一项事业，知识信息的传递不再是朵朵浪花的涓涓溪水，而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滔滔洪流。
而在西方，到了18世纪末期，法国的夏普创造了横木通信机。这种通信机受到法国政府的重视，曾在欧洲广泛使用，并在战争中大显神威。拿破仑称帝后，这种通信机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法国到欧洲形成了数百个通信网。后来，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1837年莫尔斯发明了电报机和电报电码；1876年美国贝尔发明了电话；1904年英国弗莱明发明了真空二极管；1920年美国电子管式电台开始广播；1936年英国电视广播正式启用；1946年美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尤其是无线电通信的出现，更是为人类沉闷的生活带来了振奋的阳光和希望的空气。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信息交流的节奏越来越快，人类渴望沟通、急需交流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仅靠现有的无线电通信手段，已无法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欲望。
这时，一个叫亚瑟·克拉克的人物出现了。
克拉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雷达军官。这是一个从小在骨子里就有预言未来欲望的天才人物。他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手中仿佛随时都握着一把未来之匙。他从军队退役后，一直潜心从事对未来学的研究。当人类在通信的路上受阻时，许是他当过雷达兵的缘故，他对天空和电波却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和天才的把握。每当他守着电话出神或望着天空发呆时，他总在幻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如果站在平地上极目远望，最多可以看到4.7公里。但是一旦登上50米高的楼顶，便可环视半径为25公里的地区。照此推论下去，若是能将一颗卫星发射到天上的某个地方，这颗卫星便可自由地飞越地球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既不受国界的限制，也不怕气候的影响，无论是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还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不管是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还是神奇莫测的南北极地，卫星都可高高在上，无拘无束地传送着信息。那么，要是有一天能将地球上的中继站移至太空，在空中建起一个无线电通信中继站，全球的通信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终于，在1945年那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春天，克拉克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和推算，发现在离地球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存在着一条可以使卫星相对地球保持静止不动的轨道。由于在这条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周期约为24小时，即运行速度与地球自转速度同步，故后来被科学家们称为地球同步轨道。敏感的克拉克意识到，如果在这条轨道上建立一个全球通信中继站，那就再理想不过了。于是，1945年5月25日，克拉克向英国的行星际学会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克拉克做了大胆的预言：人类实现全球通信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在静止轨道上等距离地配制3颗人造卫星，那么地球上除南极和北极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实现通信。
1964年8月19日，美国终于成功地将一颗叫“辛康一号”的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36000公里高的静止轨道，并将这颗卫星定点于东经162.5度赤道上空，从而将克拉克19年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同时也预示着通信商业化的很快到来。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拥有两亿美元的美国通信卫星公司便宣布成立，1000万张股票在几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于是有人比喻说，同步通信卫星是从“地球村”里飞出的第一只“信鸽”，它代表上帝为人类捎来了排解孤独、沟通信息的福音！人们由此不能不想到的是，100年前当美国总统林肯遇刺时，由于通信手段的落后，消息在12天后才传到伦敦。而仅仅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通信卫星却能在不到1秒钟之内让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收到来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信息！
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美国便利用这颗卫星为欧洲和北美转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实况。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特大新闻，也是通过这颗卫星迅速传播到欧洲和亚洲的日本的。甚至，美国还利用这颗卫星承担过对越战争中的军事通信指挥。而让人们直接感受到通信卫星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不可或缺的，还是人们通过这颗通信卫星的转播，看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实况这一事实。它在引起世界轰动的同时，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极大震撼，使各国的科学家和普通百姓对通信卫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通信卫星很快被看成一笔可以赚大钱的好买卖。以美国为首的14个发起国当即签署了“国际通信卫星”协议，组成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并决定用通信卫星来部署一个国际无线通信网。
接着，在1965年春天的某个清晨，一只“晨鳥”又迎来了世界商业卫星史上第一个黎明——第一颗国际通信卫星在熹微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中顺利“飞”入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并在两个星期后定点于大西洋的上空。善于想象的美国人赋予了这颗卫星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晨鸟”。这只盘旋在人类头顶的、潇洒而又骄傲的“晨鸟”，利用“国际无线电联盟”成立1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大好时机，成功地向欧洲和美洲进行了彩色电视节目转播，借此向世界庄严宣告：卫星从此可以进行商业性营业了！
于是，人类航天的历史，从此跨入了商业发射的时代！一向冷清的太空不再安宁。通信卫星一夜间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摇钱树”，每年数以亿计的美元开始源源不断地滚入美国人和法国人的腰包。世界各国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盯住了这条轨道，并随之紛纷发起远征，茫茫太空很快成了人类竞相角逐的贸易市场！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生存空间和信息交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15世纪和16世纪，因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海上远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活动领域由陆地推向公海，并抢占了大片海外殖民地，从而巩固了在欧洲的霸权地位；18世纪后，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建立了强大的海上舰队和商船队，夺取了海上优势，使大英帝国在世界称雄长达一个多世纪；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人类摆脱了地球的束缚，其活动范围从陆地延伸到了太空；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通信卫星的出现，一下子又缩短了地球上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从而导致整个人类战略思想和认识境界的突破与飞跃。难怪美国总统肯尼迪说：“谁能控制空间，谁就能控制地球。”难怪克里姆林宫也多次宣称：“控制空间，是赢得战争的先决条件。”
人类对空间的开发，除了在军事上有着巨大的价值之外，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际通信卫星目前已承担了世界2/3的国际电话业务和几乎全部洲际电视转播业务，光每年的空间通信营业额就高达20亿美元，且通信费用越来越低。美国基本形成了卫星商业化。仅1986年一年，空间总收益就达63亿美元，通信卫星就占了26亿美元。过去，美国每年因恶劣天气预报不准，造成经济损失达100亿美元，利用气象卫星预报后，每年减少损失20亿美元。据美国中西部研究院估算，美国在开发宇宙上的投资与效益之比是1∶ 14。即是说，投资1亿美元，便可赚回14亿美元。假如全部空间技术都能转移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去，那么美国每年受益可达800～1000亿美元！此外，通信卫星与人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它不仅能将洛杉矶一位年轻姑娘的甜言细语传给她在日本出差的男朋友，或者把阿里的拳击比赛放映到北京的夜间电视屏幕上，还能采用视听的方法进行集体教学。
因此，截至1983年，全世界已向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发射了149颗同步通信卫星！40年前克拉克梦想的那条有限的静止轨道，转眼间已变得拥挤不堪，星满为患。仅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上空，便有19颗通信卫星，其中大西洋的上空就占了10颗！
然而，在这条已被各国纷纷抢占并还在继续抢占的轨道上，居然没有一颗中国的通信卫星。换句话说，在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中国还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太空通信权！
第二章 七亿人民要通信
其实，早在1970年4月，当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上天之后，有关专家就对“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开始了酝酿与策划，而且心情十分迫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国内现实的需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国。穷国当然就落后，而且是方方面面的落后。这种落后表现在中国的通信问题上，就再典型不过了。从新中国成立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的民用陆上通信主要靠明线和短波。这种极其落后的通信手段给中国老百姓在生活上造成的方方面面的障碍和各种各样的痛苦，只要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谁都有目共睹，深有体会。比如，要打长途电话，若在农村或偏远小镇，就必须到县一级的邮局去打，因为区和公社一级的邮局根本不能打长途电话。而且，等你辛辛苦苦跑到县邮局排上一二个小时的队后，未必就一定打得通。而要给偏远地区的亲戚朋友写上一封信，至少要一两个月，甚至有的要半年才能收到。若遇有急事要发电报，最快也得十天半个月。有时明明发电报让对方去车站接你，可人到了，电报却没到。若是要给海外的亲人越洋通话，那就更是难于上青天了，纵然你专程跑到城里打通了电话，价格也是相当吓人！
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由于当时中国的通信太落后，至关重要的通信问题也只能依靠明线来保障。即是说，从戈壁滩到北京城，沿线2000多公里的路途上，每间隔50米就得支上一根电线杆。而且，为保证沿途的电线和电线杆不被风暴刮倒，不遭阶级敌人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还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民兵，在每根电线杆下站上两人，在黑暗与冷风中专门对电线和电线杆进行昼夜守护。这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土得不能再土的通信办法，居然保证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的发射成功。这无疑称得上是人类通信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在昔日西方人的眼里，在今天中国人的眼中，这该是一件多么荒唐可笑、令人费解的事情啊！
再举一个例子，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如果要看中央当天的电视新闻报道，只能用飞机把当天电视新闻报道的录像带，先从北京运到乌鲁木齐或者拉萨，再用汽车把录像带从乌鲁木齐或者拉萨运到下属的某个地区，接着再用人力或毛驴车把录像带运至下属的某个地点。等这些偏远地点的人们看到这个所谓当天的“中央新闻”时，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了，新闻自然也就早已成了“旧闻”！
特别是生活在南疆地区的人民，不仅一般的老百姓从来打不上电话，就是各个县的邮电局的局长们，半年、一年甚至好几年也打不上一个电话！因为从北京到新疆，总共还不到60个电话话路！若是发电报，也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比如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群众要发一封电报，首先得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跑到县里的邮局，把发报的内容先用维吾尔族语或者哈萨克语写上，邮递员再把维吾尔族语或者哈萨克语翻译成汉语，然后才能发往北京。看报纸的事儿，就更艰难了，当地机关的人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看过日报，极少数人能看到“周报”，一般都是看“月报”或者“季报”，甚至有的地委书记看的都是“月报”。所谓“周报”、“月报”和“季报”，就是说北京当天出的报纸，南疆一些地区一般都要一个月左右才能看到。这种看报法，被当地的人戏称为“看捆报”。即是说，报纸不是一张一张地看，而是等着一捆一捆地看。因为报纸从北京运到乌鲁木齐，再用邮车经过长途跋涉运到各个地区，到了某个地区，再靠人背马拉，逐一将报纸往下分发。有时遇上邮车坏了或路途不能行走，报纸就只有扔在那儿堆积成灾了。
再从华北、东北以及西北等地区的情况来看，这些地区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通信的落后和交通的不便，使开发受到严重影响。据邮电部门统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上海每天打往江、浙两省的电话，有25%都不能当天接通！甚至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沿海地区，通信的容量也相差甚远。至于其他一些远离大城市的小地方，其通信的需求量，就更是远远无法满足了。
当然，除上述客观原因之外，还有如下三方面的需要。
一是国际竞争的需要。由于人们很快真切地享受到了通信卫星传递信息带来的快感，所以各国纷纷开始了对太空这块地盘的争抢。然而一个相当严峻的现实是，如果通信卫星无节制地发展下去，赤道上空的同步轨道很快就会达到饱和，最后必然泛滥成灾！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世界有101个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了世界空间无线电会议，共同签署了一项国际协议。该項协议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位于赤道上空同步轨道上的通信卫星，在经度上的位精度必须至少为1度！因为经过严格计算，同步轨道上最多只能容纳180颗同步通信卫星。一旦达到这个数额，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再往上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由此一来，世界各国对同步轨道的争夺愈加激烈。因为高悬于太空的同步轨道，其位置也有好坏优劣之分，如同剧院、电影院一样，有“甲座”，有“乙座”，有“丙座”，还有“头等包厢”。谁的卫星先发射上去，谁就先占领“头等包厢”或“甲座”；谁的卫星后发射上去，谁就只能占有“乙座”或“丙座”；如果再往后排列下去，连“站座”都捞不上了，甚至连跨进“剧院”大门的机会也将永远失去！尤其是巴西、印度和夏威夷群岛所处的赤道位置，由于分别位于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空，更是成为世界各国争抢的焦点。在如此竞争局势下，中国搞通信卫星也就势在必行。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否则，中华民族就可能永远在同步轨道上缺席！
二是军事战备的需要。由于用卫星进行军事通信联络，既迅速、准确、不间断，又有着极强的保密性，因此通信卫星一开始就受到各国军事家们的特别关注。尤其是美国和苏联，把发展航天技术与军事实力紧紧连在一起，把天战作为本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卫星在空间的军事运用提高到了一个全民军事化的新高度。美国空军在1958年12月发射的世界上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斯科尔”，就是一颗军用卫星。从1966年起，又陆续有了“初级国防通信卫星”、“林肯”号试验卫星、“战术通信卫星”以及“国防通信卫星”。苏联从1964年起，也不断将军用卫星送入轨道。据统计，全世界已发射了2000多颗军事卫星。这些卫星先后被用于侦察、海洋监视、导弹预警、通信、导航、气象、测地以及反卫星等各种军事活动。在1971年的印巴危机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美国和苏联均使用侦察卫星从太空对战场进行侦察和监视；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更是动用了几乎全部的军用卫星，首开世界空间军事史的先河，标志着大规模的海、陆、空、天四维立体战争时代的到来。而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苏联在边境屯兵百万，难以数计的导弹指向中国的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加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因此，备战备荒，是当时的基本国策之一。从军事角度考虑，积极建立和发展卫星通信，以便更广泛、有效地用于战争，就尤为迫切和重要。
三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后，中华民族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的形象大放光彩，其国际地位与国际威望一夜间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一直集合在社会主义大旗之下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更是推崇备至，高呼万岁！因为卫星上天，就意味着“东风”又压倒了“西风”，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因此，中国不仅需要“东方红1号”卫星，还需要“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
由此可见，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通信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由于它的落后，已严重地阻碍了国内社会生产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由于它的无力，中国在与世界文明信息的交往中已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仅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需要沟通，七亿中国人民渴望交流，而且国家政府机关，军事、科技、外交等部门，同样需要尽快改变落后的通信现状！可真要改变，谈何容易！我国家底薄弱，国力不济，条件有限。如果发展无线电通信，泄密太厉害；若要进一步发展明线通信，同样面临泄密问题。比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南疆扔下的不少窃听器，就是通过明线，窃取了中国核试验基地不少秘密的；苏联为了获取中国大量的各种情报，也在南疆的好多电线杆上安装了窃听器。况且，搞明线成本很高。有人做过计算，若从乌鲁木齐到哈什架一对电线杆的铜线，所需铜为300多吨！若从北京架一对铜线到乌鲁木齐，所需的铜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也做过一个估算，若用电缆技术解决西藏与成都、新疆与兰州的电话通信（请注意，仅仅是电话通信），国家就需要投资人民币10亿元！而且，用架电线杆的办法来进行明线通信，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很大，像戈壁滩上的电线杆，一旦遇到风沙的袭击，就会刮倒或折断。当然，还有一条路，就是搞微波通信。可微波线路的价格又实在贵得吓人——搞1万公里的微波线路，就需耗资3亿人民币！如果全国都搞，则需覆盖几十万公里。再加上每年的看管费、维修费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开支，算算看，该是多少？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乃世界之最，如此一笔巨款，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承担得起？
但是，若是采用同步通信卫星，所需投资还不到1亿人民币！而且只需发射一颗通信卫星，便可解决7亿人口大国的全部通信问题。
因此，“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后，国防科委、七机部、邮电部以及总参通信部等单位，便先后分别向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提出了要搞“东方红2号”同步通信卫星的设想。1970年6月3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由国防科委着手安排“东方红2号”同步通信卫星的研制任务。
于是，同年6月，七机部火箭研究院和中国空间研究院分别组成队伍，拉开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研制的序幕。
第三章 尼克松的“黑匣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这是一个颇具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仅对中美关系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的卫星通信工程也产生了妙不可言的影响。如果说中美关系的建立应该感谢这一天来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那么中国卫星通信工程的兴起也同样与这天踏上中国领土的尼克松直接有关。
事情说来简单。
尼克松访华的前几天，美国一架运输机提前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这架运输机刚一停稳，一个秘密的集装箱便从机上卸了下来。这个集装箱被迅速打开后，露出的是一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活动型的卫星地面站。在中方有关人员的协助下，美国的这个卫星地面站便安放在了首都机场，其天线直径仅有10米。
于是，当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专机一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刚刚走下飞机的舷梯，英俊潇洒、面容冷峻的美国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便如同影子一般紧紧地跟在了尼克松的身后。这位美国军官既没带枪，也没带文件包，白白净净的手上只拎了一只小巧精致的黑皮箱。
当时，在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并没有太多注意，自然也就谈不上会有什么兴趣。但这个被后来称之为“黑匣子”的黑皮包——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却十分了得，它体积虽小，重量虽轻，却装着美利坚合众国三军总司令开启整个战争机器的“钥匙”。依靠这个“黑匣子”里面的专线，尼克松总统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将美国三军总司令的作战命令传到分布在世界任一角落的美军连级以上的部队。同样，依靠这个“黑匣子”里面的专线，尼克松总统在访华期间与中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可以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通过美国在太平洋上空的通信卫星，传回到美国的千家万户。
最先注意到这个“黑匣子”的，是周恩来。
尼克松访华的当晚，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块儿看当天中美活动的录像。刚看了几个镜头，尼克松便指着录像对周恩来说，现在美国人民也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情况。
周恩来略微一惊，是吗？
尼克松笑了，指着身边的安全军官黑格拎着的黑皮箱说，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便全都由它记录在案。它所记录下的信息送给卫星地面站处理，然后再通过我们天上的通信卫星，将这儿的每一个活动细节随时传回美国。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听后十分吃惊，但表面上依然显得漫不经心。面对尼克松身边那个神神秘秘的“黑匣子”，周恩来当时没有再说什么，事后却急忙找来有关人员，对“黑匣子”之事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有关人员把“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的有关秘密，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介绍，最后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可惜的是，天上现在还没有我们中国的通信卫星！”
周恩来沉默了。
从第二天起，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里，眼睛总是要有意无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边的那个“黑匣子”。周恩来的这一微小举动，被机敏而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注意到了。基辛格博士很快将这一信息传给了尼克松。
在一次晚宴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后，又一次谈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尼克松脱口说道：“我们这次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到时就留给你们吧！”
在旁的基辛格博士也趁機说道：“对，周总理先生，就留给中国作个纪念吧！”
周恩来端起酒杯，笑了笑，说：“总统先生，我看还是卖给我们吧！”
就这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卫星地面站，便被中国买了下来，留在了北京电信管理局。
本来，当年为了限制中国和苏联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按照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像卫星地面站这样的设备，是绝对不能卖给中国的，但美方这次竟然同意了。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尼克松为了缓解中美两国关系而表示的一点诚意呢？
同年下半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和尼克松总统访华一样，田中首相也随身带来了“黑匣子”和卫星通信地面站。从未见过日本卫星地面站的中国人，如同从未见过美国卫星地面站一样，再一次大开了眼界，内心也受到强烈的刺激与震撼。而后也和尼克松访华一样，等田中首相访华结束后，中国把日本带来的卫星地面站也想法子买了下来，留在了上海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
按当时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日本的卫星地面站同样不能卖给中国。但历史常常就是这样有趣——田中首相居然也同意了——日本和美国一样，第一次向长期受压的中国显示了少有的大方。
两个卫星地面站的购买，为中国日后卫星地面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少，它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专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缩短了中国卫星地面站研制的时间。
第四章 写信写到中南海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不仅影响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而且对当时所有关心和正在研制中国通信卫星的有识之士及技术专家们，也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因为中国当时的科技人员根本没有见过如此先进发达、撼人心魄的卫星通信设备！尤其对三个先后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年轻人，更是在心灵的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这三个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一个叫林克平，一个叫钟义信。后来有人称他们为“邮电学院三剑客”。按年龄排列，“三剑客”中黄钟玉排行老大，林克平排行老二，钟义信排行老三。
排行老大的黄仲玉出生在湖南湘西大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1948年他考上中学后，因家里交不起两石米的学费，被迫退学，在家种地放牛，同时充当公社的义务通信员。他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大山沟里，每次为了取回一封信或者发走一封信，都得走上几十里的山路。至于电话，别说用过，几辈人连影子都没见过。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黄钟玉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农村通信的落后。黄钟玉的爷爷是位老红军，随红二方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到达甘肃后，因患了重病无法行走，便留在了老乡家中。爷爷最终没有走完长征，为此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于是，爷爷希望他一定要读书！但他考大学时却落了榜。1956年，黄钟玉被分到湖南省邮电部训练班学习通信线路技术，不到20岁的他，每天带着几百人爬山栽电线杆，每相距50米一根，先选位、测量、定点，再挖坑、栽杆、架线。他每天都要在山上跑上一二十里路，跑得双脚起泡，浑身是汗。碰上雨季或者大风，那就更倒霉了，扛着几十斤重的电线杆在泥泞的山道上跋涉，连脚跟都站不稳；头天架好的电线杆，晚上大风一刮，杆子又被吹歪掀倒，电线也被撕裂刮断。尤其到了晚上，因在崇山峻岭作业，前不沾村，后不着店，只好夜夜露宿山头——将行军床往山上随便一支，再用大衣、雨衣或者塑料布一裹，倒下便睡。有时遇上打雷、下雨、刮风，无法入睡，只好起来围着电线杆转圈。两年下来，500多公里长的罗霄山脉上，全部栽上了电杆加上了线，他也因此而落下了终生关节炎的毛病。因此，当1960年黄钟玉被保送到北京邮电学院上学时，从小尝够了山区通信落后苦头的他，发誓要为改变家乡落后的通信面貌而奉献终身。1965年，他大学毕业后跨进了北京邮电部的大门。就在这一年，他回家探亲，家乡依然落后的通信现状令他目瞪口呆：他当年辛辛苦苦架好的电线杆，早已东歪西倒，锈迹斑斑；公社的交换机，用木板作接线板，用子弹壳作塞孔，用一根铜线连起来作塞子；唯一的一部电话，还是一部哧哧啦啦的老式磁石电话……那天，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他落泪了。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卫星地面站刚落脚到中国，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去首都机场看了。在观看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始终有一种压抑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滋味，他在心里反复责问自己：为什么美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做不到呢？
排行老二的林克平当时在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当秘书。当他得知尼克松随身携带了一个“黑匣子”来中国时，非常兴奋。他脑子里首先闪现出来的，是他小时候看见父亲偷偷使用的那部简陋的电台。林克平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林青。如果你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中那个叫李侠的人，就是他父亲的影子。林克平的父亲在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当上了报务员，红军长征途中，成了电台队长。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成立时，周恩来还特意派他父亲去担任电台的台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周恩来住在重庆红岩村，他父亲担任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秘密电台的台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父亲一直负责通信方面的工作。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时，他父亲还参与了通信方面的保障工作。父亲在重庆红岩村时，他每天都能见到父亲那紧张而又神秘的样子。有时半夜从梦中醒来，也能听见父亲“嘀嘀嘀”的发报声。最让林克平难忘的，是家中屋顶上那个神秘的小阁楼，父亲每次发报时，便偷偷爬到小阁楼里，等发完报下来，浑身湿透，脱下的衣服用手一拧，汗水便像雨点一样撒落一地。年仅几岁的林克平当时并不知道父亲每天是在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他只知道父亲在悄悄干着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很危险。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能看见，警察和特务白天黑夜都在监视着红岩村。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林克平开始懂得了“秘密”两个字的具体含义。他不时利用上学或放学之机，为父母传递一些秘密信件，有时还为父母放哨，提供“情报”。尤其是下雨天，茫茫的雨雾一大早便笼罩了整个城市，林克平打着光脚板，背着小书包，举着一把好大好大的雨伞，独自一人在雨路上蹦蹦跳跳地走着。每次出门时，妈妈怕他紧张，总要在他兜里塞上一角钱，让他去买点小零食在嘴里嚼着。因此他每次都用这一角钱去买上一包山楂片，然后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塞。由于他举着的雨伞太大太大，几乎遮挡了他那又瘦又小的大半截身子，雨伞便成了掩护他的一座移动的“小楼房”。所以每当他从警察或特务的视野中出现和消失时，谁也没想到他那把大大的雨伞下，竟藏着共产党的秘密纸条。每当这时，林克平总是偷偷胡思乱想：要是能发明一个既安全又不害怕的送信办法，该有多好！
1946年，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为了迎接毛主席的到来，林克平还指挥幼儿园的小孩们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唱了两首歌。毛主席在重庆时，就住在红岩村，即他家的楼下，所以他每天都能与那个“大个子”“毛伯伯”见面。由于他天性调皮，外加从小嘴馋，所以总要时不时地跑到“毛伯伯”那儿，厚着脸皮蹭点东西吃。有一次，毛主席谈判回来，渴了，一进门便找西瓜吃。但早上出门时分明放好的两块西瓜却不翼而飞，怎么也找不着了。问警卫员，答不知道。毛主席正納闷，噘着嘴的林克平从楼上下来了：“毛伯伯，你的西瓜是我给偷吃了。我错了！”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刮了刮他的鼻子说：“你这小机灵鬼，竟敢偷吃我的西瓜，很好！偷吃了又敢跑来承认，更好！”说完，毛主席还将他一把放在了腿上，问他：“长大了想干什么呀？”他小指头一翘，说：“像爸爸一样，发、电、报！”
1958年秋，林克平考入了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北京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尼克松访华的当晚，他利用工作之便，迫不及待地与另外几个同事一起，专程跑到首都机场，然后想法儿走进了放置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临时机房，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天线直径只有10米长的美国卫星通信地面站。当有人指点着机房里的设备向他介绍说，这是直通美国的什么什么天线，那是用作什么什么的部件时，他感到既新鲜又刺激，一瞬间便改变了脑子里多年形成的中国传统的通信概念。
排行老三的钟义信与黄钟玉、林克平一样，也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不同的是，钟义信是个孤儿。也许正因自己是孤儿的缘故，钟义信从中学时代起，就有一股子发愤向上的劲头。1957年他考上北京邮电学院后，从小吃尽苦头的他比一般学生更为用功，更能吃苦。因此，1962年大学毕业时，邮电学院一共录取了两名研究生，他便是其中的一个。而且，还是他最感兴趣的信息论专业。这个专业当时除北京邮电学院之外，只有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才有。钟义信能考上这个专业，非常高兴。尼克松访华时，他因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没有机会去机场亲眼看到美国的卫星通信地面站和那个神秘的“黑匣子”。但此事他很快就知道了，心里受到的震撼和刺激并不亚于第一次知道美国发射通信卫星！
上述“三剑客”在1972年不过是普普通通而又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们虽然同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弟子，虽然各自都因尼克松的“黑匣子”而心灵受到震撼，但彼此并无交流。三个人的名字惊动中南海，是两年后的事情。
1974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邮电部一间普通的小屋里，灯光下三个人影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神秘地谈论着一件神秘的事情：中国的通信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中国卫星通信工程这艘大船怎么才能扬帆启航？
灯下的这三个人，便是黄钟玉、林克平和钟义信。
通信问题之所以迫切地摆在了三人的面前，与两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当然有关。但事情的直接起因还是1973年7月3日的一个会议。那天，邮电部召集有关人员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当时在邮电部计划科负责规划工作的黄钟玉参加了这个会议。就在这个会上，邮电部领导传达了毛泽东不久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军工产品定型的重要指示：“军工产品，能定型的要定型，要认真抓。不能定型的不能生产，不能装备，援助人家也不行。林彪一伙把六个机械部搞到军委办事组管，搞乱了，误了几年时间，质量很差，有的搞不响。我们要急起直追。地方能搞的，也要搞。上海搞卫星，有可能搞成。各地有条件的，可以搞。定型要抓紧，尖端要加快。”同时也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主席经常说，我们是试验阶段，不需要生产，但能上去，仍应上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传达后，在邮电部引起很大反响。按过去的规定，火箭卫星属于军工产品，除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外，地方不能搞。但毛泽东的“地方能搞的，也要搞”（指火箭、卫星）这一指示下达后，却给地方想搞火箭卫星的部门开了一盏绿灯，甚至说是赐了一把尚方宝剑。即是说，属于地方的邮电部也可以参与搞通信卫星了！
正为卫星通信的问题而发愁的黄钟玉听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后，十分激动。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和实地的考察，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卫星通信，既保密，又实用，还省钱。而且无论军事、外交、航运，还是民用，都急需通信卫星！黄钟玉很快找到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想法，并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夫翔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让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于是在黄钟玉的积极倡导下，邮电部、七机部五院和广播电视局联合组成了一个卫星调查小组，于1973年秋，对北京、上海和南京的有关部门、基地以及工厂进行了一番调查，然后写出了调查报告。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纸上谈兵尽快转化为实际行动。
黄仲玉今晚找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的，正是这个问题。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怎么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上一封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
但谁来执笔写呢？钟义信是信息专业，又懂通信卫星技术性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在此之前他就有要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打算，所以写信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身上。
第二天晚上，钟义信便在自己家的一间小屋里挑灯夜战，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对钟义信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当然，信送出去之后，均石沉大海，再无消息。
所以，这个晚上的钟义信在给周恩来写信时，思想上就难免产生种种顾虑：这封信能送到周总理的手上吗？周总理有时间来过问这样一封普普通通的群众来信吗？万一这封信落在了别人手上怎么办？
第二天，钟义信将写好的信交到了黄仲玉的手上。黄仲玉看了后，觉得信写得很好，只是太长，便又作了一些删改。然后，三人又聚在一起，商量到底如何处理这封信的问题。林克平是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周恩来总理肯定很忙，为了让周总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这封信，信的内容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截了当，而且字体一定要又大又工整。于是，由林克平再做修改后，三人又逐字逐句地推敲了一次，然后从邮电部找来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志，请他将信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这样，不仅字体突出清晰，而且漂亮好看。最后，三人这才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
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从普通邮局走，肯定不行；派专人送，又不可能。怎么办？最后，还是当秘书的林克平有办法，他说，唯一的最好办法，就是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黄仲玉和钟义信当即表示赞同。于是，一封由三位普通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顺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但信发出后，三位年轻人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封信带给他们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五章 周恩来的最后批示
1974年5月19日凌晨。
这是中南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也是周恩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据有关人员后来回忆，这天的周恩来一连参加完两个会议之后，已是凌晨兩点有余。他回到办公室，用冷水洗了洗脸，喝下一杯热牛奶，然后活动活动麻木的手脚，便又坐在了他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按惯例，周恩来首先拿起一支已经削好的红蓝色的铅笔，然后打开秘书为他准备好的红色文件夹，对有关文件逐一地进行了阅示。个别急需处理的文件，他又认真做了批示，而后交秘书即刻予以办理。
接着，周恩来又打开了秘书今天特意为他准备好的另一个天蓝色的文件夹。这个天蓝色文件夹里存放的，是几十封已由秘书整理打印好了的群众来信的内容摘要。
看群众来信，已是周恩来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周恩来曾多次告诉秘书，一旦遇到有重要内容的群众来信，一定要送给他看，千万不要漏掉。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他需要从各个渠道了解全国各个方面的情况。更何况周恩来是个极其细心的人，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些情况光听来自会议桌上的汇报，是不可能靠得住的，有时一则群众来信，往往可以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不时地看看群众来信，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周恩来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
周恩来一连看了几封群众来信摘要，有一封群众来信突然将他吸引住了。展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是一封与众不同的信。此信不仅层次清晰，主题明确，而且最关键的是内容：通信卫星！
周恩来很惊喜，通信卫星问题，是他心头一直牵挂的一件大事。
周恩来合上文件夹，叫来秘书，让马上把他正看的那封群众来信的原件找来。片刻，秘书便将这封群众来信的原稿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接过信一看，只见信封上写着“周恩来总理亲启”几个十分工整的大字。凭字体判断，周恩来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群众来信。他将信展开，一行工整有力的毛笔字便出现在他的眼前：《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
一见这个题目，周恩来马上将信全部展开。这时，周恩来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胸口，艰难地弯下腰去。秘书慌忙过去扶住周恩来，周恩来一弯腰，吐出一口带血的痰。
秘书急忙劝告周恩来说：“总理，先回屋休息休息吧。”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没事的，过一会儿就好了。”
刚一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
片刻，周恩来端起茶杯，喝了口水，然后拿起信，几乎是一字一句地看了下去。他一边看，一边想，一边还用红蓝铅笔在信上划下了一道又一道的红杠杠。看着看着，周恩来焦虑的脸上便渐渐舒展开来。
在周恩来看来，此信写得很认真，很有见解，很有感情，也很有个性。不仅言简意赅，文笔流畅，书写规范，字迹清楚，而且，内容扎实，情况熟悉，逻辑严谨，推论准确，对中国的通信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分析十分透彻。许多观点新鲜独特，很有价值，却又不带政治色彩和个人目的。作者在信中先对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之后又对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现实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论证，最后，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
周恩来看完信，最后将目光停在了写信人的名字上：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
这三位是什么人呢？
周恩来在三个人的名字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红杠杠，然后又打上一个问号，这才站起身来，在办公桌前踱开了步子。
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完信之后的周恩来很激动，当时就叫过秘书，问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秘书告诉周恩来说，这个美国的卫星地面站现在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
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子被触动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忧虑。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片刻，他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拿着那封被他划下了无数红道道的来信，起身慢慢走到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陷入了沉思之中。
的确，两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那个“黑匣子”，对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所产生的震动实在太大了！见多识广的周恩来，当然早就知道美国的通信比中国的通信先进，但他毕竟是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无线电通信专家，他没想到的是，美国的那个小小的“黑匣子”居然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神奇功能——他和尼克松在北京的一言一行，眨眼间便通过通信卫星传到美国的千家万户，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使他恍然感到，尽快发展中国的通信卫星，实在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因此，他指示有关部门，买下了美国的两个卫星通信地面站，一个用于军事研究，另一个则用于民用研究。
但出乎周恩来意料的是，后来江青等人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某些基层单位掀起了一股大批“洋奴哲学”的风潮，说什么买美国的卫星地面站是“崇洋媚外”，是“践踏国格”，是“大长资产阶级的威风，大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再加上后来四机部的专家们到美国考察时，美国人送给他们一对水晶蜗牛，这水晶蜗牛拿回国后，又被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下至车间，上到中央，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将矛头直指周恩来，说“蜗牛事件”是典型的“爬行主义”，是典型的“洋奴哲学”，其后台人物就在中央！
在如此剑拔弩张的形势下，面对这封普通而又非凡的群众来信，该作何处理呢？
周恩来捂着胸脯，慢慢踱开了步子。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这个凌晨的周恩来显得特别疲累和憔悴，他看完信后，心情一直很沉重，仿佛面临一次重大的决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他在屋里大约踱步几分钟，又到旁边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这才重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再次拿起信认真看了起来。
片刻，周恩来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信的天头这样写道：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
1974.5.19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
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因病重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5·19”批示，是周恩来生前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批示，也是最后一个批示。
第六章 毛泽东与通信卫星
周恩来的“5·19”批示，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一个良好的转机。这一批示既代表了当时广大科技人员的心愿（因为当时五院、国防科委和别的部门的专家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和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的也不少），又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它一出台，便很快打破了沉闷四年的僵局，成为中国研制、发射通信卫星以及实现卫星通信的重要方针和依据，从而拉开了中国卫星通信工程的序幕！
李先念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后，当即作了批示：秋里阅办。批示的时间是1974年5月21日，即周恩来批示后的第三天。
余秋里接到批示后，当即召开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邮电部、国防部五院、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对通信卫星有关问题进行了会商。并成立了相应的几个小组，由四机部部长王诤担任通信小组的组长，还对通信卫星工程的经费也作了粗略的预算。
1974年6月11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由通信兵部、总参谋部、广播事业局、四机部、七机部有关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对通信卫星的频率体制、研制分工、发射时间等重大原则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1974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发展我國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讨论稿）》。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队有关部门又对此报告作了三次讨论和修改。1974年11月25日，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又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卫星通信工程会议，正式讨论和修订了这个报告。并就有关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联名将报告送至中央。报告中作了这样一个规定：卫星研制工作应本着“花钱少，多办事”的原则，尽可能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和已有的技术成果，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基本建设。并对通信卫星的整个研制和建设费用，作了一个初步预算，共需经费9.6亿人民币。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会上，委员们对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上报的《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自充分发表了意见，对此报告的内容基本表示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先搞侦察卫星，还有人提出先搞别的卫星，双方一时争持不下。邓小平见状，只说了一句：“不用争了，我看还是先把通信卫星放在第一位吧！”于是会议经过再次讨论后，一致通过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并决定马上请示中央。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的报告》，经军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同意。现呈上，请批示。
中央军委
1975.3.31
第二天，即1975年4月1日，此报告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毛泽东和党中央。
这时的毛泽东眼睛正患白内障，且很快面临手术，看书写字已经相当困难了。当中央军委将发展中国通信卫星的报告送至他的床头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但秘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要亲自看。
这天，秘书将报告送到他的床前时，他硬是坚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报告。然后，他沉思片刻，从秘书手上要过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据说，这是晚年的毛泽东躺在病榻上画下的最有分量的一个圈。
1975年9月10日，国防科委和国家计委以“（75）计军字第395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的这个报告。由于中央军委批準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加之为了保密，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称为“331工程”。
第七章 “长征三号”首次
发射失败 1983年8月12日，“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第一次发射工作会议在北京宣武门外白广路一幢高大的楼房里秘密举行。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通信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和航天专家任新民、谢光选、戚发轫以及西昌基地司令员王世成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经过半个月的研究讨论，最后确定：“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发射时间为1983年底至1984年4月初；这次发射将准备三枚火箭、三颗卫星，万一第一次不成功，再接着组织第二次发射！
10月9日，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发射计划！
西昌发射基地很快成立了发射现场指挥部。担任现场发射指挥长的，是西昌基地司令员王世成！王世成出任西昌基地司令员的时间很短，也很突然。当时还在国防科工委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担任所长的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去北京，接受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的召见。他匆匆忙忙赶到北京后，刚与陈彬的手握在一起，陈彬便将一纸命令放在了他的面前：他被任命为西昌基地司令员了！
陈彬对他说：“通信卫星发射的时间已经迫近了，为了保证这次发射的成功，科委常委几经挑选，并经慎重研究，决定你去西昌基地担任司令员。有什么意见？”
能有什么意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作为一名老兵，他当然懂得这纸命令的分量。尽管当年的他曾担任过共和国第一个发射大队的参谋长，并担任过中国第一枚火箭发射的阵地指挥员，而且后来指挥发射过的各种火箭卫星更是不计其数。可他依然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他将要指挥发射的，毕竟是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
“身体最近怎么样？”陈彬关切地问了一句。
“没事儿，去时多带几瓶氧气就行了！”说完，他自己先苦笑起来。的确，几十年来由于他一直拼命工作，搞得自己的心脏就像一部常年不停的发动机，最终还是把心血管累出了毛病。当几位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几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后，为他诊断的三条病因是：高原缺氧；长期疲劳；睡眠不足。正由于这三条他明明知道但又无法改变的病因，使他的心脏总是不得安宁，时不时地会闹腾一下。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氧气和心脏病的药，总是左右不离身。
所以，王世成人尚未到西昌，西昌基地卫生所专供他使用的氧气瓶就已经准备好了。可他一到西昌，屁股还没坐热，就召集有关人员了解情况，然后满发射场地跑。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从这个站到那个站，从早到晚，几乎不歇脚，搞得跟随他的女护士只有抱着氧气瓶，跟在他的后面追。医生多次向他提出严重警告，他根本不听，也顾不上听。
1983年9月13日，“长征三号”火箭和“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从北京安全抵达西昌发射场。王世成司令员代表西昌基地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基地不少人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火箭，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10月27日，国防科委老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从北京飞往成都，同四川省委、省政府和成都军区的主要领导一起，听取了“331”工程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任新民等人的情况汇报。10月28日，张爱萍一行又来到西昌基地，亲自视察了发射阵地、技术阵地和指挥控制中心等单位。张爱萍反复告诫参试人员说：“一定要记住，淹死的，不是不会水的！”
1984年1月1日9时，经测试后的“长征三号”火箭从技术阵地顺利转运到了发射阵地。当日下午，指挥部在高高的发射架下举行了隆重的火箭转场誓师大会。会后，发射团官兵立即对火箭进行吊装、起竖、对接。两天后，“长征三号”火箭高高竖立在了发射架上。
经指挥部研究决定，发射时间定在1984年1月26日。于是人们关注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发射场。
1984年1月26日这天，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卫工作便悄然启动。由于西昌发射场地处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发射场区周围居住着彝、汉、藏等多种民族；加之山高林密，地形隐蔽，故敌社情相当复杂。早在去年9月上旬，公安部和国防科工委便在成都联合召开了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对发射任务中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严密部署；为了防止敌特的破坏活动，公安部批准成立了冕宁县沙坝公安分局，派驻了30人的公安工作队；在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的周围以及交通要道，设立了4个军民联防哨所和巡逻哨；在发射阵地周围的制高点上，设立了4个哨所；在通向发射阵地的道路上，增设了两个检查站，昼夜值勤；为确保通信线路的畅通，仅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万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护线任务。
与此同时，为保证发射场区附近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基地还提前向地方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让靠发射场较近的老百姓撤离家门，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于是当地的山民们，有亲戚的投奔亲戚，有朋友的投靠朋友，没有亲戚朋友的，也想方设法找依靠。总之，在发射前的头天晚上就远远地离开了发射场。有的彝族同胞实在找不到躲避的地方，干脆跑到大山顶上，自己临时搭个草棚或者找棵大树隐藏起来。因为西昌是第一次发射火箭卫星，谁都想象不出发射到底会有多大的危险；加上各种谣传甚多——有人说燃料一旦爆炸，整个山沟就会一片火海；火箭一旦从天上掉下来，山沟里所有的人都得炸死！所以，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心理，把火箭视为怪魔，把发射日视为灾难日（这与后来把看发射火箭当过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有的听说真的要发射了，吓得魂飞魄散，连家中的财产也不要了，只带着老婆孩子，早早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逃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去了。
而在此之前，发射、测控、通信、气象、后勤五大系统，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发射系统对长达50公里的各种油、气、水、电管路进行了检修，抢建了270多个各种修改和新增加的工程项目；测控系统进行了360次单向联调、8次系统联调和14架次的综合校飞，发现和排除各种故障及隐患1万余起；为了搞好这次测控系统的演练，半个月前，广州空军轰五机组飞行员张绪民在执行校飞任务时，还因飞机失事而壮烈牺牲；通信系统共组织了350多天的单向联试和合练，使948公里的架空明线和57条出口电路处于良好状态；气象系统充分利用西南五省的气象网资料，结合西昌山区气候特点，整理了历年12月至4月气象要素的逐时分布资料，并落实了天气会商网、气象情报网和雷电监测网；勤务保障系统保障了任务中所需的各种特种设备、仪器仪表和电源供应，并先后对6573台（套）设备和仪器挂了“准许证”。
1月26日12时整，发射程序开始以倒计时进入。全體参试人员，提前吃完中午饭，便各自进入了岗位。平常闹哄哄的大山沟，像是有人一声令下，突然间便沉静下来.。
下午3点，发射进入5小时程序。地下指挥所里，发射控制系统指挥员李联林正在组织对火箭进行第二次功能的检查测试，突然发现火箭平台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李联林当即组织召开了一个只有5分钟的紧急会议。经过简单的分析，认为要么是平台坏了，要么是与平台有关的仪器出了问题。处理的最佳方案是：先更换与平台有关的仪器，更换之后如果情况依旧，便可判断是火箭平台的问题。于是，李联林领着几位技术人员快速冲上77米高的发射塔架，迅速更换了仪器。当他们再次对火箭平台进行测试检查时，发现平台不稳定的情况依然存在，于是由此判断：是火箭陀螺平台出了问题。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更换火箭平台！李联林当即将处理结果向“01”发射指挥员佟连捷做了报告。
佟连捷很快下达了中止发射程序的命令。于是，刚刚热腾起来的发射场又马上归于平静。像一锅眼看就要烧开的水，突然灭了火。
当晚，发射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司令员王世成、副司令员候福、航天部副部长孙家栋、总总师任新民、火箭总师谢光选、卫星总师戚发轫等专家全都到达会场。专家们没了常见的笑容，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会场的气氛一下比平常严肃多了。
会议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最后决定：重新更换火箭陀螺平台；1月29日，重新组织发射！
发射推迟后，张爱萍多次发出指示：基地和航天部试验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慌乱，不要紧张；既要认真做好充分的准备，又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时间。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看到关于推迟发射的报告后，也指示说：不要泄气。要总结经验，继续再干！
1月29日，第二次发射按计划开始实施！中午12点整，各系统正式进入发射程序。下午3点20分，北京下达了发射进入“5小时准备”的命令。西昌、西安、北京、太平洋，沿途数千里的航线上，庞大而复杂的卫星发射测控系统，做好了随时捕捉火箭卫星的准备。
“各号注意，1分钟准备！”晚8点24分2秒826毫秒，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携带着“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火箭笔直上升大约10秒钟后，开始按程序向东南方向拐弯，而后向着茫茫夜空加速奔去。在发射场附近观看发射的人群，顿时欢呼雀跃。坐于指挥大厅的各位首长和专家们，也鼓响了热烈的掌声。山里山外，一片欢腾！
“火箭一级飞行正常！”
“火箭一二级分离！”
"火箭第二级飞行正常！”
随着调度指挥员此起彼伏的报告声，载着卫星的火箭在广东汕头特区北部上空跃出大陆，向着太平洋上空直奔而去。
“火箭第三级第一次点火成功！”沸腾的指挥大厅里，再次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
但是，专家们这时却显得十分冷静，因为火箭第三级第一次点火成功，并算不了什么，关键要看火箭第三级在空中的第二次点火——火箭在空中的第二次点火是世界上难度相当大的一个新技术，当时只有美国才运用过此技术；如果“长征三号”火箭的第三级能在空中顺利完成第二次点火，那今晚的发射才算大功告成。所以，深懂内情的专家们这时不敢高兴得太早，仍在耐心地等待着火箭第三级发动机在空中的第二次点火。
“火箭第三级第二次点火成功！”
“星箭分离！”
从遥远的太平洋上空，终于传来激动人心的报告。调度指挥员的声音刚一落下，专家们一下全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然而，失败之神，偏偏就在人们纵情欢呼之时突然叩响了发射场的大门！火箭第三级第二次点火刚刚点着，突然失常——大屏幕上橘红色的指示光点渐渐离开了理论轨道，向着右下角缓缓沉去；而“远望号”测量船上，“卫星准确入轨”的报告也迟迟没有传来。
刚刚还在欢呼跳跃的人群，一下没了声音。
第八章 地上抢救天上卫星
当载着“东方红2号”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从西昌腾空而起，并向着预定轨道急速飞去时，位于秦岭脚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西昌基地一样，同样处于一片狂欢之中。
然而，接踵而来的现实却残酷无情。西安测控中心计算机最后送来的数据明确表明：火箭第三级发动机在空中点火后仅仅过了3秒钟，便突然熄火了！
第三级发动机突然熄火，使火箭一下失去了推力，只能靠惯性往前做一定阶段的滑行。但不幸中万幸的是，火箭姿态控制系统仍然工作良好。于是，火箭起飞1245秒后，火箭上的程序控制系统器顽强地发出了“星箭分离”的指令，拼尽了全力的火箭将卫星勉强送入了高度为400公里的椭圆形停泊轨道，便再也没有力气将卫星送到同步大椭圆轨道了。通信卫星不能进入预定的大椭圆轨道，卫星就无法与地面进行通信，已经发射上天的卫星就等于是一块废铁！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耗费了14年心血的航天人悲痛万分。几位火箭总师还当场落下了热泪。
但感情不能代替现实。现实问题是，这颗价值连城的通信卫星正按自己的意志谁也不理睬地往下滑行，倘若能将它及时抢救过来，尚可当作一颗低轨道卫星试用，以获取这次发射的各种试验数据；如果不能及时抢救或者根本就无法抢救，这颗卫星很快便会从天上坠落下来，或葬身海底，或毁于山岩。
正当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专家们为此懊丧万分焦头烂额时，国防科工委的特急电报从北京飞到了西安：
全力以赴，抢救天上的卫星！
于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很快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测控中心的测控专家夏铭智、郝岩、巫致中、张凤翔、段双泉以及测控总体、通信、计算机、测量、轨道理论、天体物理等学科的负责人；著名航天专家孙家栋和著名测控专家陈芳允也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对现有数据的分析，尤其对一些技术细节的反复推敲乃至激烈争论后，一个大胆而又富有创意的方案很快形成：
第一步，采用多天线、多区域、多跟踪站的手段对卫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测量。首先想法子抓住天上失控的卫星，以确保各种预报数据的准确性；
第二步，抓住机会，强令断开卫星上的加热器，以保住卫星上极其珍贵的剩余电能；
第三步，在调整卫星姿态的基础上，抢在卫星进入“盲区”和电池耗尽以前的第13圈，点燃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从而将卫星重新送入高空轨道！
这个紧急抢救卫星的任务，落在了闽西测控站和渭南测控站的肩上。在遍布大陆的航天测控网中，这两个测控站是唯一能控制通信卫星的全功能的大型测控站。如此艰巨的任务能落在他们的头上，既让他们高兴，又令他们担忧。因为天上的卫星现在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底处于太空的什么位置，究竟运行在一条什么样的轨道，连上帝也不知道。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它捕获，并让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无疑等于大海捞针，太空捕鸟！
然而，当“紧急集合”的哨音刚一响起时，两个测控站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立即从夜梦中进入了各自的岗位。中心计算机根据火箭卫星分离后仅有的几十秒钟内所获得的数据，首先对天上的卫星做出了粗略的预报：卫星正从西半球飞快地转过身来，再过10分钟左右，就要从我国的可控领域飞过。于是，两个站的五部雷达，同时迅速启动，将搜寻的目标对准卫星预定出现的空域。人们以万分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卫星的随时出现。
“渭南155发现目标！”
报告声刚一响起，人们禁不住欢叫起来。可只片刻工夫，报告声又传了过来：“155目标丢失！”
怎么办？再过三分钟，卫星又将飞出大陆可测控的空域。若是这次抓不住卫星，往后的形势就会更加严峻。人们的心紧张起来。这时，闽西突然又传来报告：“闽西450发现目标！”测控中心指挥员立即下令，让闽西抢发指令，断开卫星上的加热器，以保住卫星上剩余的那一点点电能。
然而，由于目标已到了跟踪范围的下限，尚未等闽西的指令发出，卫星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逃走后的卫星以每96分钟绕地球旋转一圈的速度继续狂奔，转瞬间又一次进入了大陆不可见空域，这就只有等到第11圈或第13圈以后才可能再次出现在本土的上空。但由于卫星上的太阳能电池未能得到太阳充足的照射，而卫星上的蓄电池又在不断消耗，所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卫星便向坠落一步步逼近。经计算，如果在20个小时之内不能将卫星抢救回来，天上的卫星定将成为一颗死星！
1月30日晨，闽西、渭南两个测量站的参试人员经短暂的休息后，又提前5小时进入了岗位。上午11点零3分，各测量设备再次启动，所有的天线一起指向了卫星即将到来的空域。但10分钟过去了，所有的雷达都没有捕捉到卫星的影子。此刻，无论是北京还是西昌，或者是波涛汹涌的南太平洋，都在焦急地等待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消息。北京的老将军张爱萍，从昨晚8点到现在，也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
而此时测控中心的飞行控制组正为如何选择卫星上的发动机点火姿态问题展开激烈地讨论。有人认为肯定能点着，有人认为点着的希望不大，而多数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种担心，怕万一姿态没确定准，或点不着火，或点着后又不知把卫星弄到哪儿去了。于是，测控中心将飞行控制组的点火方案和大家的顾虑通过电话向北京的张爱萍做了汇报。张爱萍听了后说：“只要你们做到了全力以赴，如果还找不准卫星姿态的话，万一打到国外去，出了问题，我负责！”
12点18分，闽西、渭南两个站所有的雷达再次启动，又一次开始对卫星第11圈进行搜寻。可眼看10分钟又要过去了，两个站所有的雷达都未发现卫星的任何踪影。测控中心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甚至有人发出了失望的叹息。
“转用第二方案跟踪，所有雷达转向第二空域！”闽西测控站的指挥员果断下达了新的命令。
就在雷达刚刚转向第二空域时，操作手又惊又喜地发出了报告：“发现目标！”紧接着，另一部雷达也发现了目标。闽西立即向正焦急等待的西安测控中心发去报告。中心指挥员听到报告后，当即向闽西下达了命令：“立即发令断点！”闽西测控站听到命令后，立即通过巨大的微波向天上的卫星发出了R32和R67两条控制指令。片刻，测控中心接到了闽西测控站的报告：“发出的指令返回后，经过对比，指令正确，卫星已开始执行指令！”即是说，卫星一旦执行了地上发去的指令，其电能便可保住；卫星只要还有电能，就能继续工作，救活卫星就大有希望。
这一消息顿时让测控中心的人们振奋起来。张爱萍得到这一捷报后，当即对北京指挥所回话说：“请转告西安测控中心的参试人员，让他们再接再厉，稳妥可靠地搞好下一步卫星的控制工作，一定要想办法把卫星挽救回来！我相信他们能取得成功。我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而此时，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所有的跟踪测控设备已全部启动，计算机、X—Y记录仪等各种仪器也快速运转起来。由于已经捕捉到了天上失控的卫星，所以卫星的高度、速度、姿态以及旋转速度等各种技术参数，很快全部获取，然后经中心计算机迅速做出处理后，证明天上的卫星功能依然正常。接着，在测控中心统一的指挥下，闽西和渭南两个测量站对天上的卫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控制，最后使卫星在太空中按照人的意志翻转了90度，从而让卫星确定了向更高轨道飞去的新姿态。
但问题是，这已是卫星飞行的第13圈即最后一圈了。就是说，抢救卫星只剩下了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向天上的卫星发去指令，成功地点燃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那卫星便可再次飞向更高的轨道，从而可以对通信卫星的各项功能进行一次全面的检验。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要向衛星发去一条极其特殊的指令：R26指令！
这是一条极其神秘而又神奇的指令。这条指令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在通信卫星入轨、定点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通信卫星发射上天，最后定点于赤道上空，是通过地面测控系统对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变轨之后实现的。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次变轨，就是当卫星运行到离地球最远的那一刻时，由地面测控系统向卫星发出R26指令，让卫星携带的远地点发动机在空中点火，燃烧37秒后将卫星送入大椭圆轨道。但这种远地点发动机只能是一次性点火，点火成功了，卫星便能进入大椭圆轨道；点火失败了，卫星就彻底报废，绝无可能进行第二次点火。
正因为如此，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向卫星发射的数百条指令中，唯有R26这条指令，按上级的严格规定，是绝对不允许事先储存到计算机内的。其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地面人员在操作中发生误操作而将卫星毁于一旦。这条指令由研制遥控终端的专家用手先一笔一笔地写下来，平时由机要人员专门负责，将其锁在保密柜里，不准传看，不准复印。每次发射卫星时，除了指挥长、主要作试参谋以及负责软件操作的主操作手之外，任何人不允许接触，也无法接触。如果因工作需要有非接触不可的人，事先也要将名单报到保卫部门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批。而且，可以接触这条指令的几个人，也绝对不许记录，不许背诵，只有等到需要发送这条指令时，才由保密员和机要员一起从保密柜里取出，然后送到软件操作手的手上，再在有关专家的监督下，将这条指令的密码写入计算机里。到了实施发送这条指令时，为防止万一发送有误，还采取了双保险制，即主控站首先发送一次，间隔10秒后，另一个测控站接着再补发一次。
显然，要发送这样一条指令，事关重大，且成败在此一举。但事到如今，测控中心的专家们也别无选择，只好孤注一掷。
于是，1月30日下午4时9分25秒整，当失控了20个小时的卫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大陆可见空域时，西安测控中心果断下达了命令：
“闽西、渭南，发送R26指令！”
闽西测控站接到命令后，立即发出了R26指令。10秒钟后，渭南测控站紧跟着也发出了R26指令。
结果，R26指令发送成功！
西安测控中心大厅一片欢呼，70多个小时没有合过眼的几位测控专家相互拥抱一起，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通过地面发送R26指令，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获得成功，卫星被送到了近地点400公里、远地点6480公里的小椭圆轨道上，把一颗本来已经频近死亡的卫星，又变成了一颗有试验价值的低轨道卫星。
晚7時整，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正式向国人宣告：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低轨道的科学试验卫星！
遗憾的是，由于火箭第三级在空中的第二次点火失败，卫星最终未能进入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当然也就无法与地面通信。因此就发射通行卫星而言，这次发射依然是一次失败的发射！
第九章 “长征三号”再次发射
1984年4月8日这天，是西昌再次发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日子。
这天最难受的，是气象专家们。西昌是个多雷暴地区，从4月初起，开始进入雷暴季节。如何准确预报理想的天气，怎样选择一个令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称心如意的发射日，这对此次发射的成功与失败，至关重要。因此，选择最佳发射日，便成了压在气象专家们心上的一块石头。近两年来，基地的气象专家们认真查阅了西昌地区1939年以来的气象资料，翻看了近10年的历史气象图册，同时还验证了350多个雷暴预报指标，并派出雷电报警观测组，走访了当地许多的气象哨所。为了预报准这次发射的天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先生也来到了西昌基地，指导天气会商；基地气象台还专门请来了一位很有经验的彝族老人，每日上山观察天气，提供情报。最后，通过对气象资料的综合分析，基地气象部门得出了4月7日至9日发射场区天气较好的结论。
于是，国防科工委决定：4月8日晚再次实施发射！
这个日子一旦确定后，基地的气象专家们就更是坐卧不安了。因为天有不测风云，虽然在理论上预测4月8日是个好天，但真正到了4月8日这天，到底还是不是个好天？谁也没有绝对把握。所以4月8日这天天刚蒙蒙亮，负责气象预报的参试人员便早早起了床，走出房门或者爬到山上，提心吊胆地看老天的脸色去了。
这天对其他人员来说，同样难以叫人心平气和。今天已经是第三次组织通信卫星的发射了，要是再打不上去，“发射窗口”就会越来越小以至完全消失！再说了，经过了14年的艰辛努力，好不容易才获得今天这个发射日，如果还是像前两次一样打不上去，又如何向国人交待？因此，从北京到西昌，各级领导、每个专家以及全体参试人员，无不为此充满忧虑。
好在这天上午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发射场的上空，一片宁静。中午11点进入发射8小时程序后，各系统设备也运转正常。不过，各系统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特别是发射系统，每一步工作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故，至今令他们心有余悸：发射团加注中队在加注第一级和第二级火箭的常规燃料时，常规加注系统的一个阀门因质量问题突然出现阀瓣脱落，四氧化二氮刹那间急剧向外喷出，整个加注泵间顿时弥漫了棕红色的滚滚烟雾。在此危急关头，发射团三中队的操作手们在副中队长陈志岭的带领下，冒着有毒气体奋不顾身冲入泵间进行抢救，最后终于排除故障，保证了火箭低温燃料加注的继续进行。
然而到了下午5点——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2个小时，老天爷好像故意作对似的，突然在发射场的上空卷起层层乌云，随之还下起了豆大的雨水！
刚刚还沉静的发射场，很快出现一片躁动。几位气象预报工作者在发射场上围着高高的发射塔架跑来跑去，随时传递和交换着各种情报信息。表面上显得很冷静，内心却比谁都着急。而在发射场东边的一个角上，总总师任新民、火箭总师谢光选、火箭副总师王之任、卫星总师戚发轫等几位航天专家，更是焦虑万分。他们有些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时而望东，时而望西，时而看天，时而看地，可天上的雨水依然谁也不顾地往下流着。雨水打湿了他们花白的头发和花白的眉毛，不一会儿，他们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却分不出哪是雨水哪是汗水。几位专家望着70多米高的发射架上那枚头顶着通信卫星却巍然屹立在风雨中的“长征三号”火箭，一种强烈的悲壮感不禁油然而生。
天上的雨点还在下着，发射场的气氛愈加紧张。尽管发射场和火箭本身均已采取了周密的防止雷电击打的措施，但低温燃料火箭的特点，就是最忌讳雷雨天发射。所以，面对乌云密布的天空和淅淅沥沥的雨点，指挥员们开始有些犹豫了。
是马上中止发射，还是程序继续往下进行？
发射时雷雨是肯定消失，还是会突然增大？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发射指挥部在发射场边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指挥长和专家们赶到指定地点时，个个气喘吁吁，神色严峻，几个人就在草坪上随便围在一起，便开始了会议。会议对有关的几个问题简单议了议之后，焦点便集中到了气象问题上：2小时后实施点火发射时，到底会不会出现雷雨？
这个问题必须由气象科科长吴传竹正面回答。
大腹便便的吴传竹，平常是个很随意很潇洒的人。14年前，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他和他的战友们就曾经准确地预报过发射天气，并因此而立下了三等功。但今天值此关键时刻，一旦要他一锤定音，他心里难免也有点紧张起来。西昌地区的气候本来就复杂，又是第一次发射，再加上“长征三号”火箭是第一次使用低温燃料，而这种低温燃料对雷电又最为敏感，火箭起飞后万一碰上雷电，顷刻间便会毁于一旦！现在，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两小时，两小时内老天会有什么变化？两小时后到了发射那一时刻，老天又会是个什么脾气？天有不测风雨，两小时后的事情，谁能说得准？预报对了，万事大吉；预报错了，自己坐牢掉脑袋倒是小事，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希望，如何了得！
但推卸责任、胆小怕事、苟且偷生，不是吴传竹的性格。经过短暂的思考，他认为通过全体同志对各种信息资料的分析，之前做出的今晚可以发射的预报是有科学根据的，也应该是准确的。现在虽然乌云密布，伴有小雨，但等这片乌云过去之后，应该会出现好天。于是，他从人群中一步站了出来，尽管说话时神情有些紧张，但语气却很肯定：“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资料来看，7点前后发射场区上空不会再有雷雨，地面风小于5米/秒，可以发射！”
“能保证吗？”指挥长问。
“我们是立了军令状的！”吴传竹答。
听了气象科长这番话，多数专家放心了，但仍有少数专家半信半疑。因为气象科长毕竟是人不是神！
为了慎之又慎，有关部门很快又请来一位70多岁的彝族老人。这位彝族老人中等身材，脸膛黝黑，头戴一顶羊角帽，身披一件“查爾瓦”，眼睛里充满了一种很容易让人看出的得意与自信。老人最大的嗜好，是喝酒。据说他饭可以不吃，但酒不能不喝，3斤酒一次灌进肚里，依然还能分清天上人间东西南北。这是一位有着相当丰富气象经验的老人，在西昌一带享有“活气象”之称。为了给这次发射选准一个好日子，他已经带着酒壶蹲在山上连续观察了五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了。所以当他乐呵呵地来到发射场接受指挥部的“考验”时，他只老老实实地说了一句：
“等一会儿就是好天。”
“会有雷雨吗？”有人担心地问了一句。
“不会有雷雨！”老人还是一句话。
“万一你说错了怎么办？”有人又紧逼一句。
老人笑了，提起裤腰上的酒壶，猛地灌下一口，而后肯定地说：
“我要是说错了，这辈子不再喝酒！”
在场的人一下笑了。
根据“土”、“洋”两方面的意见，发射指挥部最后决定：发射时间不变，按预期计划进行！
紧张了一时的发射场，又很快平息下来。
然而，给第三级火箭加注低温燃料——液氢液氧的时候，另一个令人担心的场面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70多米高的发射架上，被两盏强烈的聚光灯照得一片透亮。头戴安全帽、身穿防护衣的加注战士，小心翼翼地给火箭加注低温燃料，渗透出来的燃料与空气刚一接触，很快形成一团团白色的烟雾，时强时弱，飘飘忽忽，弥漫了整个发射塔架，看上去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此刻，夜色已经降临，天上的云块游戏般地做着漂移，零零星星的小雨还在不急不慢地下着。由于加注低温燃料危险极大，所以除应该留守的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发射场。于是喧闹了一天的发射场突然寂静下来。而这种突然而至的寂静，使正在加注的发射场一下显得有些恐怖起来。
迎着这恐怖的气氛，偏偏走来一个人，一个70开外的老人：花白的头发，中等的个子，身体瘦小，却显得硬朗，尤其是走起路来，格外精神。这位老人就是通信卫星五大系统的总总师——任新民。每次发射加注时，任老总都要亲自到加注现场看看。他知道，液氢液氧的加注，是今晚给火箭的最后一道“晚餐”。这顿“晚餐”能否顺利“喂”进火箭的肚子里，对今晚能否点火发射，相当关键。
任老总越过发射场坪，径自往发射架走去。他的身后，是他左右不离的秘书。这时，为了防止静电引起火花，发射架上的电梯已经停止使用了，任老总便迈动双腿，一层一层地往上爬。发射架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几十年来，无论是在戈壁，还是在秦岭，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在西昌，每次发射时，他都要爬上好几次发射架。尤其是在火箭起飞的前夕，他总要来看一看，如同一位慈祥的父亲，为远去的儿子送行。
“任老总，你不能上来！”任老总刚爬到第三层，就被站在发射架上的李联林叫住了。
“我看看就下去。”任老总说。
“不行！”李联林态度严肃。
“我有特别通行证。”任老总指了指自己胸前的红色特别通行证。
“有什么证也不行！现在正在加注，极不安全，您必须离开！我是这儿的现场指挥员，您得听我的！”李联林十分严厉，甚至态度有些凶狠。
“没事儿，我看看就下去。”任老总态度很是诚恳，依然竭力争取着。
“绝对不行！”李联林几乎是喊了起来。
任老总不再说什么。他抬起头来，望着发射架上加注战士们晃动的身影，望着火箭腰身上“中国航天”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眼睛慢慢潮湿起来，而双脚却难以挪动半步。
就在这时，李联林突然看见了任老总眼里滚动的泪花，他的心猛地受到了震颤。就在那一时刻，他的心一下软了下来，真想让老总留下算了。但理智又很快控制了他的感情。他知道，任老总是航天事业的栋梁，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低温燃料的加注时，发射场比战场还要战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他自己在昨天晚上就写好了一份遗书，今天出门时已悄悄压在了枕头底下）。他必须对国家负责，对他本人负责！
于是，李联林当即转身喊了一句：“安全员！”
“到！”安全员立马赶了过来。
“马上把这位老总扶下去！”
“他、他不走怎么办？”
“就是扛，你也要给我扛下去！”李联林厉声下了命令。
任老总终于还是走下了发射架，离开了加注现场。李联林望着老总远去的背影，心里禁不住涌起一股酸楚的滋味，于是在心里说了一句：“老总，对不起了！”他知道自己刚才态度不好，但他相信老总能理解他的一片好意。
半小时后，低温燃料的加注顺利结束。
晚6点30分，发射场上空的云层渐渐开始散去。
7时许，天边露出了几颗星星，发射场的上空，果然是一片好天！
气象科长吴传竹和其他搞气象预报的同志，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整个发射场区的气氛，也一下变得轻松起来。
此刻，各系统设备运转正常，发射进入了最后25分钟的准备。所有参观发射的人群已在指定的大厅或者山上就位。所有测量、控制和跟踪设备均处于待命状态。高悬在避雷塔上的扬声器不断传出的发射指挥员们相互之间的报告声和口令声，把发射场的气氛推向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
“25分钟准备！”发射指挥员发出了命令。
5分钟后，动力系统指挥员报告：“发动机预冷正常！”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师们一直绷得紧紧的心弦这才一下子松弛下来。因为这一声报告，意味着他们担心已久的费尽周折的三级发动机舱的环境温度合格！
“4分钟准备！”液氢液氧自动补加完毕，三级火箭的储存箱开始发射前的加压，卫星指挥员随之报告：“卫星转电好！”一分钟后，三级火箭的加注、排气共五个连接器自动脱落。
“2分钟准备！”口令刚出，只听“啪”的一声响，三级火箭的两个连接器自动脱落。紧接着遥测、外测和控制系统发出报告：“转电好！”
“1分钟准备！”各脱落插头自动脱落。电缆摆杆离开箭体，准确摆动到位。乳白色的“长征三号”火箭此刻挣脱了任何束缚，一丝不挂地袒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
“牵动——”离火箭点火还有30秒钟。光学跟踪系统设备启动。
“开拍——”离火箭点火还有4秒钟。各种高速摄影、录像设备和遥测系统设备启动。
“点火！”发射指挥员佟连捷发出洪亮的声音，庄严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发射操作手敏捷地按下了“点火”按钮。
刹那间，随着一声隆隆的巨响，整个峡谷如同山崩地裂一般，几十里之外的窗户都被震动得嚓嚓直响。在橘红色的熊熊火焰中，48米长的火箭载着通信卫星穿过滚滚黄烟冲天而起。短短十几秒钟后，火箭便化为一团白色的火球，向着东南方向扶摇而去。
古老的峡谷，顿时滚过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片刻，指挥大厅里不断传出各种激动人心的报告：“一级火箭飞行正常！”“二级火箭飞行正常！”“三级火箭第一次点火成功！”“火箭跟踪正常！”……最后，当人们听到“三级火箭第二次点火成功！”的报告后，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下子放声欢呼起来。无论是身经百战的司令员，还是历尽风霜的老专家；不管是肩挑重担的中年技术人员，还是初次上阵的年轻大学生，他们相互握手、拥抱，相互祝贺、问好！每个人的脸上，都闪烁着幸福的异彩；每一个人的眼里，都饱含着滚烫的泪水。甚至有的好几个人搂抱在一起，伤心地痛哭起来……
然而，通信卫星的发射，有别于其他卫星。今晚的发射，对西昌发射基地而言，可以说已经成功；但对整个通信卫星发射的全过程来说，还不能说是大功告成。卫星上天之后，还必须经过地面测控人员实施一系列的调整、控制、指挥，而后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变轨，让卫星在天空“漂流”半月左右，才能最后将卫星定点于赤道上空。而要让卫星到达并定点在赤道上空，还需走完36000公里的遥远路程！
因此，如果我们把通信卫星的发射比作是一次艰难而遥远的远征，那么，此刻西昌火箭的成功起飞，还仅仅只走了一半的路程。
第十章 在“流动的国土”上
载着卫星的火箭从西昌点火起飞后，只经过了约10秒钟，便离开发射塔架，开始按程序拐弯，向着东南方向飞去。这时，西昌测量站的光学仪器和遥测仪器首先对起飞后的火箭进行跟踪。接下去，宜宾、贵阳、南海、湘西等测量站相继进行跟踪。上站传给下一站，下站紧接上一站，中间不许有任何间断。各站将跟踪火箭的情况随时报告给西昌指挥控制中心，西昌指挥控制中心再将火箭飞行情況随时报告给北京指挥中心。
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第一级发动机熄火即完成使命后，与火箭第二级分离，然后坠毁在贵阳地区的深山老林中。接着第二级发动机点火，再用强大的推力将火箭推向更高更远的空域，让火箭迅速跨过五个省份，在广东汕头北部上空跃出大陆，而后直奔太平洋的上空！
火箭的第二级发动机熄火后，耗尽燃料的第二机火箭与第三级火箭再次分离，而后坠毁于浪涛滚滚的太平洋之中。
现在，“长征三号”火箭的前两级，为把卫星送到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已经耗尽了自己生命的全部热血，只剩下第三级火箭还载着卫星在太平洋的上空继续飞行。火箭一旦飞入太平洋上空后，陆地上的一切测量跟踪设备，便再也无能为力了。而能够继续承担跟踪、测量火箭卫星重任的，就只有“远望1号”和“远望2号”两艘测量船了。
此时此刻，两艘“远望号”测量船正航驶在辽阔无垠的太平洋上。这里台风频频，海浪汹涌，水域深不可测。据说，著名航海家麦哲伦1520年途径太平洋时，曾用测深绳探测过太平洋叨摩群岛附近的深度。他一连放下去五六根测深绳，也始终没有够着太平洋的底。事隔多年，科学技术进步后，有人才发现当年麦哲伦探测的那个深度，竟达5000余米！而这样的深度，据“远望号”测量船老船长说，在他们行驶的航区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数字罢了，有的地方最深可达1万米！就是说，如果将珠穆朗玛峰搬倒扔进这里，顶峰距离海面也还有2000多米！在这样险恶的海面上航行，“远望号”测量船的困难与风险，可想而知。
但由于中国在国外没有殖民地，在公海也没有一寸地盘，所以无法在全球布置测量站，唯一的途径就是在这险恶多端、深不可测的大洋上建造机动性能强、测量跟踪功能齐全的远洋测量船，开辟为我所用的试验航区，让这万吨测量船定点在事先确定好的方位上，以便比陆地更精确地测量、计算从万里之外突然飞来的洲际导弹，或从西昌大凉山峡谷腾空而起的卫星火箭！
这种办法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美国、前苏联和法国便先后开始使用了。后来，美国发展到拥有20余艘这样的远洋测量船，前苏联则拥有30多艘。也就是说，理应属于全世界共同享有的茫茫公海，长期以来却成了美国和前苏联独来独往的试验天地。而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直到1980年才完全成功地建造出两艘远洋测量船。仅有的这两艘测量船的问世，还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磨难。
早在1965年，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上便提出了要建造两艘2万吨级的高级海上测量船的设想，并责成国防科委制定研制规划。1967年7月18日，国防科委与总参谋部等单位经过研究论证，提出了远洋靶场测量船的研制意见，并以这天的日期将其命名为“718”工程，而后报中央专委审批。1968年的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工程。
然而，当时“718”工程的技术班子几经调整，人员不断发生变动，总体技术工作难以进行。特别是林彪“9·13”事件发生后，“718”工程的研制工作更是受到严重挫折。“四人帮”借机破坏，有意将“718”工程与“571工程”混为一谈，甚至把测量船说成是“贼船”，致使部分专家被关进牛棚，技术人员遭到遣散，不少工程设计也被停止。好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力挽狂澜，在1974年5月召开的中央军委会上，审定了测量船总体设计方案，最后做出了测量船可以进行设计施工的决定。
尽管如此，远洋测量船的研制工作仍然举步维艰。张爱萍复出后，建造测量船的任务再次被列入重点。1979年9月，张爱萍亲自赶到上海主持召开了“718”工程协调会，并在会上下达了死命令：1979年12月31日24时前，测量船必须完成出海执行洲际导弹发射的一切准备！并强调说：“谁超出了这个规定的时限，我就只有‘挥泪斩马谡’了！”
号令发出，由全国24个省市、35个部委、1000多个单位、共计数万人参加的远洋测量船研制工作，当即火速行动起来。至1979年年底，远洋测量船终于如期建造成功！
1980年5月，“远望号”测量船首次出海，成功地执行了我国在南太平洋上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的任务。此次出海，安全航行43天，总航行时间近800小时，总航程达9000余海里。发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任务开始后，“远望号”测量船从1983年9月22日起，到1984年4月8日这天止，七个月时间里三次远航太平洋，历时120多天，总航程达8万多海里。由于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均为白色，双双航行在海上时，颇像一对游弋的天鹅，故有人将它称之为“海上白天鹅”；由于“远望号”测量船上安装着数百台（套）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云集着全国几十所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汇聚了几百位精通业务的专业人才，有人又将它称为“海上科学城”；而由于两艘“远望号”测量船日日夜夜航行在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上，有人还将它比喻为“流动的国土”！
然而，太平洋的风光虽然不乏美丽动人，可要在那与世隔绝只有男人存在的船上生存、工作几个月，却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船上既看不见报纸，也看不到电视，更见不到陆地上比比皆是的灯红酒绿以及生长在大自然怀抱里的各种鲜活生命；而有的只是无情的台风、凶狠的海浪，以及在长长黑夜中枕着狂涛难以入眠的痛苦與孤独。
尤其是当台风袭来、大浪涌起时，测量船一会儿被抛高七八米，一会儿又被埋下七八米，上下震动，左右摇晃，常常弄得人呕吐不止，产生一种连五脏六腑都要快被倒出来的感觉。有的人已经呕吐了七八次，连胆水都吐出来了。而且，有的部位温度高达40多度，噪音高达100多分贝，可每人每天的高温补助费却只有6毛钱！但船上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坚持守候在各自的岗位上，昼夜刻苦练兵，随时准备捕捉从西昌飞来的火箭卫星。
4月8日这天，“远望号”测量船上应该说与陆地一样，充满了神秘与紧张。指挥室里，将军和总工在做着最后的检查；计算机中心，无数红绿灯在兴奋地闪烁；船外风声阵阵，海浪滔滔；船内事情繁杂，工作紧张。晚7点10分——西昌的火箭腾飞前夕，等候在预定海域的测量船拉响了进入一级测量部署的警铃，船上全体人员飞快地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7点20分，当西昌“点火”发射的口令传来时，“远望号”测量船上的测控设备，一起对准了从祖国大陆飞来的火箭卫星。
当第二级火箭坠毁于太平洋后，船上的所有测控设备全都紧紧盯住了第三级火箭。因为“远望号”上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都知道，“长征三号”火箭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第三级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它的发动机将在空中自动实施两次点火：第一次点火成功后，火箭在空中自动滑行100秒，然后再自动实施第二次点火，将卫星推入准同步轨道。火箭这种在空中进行两次点火的技术，全世界只有美国使用过，中国还是第一次。所以“远望号”上的专家和操作手们此刻都特别仔细，同时也格外担心。
“三级第一次点火成功！”
第三级火箭刚一点火，“远望号”便准确地捕捉到了信息。
现在，关键就看第二次点火了！
“远望号”上所有的测控天线都高高地扬了起来，专家和操作手们屏住了呼吸，瞪大了眼睛。上次发射之所以失败，正是火箭的第二次点火未能成功。那么这次会是什么结果呢？
“第三级二次点火成功！”
“星箭分离！”
指挥员兴奋地发出了激动人心的报告，船上的人们顿时一片欢呼！
但卫星与火箭最后分离后，卫星自身携带的远地点发动机还必须要在空中进行最后一次点火，卫星才能最后进入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而这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能否成功点火，点火后又能否准确入轨直至定点，关键得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第十一章 空中二次发射
4月8日晚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西昌发射场和“远望号”测量船一样，既充满了激动与兴奋，又隐伏着焦虑与紧张。截然不同的是，这里看不到轰轰烈烈、辉煌壮观的发射场面，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条指令和难以统计的数据信息在无声无息中交流运行。
在这个被人称为“中国休斯敦”的神秘之地，可以说云集了中国测控技术人才的全部精英。此刻，这些出色地驯服过中国和外国各种卫星的测控专家们，就坐在测控大厅，正不间断地通过计算机向飞行在天上的卫星发着各种指令。他们表面看上去是那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但在每一次关键的时刻，历史总是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司令员王盛元、副司令员郝岩以及测控专家巫致中、祁思禹、南书军、李济生、陆镇麟、王正凡、王方德、李琪正、胡正海、张淑凤等。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批杰出的测控人才，才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对各种卫星的跟踪测量任务——自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来，中国发射的所有卫星，其跟踪观察、遥测遥控、运行管理、信息交换、数据处理和姿态控制等任务，全都是由该中心负责承担的。他们将人类的思维和意志变成神奇的计算机语言，然后将这些语言发往茫茫太空，让天上飞翔的卫星完全听从他们的摆布。这些在平常人看来根本就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只在手指短暂的跳动中便能完成。比如返回式卫星，这种卫星与别的卫星的区别在于，不光要成功地把它发射上天，还要让它完全按照人的意志重返人间。其技术的复杂、工作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他们凭着可贵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测控技术，竟让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成功率达到了100%。即是说，返回式卫星每次发射上天，每次他们都能保证卫星从天上乖乖地返回人间。这一测控水平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安测控中心在执行国际测控任务中，还有过十分出色的表现。关于这方面，有两个惊险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79年6月的一天上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受命向中国外交部发出通告：美国“天空试验室”在回收时失控了！希望中国能伸出援助之手，协助搜寻并预报落点；同时，美国的电台电视也公开作了报道，有关部门还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通告，呼吁全世界协助搜寻！中国外交部接到通告后，当即通知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马上又将此任务交给了西安测控中心。
美国这个所谓的“天空试验室”，实际上就是一颗远地点返回式卫星。这颗卫星虽然重量不重，但变轨次数却极为频繁——在返回大地接近陨落时，平均几十秒钟就要变轨一次，因而控制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连拥有世界一流雷达跟踪测量设备的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对此也颇感棘手。更因此，要从数千颗日夜飞旋的卫星中及时捕捉到它并预报出它的准确落点，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西安测控中心接到任务后，当即组织成立了卫星拦截组、计算组和预报组。经过一段时间的熬夜苦战，精心计算，最后终于在7月11日正式预报出了美国“天空试验室”陨落的时间和位置，“抓住”了这颗企图逃离人类手掌的卫星。这次预报，不仅比美国预报的时间提前了4小时，而且与卫星实际陨落的时间只相差了4分钟！
这一结果，令美国同行大吃一惊。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83年1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海洋核动力侦察卫星——“宇宙1402号”卫星。这颗卫星执行完任务后，在返回途中突然失控！据悉，该卫星腹内装有相当数量的核原子，其能量与美国当年扔在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相差无几！若是一般的卫星，失控了，能抓住当然更好；实在抓不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苏联这颗卫星非同小可，它虽然已经执行完了任务，但体内仍剩有一定数量的核燃料，倘若不能将它及时捕获并控制住，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头上，都是一件相當麻烦的事情——不仅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还会引起无法说清的国际纠纷。
为此，苏联航天界一片恐慌。塔斯社发出公告，向世界通报了这一险情。各国政府也纷纷发出呼吁：有跟踪测控能力的国家，希望能为世界人民着想，马上组织力量，及时预报卫星陨落的时间和地点。有的国家还专门成立了对付这颗卫星的“警戒司令部”。于是一时间，这颗卫星搅得满世界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甚至在有的国家眼里，如同世界末日马上就要降临一般！
中国政府得知此事后，也极为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中央军委当即通知国防科工委，尽快想法采取措施。并通知有关军区，做好防化准备。杨尚昆还专门找到国防科工委的有关专家，商讨究竟如何处置的问题。
1月10日，国防科工委向西安卫星中心正式下达了跟踪预测苏联这颗卫星的命令。中心接到任务后，立即通令航天测控网，紧急开机，昼夜实施跟踪。众多的软件测控专家，也牺牲了过春节的时间，积极投入到这场捕捉“飞贼”的战斗中。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安测控中心先后四次向国防科工委和中央正式上报了苏联卫星陨落的时间，新华社也两次向世界各国通报了中国对苏联卫星的观测情况及卫星陨落的时间。最后，中国对苏联的这颗卫星做出了较为精确的落点预报，受到国际航天界同行的赞肯。
然而，谁能想到，立下了如此卓越功勋的西安测控中心的专家们长期以来所使用的计算工具，竟是一台“老掉牙”的320计算机！
具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计算机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大脑，当然就是计算机了。中国每一次的卫星发射，西安测控中心的计算机不仅要对各个跟踪观测站不断发来的数据进行汇集、处理、记录和运算；同时还要不失时机地对天上飞行的火箭卫星发送数以万计的各种指令。承担如此重任的计算机，当然应该也必须是一台运算速度快、数据通道多、储存容量大、计算精确和运行稳定的计算机。
遗憾的是，15年前配备给测控中心的计算机，竟是两台由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诞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晶体管计算机。这种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每秒钟只有22万次，既不可靠，又不稳定，还在多方面明显表现出先天不足。更为可笑的是，当年首次接触它的主人们，连计算机都没见过。但正是这台被人称作“老掉牙”的320计算机，在那些当年连计算机都不曾见过的主人的手中，15年来却一直充当着测控中心的主角，出色地完成了我国15次卫星的入轨和卫星的回收以及对美国、苏联两颗失控卫星的高难度测量控制等任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我国第一次对返回式卫星进行回收时，由于卫星发射上天后要在空中运行三天三夜，要求参加任务的320计算机也必须要保证连续三天三夜无故障运行。但因320计算机诞生于混乱年代，生产时在工艺质量上未能进行严格把关，再加上许多元器件已经老化，所以平均每30分钟就会出现一次故障！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测控中心当时颇感为难。重新更换机子吧，320机当时在中国也算最先进的第二代计算机了，即使再换新的，其运算水平也不过如此而已；从国外进口吧，别人又不肯给你，再说又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最后，自己动手翻新改造，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于是，以胡正海为首的机组人员发扬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雷锋精神，开始了对320计算机的一系列革新改造。他们重新审定了逻辑线路的设计，调整了各种各样的参数，甚至对计算机的上百万个焊点，也进行了逐一的检查，并更换了数以万计的不良元器件。进而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隐患，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320计算机由原来平均半小时就出一次故障，变为可以连续无故障运行几十小时乃至上百个小时，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卫星的回收和“一箭三星”的测控计算任务。
1978年，法国空间技术代表团前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参观访问。在这个代表团的想象中，中国的测控中心既然能多次出色地将天上的卫星回收回来，想必所使用的计算机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产品。可当法国代表团走进计算机机房时，既没看到他们十分熟悉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又未瞧见他们想象中的国际通用电子网络，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两部在国外早就被扔掉的分离式晶体管320计算机！面对这两台“老掉牙”的计算机，法国代表们无不感到惊讶万分，问：“贵国这么多年来，难道就是用这样的计算机在回收卫星？”当中方做出肯定回答后，法国代表中不少人仍然不肯相信，连连摇头说，根本不可能。甚至有的代表还怀疑是中国有意隐藏了最先进的设备。
1979年9月，日本代表团也来到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当他们见到320计算机时，同样感到惊讶和难以相信。中方代表向他们讲明真情后，日方代表说：“没想到你们中国就是用这样的设备回收卫星，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真了不起！不过，以后你们一旦要发射同步通信卫星时，这种计算机就再也用不上了！“
果然，两年后，当我国要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任务下达后，320计算机当即陷入困境。因为通信卫星的发射、定点，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测量、控制好这样的卫星，对计算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施发射中，计算机不仅要向绵延数千公里的各测控站和测量船提供引导数据和信息交换，用生成的控制指令去对卫星进行一系列的遥控，而且还要对卫星轨道进行计算，选择远地点发动机点火的最佳时刻，以及对各种遥测数据进行快速处理。而320计算机虽然几经改造大有起色，可毕竟先天不足，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器件的老化越来越严重，机子的稳定性能越来越差，仅60万字节的存储器容量，根本就不可能去计算处理通信卫星的有关数据和信息。
怎么办？从国外买，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始终不开绿灯，再说，钱从哪儿来也依然是一个问题；如果自己研制自己造，时间来不及，也不可能。唯一的选择还是只有一条，再次革新改造。于是，郝岩副司令员大胆提出了一个四机并联的方案，即将两台320计算机与两台717计算机合并起来使用。根据这一方案，软件专家编写出了新的通信软件编制，硬件专家也对并联后的计算机重新作了设计、安装和调试，然后又对内存储器进行了改造，使其容量比原来增大了一倍。
这样，320计算机在这次发射通信卫星的任务中，又再一次挑起了测控中心的重担。并在1月29日的那次发射中，有过相当出色的表现。
此刻，与火箭分离后的卫星还在天上飞速地运行着。测控中心的指挥大厅里，各种测量仪器显示，正在运行的卫星工作正常；多种运算结果也再一次表明，320计算机一切正常！
遗憾的是，这台为中国航天事业效力了18年，先后参加过41次航天发射试验任务，被国防部长张爱萍称为“功勋计算机”并提议拿到军事博物馆去展览的计算机，1987年“退役”后，被南方一家乡镇企业只用了几万元人民币便全部买走，然后拿去拆散当了元器件使用！
……
1984年4月9日，经过一天一夜运行的卫星，已在大椭圆转移轨道上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开始了第二圈的飞行。从西昌乘专机赶到西安的通信卫星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任新民、通信卫星总师孙家栋、副总师戚发轫和从北京乘专机赶来的航天部副部长宋健以及著名航天专家陈芳允、屠善澄等一批专家，此刻已在大厅就座。通过一天一夜的连续奋战，测控中心对天上的卫星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同时通过向卫星发送的上千个指令，对卫星的轨道、卫星的姿态、卫星的转速等，进行了反复的控制和一系列的调整，从而把卫星完全按照人的意志调整到了一个最佳的等待点火的姿态！
4月10日，卫星进入大椭圆转移轨道最后一圈的飞行。据各种数据表明，卫星在地面测控系统的一系列控制指挥下，各种仪器工作正常，已具备了最佳的点火条件。
对飞行在太空中的卫星实施第二次点火，实际上就是卫星在宇宙空间的再一次发射。这种空中二次发射的难度极大，却十分神奇。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只需在计算机的控制下，通过地面遥控系统向太空中发去一串无线电指令，便可让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应命点火，相当于让它在空中再进行一次发射！从而让卫星在其推力下，从转移轨道进入准同步轨道。
然而，这种空中二次发射虽然了得，却风险极大。如果地面的“点火”指令因设备突然发生故障发不出去，或“点火”指令发出后卫星上的发动机又不点火，那卫星就无法到达36000公里高的准同步轨道，只能在大椭圆轨道上继续“流浪”，直至陨落坠毁；倘若点火的时機把握不准，或者卫星的点火姿态控制有误，地面的“点火”指令尽管发送出去了，也把卫星上的发动机点着了，但仍不能保证卫星的准确入轨——轻则会使卫星偏离预定轨道；重则会让卫星变成脱缰的野马，断线的风筝，永远漂流在茫茫太空。
因此，当“长征三号”火箭用燃烧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将卫星奋力托举到大椭圆轨道而再也无能为力后，能否让卫星在太空再次成功地实施二次发射，便成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关键的第一步。
4月10日9时，卫星空中点火的最佳时机到来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测控指挥大厅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两眼紧紧地盯住了大屏幕上的指示曲线。
R26点火指令迅速被装入了320计算机内。
“远地点发动机点火！”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遥控系统成功地向太空发出了一串“点火”指令。
在座的全体人员呼地站了起来，眼光一齐投向大厅正面巨大的显示屏，只见屏幕上标志着卫星倾角的曲线迅速下跌，而远地点高度的标线却呼呼地直往上蹿……
片刻，指挥员发出了振奋人心的报告：“卫星点火成功！”
测控指挥大厅顿时掌声雷动，人声鼎沸。
返回的有关数据表明：卫星已进入准同步轨道。
但谁敢保证，正在太空飞行的卫星，不再发生问题？
第十二章 卫星突然“发烧”
通信卫星进入准同步轨道后，西安渭南测控中心的工作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忙碌起来。
首先，测控中心要发去一系列的指令，让放倒的卫星重新站立起来，接着对卫星运行的轨道要进行适当的控制，然后再给卫星建立一个漂移的速度，让卫星向着最后定点的区域缓缓漂移。当卫星漂移到预定的区域后，测控中心再通过遥控系统向卫星发去“刹车”指令，让卫星停止漂移，最后将卫星定点在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
卫星在太空的这段漂移过程，一般需要一周到半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测控中心每天要对卫星进行遥测监视，看卫星内部的工作状况是否正常，有时还要把卫星颠来倒去地检查一番；同时还要对卫星进行一定的控制，把它限定在东西南北一定的范围，始终不让它溜出了规定的圈子。如此这般，每天让卫星向前漂移5—6度左右。
这种用地上的现代科学技术遥控天上的卫星的办法，颇有点像牧人用鞭子在抽赶着骆驼。卫星老实听话时，只需举着鞭子在后面紧紧跟着它，让它自己往前走就行；卫星不听话时，就用鞭子抽它两下；要是实在太调皮捣蛋了，就狠狠地多抽它几下。总之，最后只要能把这匹“骆驼”赶到目的地就成。
然而，卫星的发射、测控，与牧人、骆驼不同的是，卫星这匹“骆驼”是在遥远的天上，而赶“骆驼”的“牧人”却在地上，二者相距36000公里！所以要让天上的“骆驼”完全听从地上“牧人”的调遣摆布，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天，卫星很规矩地走完了预定的路程。
第二天，卫星一路上还算老实本分。
第三天，卫星依然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没犯什么毛病。
于是，测控中心的“牧人”们有了一种欣慰之感，很希望这颗卫星能就此顺顺当当地走完自己的路程，甚至有人把这颗卫星与1月29日的那颗卫星作了比较，认为这颗卫星从发射到现在，一切都较顺利，简直就是一颗福星！
然而，正当人们在心里暗自庆幸时，天上的卫星却突然“发烧”了！
所谓卫星“发烧”，是指卫星上的电池突然发热，引起卫星的温度升高！据测，卫星电池发热，是因为卫星的电池线路出了故障，使卫星的温度失去控制。
本来，按照设计要求，卫星上的电池温度，最高不能超过30度，可现在，不到半小时，卫星上的电池已“高烧”到了60度！
这个问题过去从未出现过。在1月29日的那次发射中，虽然曾发现卫星上的热管有不周到的地方（幸亏是失败了，不然打上去也是一颗废星），但电池发热的问题并未出现。因此，卫星的“发烧”问题刚一出现，测控指挥大厅的专家们无不大吃一惊！尤其是搞卫星电池设计的专家们，更是急得面红耳赤，额头冒汗，甚至个别专家还围着椅子团团转圈！
显然，这是一个再严重不过的问题。卫星亦如人体，如果照此继续“高烧”下去，轻则会把别的系统“烧”出毛病；重则将把卫星彻底“烧”坏，甚至引起爆炸！而这颗卫星，从提出方案到研制成功，经历了长达14年的艰苦历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投资，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劳动、智慧和心血。现在好不容易发射上了天，上天后又好不容易在空中点火成功，眼看着离最后的胜利还有一步之遥，可卫星又偏偏发起了“高烧”！倘若不能让卫星及时“退烧”，那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14年的心血便将功亏一篑！
怎么办？不少技术人员急得眼圈发红，甚至有的还偷偷抽泣起来。
最为着急的，是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孙家栋和副总设计师戚发轫。这两位我国著名的卫星专家，从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起，就一直与各种各样的卫星打交道，每一颗卫星，无不浸透了他俩的智慧与心血。毫不夸张地说，搞火箭卫星设计的人，每参加一次卫星的发射，寿命就会减少几岁！为了这颗卫星能够早日上天，以结束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的耻辱历史，改变中国通信长期落后的面貌，这么多年来他俩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现在，好不容易发射上天的卫星突然“发烧”，作为这颗卫星的总设计师，岂有不急之理！
但他俩毕竟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卫星专家。在这种时刻，他俩最懂得冷静的重要性。经与司令员短暂商量后，他们决定召开“飞控组”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如何对付卫星“发烧”的问题。
“飞控组”即飞行控制组。它的诞生，与航天部副部长宋健有关。1983年底，宋健来西安测控中心了解考察通信卫星发射前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各部门在一些技术接口问题上常常很难协调，甚至有的还有扯皮的现象。于是宋健提议，成立一个飞行控制组，专门负责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这一提议得到了张爱萍的認可。于是由五个大单位、30余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飞行控制组很快组建起来。在1月29日那次发射测控任务中，由于“飞控组”在关键的时刻将通信卫星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还荣立过集体一等功，故在测控中心有“智囊团”之称。
此时，在测控大厅旁边的一间屋里，有宋健、任新民、孙家栋、戚发轫以及测控中心的郝岩、巫致中、藏光臻等专家们参加的“飞控组”紧急会议正在举行。专家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为某一技术难题还争论起来。但卫星的“发烧”问题，非同小可，何况这还是专家们从未遇到过的新难题。现在，卫星远在天边，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既不能将它拿回地面重新安装，又不能爬到天上去更换线路。所以，到底如何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让总师和“飞控组”的成员们颇感棘手。
显然，当务之急是先让卫星的温度降下来。
但怎样才能让卫星的温度降下来呢？
大家反复研究讨论后，思路开始明朗起来：卫星之所以“发烧”，是因为卫星上的蓄电池热失控，与太阳光辐射卫星顶部的蒙皮有关。于是，李晔、黄才勇等提出，要让卫星“退烧”，一是打开卫星上全部耗能仪器设备，尽可能多消耗些电能；再一个办法就是让卫星避开太阳的直射。
经分析，大家认为这一方案可行，关键的难题是，要让卫星避开太阳的直射，就得对卫星的现有姿态进行大角度的调整，甚至让卫星躺倒下来！而这种大角度地对卫星进行调姿，已超过了原来星上硬件的设计要求，属于故障状态下的应急调姿。如果调得好，卫星可以得救；万一调不好，卫星就会夭折！尤其是在调姿过程中，要让卫星颠来倒去，反复躺倒，就更具风险！因为现在卫星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地上要放倒一个物体，并不困难，要在天上将卫星放倒，谈何容易！再说，现在卫星好不容易已经建立起了定点漂移的姿态，一旦放倒之后，会不会又出现别的什么问题呢？万一卫星放倒之后节外生枝，又如何是好？
专家们一度陷入了沉默。
最后，“飞控组”拍板：可以对卫星进行大角度调姿，甚至放倒！
但发射场就是战场，打卫星不是放风筝，决策定下之后，还必须有人签字，有人负责。这是发射场上的一条规矩。在过去的每次发射中，比如火箭是否可以发射，卫星是否可以发射，以及发射日期的确定和处理火箭卫星在飞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必须要经有关的总师和专家签字，使每一决策都具有法律效应。一旦有误，事后将视情节轻重，追究法律责任！
所以，调整卫星姿态这一决策定下后，测控中心的负责人必须签字。于是，副司令员郝岩来不及起草什么正式的文件，随手撕下一张打印纸，然后在上面写好意见，自己率先签了名。接着，宋健、孙家栋、戚发轫等有关领导和专家也全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领导和专家们这种敢于负责、敢于承担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使在场的技术人员深受感动。
这时，测控中心的总师巫致中很快对有关的程序作了修改，然后交由软件人员实施。接着，遥控系统先对卫星现有的姿态进行了测定，并根据卫星当前的姿态和它的目标姿态，很快算出了测控量。然后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操作员按动电钮，一条有着很大风险的特殊的指令链迅速发往太空！
片刻，天上的卫星便乖乖地躺倒了。之后，遥控系统再次将一组指令发出，卫星又竖立了起来，重新变换了一个姿态。
如此几次反复调整，卫星在天上卧倒、站起，站起、卧倒，一连翻了七八个跟斗，才被暂时确定在一种姿态上。这时的卫星，由于避开了太阳的直射，温度也就随之降了下来。
新的问题是，通过姿态调整后的卫星，温度虽然有所下降，但并未降到卫星原来规定的范围。卫星将在天上长期工作，现在的这个温度，卫星上的蓄电池能否长期承受得住？卫星调整后的这个姿态，到底能否保证与地面的正常通信？在场的专家们谁也没底，而只有搞卫星蓄电池设计的专家才能最后确定。
可搞卫星蓄电池设计的研究所和专家，此刻均在千里之外的天津。
卫星副总设计师戚发轫当即乘专机赶到天津，找到四机部的1418所所长陈景贵，向他通报了卫星现在在天上的危急情况。陈景贵当即紧急动员全所行动起来，连夜对卫星的蓄电池进行了模拟试验。经连续几天几夜的苦战，终于获得了一系列可靠的试验数据。
戚发轫和陈所长拿上试验数据，脸顾不上洗，饭顾不上吃，甚至连牙刷也忘了带，立马又乘飞机赶回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两人刚一跨进测控中心的大门，便被专家们围住了。
“怎么样？试验成功吗？”
“成功！”
“共做了多少次试验？”
“100多次！”
“可靠吗？”
“没问题！”
“最高温度到底能到多高？”
陈所长作了回答。
“最低温度到底能到多少？”
陈所长也交了底。
陈景贵所长和戚发轫副总师在回答了专家们一系列急切的询问之后，马上抓住机会告诉大家说：“经过这次试验，发现了一个规律：当太阳照射角为90度时，有可能保持卫星能源系统的平衡，将温度控制在设计指标范围内；卫星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约为80度时，卫星每天工作时间可以在12小时以上！”
有了这一可靠的试验数据和认识上的飞跃，测控系统的专家们心里总算有了底。于是，指挥员当即下令，发出指令链，对卫星的姿态再次进行了反复地调整。
卫星“发烧”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決，并为卫星调整好了一个可以长期进行通信的最佳工作姿态！
紧张了几天几夜的西安测控中心的专家和技术员们，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57秒，当“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一路历经风险终于漂移到了最佳定点区域时，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一声令下，当即向天上飞旋的卫星发去了“刹车”指令。一瞬间，太空仿佛突然伸出一只无形的大手，轻轻一提，便将卫星从准同步轨道拽到了同步轨道，最后定点在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
4月18日上午10时，国防部长张爱萍专程来到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王恩茂第一次听到通过卫星从北京传来的张爱萍那清晰、真切的声音时，心情十分激动。他在电话里对张爱萍说：“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送的当天的新闻，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感谢你们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爱萍也激动地对王恩茂说：“这是参加研制试验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包括新疆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
1984年5月14日，各种试验结束。通信卫星功能正常，正式交付使用。
从此，中国结束了长期租用外国卫星的日子。
从此，中国开始了用自己的卫星通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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