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高度（上）》

李朝全

2015年起，中国作协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组织一批作家开始采写以中国科学家“创新报国70年”为主题的系列报告文学。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科学研究成果，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界的代表性、标杆性事件，值得大书特书。作为创作经验丰富的报告文学作家，铁流勇于担负此重任，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高度》，力图还原半个世纪前那幅扣人心弦、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等单位集团军作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攀登，最终取得重大突破的峥嵘历程。并对在此进程中做出各自贡献的众多科学家的工作、奉献与付出一一予以较为客观、真实的还原，塑造了钮经义、杜雨苍、王应睐、陈远聪、邢其毅、汪猷、季爱雪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生动而鲜明的形象，讴歌了拼搏、开拓、求实、报国的科学家精神。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一种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强的中国精神。中国科学家的拼搏奋斗，为的是不被我们的对手在关键的科学技术方面“卡住脖子”。他们奋斗的初心就是为了国家强大、民族强盛。因此，他们不愧是时代骄子、民族脊梁。

而在登上科学之巅的历程中，科学家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尤其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要在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更是难上加难。然而，中国的科学家们做到了，中国做到了。这，无疑是一件值得彪炳史册的大事！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同曾为中国赢得第一个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提取一样，代表着科学研究的中国高度、世界高度。它们都是中国科学家集体作战、协同探索的结果。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团队的合作与协调，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的决心和集中优势力量办成大事的能力。这是一种伟大的中国力量。因此，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骄傲，是一个国家的荣耀。在每一位英勇奋斗的科学家背后，站立着我们伟大的祖国！而这些科学家们的杰出工作，又为我们的祖国增添了无上的荣光。铁流创作的《高度》，带给了我们长久的深思。

今天，你在大街上，马路边，广场上，抑或是某个地方，随意开口问问旁边的人：“你知道人工合成胰岛素吗？”可以肯定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摇摇头。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能隐约记起当年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有的也许会说：“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人工合成胰岛素，曾一度是中国最接近也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成果，这也是世界上众多科学家一致的看法。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就有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三提申请诺贝尔奖的轶事，其过程曲折而又颇有戏剧性。

2015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上海举行了一场规模颇大的庆祝会，庆祝的主要内容就是逐渐被人们淡忘的人工合成胰岛素。50年前我国首次实现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人类揭开生命奥秘、解决医学难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成为中国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程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啊，中国科学院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5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胰岛素，为人类探究生命的奥秘打开了发现之门。今天，在繁华喧嚣的年代，可能很少有人再去关心和了解这项遥远的伟业了，可是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亲历者来说，那毕竟是一个曾经令世界都为之瞩目的科学高峰。

围绕人工合成胰岛素50周年庆典，中国邮政特地在9月17日这天向全国发行了一套面值为1.20元的纪念邮票，该邮票1套1枚。邮票图案也是紧扣胰岛素主题，背景为胰岛素分子的一级结构图、实验用具和发表的论文首页，显微镜下是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首发仪式也特地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摇篮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举行。

那些日子，最忙碌的莫过于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了，该院主办的《生命科学》杂志特地推出了一期“纪念人工合成牛胰岛素50周年”专刊，许多经历过那段“胰岛素岁月”的人都拿起笔来写了回忆和纪念文章。研究院还专门举行了一个人工合成胰岛素展览，一张张发黄褪色的照片，一段段激扬厚重的文字，向今天的人们勾勒出了那个年代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人和事。开展那天，来者大都是耄耋老人，尽管有些人已经行动困难，但多少年过去了，胰岛素往事依然是他们每个人一生的守望。

那天，北京大学的叶蕴华教授也赶来了，她凝望着墙上的那张黑白照片许久没有离开，这张照片摄于1964年，是当年胰岛素A链合成组部分人员的合影，那是一张张年轻而又生动的面孔，照片里的叶蕴华时年29岁，长得温雅俊俏，青春勃发。时光飞逝，当年的自己如今已是满头华发，面容沧桑。看着，看着，叶蕴华不禁两眼湿润了。她不时对周围的朋友感叹道：“那时候多年轻啊，只有29岁！一转眼我老了，大家都老了啊！”

当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参与者朱尚权，1938年生，那时候的他年仅27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一身的朝气蓬勃，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如今朱尚权已是皓首苍颜，满头银发。在老朋友们面前，他特地拿出一本1965年英文版的《中国科学》，仔细翻开杂志，最后找到了那篇阐述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论文，题目下方署名者有21人。随后，他又拿出论文的复印件，上面一些作者的名字下方他都打了钩，他蠕动着干涩的嘴唇，看了一眼周围的人，神情有些伤感地说：“名字打钩的都已经走了。到今天也就还剩下一半人吧。”众人观之，皆唏嘘不已。

50多年过去了，中国科学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举办一场特殊的庆典，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回忆和纪念，除了向那些当年為人工合成胰岛素呕心沥血的逝者和尚健在人们致敬外，还要在今天重提并弘扬当年那种精神，也就是这些科学家们口中的“胰岛素精神”。

参观结束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又为这些老者们举行了座谈会，人们在讲述和还原那段历史的时候，无不为当年那场于无声处的伟大事业而振奋。他们的故事，感染了在座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是未来的科技栋梁，他们从胰岛素往事里得到了很多思考和启示，他们要把中国科学家用青春和心血淬炼成的胰岛素精神发扬光大。

关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故事，应该从1958年说起，这年的7月，上海市举办了一场规模颇大的科技展览会，名曰“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开展那天，人们就欣喜地看到，一间间偌大的展厅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科技模型，墙壁上也挂满了人们已经付诸行动和尚未付诸行动的宏伟科技蓝图。

面对这些新奇而又充满遐想的蓝图，人们感到惊讶和兴奋，毕竟我们还是落后的，要知道，从1949年10月1日起，新生的共和国才刚刚走过了9个年头，在这短暂的9个年头里，饱含着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平民百姓多少希冀和愿望啊。年轻的共和国对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还有科技进步都是急需和迫切的，要知道，在半年多之前，也就是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那一刻，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遥远的天际。

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升空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特向赫鲁晓夫致以祝贺，在祝贺苏联老大哥的同时，一道浓重的紧迫也挂在了毛泽东的眉梢上。人造卫星升天，震动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同时也点燃了中国科学家的创造热情，一股股科技热潮在共和国这片年轻的土地上涌动起来，上海举办的科技展览正是这股热潮后的一次集中展现吧。

尽管7月的上海已是热浪滚滚，可酷暑也没能挡住众多参观者的热情。这一天，一行人兴致勃勃地进了展厅，走在前边的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陪同左右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富春，还有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总理兴致很高，几乎在每一件展品前都驻足认真观看，当大家行至一幅大海报前时，总理被其独特的画面一下子吸引住了，这幅别具一格的海报上画了一只巨大的三角瓶，里面还站了一个憨态可掬的胖娃娃，那神态好像随时都要从烧杯里爬出来一样。讲解人员见总理看得仔细，又面露不解，就急忙道：“总理，这是我们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学家们的宏伟蓝图，他们将在不远的未来，人工合成一个蛋白质，也就是合成一个新的生命！”周总理听了有些意外，他忙追问道：“有这个可能吗？可行性大吗？”讲解员回答道：“完全有这个可能。”总理点点头，打着手势说：“科学家就应该有这种敢于想象的精神，古时候有个嫦娥奔月的传说，我们总觉得这是个神话传说而已，一代又一代的人谁想过能登上月球去？第一觉得不可能，第二也不敢想，可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就把一只狗送到了太空上，再过些年，说不定嫦娥奔月就变成了可能。”总理说完，笑意就溢在了脸上，他凑上前反复端详了一会儿，随后大声笑了出来，他指着三角瓶里的娃娃道，“这不，我们的科学家就已经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了，这个想法好哇！我记得恩格斯说过一句话，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有朝一日合成了蛋白质，那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言毕，总理转身问讲解员，“我们的科学家打算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个目标？”讲解员激动地回答：“5年！”总理点了点头，沉吟片刻道：“5年太長了吧？同志们，我们得加紧步伐呀。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已经放了第二颗人造卫星了，紧接着美国人也放了，相比，我们的科技大大落伍了，主席着急呀，他说自己寝食难安，睡觉都不踏实呀。主席这番话对我是个鞭策，对大家都是个鞭策，我们要行动起来，只争朝夕呀！”说完，他转过身来，对李富春道，“富春同志，对这个计划，你们要重点关注一下。”李富春点了点头道：“放心吧总理！我们马上组织动起来。”一边的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急忙表态：“总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们上海市也会全力以赴大力支持，以助他们早日完成这项宏伟蓝图。”总理离开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那只三角瓶，还有里面那个胖娃娃，不禁自语道：“这个好啊！”

返京后的周恩来总理牢牢记住了人工合成蛋白质这项宏伟计划。1958年年底，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1959年科研计划草案》，总理特地指示把人工合成蛋白质列入本草案中。

至此，中国科学家的这项“奇思妙想”，最后成为国家的一项正式的重大科研计划，由此也拉开了人类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序幕。

第一章 火热的年代

代号601

1957年，新生的共和国在经济建设上不仅获得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成果，还大大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广阔的冀中平原到古运河旁，从京畿津门到遥远的边陲，到处都涌动着一股股喜悦和欢欣。那位来自湖南韶山冲操着浓重乡音的伟人，从中南海里又发出了人们熟悉的声音：“我们的初步成就，将会大大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我们所取得的物质条件，也为我们全面地、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发展动力。”从湖南韶山冲冒着枪林弹雨一步步走进中南海的毛泽东，正指挥着全国人民投入到国家建设中。

1958年5月的北京，满目春色浓，3日这天，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富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和众位开国元勋们，想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科技、文化落后的局面，可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全国上下一步步走进了“大跃进”运动中。

时年已经65岁的毛泽东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挥着那只富有感染力的大手说，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这次会议不久，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口号下，全国各个行业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到处都在盲目要求高速度、高产量、高目标，共和国的车轮子快速运转起来。

1950年代末，战天斗地的场面如火如荼，到处都响起了敢把日月换新天的口号，可谓五花八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步伐强劲有力，这股春风和热潮也到了科学界，也感染了我们的科学家们。

其实，建国后的中国科学家们一直都在为科技进步而努力，当苏联卫星上天的消息传到国内，传到中国科学家耳朵里时，很多人都坐不住了。特别是听了周总理在参观上海科技展览时讲的那番话，更是句句直敲耳鼓，作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所长的王应睐，在全院大会上操着一口闽南普通话连声道，总理的话句句千斤重啊！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王应睐无地自容！在科研路上，我们要加倍努力，加倍努力啊！说这话的时候，这位已经刚过知天命之年的科学家两道眉毛蹙成了一团，他用炯炯有神的双目看着大家说，人工合成胰岛素说什么也要搞出来，而且还要快。虽然大跃进推动了这个计划，可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王應睐，自从走上科研这条路那天起，我们对科学的追求就从来没有放松过！为了祖国的科技明天，我们都努力吧！王应睐这番话，在今天看来，好像是口号式的、表白式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人的窃笑，可是，在那个年代，在座的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觉得王应睐的这番话振聋发聩，是鞭策，也很鼓劲！他们都觉得，只有马上付诸行动，才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个时代。多少年后，上海生化所那些还健在的科学家们回忆起这一幕，还心情激荡，精神振奋。

1958年5月14日，也就是那场激动人心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刚过去不久，中国科学院借着八届二中全会的东风，决定开一个向科学大进军、擂响战鼓的大会，于是中科院地学部、生物学部就率先联合召开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动员会。参加大会的有众多科研机构，其间，各路人马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宏伟设想，会场一角这位科研人员刚报出了自己“根治小麦锈病”的计划，话音还未落，那里就报出了“人造小太阳”。这边几个人小声嘀咕了两句，接着就有人亮出了大嗓门：“我们两年内消灭稻虫，让稻虫一个个都断子绝孙。”会场上一阵大笑后，接着又有人大声道：“咱们要与火箭争速度，敢和日月比高低。你们这个项目时间太长了！”话音刚落，那边就憋红了脸：“好，好！我们加快速度，半年，就半年！”

中国科学院的动员会成了擂台会，打气会成了征战会，消息传到上海，中科院的驻沪科研单位也闻风而起。在几个不眠之夜后，他们也各自亮出了科研项目，中科院上海有机所要尽快研究出活性染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植物生物所是“稻草转油”，变废为宝，药物所也不甘示弱，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生理所的人道：“这算啥？我们不仅搞针灸，还要搞经络！”药物所道：“我们要让肿瘤让路，全面消灭血吸虫，让它们从此绝迹。”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刚推出宏伟计划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挥毫写下了那首鼓舞人心的著名诗词《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上海药物所见自己还未出征，血吸虫就断子绝孙了，赶忙改弦易张。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见兄弟单位都相继登台亮相，也紧锣密鼓地绘制了自己的宏伟蓝图。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提出“人工合成胰岛素”，不啻一枚原子弹爆炸，很多人说这是吹牛，是天方夜谭；还有的人说，生化所胆子也太大了，连周总理都敢骗，到时候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搞不好这将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大笑话。

1958年6月10日的一个上午，中国科学院生化所所长王应睐召集了一个会议，名为高研组讨论会。所谓“高研组”，就是高级专家，与会人员有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王德宝、周光宇、张友端、徐京华。屋内讨论热烈，窗外蝉声一片。就是这个神仙会，后来被很多人都说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讨论会。就在那个夏日，窗外不时传来一阵阵锣鼓声，那是“放卫星”的报喜会，或者是什么庆功会。

这些人当中，有的早已是著名的生化学家，比如王应睐，有的则后来也成为史上有名的科学家。王应睐时年51岁，除了他刚过知天命之年，其他人皆三四十岁，正处在人生的盛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王应睐举止温文尔雅，说话总是慢悠悠的，常有一丝微笑挂在眉梢上，一腔标准的闽南普通话，让每个人听起来都很入耳，很享受。他习惯性地用手指扶了一下鼻梁上的茶色眼镜，轻咳一声道：“同行们都在你追我赶，各自有了大胆的科研计划，咱们怎么办？是不是也应该动起来了？”邹承鲁摇摇头道：“科学研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否则就是心血来潮，拔苗助长。”说着，他轻轻抬起手，优雅地吸了一口手中那只精致的烟斗。邹承鲁是英国剑桥大学骄子，刚刚归国不久，身上还自然地透出一股英国式的绅士风度，这一年，邹承鲁刚好35岁，恰是鹰击长空万里阔的年华。在一些人看来，这位归国俊才颇有个性。他的岳父、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深知爱婿性格。有一次邹承鲁出席活动，身旁有友人介绍他道：“这位是李四光副院长的乘龙快婿邹承鲁。”邹承鲁闻言立刻冷下脸来，看了友人一眼道：“我就是我，邹承鲁就是邹承鲁。”说罢，扭头走开了。也许，真是他的这种个性，在接下来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听了王应睐的话，后来也同样成为著名生物化学家的曹天钦微微一笑，用睿智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说：“同行们毕竟都动起来了，我们也不能落后。科学需要大胆设想，当然也不能空想！即使没有这场大跃进，我们也不能坐等吧？”

周广宇、张友端两位女将也一致响应。

特殊的年代感染了那个年代的人们，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不知谁突然喊道：“我们何不合成一个蛋白质？”犹如当空响起了焦雷，嘈杂声遽然消失了。片刻平静过后，王应睐不紧不慢地说：“这个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听到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开始一愣，继而变得兴奋起来，他放下烟斗，高声道：“这是个大计划、大课题，真要成功，也得数年的时间。时间长不怕，因为一旦成功，将在世界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邹承鲁说着，用力挥了一下手。钮经义看了一眼邹承鲁道：“数年是多少年？一年？还是十年？还是二十年？”邹承鲁抽了口烟道：“我看得二十年。”钮经义摇摇头：“20年太久，在这样一个火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时间缩短，再缩短！”钮经义说这话的时候，急得脸都涨红了，他展开两个手掌，用力做了个缩短时间的手势，那气势好像成功就在眼前一样。这一年，钮经义38岁，也正是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年龄，在座的谁能想到，21年后，59岁的钮经义作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诺贝尔奖唯一人选角逐诺奖。真是人生百味，皆在豪杰心中。

曹天钦看到大家这样，笑了笑说：“我提个建议吧。”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了他那张俊朗的脸上。曹天钦接着道，“把我们这个宏伟计划向大家公布出来，让整个生化所的人都讨论一下。”

大家都鼓掌说好。

谁也不想把这个“伟大的计划”捂到明天或者以后的某个时间，年轻的科学家们早就按捺不住了，他们要喊出来，让所里所有人都尽快知道这个宏伟的蓝图，有人道：“咱们趁热打铁，马上就开全所大会，要尽快传达给大家，不能等到明天了，时不我待呀！”

王应睐抿抿嘴，微笑又挂在了眉梢上，他慢条斯理地道：“诸位，人工合成蛋白质可不是咱们睡一觉起来就能成功的，不能放空炮，说大话，还得从长计议，精打细算呀！”

可是，这个时候谁又能挡住这群年轻科学家的理想和激情呢？见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王应睐还是松口了，尽管他遇事沉稳冷静，不轻易下结论做决断，但内心深处也觉得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意义非凡，如果有朝一日合成告捷，那将是人类生命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也是世界科学史上一次伟大革命。王应睐面对着同仁们一双双充满希冀的眼睛，也有些坐不住了，但表面上，他还是面如止水，他点点头说：“好，马上召开全所人员大会。”我们现在都能想象得出，那肯定是一场富有煽动性的大会，当王应睐用缓慢的语调宣布生化所将进行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亮了，表情也一下子丰富起来，很多年轻人都激动地相互拥抱着对方。王应睐挥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他说，这个蛋白质的合成时间可能还有些漫长，几年甚至几十年，科学需要热情，可也需要毅力，甚至更需要耐心。王应睐话音刚落，一些年轻人坐不住了，有人说，王所长，咱们得大体定个完成目标的时间。有人说，王所长，几十年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得缩短时间！苏联的卫星都上天了，咱们的胆子为什么就不能大些？现在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咱们搞科研的也得学习这种精神。

钮经义听了此话也激动了，他高声说：“合成时间能短则短，这又不是拉面，抻得越长越好。我们遵守科研规律，但也要与时间赛跑。大跃进的精神用在科研上照样行得通！”

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是啊，那是个怎样的年代，人人都在力争上游，就连我们的农民兄弟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这时有人喊道：“钮老师说得太好了！20年太久，10年吧！”还有人嫌10年太长，应该更短。有一个小伙子提高了嗓门，挥舞着双手大声道：“我们老家有个这样一个口号：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小伙话音刚落，就引来一阵大笑。很快有人大声应和道：“织女都动起来了，咱们也得加快速度，不然嫦娥都笑话咱们！”

王应睐也被逗笑了，他挥着手道：“那我们在时间上就短些，再短些！”

最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通过民主商议，把合成一个蛋白质的时间压缩到了5年。

也就是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学家们对人工合成胰岛素跃跃欲试的时候，上海市正在加紧筹备举办“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有关部门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发出了动员令，希望并鼓励大家踊跃参加，把各自的科技宏伟蓝图展示出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也接到了通知，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个课题报告给社会，报告给人民。

在一个清凉的早晨，王应睐就把李载平叫到了办公室，向他布置了参展的任务。对合成一个蛋白质，在大家心目中还只是一个概念，谁的脑子里都没有一个“谱”。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会务组要求各参展单位、参展个人，把科研项目以海报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人工合成一个蛋白质”该怎么表现？王应睐说的时候有点含糊，李载平听的时候也是云里雾里，他一边看着王应睐的表情，一边直摸自己的后脑勺。王应睐说：“你别摸了，再摸你的后脑勺，也摸不出一张海报来。”李载平笑笑，晃着双手道：“照着葫芦画瓢，可咱们手里没有葫芦呀！所长，那你说这张海报怎么画？”王应睐道：“确实不容易表达，你回去好好想想，先找个大概方向。”李载平点点头，最后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拍了几下脑门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多年后，科学界是这样评价李载平的，说他是中国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可1958年某日早晨那个正在为海报绞尽脑汁的李载平，还是一位科技新人呢。李载平1925年8月出生，那时候的他刚刚33岁，还没有现在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分子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头衔。如今91岁高龄的李载平是国家生物工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基因工程生物技术中心（ICGEB）评审组成员、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国家863生物技术和国家973人口与健康专家组成员。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这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就开始对DNA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进行研究，在这座高峰的艰难攀登中，最后发现了DNA分子受Χ-射线的隐藏破坏。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李载平又转入重组DNA研究，不仅克隆了乙肝病毒adr亚型基因组，还做出了全顺序分析，提出了可能有致病性不同的乙肝病毒存在，向世人报道了adr亚型内还有基因组的多态性。在后来的科研路上，他拥有了更多不菲的成绩，其成果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国际奖1项。

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上看到的那张富有想象力的人工合成蛋白质画报，就是出自李载平和同事方宇忠之手。数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当年的亲历者大都作古，已经鲜有人知道那张曾经引起大国总理关注的海报的作者是谁了，也自然就更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很多故事了。多少年之后，已经90多岁高龄李载平回忆起那段已经印在他心底深处的往事，还是激动不已：“那张海报是我们搞的，人老了，就常常想起过去的事了，越老越想，有些事是一辈子都记在心里的，现今在脑子里一幕幕地来回转个不停。”老人说着，双目有些潮湿了，“记得1956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在全国招研究生，当时，生理生化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是佘微明。我读研究生时是跟着曹天钦先生的，后来就跟着曹先生做神经蛋白研究，进展很不错。1958年全国大跃进，上上下下都是大干加快干，非常鼓舞人心，那时候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刚刚独立不久，也是充满雄心壮志的，不久就提出了要搞人工合成胰岛素。我记得那个时候，上海市科委要组织一场科技展览会，是全市性的、大型的，他们通知各个单位展示具体目标。我们也有呀，就是那个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计划。王应睐所长就让我和方宇忠去做这事情，方宇忠很年轻，跟着王应睐所长做科研，那时候他是青年团员，我是支部书记，都是所里的响当当的积极分子，谁也不甘心落后。我们到了科技展览会筹备现场一看，人很多，都在忙碌著。进了会务组，一个工作人员说，好，跟我来，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面人很多，都围着一张大长桌子各自画着海报，那工作人员在桌子一边用手给我们比划出了一块地方，说，你们就在这里画，需要什么画板、笔、颜料呀，就到会务组去领，今晚12点前就得把你们的科技蓝图用海报画出来。我和方宇中先领来画具，接着就商量怎么画。商量来商量去，我们还是大眼瞪小眼没办法。我对方宇忠说，王所长可交给了咱们一个难题，画个实物没问题，可这个太抽象了。方宇中也急了，只是一个劲地挠头。我说，咱们画个蛋白质结构也显示不出是怎么合成的呀。这时我的脑子突然一亮，马上说，生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只要合成了蛋白质，将来就能合成生命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就得符合这样一个概念，咱们先画一只大烧瓶，里面再画一个娃娃，就是说中国科学家用化学方法，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这样就能体现出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意义和它的科学价值了。”

李载平说完这话，方宇中连声叫好，这样太形象了，通俗易懂！李载平很兴奋，他连声道：“我们马上动手吧！”二人布下纸笔，开始忙碌起来。正是夏天，房间酷热难耐，没有空调、风扇，一会儿工夫，身上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

李载平回忆说：“蹲在那里一会儿，地上就湿了一大片，我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口也干得直冒火，方宇中很幽默，说脚上就差哪吒的两个风火轮了。我们在那儿忙了一天，到深更半夜才把海报完成，本来想坐在长椅子上歇口气，可一下子就睡过去了，直睡到天亮。那工作人员说，你们可真够可以的，怎么叫都叫不醒，要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喂鱼你们都不知道。后来听说周总理看了很高兴，我们都很振奋，可惜当时我们没在现场。本来，这个项目我们是准备用5年时间的，可周总理在展览会上用了个‘激将法’，消息传到我们生化所，大家既兴奋又有压力，王应睐所长马上召开了全所大会，把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时间又缩短了1年，紧接着人工合成胰岛素就快速开展起来。完全可以这样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中国科学家的一次伟大壮举，尽管后来说什么的都有，可这样也抹不掉我们这项成果和当年那种精神。我敢说这句话，什么时候都敢说！”

李载平说这话的时候，很有底气，也很有力量，一点也不像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这位老人常把自己比喻成窗外的那棵香樟树，这棵香樟树树龄已逾二百年，可还是生机勃勃，没有一点年迈和老态。李载平说：“去年我還登上了华山！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把胰岛素精神发扬光大。”

1958年12月21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把人工合成胰岛素计划正式上报中科院，时隔不久，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成为国家1960年的头号重点研究项目，被列入机密级，代号为601。

这以后，周恩来一直关注并支持着601计划。

向高峰挑战

178年前，也就是1838年，世界著名化学家、59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永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首次用“蛋白质”这一名词描述了蛋清、黏液质等类物质，随后他的合作者Mulder鉴定出蛋白质的降解产物，发现其为含有多种氨基酸的混合物。

蛋白质神秘而又曼妙，犹如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一样，也像12个音律能演奏出的优美动人的旋律，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它由二十个氨基酸排列组成，蛋白质种类不同，氨基酸的排列也不一样。蛋白质是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体组织更新和修补的主要原料。人体的毛发、皮肤、肌肉、骨骼、内脏、大脑、血液、神经、内分泌等每个组织，都是由蛋白质组成，人类每天饮食保证了人体对蛋白质的需要。

胰岛素在蛋白质中是最小的，存于人和一些动物的身体。可以这样说，人类的胰岛素和糖尿病一直相伴相连。1889年，法国医生爱德华.拉基氏在胰腺中发现了一种细胞簇，他灵感迸发，将此命名为“朗格汉斯之岛”。后来经过实验，他发现其能降低血糖。拉基氏的研究源于100多年前的英国医生多布森的糖之说。据说，古埃及很早的纸莎草文献中就出现了糖尿病症状的记录， 距今已经3500多年，也就是公元前1550年前后。那时候，还没有糖尿病这个名词。时间的脚步走到了8世纪，有一位名叫多布森的英格兰医生在一个明媚的早晨，忽然心血来潮，他把一个病人的尿液拿来测验，竟然发现尿液中有很高的“糖”，这一重大收获令他惊喜不已。多布森端着那个病人的尿液高兴得手舞足蹈，最后晃动的尿液溅了一脸，一旁的护士见状大笑，多布森抹了一把脸，对那个年轻的女护士说，美丽的小姐，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知道吗？对我来说，这杯带着臭骚味的液体就是我的幸运液。

多布森靠着这杯“幸运液”，初步断定糖尿病人是由糖引起的。1776年的一个秋日，多布森把有这种症状的病命名为“糖尿病”，多布森对小报记者戏言：“灵感当然是由尿而生。”他还颇为自得地对朋友说：“不要小看我这个命名，我可以预言，不出数年后，由于我的发现，人类将会更有效地治疗糖尿病。”多布森去世之后，确实有众多的后来人，一直在致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1906年，在德国柏林一家医院工作的医生乔治·佐勒尔宣布分离出了胰岛素，并在6年之后获得了一纸专利证书，可后来人们说他是纸上谈兵，没有一点实际作用，这是因为他没能得到足够的提取液来加以证明其有效性。后来，一位美国医生经过数次实验，认为饥饿可以缓解糖尿病，于是他致力推广这种“饥饿疗法”，可有些病人尽管饿得头晕眼花，走路一摇三晃，也没能减轻糖尿病的症状，最后因为收效甚微而不了了之。提倡“饥饿疗法”的医生名叫艾伦，尽管1914年到1922年的8年时间一度被人们称其为糖尿病的“艾伦时代”，可在人类糖尿病史上也难觅他的大名，即便在美国波士顿Joslin糖尿病中心大堂里陈列的那些为糖尿病做出卓越贡献著名科学家肖像中，也不见艾伦的身影。看来，尽管人类对糖尿病的研究多以失败告终，可大家为此努力的脚步一刻都没有停止。1921年的一天，一位叫麦克劳德的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有了新的发现。麦克劳德是医学家、生理学家，这一年他45岁。他和他的助手，30岁的班廷，还有贝斯特等人，在做狗的胰脏切片中发现，这个犹如一座孤岛的细胞群，存在着一种分泌物，他们都盼望着能在这些分泌物中发现新大陆，经过多次试验，他们惊奇地发现，当胰腺的胰岛细胞中的分泌物不足时，就会导致糖尿病。他们又从分泌物中分离出了一种物质，当给糖尿病患者使用这种物质后，他们的症状就会消失。但当这种治疗结束后，病症又会出现。麦克劳德很高兴，他对助手们说，这将是人类糖尿病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他们把这种物质命名为胰岛素。

1922年，麦克劳德、班廷、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和詹姆斯·伯特伦·科利普（James Bertram Collip）向世人正式宣布发现了胰岛素，并很快用于了临床。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医科大学卡罗琳学院为了褒奖麦克劳德和班廷，把1923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颁给了他们。

至今，注射胰岛素还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最佳的选择。

在麦克劳德和班廷获得诺贝尔奖30年后，也就是1953年，美国的生化学家文森特·杜维尼奥终于把9个氨基酸成功接在了一起，人类终于获得了人工合成的催产素。在这之前，天然催产素数量无几，价格昂贵，很多家庭无力承担，文森特·杜维尼的人工催产素给更多分娩困难的孕妇带来了福音。1955年，这位美国生化学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当世界各国众多科学家致力于胰岛素研究的时候，英国的桑格十年磨一剑，最终比他人先行一步，叩开了胰岛素神秘的大门。在这之前，胰岛素就似一个掩在纱帐里的曼妙女子，她清傲优雅而又迷人，让众多科学家为之怦然心动，可又不能一睹芳容。

桑格1918年8月13日出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他从小好学，25岁就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桑格钟情于胰岛素研究，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胰岛素结构的探索，1955年初，桑格从牛胰脏里提取了胰岛素，经过数次试验，最终把胰岛素两条氨基酸链拆开了。桑格激动得泪流满面，胰岛素被桑格的深情和眷恋感动了，摘下了她的神秘的面纱，最终给了桑格粲然的一笑。这一年，桑格37岁，他对助手说，这是胰岛素女神送给他的最好礼物。

在那个灿烂的下午，桑格欣喜地发现，胰岛素两条氨基酸链就像少女挥舞的长袖，两链中间，还有两个硫硫键连着。桑格高兴地对助手说，我们试着把两条链上的氨基酸一一切开，肯定会有奇迹发生的。桑格用试剂等化学试剂和酶等方法果然把它們分开了。多么神奇啊！A链由21个氨基酸组成，B链则由30个氨基酸组成，分别称为21肽、30肽。桑格不仅摸清了两条肽链氨基酸排列顺序，还测定了牛胰岛素完整的一级结构。从辩证角度看，能拆就能合，桑格想把它们合起来，但最终未能如愿。他发现，A、B两条链合起来，竟得不到一点活力。他觉得很奇怪，可又无能为力。即使这样，他也因为完成了胰岛素的分子化学结构阐明测定而戴上了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1980年，已经62岁的桑格宝刀未老，在耳聪之年又设计出了一种测定DNA（脱氧核糖核酸）核苷酸排列顺序的方法，与W·吉尔伯特、P·伯格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桑格是世界上第四位两次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也许很多人会问，有了桑格阐明的胰岛素一级结构，就像人工合成催产素一样，人类也应该可以合成牛胰岛素了。非也！其实，仅仅有这样的一级结构是远远不行的，蛋白质本身具有复杂的高级结构，有一个折叠、扭曲、螺旋式的复杂空间结构，如果合成的产物不能形成与天然胰岛素同样的高级结构，合成产物就没有活性，中国科学家在以后的合成中，感觉到氨基酸链很有个性和韧劲，一时很难把它扭成像咱们吃的麻花那样的造型。

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卡佐亚尼斯并不服气，那个时候，年轻的卡佐亚尼斯不仅是这座著名大学生化系的副教授，还是被人们誉为多肽合成之父的文森特·杜维尼奥的得力助手，当知道桑格在胰岛素方面获得成功后，他也跃跃欲试，他对文森特·杜维尼奥说，先生，您曾成功地合成了催产素，现在桑格教授又把胰岛素的结构确定了，我想，我们可以去合成胰岛素了，我敢预言，人类从动物胰脏中提出胰岛素的时代即将过去了，以后医院临床会用我们人工合成的胰岛素了。文森特·杜维尼奥看了一眼这位年轻的教授道，催产素只有9个氨基酸，胰岛素有51个，这可是一个蛋白质呀！年轻人，你的预言恐怕要等后人才能实现。

卡佐亚尼斯急了，想再次说动眼前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长者。文森特·杜维尼奥轻轻拍拍他的肩膀道，科学容不得心急，只能一步步往前走！说完他走开了。卡佐尼亚斯摇摇头，从这一刻起，他决心自己干。

这一年酷夏的一天，卡佐尼亚斯告别文森特·杜维尼奥，背起行囊到希腊去做访问学者。半年后的初冬，他打道回府，来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学校很看重他的到来，专门为他建了宽大的实验室，在这里，卡佐尼亚斯如鱼得水，用他在希腊做访问学者时勾勒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蓝图，开始了他的探索之路。

有着这一番雄心壮志的还有联邦德国的查恩，这位生化学家曾一直致力于研究羊毛，一根细小的羊毛也是蛋白质，与胰岛素相同的是也含有二硫键。据说，查恩转向胰岛素研究开始很富有戏剧性，他的学生有一天建议可否试试胰岛素的合成。查恩这些年都是围绕着羊毛转，朋友们都说他一身的羊膻味，让人躲避不及。查恩说，是得去掉身上这股膻味了，要不我都成了羊的标本了。于是，他转变方向，重起炉灶，转向了胰岛素的合成。

英国著名杂志《自然》周刊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自从1869年创刊以来，一直站在国际高度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它的权威性可想而知，对胰岛素的研究进程它也始终给予重点关注。就在1958年秋天，《自然》杂志在综合梳理了世界各国关于胰岛素研究的进程后，下了一个权威性的结论：人工合成胰岛素，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

这个看似断言的结论中，还在“将来”的前边特地加了“遥远”二字加以强调，从中可以看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并非易事，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那么遥远是多远呢？

起码很多在这个领域奋斗了数年的科学家还没有看到希望。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科学家却勇敢地选择了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一生命领域的一个重大难题，他们不仅要啃下这块一时无从下手的硬骨头，还把合成时间缩短了5年，以后又是4年、3年、1年，甚至要在1959年国庆前夕完成，向新中国第10个国庆节献上一份厚礼。

为了抢在世界同行前完成任务，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是在秘密中进行的。1958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还就此专门给中科院发出了这样的指示，要求：凡国际上没有做成的东西，我们要抢先一步做出来，这样才更有国际意义，你们在这一研究合成过程中，要严加保密，不能向外界透露一点信息，更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步骤、进展情况发布到社会上。

中科院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把这一要求以机密文件的方式传达给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以及其他单位。在这之后，关于胰岛素的一系列报告、文件都加了密级。在世界各国同行的研究没有正式发表之前，中国科学家不得率先发表。

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主要科学家邹承鲁后来曾回忆道，其实那时候国内外通信闭塞，彼此之间就像在两个星球上一样。我们进入合成胰岛素一段时间后，才辗转听说国外有两个小组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美国的。

胰岛素合成主要成员、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员杜雨苍生前也有类似的回忆，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情况，中国科学家到了1960年后才知晓的，国外对我们的了解应该也是这样的。在這之前，他们不知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

其实，世界科学家在进行胰岛素的合成过程中，最初德国的科学家查恩只是把美国的科学家作为了竞争对手，而美国的科学家卡佐亚尼斯比查恩更早一些就知道中国人也已经开始了胰岛素的合成工作。

第二章 攻关 攻关

是从零开始的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坐落在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320号大院内。徐汇区因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而得名，此人名叫徐光启，为明末大臣、天主教学者。相传3世纪吴赤乌年间，徐汇之地就建有龙华寺，至元末明初，布业始祖黄道婆在黎族学习并革新种棉织棉技术后，远赴上海地区传授布衣，在黄道婆的努力下，上海地区遂成为棉纺织行业的中心。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思想开明，善于中西贯通，他把西方科学文明引进到了古老的中国，为近代中国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到了上海后，给上海的棉纺行业带来了一场革命，因为徐光启和他的后人常年居住于此，久之，人们就称这里为“徐家汇”，徐汇区因此而得名。古老的徐汇人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各自的时代建筑，也根植下了丰厚的文化。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龙华寺，是大上海现存历史最悠久，也是规模最宏伟的佛教圣地，一直保持着宁代“伽蓝七堂制”风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就是在徐汇区岳阳路320号，成功地合成了让世界同行都为之震惊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参观中科院生化所的时候，曾有感而发：“徐汇是个出奇迹的地方！”生化所所在地岳阳路，也一度成了科技发展的标志。岳阳路并不宽，两边是粗壮的法国梧桐，据史料记载：岳阳路原名祁齐路，1912年由法租界公董局修筑，距今已有104年的历史。当时，公董局有一位董事名为祁齐，他为这条路的修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路名便由此而得。坐落在岳阳路320号的大院，也诞生在历史的深处，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人梦想在中国上海建一座大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最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徐家汇路与祁齐路交叉口的那片处女地。很快，他们就从“庚子赔款”中拿出82500两白银，买下了这里的55亩荒地，日本人并不满足，他们得陇望蜀，如法炮制，后又购得土地数亩，于1930年春天建起了这座“自然科学研究所”。

自然科学研究所始建于1929年，翌年竣工，尽管已逾86年，可未见多少苍老，至今依然还显得雄浑、牢固。这座外貌透着哥特式风格的建筑，线条粗犷，纵向窗间墙凸起向上，一路层层缩进，最后似奋力一跃，冲出了女儿墙。整栋楼共三层，主入口处五层。据说，这座研究所的设计图出自日本内田祥三之手，内田祥三190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院，1920年代，他因设计了东京帝国大学建筑而扬名。为了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所谓大日本帝国的雄风，内田祥三把建筑刻意设计为“日”字形，如从高空鸟瞰，这“日”字如镌刻在大地上一般。

抗战胜利后，这座自然科学研究所被国民党接管，后成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为冯德培。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不足一个月，上海军管会就接管了中央研究院。带队的是李亚农 ，李亚农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知识分子，曾任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是陈毅元帅的得力部下，他奉命进驻中央研究院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李亚农没有想到，数年后，他的儿子承其衣钵，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的党委书记。李亚农晚年常对儿子这样说：“内田祥三设计了帝国大学，又设计了自然科学研究所，可我这个从帝国大学毕业的学生，偏偏就接管了他的自然科学研究所，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吧？”

除此之外，日本的内田祥三还有一个没想到，他精心设计的那座“自然科学研究所”，在数年后成了中国生化研究的重镇和翘楚，并在这里诞生了举世震惊的人工合成胰岛素。

历史总是富有戏剧性。

对中国科研人员来说，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一个陌生而又神奇的领域，开始无路可循，怎么办？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所长王应睐三天两日召集大家开“神仙会”“皮匠会”，一时间，大会小会连轴转。那个年代，生化所年轻的科学家们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就是在一场“神仙会”上，钮经义提出不要急于下手，先操练一下，练练兵。那个夜晚，所有与会者的目光都聚集到了钮经义的身上，怎么操练？怎么练兵？人们都急于在钮经义宽阔的额头上找到答案，在他那张白皙的脸上找到蹊径。大家发现，钮经义眼镜后那双细小的眼睛闪烁着，好像随时都要迸发出灼灼的灵感之花。

见大家都在盯着自己，钮经义一时没有吭声，只是在摸着自己的额头。王应睐见状笑了，他看了一眼钮经义道，经义，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钮经义也跟着笑笑，看了大家一眼说，目前，世界上已经合成了催产素，大家知道，催产素是有9个氨基酸，也含有二硫键，我们就从合成催产素开始先练练手。

大家听了，都觉得这个办法好。王应睐点点头，他知道，在生化所众多的科研人员中，钮经义对合成胰岛素有一定的发言权，他早年留学美国时曾从事过一些有机合成实验，在蛋白质一级结构测定中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对年轻的钮经义来说，王应睐是他的伯乐，当然，王应睐还是生化所众多千里马的伯乐。这是后话。钮经义出生于江苏兴化，祖父是清代举人，父亲则是闻名乡里的秀才，多年躬耕于私塾，可谓是书香世家。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少年钮经义就有很强的求知欲，他好学，肯钻研，成绩都是一路领先。1938年，钮经义因学习突出，被保送到昆明西南联大化学系学习，师承著名学者高崇熙、朱汝华、黄子卿、曾昭抡、钱思亮。抗日战争结束后，钮经义动了出国深造的念头，经过一番准备，于1948年酷暑来到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学习，几年后就获得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来，钮经义凭着自己的实力，又敲开了旧金山柏克莱加州大学病毒研究所的大门，短短两年间，他就在蛋白质一级结构测定中令同行刮目相看。

钮经义在美国科技界锋芒显露，引起美国当局的关注，很多“好处”“许诺”接踵而至，可是，美方的橄榄枝没有挡住钮经义投向祖国的目光，相反，随着他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他报效祖国的念头也愈来愈强烈，朝鲜战火燃起后，他更是归心似箭。他的导师弗朗克·康拉很不理解，在一个冬日，弗朗克·康拉特地把钮经义请到咖啡店说话，导师啜了一口浓浓的咖啡道，为什么要回国呢？美国是最能让你展露才华的地方。你也知道，柏克莱加州大学在美国赫赫有名，从这里走出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这里有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设备。你在这里，用你们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如鱼得水，如虎上山。导师又急切地加重语气道，钮，如果你留下，你将又是一位柏克莱加州大学获诺奖的科学家。

弗朗克·康拉是美国负有盛名的生化学家，钮经义对他敬佩有加，钮经义沉思了片刻道，先生，中国目前还很落后，可那是我的祖国，我们有句俗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老话您可能还不知道吧？国家穷了我们不能躲得远远的，更要出一把力，母亲丑了我们给她装扮。新中国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时候。弗朗克·康拉最后没能说服他，只是摊开双手，连声说着可惜，可惜！钮经义也知道可惜，他知道，有大师的教诲，有当下的科研条件，自己会走得更远，也更有收获，可他深知，他的根在中国，他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长。

临分手时，导师握着钮经义的手说，尽管你没选择留下，可你的行动值得我敬重！

之前，钮经义曾多次申请回国，都被美国当局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那个年代，特别是那些学理工科、医学的留学生都有如此的经历，美国当局严令禁止他们回国，而对于在生化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的钮经义来说，归国之路就更加艰难了。钮经义顶住美方的威胁、利诱和跟踪，经过艰辛奔波，到1956年4月才最终拿到了美国移民局一张放行的纸文，这一刻，钮经义悲喜交集，泪流满面。他晃着手中的纸文，对移民局的官员大声吼道，为了回家，我在你们这里申请了整整6年多，这就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所谓的自由吗？那个肥胖的官员面露愠色，正要动武时，钮经义的同伴见状不好，拉起他就急急地走了。

这年4月的一天，钮经义踏上了美国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开始了他的归国之旅。在巨大的邮轮驶离码头那一刻，泪水一下子溢满了他的眼眶，他太激动了，此时此刻他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连声自语道，我要回国了，终于回国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旅途，钮经义终于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他觉得自己从来没这样的踏实过，此时此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了“脚踏实地”的滋味。随后，他应邀来到了北京。从美国出发的时候，是人間四月天，如今已是炎热的夏日，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钮经义内心无时不被感动着，他受到中科院的热情接待，他感到了火一般的温暖。没出几日，一位年轻的女性来拜访他了，此人叫王芷涯，是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党支部书记。王芷涯时年三十有余，她1945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就在上海女子中学从事地下工作。一见钮经义的面，她就笑了，是那种爽朗的笑声，听起来悦耳，让人亲近。她握着钮经义的手道，钮先生，您是从事蛋白研究的专家，我们都希望您能到生化所去。所长王应睐先生曾向您发出过郑重的邀请，我今天也是亲自来请您的。您可一定要去呀，刘备请诸葛是三顾茅庐，我们六顾茅庐也不抱怨，只要能请到您就行。王芷涯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笑，随后，她热切地看着钮经义。钮经义被王芷涯的笑声和热情感染了，他连声道，我很乐意！我很乐意！王应睐先生已经向我发出多次邀请了，我不能无动于衷啊。再说，这么大热的天您又亲自从上海赶来，我要是拒绝就太不近人情了。钮经义笑了笑道，我稍加准备就马上赶过去。王芷涯大声笑着说，其他单位该有意见了，说我是来抢人才的，说不定要送我个“女张飞”的绰号了。

真是快马加鞭，钮经义和王芷涯会面不长时间，就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那是一个小雨霏霏的上午，在生化所的所长办公室，王应睐紧紧握住了钮经义的手，高兴地笑了，那笑容一直到了眉梢。生化所的人都知道，王应睐爱才如命，每得一人才，他都如获至宝。他握着钮经义的手，握了很久很久，也很有力。钮经义从王应睐有力的双手中感到了一种力量，感到了一种不需言说的契合。

很快，王应睐就把钮经义分配到曹天钦研究组，专事原肌球蛋白的C-端分析工作。这以后，钮经义成长为中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鉴于他在多肽合成研究中的成就，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8年中期，钮经义开始挂帅练兵，麾下有许根俊、陈常庆、王尔文、黄维德等人，可谓是精兵强将。后来成为著名生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许根俊时年才23岁，其他人年龄也都与许根俊相仿，皆是些青年才俊。这年10月，人工合成催产素已初露成效，又过数日，九肽合成物已经出现在玻璃试管里，实验当天，他们邀来中科院生理研究所的专家鉴定，众目睽睽之下，黄维德小心翼翼地捧出盛有合成物的试验管，紧接着又拿出针管，抽出试管中的合成物，把针孔扎进了兔子的身体里，随后她用灵巧的手指一推，那合成物便注入兔子的肌体中。专家通过仪器发现，兔子的子宫收缩了，人工合成催产素起作用了，专家们板着的面孔都露出了笑容。这笑容就是成功的信号，大家都被感染了，一阵阵掌声响了起来，许根俊、陈常庆、王尔文也在忘情地鼓掌，这是凯旋者的喜悦，年轻的黄维德双手捂着脸，竟然喜极而泣。她能不高兴吗？无数个日夜耗去了大家多少心血，在黄维德纤细的手指上，还留有实验时被烧伤的疤痕。钮经义道，这疤痕应该叫功勋疤，一句话，逗笑了黄维德，她说，为了催产素，值了！

虽然试验初步成功了，可钮经义要求还要精益求精，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用到临床上去。钮经义和他的团队在1959年国庆节来临时终于拿出了合格的人工合成催产素，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闻风而动，以最快的速度从生化所取得了技术转让书。1960年初春，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正式投入生产，盈利可观。

而对生化所的科学家来说，人工合成催产素投产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只是将其视为一次成功的大练兵，最终是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

开始没有欢呼

中科院院士、著名生化学家龚岳亭先生1928年出生，时年30岁。他后来回忆道，1958年全国热火朝天，科技人员也不例外，大家都希望在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像其他行业一样，我们也能放出一颗“科学卫星”，振奋一下人心，为祖国科学事业做出贡献。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在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等先生的带领下，老、中、青科技人员三结合，其中有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说、敢干，大家都充分发扬科学民主的精神，还邀请国内有关专家参与学术讨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经过论证，提出了一个“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一宏伟目标，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如果成功了，这不仅是科学上的创举，也有一定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因此这个选题思想明确，既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又攻克了世界上尚未突破的难题。大家都认为，蛋白质与核酸两类生物大分子体现生命的物质基础，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它调节生长、发育、繁殖代谢和行为等生命过程。人们如能解决人工合成的问题，乃至创造出不存于自然界的蛋白质“变种”，不仅对深入了解生命现象与活动规律有重大意义，还可以为人类的生产实践开辟出新的天地，在生命科学研究的漫长道路上树立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有关蛋白质的研究集中于它们的生物功能和物化性质领域，而对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了解亦不够深入，对化学合成具有高级结构的蛋白质则更知之甚少。选定胰岛素作为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对象时首先要解决三对二硫键能否正确配对；其次，多肽合成在当时国外的最高水平，也仅有a-促黑激素（a-MSH）由瑞士罗伯特施维泽（Robert Schwyzer）研究合成的实例，国内只有初步合成催产素的经验，美国科学家杜维尼奥（Du Vigneaud）因合成催产素（9肽）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合成工作中需要大量氨基酸原料和化学试剂，我国尚不能自给，要花大量外汇采购。再就是还要建立一整套蛋白质、多肽纯化和分析技术。尽管有着上述许多困难，可大家敢想敢干，领导们都很尊重科学家的各种想法。当时，年轻人在导师的指引下，认真准备，热烈讨论，无名利之争。经过科学论证，生化所制定出五路进军的具体措施，以天然胰岛素的硫硫键拆合和氨基酸生产为先行；多肽化学合成为主力；同时建立并改善肽的分离、纯化与分析技术；并探索肽的激活（磷酸化）与酶促转肽等生化途径。总的目标是：“全面准备，多路探索，上下并举，重点突破。”

直到晚年，龚岳亭对当年的情景还是记忆深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那个时候真是白手起家，除了两个拳头，什么都没有，我们夜以继日，在很短时间内就结束了国内不能自制整套氨基酸的历史，保证了胰岛素合成工作顺利进行，而且还创办了生化所东风厂，不仅满足了我们自己的需求，还供应到了全国。”

人工合成胰岛素成了那一代科学家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每次说起往事，王应睐都激动不已：“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过程中，我们闯过了许多异乎寻常的难关，做了前人所没有做的事情。1955年当桑格第一次阐明胰岛素结构的时候，英国《自然》杂志就预言合成胰岛素将是遥远的事情。实在地说，他们的预言并不保守，也不武断。但是，谁能想到？仅仅三年的时间，中国人就敢做出跨越这个‘遥远’的决定。那时候，我们攀登的珠峰不是一座，也不是几座，而是无数座，可我们最终都胜利地攀登了。”

1958年深秋，上海生化所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应该这样说，最初所长王应睐的压力是很大的，他思维缜密而又严谨，对人工合成胰岛素，他同科研所众多科研人员一样向往，可成功与否，他在心中打了一个更大的问号，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深夜，萬籁俱寂，整座大上海都已经沉睡了，这个时候，王应睐还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写着计划，墙上的老式挂钟响了，他抬头看了看，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2点，他揉揉太阳穴，又陷入了思索。他在想，人工合成胰岛素仅靠上海生化所一己之力是远远不行的，应该寻找多个得力的合作伙伴，他在脑海里一一搜寻着国内势头强劲的大学、研究所，他想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有机教研室可谓是兵强马壮，另外，合成胰岛素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肽链的有机合成，再就是酶促合成，生化所在有机合成方面缺少经验，鉴于此，得邀请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参加。

第二天上午，王应睐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曹天钦、邹承鲁等人都一致赞成。很快，生化所就派人到北京邀请北京大学参加。北京大学素来就是敢开先河的，双方对人工合成胰岛素一拍即合。复旦大学生化教研室也有意参加，该生化教研室是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鼎力相助下成立的，开展教学才几个月的时间，王应睐等几位生化所的科学家还是这里的兼职教授，对复旦大学的生化实力了如指掌，对于复旦大学自告奋勇加盟一事，生化所开始并没有接受，后复旦大学要求再三，生化所才将其列入合作单位。

对于邀请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合作的事，开始王应睐心中没把握，他和有机所的所长汪猷虽没有深交，但知道汪猷是个“认死理”的人，脾气又倔又犟。俗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人提醒王应睐，说不要去，去了也要碰钉子。在王应睐的阅历中，还没有交往不了的人。王应睐说，成不成另说，我还没去，怎么就知道不成？

在一个秋日下午，王应睐走过那条铺满落叶的小径，来到了有机所，他要说服汪猷，让他一起来共同完成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汪猷生于1910年，时年48岁，比王应睐小3岁。1927年，二人同在金陵大学读书，只是没有来往。王毕业后留教，汪猷则打点行囊，一朝去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读研究生，毕业后成了研究员，开始的路不同，后又殊途同归，皆在1940年代末成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研究员，当年二人见面时，不禁都放声大笑，开口竟都是：“缘分！缘分！”后各自成了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的掌门人。

当王应睐走进汪猷办公室的时候，汪猷正低头阅读一篇论文，嘴里时而念念有词，时而闭目沉思。

王应睐见状轻声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啊。

汪猷抬起头见是王应睐，忙起身相迎，对这位学长，汪猷可谓敬重有加。他握着王应睐的手说，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王应睐指指窗外，是秋风啊。

二人落座后，王应睐道，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有求于你来了。

汪猷点点头，沉吟一下说，我知道，你是为胰岛素而来的。

王应睐微微一笑，诚恳地说，我郑重邀请有机所与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计划。

汪猷摇摇头，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就不参加了。

对生化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之举，汪猷最初不以为然，他个人觉得，现在去碰这个被世界科学家认为“遥远”的计划为时过早，科学需要严谨的态度，科学家应该有理想，但不能急于求成。

王应睐对汪猷说，很多人都觉得，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不可能的事。我知道你有顾虑，但是，科学家往往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

汪猷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在摇头。

王应睐知道汪猷的秉性，所言也都如他的个性一样严谨，可谓都是三思而后行。见汪猷一口回绝，王应睐不好再多说什么，两人寒暄几句就分手了。

汪猷字君谋，1910年6月7日出生，父亲汪知非为清末秀才，受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思想影响，摒弃仕途从事技术工作。汪猷身在书香门第，父亲对他影响颇深，少年就好自然科学，11岁尤青睐化学，数年都专攻此学，可谓毕生与化学有缘。

1935年8月，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在生化领域已经小有名气的汪猷，有幸作为中国生理学会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盛会，由此他见到了不少耳熟能详的大科学家，领略了众多大师的风采。短短数日，他从与会科学家嘴里知道了很多世界科技前沿的成果，同时他也格外留意同行中的科研力量，自此，汪猷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出国深造。也就是这一年的9月初，德国慕尼黑大学化学研究所迎来了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他就是汪猷。

慕尼黑大学，始建于1472年，是德国历史最悠久，文化气息最浓郁的大学之一。今天的慕尼黑大学，与汪猷当年所见已是今非昔比。除了本部那座建成于1573年的图书馆，麾下还有分属各研究所和各学院的分馆共215个，分布在下属研究所和学院，仅中心图书馆藏书就多达140万种，加上其他的所属藏书，有440万册之多，可与巴伐利亚州图书馆藏书匹敌，即使如此，图书馆藏书还是以每年50000册的速度递增。仅在科学研究领域，慕尼黑大学就取得了辉煌成就，令世界科学家为之关注，从建校至今，这里陆续走出了36位诺贝尔奖得主。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慕尼黑大学还没有现在的规模，可在那个年代也是足够辉煌，当年，汪猷在反复比较后，毅然选择了慕尼黑大学。

德国诺贝尔奖得主、著名化学家维兰德很看重这位来自远方的学生。在这里，汪猷专攻不饱和胆酸和甾醇的合成研究，最终合成了胆甾双烯酮和胆甾双烯醇。两年后的冬天，他拿到了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汪猷深知，作为一位科研人员，学无止境，尽管他思念亲人，渴望归国，但他没有回头。1939年初春，他来到英国继续深造，当他从图书馆的报纸上看到日军侵略中国的消息时，怒不可遏，不禁拍案而起，此刻他又归心似箭，想马上回到祖国以尽匹夫之责。

汪猷少时父亲常对他耳提面命，汪知非从事的是测量工作，知道测量中“一毫一厘”都足以影响全局，他常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来勤勉爱子，汪猷将此视为自己人生和科研准则，他的严谨乃至谨慎在他身上无处不在。在组织上准备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对照党章一一检查自己的点滴和不足，三个月以后，等他觉得自己已经符合了一个党员的要求时，他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年时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丁公量对此印象极深。丁公量1921年出生，17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担任过新四军教导总队的锄奸干事、三野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1953年5月，曾作为志愿军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板门店谈判。据丁公量回忆，汪猷那时候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院士、老所长了，但他每天上下班仍固执地去挤四站路的公共汽车，怎么也不肯坐院里的小汽车。丁公量对他说，你有这个待遇呀。汪猷一板一眼地说，我不能忘了自己个党员。这句话今天听来可能让一些人嗤之以鼻，可在那个年代会令人肃然起敬。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汪猷似乎有些苛刻，甚至近乎偏执，可在丁公量看来，这是他为人做事的本质和特色。汪猷向组织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常找丁公量交流汇报思想，细节处不厌其烦，党章的内容能大段大段地背出。汪猷晚年回忆入党的事，还自豪不已。他说，他是怀着一种虔诚加入党组织的，这种虔诚伴随了自己的一生。当汪猷预备党员到期的时候，他专门跑到丁公量办公室，提出让党组织再考验他几个月，这让丁公量这位从硝烟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党员也不由得心生敬意。又过了三个月后，汪猷才正式向党组织申请转正，那严肃认真的模样，丁公量晚年都记忆犹新。

在初冬的一个下午，也就是在王应睐力邀有机所汪猷参加胰岛素合成项目不久，汪猷来到了王应睐的办公室，他一脸严肃地对王应睐说，王所长，我反复斟酌了一些时日，决定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言毕，他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把最近关于对胰岛素的所思所想一一念给王应睐听，有些地方还做了详细的解释。

王应睐很感动，连声说道，欢迎，欢迎！你的认真劲儿真是名不虚传呀！

汪猷点点头道，认真才能不出差错。对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来说更是如此！

1958年11月25日，上海《解放日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全党全民办科学”，再次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社论号召大家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在1962年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文汇报》也在当日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評论员文章《专家与群众结合，向尖端科学奋力进军》。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年轻的科研人员早就坐不住了，他们觉得所里动作慢，步伐缓，就把《文汇报》《解放日报》贴在了走廊两边的墙壁上，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都用红笔圈了，显得格外醒目。王应睐看了，只是笑笑。

没出几日，生化所王应睐所长开始升帐布阵，钮经义负责有机合成，天然胰岛素拆合由邹承鲁负责，肽库由曹天钦统管，酶激活、转肽由沈昭文一并掌握。合成过程中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生化所还专门成立了由党员组成的领导小组，组长为曹天钦，组员王芷涯、张友尚、陈常庆、杜雨苍。

由于此时王应睐还不是党员，所以没能成为党员领导小组成员。也就是这一年的年末，王应睐加入了党组织。

东风厂往事

王应睐他们知道，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离不开氨基酸等试剂，那个时候，这些试剂主要依赖进口，贵如黄金，更让我们科学家气愤的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连一些最起码的科研用的试剂也在其中。

王应睐决定自力更生解决这一难题，他说，只有我们自己掌握了本领，才不怕他们卡我们的脖子。没有他们这条船，我们就渡不了江了吗？我们自己造！王应睐是不轻易动气的，可那天他说得斩钉截铁。

这个任务落到了一位年轻人肩上，他叫陈远聪。

2016年3月，我再次来到上海，为的是继续采访当年那些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从1960年代初胰岛素合成至今，已经数十年了，当年参与这项伟业的人大都已经故去，像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等院士早已不在人世，即便是他们的学生如今也所剩无几，尚在人世的也都已过耄耋之年。

初春的上海，还有丝丝凉意，有些行人还裹着厚厚的衣服，在冷风中匆匆而过。在上海浦东东方城市花园44弄201室，我见到了陈远聪老人，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是一头白发，满脸沧桑。

陈老生于1928年，1950年代末，他才30有余，在很多人印象中，他走路大步流星，像小跑一样，那一罐罐氨基酸等试剂，就是在他的指挥下生产出来，很多人都还记起他在车间里那满头大汗的样子。当年的小陈，现在被单位的年轻人称为陈老了。

如今88岁高龄的陈远聪虽是步履蹒跚，可是回忆起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老人还是思路清晰，谈到动情处，陈远聪那双浑浊的双眼泛着灼灼的亮光。开始，老人听说我此番来意后，先是短暂沉默，后嘴角蠕动了几下，好像在咀嚼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继而，他凝望着窗外，目光好像一下子穿过了几十年的时光，直到往事的深处。

他回过头来，缓缓地说，其实就像发生在眼前的事，这一说呀，我又回到三十多岁的时候。老人的眼睛湿润了，他平静了一会儿，开始娓娓道来：“时间可真快啊，一晃几十年了。1959年1月我奉生化所王芷涯同志之命从北京大学返回生化所，和谭佩幸一道负责东风厂的组建工作。东风厂建于1958年底，主要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生产氨基酸。我们都知道，胰岛素有A链和B链，由51个氨基酸组成，有17种不同的氨基酸，当时国内只能生产纯度不高的甘、精、谷3种氨基酸，其余14种需要进口。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生化试剂都得从香港转口进入中国，除要花昂贵的外汇外，还需要很长时间，这样有时候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你想想，实验正在进行，这边没有试剂了，那该多着急。合成胰岛素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氨基酸供应，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西方人禁运，那我们自己动手制造，让你们这些西方人干瞪眼，干生气！上边也要求我们，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道路，所以生化所就组建了东风厂，一时没人怎么办？一是从生化所各研究组抽调一部分科技人员作为生产骨干；二是从社会上招收了10多名中学毕业生和复员转业军人做生产工人，共约30人。人员解决了，还没有厂房呀，所长一声令下，拨出大楼的几间实验室和320号院内16楼楼下两间房做生产车间，生产小组有分离、提取、合成、分析四个小组。专家钮经义和沈昭文亲自下厂指导，帮助建立离子交换层析法纯化氨基酸和纸层析法鉴定氨基酸纯度。人工合成胰岛素需要有高纯度的氨基酸原料，不能含有杂质，严格的纯度指标是层析纯、旋光和元素分析合格，要达到进口的英国BDH产品的标准。1950年代的氨基酸生产，除谷氨酸是用微生物发酵大规模生产外，其余都是从天然生物材料中提取的，如从蛋白质水解液中18种氨基酸混合物纯化出高纯度单一的氨基酸，难度大，成本高，因而价格昂贵。1952年曹天钦先生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计划开展蛋白质一级结构分析研究，带回10余种氨基酸，每种也只有毫克量，十分珍贵，要合成胰岛素就需要以克为单位计，每次投入数十克，有的品种氨基酸每克比黄金还贵。自己生产氨基酸可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到了1959年底结算，东风厂办厂才一年多，我们就为国家节省了数十万元的开支，当时生化所一年的经费也只有100万左右。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氨基酸质量一点都不低于国外的，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的。那个时候啊，东风厂慢慢就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后勤部，保证了氨基酸源源不断地供应。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啊。咱中國人就有这种精神，他们卡咱们的脖子，咱们偏不让他卡，让他们帝国主义拿咱们没办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志气，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少了这份志气，要不，咱们就得比他们低一头，就得仰人鼻息啊。”

陈远聪说着，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他拍着自己的胸脯，就犹如当年他在车间里拍着胸脯为大家鼓气一样。

陈远聪祖籍四川三台县，其父当年是盐税局的职员，虽有固定的薪水收入，可一家人生活还是难以为继，学生时期的陈远聪常为三餐而哭脸愁眉，少年已知愁滋味，他立志要改变家庭命运。1947年，19岁的陈远聪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化学系，两年后，他和其他同学就迎来了新中国第一缕阳光。1949年12月，刚刚解放不久的成都陷入了大饥饿，城市居民急需粮食果腹，解放军号召大学生协助工作队到各地征粮，陈远聪也踊跃报名参加，随后他又参加了土地革命。1953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急需人才，陈远聪作为理科大学生踏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大门，随后他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了上海生化所工作。

报到第一天，王应睐就找他们谈话，王应睐说，你们来得恰是时候，现在咱们的实验室缺少试剂，你们几个就搞合成生化试剂吧。

王应睐话音刚落，坐在一边的钮经义就把一摞材料放在了陈远聪他们面前，你们就对照着这上面的要求去做，基本上就是照葫芦画瓢。

自此以后，陈远聪就和试剂有了不解之缘，这一做就是三年，后来，陈远聪坐不住了，他觉得这样下去无所事事，得马上改弦易张搞科研，他找到曹天钦老师吭哧了半天也没张开口，曹天钦笑了，说，有事尽管讲，别憋着。

陈远聪终开了口，他说，现在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我想搞科研！整天老搞那些盆盆罐罐的东西搞不出名堂来。

曹天钦说，你的想法很好，这是好事呀！

陈远聪说，当年我才念了三年大学就参加革命了，我想先到大学里补补课。

曹天钦道，要求上进是优点，我去帮你说。

几天后，陈远聪刚从大楼里走出来，生化所的支部书记王芷涯老远就冲他喊道，陈远聪同志，组织上同意你到大学里深造了。好好学，学成了回来干一番大事业。

没想到组织上这么快就同意了。陈远聪很感动，他也老远对着王芷涯喊，王书记，放心吧，我一定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期望的！

1956年9月，陈远聪肩背行囊风尘仆仆地踏进了北京大学。在这里，陈远聪如鱼得水，没想到苦学两年后，那场史上有名的大跃进就开始了，北大的学生也很快融进了历史的洪流中，教师无心上课，学生也无心听课，都在想着放卫星的事。陈远聪见状打起了退堂鼓，他挥笔给王芷涯写了一封信，这位可敬的老大姐很快复信了，信中说，我们正在搞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是一项大科研计划，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合成胰岛素没有大量的试剂不行，生化所准备成立一个生产厂，你一直从事试剂工作，可否回来一展身手？我们都盼着你回来，为人工合成胰岛素做出应有的贡献。

陈远聪被人工合成胰岛素震撼了，他没有犹豫，连忙回信说同意。

1958年12月初，陈远聪回到了生化所，当时整个生化所上上下下都已经沉浸在那项伟大的工程中去了，陈远聪被火热的场面鼓动着，浑身好像一下子燃烧起来，他义无反顾地接过了东风生化试剂厂的帅印，与曹天钦的助理研究员谭佩幸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当年，陈远聪麾下大多是刚从社会上招来的一些中学生，脸上都稚气未退，幸亏还有沈昭文、钮经义、戚正武等一些专家赶来助阵。

在动员会上，陈远聪也是慷慨激昂，他挥着手说，帝国主义对咱们封锁禁运，咱们偏不信邪，大家都知道这个厂名是怎么来的吧？是从东风压倒西风这句话来的，帝国主义这股歪西风来势凶猛，他们搞封锁，可咱们偏偏就不信邪！咱们这股东风是正气风，是争气风，一定会压住他们这股西风的。大家知道了这一点，就得为国家争这口气，人人争了气，咱们的这股东风才更有力量！

陈远聪那番话，就是出师前的总动员，是临阵时擂响的战鼓，可陈远聪知道，他这个厂长，手下除了一帮年轻人，什么都没有，要知道，东风厂是生产试剂的，可一没设备，二没厂房。当陈远聪向所长王应睐说起这些的时候，王应睐不紧不慢地道，我们不是还有些瓶瓶罐罐吗？咱们不是还有些办公室吗，腾出几间做厂房。一句话让陈远聪哭笑不得，可他很快就接受了现实条件，他说，只要有一双手，咱们就要干出一番样子来。

当年那场动员会陈远聪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讲得激情澎湃，年轻人听得热血沸腾，一阵阵掌声从房间里传出来。那天下午，天空下了一阵冷雨，陈远聪踩着脚下干枯的枝叶，心中陡然间升起了一股豪气。

末了，曹天钦对陈远聪道：“说得好！真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滋味。”

坐在我面前的陈远聪整个思绪都陷入了回忆中，他好像对我诉说，更像对时光老人和那个远去的时代诉说。有时候又像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这时候，他的声音就很小，可萦绕在我耳边格外清晰：“中国的生化事业是在全国解放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而生化所是需要特殊的专门生化试剂的。50年代初基本上都是实验室自己制备，这样就占用了研究人员很多时间，当时生化所安排了很多科研人员负责这项工作，这样太浪费大家时间了，可一时又没有好办法，我刚来的时候，几年时间就为曹天钦的蛋白组和邹承鲁的酶组合成了几十种生化试剂，虽然每种都很少，可时间用去了不少，要不我怎么一直想从事科研工作了？人工制造试剂太耗费人的能力了。人工合成胰岛素不是个小项目，那得需要大量的试剂，幸亏有了东风厂，要不就是所有的科研人员都腾出时间来做试剂也不够用，这条路走对了，后来合成胰岛素用的试剂，有人说可以灌满两个游泳池了。这一点都不夸张，恐怕还不止吧。可以这样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也有东风厂很大的功劳。”

生化所东风厂开工之际，钮经义等几位专家就赤膊上阵了，他们在车间里一一示范，传经送宝，不厌其烦。钮经义在美国留学时学过试剂合成，沈昭文懂得分析，戚正武刚刚留苏回来，也有研究氨基酸的經验。

创业初期，东风厂设备简陋，没有防护条件，大家长期和有毒试剂接触，可谓是危险重重。1959年初春的一天，科研人员徐凯、孙雄国、汪静英在用沉淀剂纯化氨基酸时突然晕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大家急了，围上来就掐他们的人中，连呼带叫也没能叫醒这三人。忽有人喊，这肯定是中毒了，你们把他人中掐破了也没用，快送医院吧！大家这才清醒过来，急急忙忙把他们送到了上海中山医院抢救，三天后才脱离危险，医生说，中毒重的再晚一会儿就没命了，轻的也得是个植物人。

消息传到厂里，大家都心有余悸，议论纷纷，这个时候，所里胰岛素合成正是如火如荼，急需大批氨基酸，可东风厂这边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陈远聪心急火燎，一夜未眠，他担心中毒事件影响了工人情绪，都打了退堂鼓怎么办？自己这个厂长可就成了光杆司令了，那样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也不灵了，更重要的，不能因为此影响了实验，就像前方在打仗，后边给养却上不去了，岂不贻误战机？

第二天早上，他早早就赶到了大门前，上班时间已近，他看到工人像往日一样都陆续赶来，没有一个人请假，陈远聪眼睛湿润了，他高兴地迎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像迎接凯旋的勇士一样，他嘴里连声说着谢谢，谢谢！随后，他又大声地嘱咐大家说，咱们刚买来了厚口罩，大家一定要戴好，感觉不舒服了，就马上到楼道里透透气。

没过几天，刚刚脱离危险的徐凯他们就要求出院了，无论陈远聪怎么劝说，他们都要坚持上班，徐凯体质弱，走路还一摇三晃的，陈远聪让他再休息些时日，徐凯急了，他握着陈远聪的手说：“我不能拖了胰岛素的后腿，哪怕我只剩下一口气了，也要干下去！为胰岛素合成尽一点力。”

陈远聪落泪了，用力点了点头。

那天上午，陈远聪带着大家夹道欢迎徐凯他们，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一阵阵响亮的掌声从大门前一直响到了车间。

在这以后，徐凯又晕倒过几次，可过后他都再次出现在车间里，后来一次晕倒住院后，他再也无力支撑，最终没能再走进东风厂的大门。那个时候，徐凯的妻子在西安工作，他身边需要人照料，王应睐出面把徐凯调到了西安。徐凯离开上海的那天，想再看一眼生化所，他的妻子含泪点了点头，说，你想到哪里，我都陪你。

那是一个春风醉人的上午，院子里草木正盛，花开朵朵，香樟树不时散发出淡淡的香气。听说徐凯要回来看看，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等候着。一辆小面包车驶了进来，车刚停下，有人就上来帮着拉开了车门。徐凯在妻子的搀扶下走下车，他的脸蜡黄蜡黄的，每动一步，脸上都会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看着大家，很想像往日那样开心地大笑一下，可现在笑得很吃力，很僵硬，最后那一丝笑凝固在嘴角上，他面对着大家艰难地鞠了一躬。

徐凯说要上生化楼看看，妻子执意要扶，他摇摇头不肯，往日，徐凯上楼很轻松，轻松得如履平地一般，可现在他的双腿沉重地犹如灌满了铅，每上一个台阶就像在攀越一座高山，累得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最后他终于爬不动了，几个年轻人上来齐力把他抬了上去。

在那间熟悉的实验室里，徐凯一一抚摸着仪器、实验用品，像父亲抚摸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王应睐轻轻对他道：“想这里了，我们都随时欢迎你回来看看，这里就是你的家。”

徐凯点了点头，刚要说什么，却一下子哽住了，泪水瞬间灌满了他的眼眶。

走出生化所的大门，他再也放不开脚步，他回过身凝望着，随后，面朝生化所大楼，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1965年初夏，病重的徐凯来上海求医，那是一个雨日，徐凯的爱人冒雨来到了生化所，这个消瘦的女人一见到陈远聪就哭了：“徐凯不行了，他想见您最后一面。”陈远聪心里一紧，顾不上说什么，拔腿就赶到了医院。

眼前的徐凯形容枯槁，脸庞消瘦，这还是徐凯吗？这还是徐凯吗？陈远聪心里念叨着，泪水就落了下来，徐凯看到陈远聪，咧咧嘴想笑，可最终无力笑出来，那一缕笑纹最后凝固在了他的嘴角上。

他把干瘪的手慢慢伸过来，陈远聪一下子紧紧攥住：“徐凯，你怎么成这样了呀？”陈远聪说不下去了，把头扭在了一边。徐凯看着陈远聪道：“胰岛素怎么样了？”陈远聪高兴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已经有初步的活性了，有希望了，有希望了！”徐凯灰色的脸上一下子有了神采，暗淡的双目也亮了许多，他的身上也好像陡然增加了些气力，声音提高了许多：“好，真好！”徐凯的妻子道：“离开上海这些年，他天天想着胰岛素，做梦都想。”徐凯有些黯然：“我不行了，不行了。我真想再回到生化所，可回不去了。等胰岛素合成那一天，别忘了给我烧点纸告诉我一声，我在天有灵也就放心了。”他说着，两颗泪水从眼角慢慢滑落下来。陈远聪用力晃了晃徐凯的手，道：“你好好活着，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时候生化所把你请来参加庆功会。”正说着，一行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生化所所长王应睐，徐凯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脸上呆滞的表情又开始慢慢活跃起来，他真想去用力握住大家的手，再晃一晃，可气力不支，努力了几次只得作罢了，可伸过来的每一双手，都牢牢地握着徐凯的手，握得紧紧的！

1965年7月初，也就是离中国科学家合成胰岛素没几天的时间，徐凯闭上了眼睛。陈远聪没有忘记徐凯的嘱托，在胰岛素合成的当天晚上，他在岳阳路320号，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大門前，为徐凯点燃了纸钱，微风起，纸灰飞舞，向着远处飘去，陈远聪虔诚地立在那里，嘴里一字一句道：“徐凯，我们已经成功合成胰岛素了，你放心吧，你在天之灵与我们一起欢呼吧！”陈远聪对着遥远的大西北方向深深鞠了几躬，两行热泪滴落在他脚下的灰烬上。

在人工合成胰岛素这座无形的丰碑上，深刻着生者的名字，也镌刻着那些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科研工作者们的名字。

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科学家合成胰岛素的过程中，有些人留下了一生的伤痛和后遗症，有些人则像中毒病逝的徐凯一样告别了尘世。曾经和徐凯一起奋战的蒋懿芳，也因此离开了人世。

王应睐晚年回忆说：“人工合成胰岛素，首先是氨基酸供应问题，我们从无到有，生产出十几种氨基酸，结束了国内不能自制氨基酸的问题。”言毕，他加重语气自豪地道，“是整套的氨基酸！”

那个上午，已经80高龄的陈远聪和我说了很多，有激动，有悲欢，也有深深的感慨，也许是年龄原因，围绕着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种种过往和故事，他说得有些絮絮叨叨，可我没有感到一点的烦琐和杂芜，毕竟，人工合成胰岛素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精华。

初春的上海，陈老的寓所还有丝丝凉意，可这场热烈的交谈，让我的身体感到暖暖的。他掰着指头说：“那时候我们真是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啊，按说，制造氨基酸得用机器设备呀，可我们就用实验室器皿、搪瓷桶、铁锅等生产工具做出了一桶桶的试剂，最初，我们用离子交换层分离氨基酸，没有机器，怎么办？那就得用人工收集洗脱液，定时换瓶，工人三班倒，天天和毒液打交道，既危险劳累又枯燥，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我们靠的是什么？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啊，是一种奉献精神啊！人工胰岛素合成过程中，对氨基酸等试剂的纯度要求特别严格，虽然我们的生产条件不好，可在质量上我们一点都不马虎，我们的产品分析结果显示甚至超过了英国的标准。改革开放前，东风厂的产品在国内生化界享有盛誉，因为产量有限，许多购买试剂的单位为了买到我们的产品还跑来求情呢。80年代国外生化试剂大举进入中国，再加上我们产品质量下降，东风厂慢慢就不行了，到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

第三章 攀登 攀登

小荷已露尖尖角

1959年春日，生化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上馬伊始就艰难横生，攀登路上可谓是陡崖峭壁，荆棘丛生，邹承鲁和他的拆合小组成员杜雨苍、许根俊、蒋荣庆、鲁子贤等人，前后用了数次，经反复多次实验，一路左冲右突，可天然胰岛素的3个二硫键还是牢不可破。面对眼前的僵局，邹承鲁并不气馁，他摸摸明亮的脑门，诙谐地对杜雨苍他们道：“这二硫键就是哼哈二将，真是难攻难破呀！拆不开二硫键，等于咱们就进不了胰岛素的门，进不了门，咱就分不开胰岛素的A链、B链。”杜雨苍笑了笑说：破不了二硫键，A链、B链这对情侣就分不了手啊！”邹承鲁闻言怔了怔，不禁放声大笑：“这比喻形象，形象！”笑毕，邹承鲁陷入了沉思中。

1959年3月的一天，邹承鲁改弦易张，决定用保温法一试，方法是天然胰岛素、亚硫酸钠、四硫硫酸钠共同保温。功夫不负有心人，二硫键终被这些夜以继日的人们感动了，她欣然松开了一双紧握的手，天然胰岛素的A链、B链分离成功。这虽然仅仅是人工合成胰岛素最初的一小步，但毕竟迈出来了，毕竟在攀登高峰的峭壁上找到了施力的抓手。邹承鲁他们松了一口气，所长王应睐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接下来该如何把A链、B链重新组合成胰岛素呢？在这之前的数年间，世界众多科学家都曾经为此做过不懈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比如美国那位首次合成催产素的科学家，虽然奋力拆开了，但最后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把它们合起来，当时，他采用的是“纳氨法”，他在报端撰文说：“胰岛素的双链一旦拆开，那就很难重新再组合成胰岛素！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合起来的。”他的一锤定音让众多科学家从此都望而却步。

胰岛素不仅仅是A链、B链相接那么简单，如果是单一的，那么世界科学家就不可能屡次失败，A链、B链中，好比都有着无数双手，在相连过程中，A链中的手与B链中的手相牵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像数对热恋男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男女分列，然后让他们各自去牵对方的手。目标自然都很明确，不会因人多而牵错了对方的手，胰岛素A链、B链相对于此来说，更是复杂。他们的面目被掩藏起来了，彼此不知道去与谁牵手，谁和谁心仪已久，并以情相许，这既不能拉郎配，又不能乱点鸳鸯谱，一旦配错了对，两条链合起来就没有活性，就是死水一潭，邹承鲁他们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杜雨苍这年刚出校门不久，虽是初生牛犊，可也心如针细，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数日反复试验，终有一天，他步履踉跄地走出实验室，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长廊里忘情地跳着脚喊道：“生了，生了！”声震屋宇。这声音充满喜悦，充满了振奋。大楼里的人闻声走出来，邹承鲁高声道：“重合的胰岛素有生物活性了！”掌声瞬间响了起来。大家知道，尽管重合后的胰岛素仅仅有1%的活性，可这也足以振奋人心了。

这消息让所长王应睐喜忧参半，喜的是有了好消息，忧的是万一实验有错呢？杜雨苍走进所长办公室时，王应睐正来回踱步，时慢时快，杜雨苍从他的步子中看出了所长心中的忐忑。杜雨苍急忙道：“所长放心吧！”王应睐抬头见是杜雨苍，一把握住他的手：“可靠吗？确确实实有活性？重复做了几次都这样吗？要是换了其他人还是这个结果吗？”杜雨苍用力点点头：“一切都没问题！”王应睐有些释然了，他抬头望着窗外，好像对着杜雨苍，又好像是在自语：“要是不使用氧化剂相助，又该是什么结果呢？”杜雨苍道：“我们会找到更好的办法的！”王应睐回过神来，端详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由衷地说：“雨苍，你是好样的！”这句话让杜雨苍很起劲，他挺着胸脯道：“所长，我们会完成这个项目的！”

人工合成胰岛素这根利箭已经在拉开的弦上，弦满月，箭欲发。邹承鲁、杜雨苍他们不敢懈怠，只有全力以赴，他们要在胰岛素拆合上寻找更好、更有效的途经。几个月又过去了，季节由热转凉又渐冷，那一株株香樟树寂然生长着，实验室还是很静、很静，大楼里的所有科研人员都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杜雨苍就像上一次一样高喊着“生了，生了”。可这激动人心的喊声迟迟没有出现。有人小声叽咕，杜雨苍什么时候会再喊“生了”呢？大家还是竖起耳朵听，慢慢地就疲了，有人又道，这喊声还不知猴年马月呢。

1959年11月16日，一份来自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报告摆在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案头，报告中写到：“……目前，在胰岛素再合成问题上，我们已经抢先，希望能尽快向外公布，若等到人工A链、B链完全合成后，再发表成果，则可能落后于国外，那样我们就被动了……”

生化所这份报告是有前车之鉴的，早在1959年3月，邹承鲁、杜雨苍他们拆开A链、B链时，就曾经有过公布消息的想法，当时也是出于保密原因，最后不了了之。时间不长，美国著名的《生物化学》杂志就公布了科学家贝利拆开了A链、B链的消息。

大诗人郭沫若看完这份报告后，激动得手舞足蹈，他从椅子上腾地站了起来，用手连连拍着案头，高声喊道：“中国人了不得！中国科学家不得了，马上向中央报喜，马上向外界发布！绝不能让资本主要国家抢了风头，喊在了我们的前面！”

相反，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看完这份报告后，却很冷静。张劲夫，1914年出生，原名张世德，早年就在上海参加地下组织，皖南事变后，出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1975年后，曾为国务院财政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2015年7月去世，享年101岁。熟悉张劲夫的人都知道，他思维缜密，遇事沉着冷静周全，他看了眼报告的签署人，是王应睐，他心下想，王应睐是一名严谨的科学家，对科研成果丁是丁卯是卯，不会轻易发布的。可张劲夫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他知道，胰岛素的初步成果还不能向世人公布，一旦公布了，世界上那些专注于胰岛素合成的科学家，也许会借此先一步合成胰岛素的。后来，张劲夫说服郭沫若，郭沫若最后也同意暂时不公布了。

从中国科学家首次合成胰岛素获取07%-1%的生物活性到上报中科院郭沫若、张劲夫那份报告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生化所的杜雨苍又历经数次的反复实验，终于使拆合后的天然胰岛素生物活性恢复到了5%-10%。在最后一次实验中，杜雨苍决定弃用氧化剂，他把拆开的A链、B链放在低温、较强碱性水溶液里，在空气中缓慢氧化。那么什么样的“较低温”、“较强碱性”合适？仅在这个环节就反复了上百次。

杜雨苍又在走廊里喊开了，只是那声音里含着疲惫，嗓子哑哑的。

大家又奔走相告了：“杜雨蒼这次生的更有高度了！”

1960年，也就是在中国科学家获得这项成果几个月后，加拿大两位致力于胰岛素研究的科学家迪克松、沃德洛在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重合成胰岛素的成果，但他们恢复的生物活力数值仅为1%-2%。1960年1月，在中国“第一次全国生化学术”会议上，27岁的杜雨苍做了关于胰岛素初步成果的报告，震动了中国科技界。他们的胰岛素拆合法，曾一度被广为应用，后来被国际蛋白质领域命名为“杜——邹法”。

杜雨苍这位年轻的后生，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他们是开路先锋

杜雨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如果要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立一部传的话，杜雨苍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当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谈到杜雨苍，都认为他是一位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可他至死都与院士无缘。

至今还有院士说：“90年代初杜雨苍就应该是院士了。”

可最终杜雨苍也没能成为院士。

中科院院士、著名生化学家张友尚晚年这样说：“杜雨苍很成功，就是他把天然胰岛素中的所有二硫键都拆开了，合成后结果就得到了5%-10%的活力。”张友尚面对着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这番话的时候，杜雨苍已经去世多年了。对世界科学家，乃至对整个人类来说，胰岛素就是一片神奇的洪荒之地，杜雨苍当年迈出的那关键一步，无疑是中国科学家攀登人工合成胰岛素高峰的开山之斧。

2016年3月25日上午，我驱车慕名来到杜雨苍的家。杜家在徐汇区一隅，小区名为科华公寓，我乘电梯上了楼层，按图索骥，最后在一处住家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随着应声，门开了，一位老太太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因为事前有约，老人热情有加，她急急地把我让进房里，我打量着这位和善的老人，中等的身材，慈祥的笑容，言谈举止中透着一股知识女性的优雅。老人姓陈名秀芳，1934年生，今年已经80有余。我说，您这个年龄了身体还很好，老人笑了，说不行了，腰腿疼得厉害，你看到这个箱子了吧，里面都是中药，我吃的。老人说着指了指门旁的一个纸箱子。我点点头，怪不得刚进门的时候嗅到了一股煎熬中药的味道。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后就奔入了主题。整整一个上午，老人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她向我说起了杜雨苍的少年乃至他的一生。末了，老人又走进卧室，拿出了她珍藏多年的影集。老人小心翼翼地翻着，轻轻指点着，我看到，这本厚厚的影集里，有她和杜雨苍以及后辈们的照片，照片虽不多，但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他们留下的痕迹。一张黑白照最后吸引了我的目光，照片中年轻的杜雨苍相貌堂堂，浓眉大眼，他把同样年轻俊俏的陈秀芳半拥在怀中，而陈秀芳则幸福地笑着。照片上方有这样一行娟秀的字：送给我班第二对新人——杜雨苍、陈秀芳同志。落款是：你们的同志杨端赠于1957年某日。这张照片是杜雨苍和陈秀芳的同学杨端拍的，后作为礼物赠给了这对新人。

如果按时间顺序把影集的照片罗列开来，就能简单地勾勒出这个家庭乃至每一个成员的成长历史。那一幅幅画面，有的虽然都已经斑驳暗淡发黄，可里面蕴含着多少生动的往事和记忆啊！

在一幅照片前，老人反复端详着，我看到寒冷的荒野中，一队身着棉衣的年轻人炯炯立在那里，他们扎着武装带，腰里别着驳壳枪，正威风凛凛地凝视着远方。关于这张照片的内容，老人给我讲得最多，讲着讲着，她的目光就在这张照片上流连。这幅照片摄于1950年。照片上方有字为证：江阴县澄西区全体指导员摄影纪念。

随着老人思绪，一位少年从历史的尘埃中向我走来，开始若隐若现，渐渐愈加清晰。

1945年深冬的一个清晨，夜色还没褪尽，江阴县城的一家住户的门吱呀一声开了，那声音，在寂静的早上格外刺耳。这时，一位清秀瘦小的少年从里面走出了，他肩上背着一个很大的行囊，一看就是要出远门的样子。随着少年的身影，又紧跟着走出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拉住少年的手，抹着眼泪道：“孩子，要不是咱们家过不下去了，妈妈怎么也舍不得让你出远门去当学徒工糊口呀！”少年高扬着脑袋，瓮声瓮气地道：“妈，我已经长大了，你放心吧，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能干出个样子来，为咱们老杜家争气！”杜母破涕为笑：“从小你就懂事。”说到这里，她看了一眼稚气未脱的儿子，又禁不住悲从心起，“可你才13岁呀，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对不起你死去的爸呀！”少年拉住母亲的手道：“妈妈，小鸟总有离开窝的时候，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走了！”少年告别母亲，迈开步子向前走去，拐过一个墙角，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他抹了一把泪水，靠在墙壁上平静了一会儿，随后向大路走去，愈走愈远，一轮朝日喷薄而出，红红的朝霞映在他的脸上，他的身上。

这位瘦小的年轻人就是杜雨苍。

在江阴这座小城，杜雨苍的父亲小有名气，平日里给人打镯子，买卖首饰，称得上是能工巧匠，杜家算不上富裕，可杜父勤劳能干，一家人的日子也算是过的衣食无忧。可是好景不长，杜父突然撒手西去，全家如降深渊。杜父膝下两男一女，杜雨苍为幼。杜父去世后，全家生计捉襟见肘，日渐艰难，在学堂里读书的杜雨苍不得不辍学回家，杜母见日子艰难，就托亲告友给杜雨苍在无锡找了个学徒的门路。

江阴简称澄，1728年立县，这座史上有声的小城，居于江尾海头，乃江防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阴也是历史上的文明之地。唐代诗人杜牧游历于此诗兴大发，留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名句。远的不说，近的就有民国时期孙中山为江阴留下的一句名言：“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

从小好学的杜雨苍熟知江阴历史，这一年的冬天，外出谋生的少年杜雨苍回首打量了一眼沐浴在朝阳中的江阴县城，突然就想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他有感而发，由此立下自己的誓言：今天就是我人生的正式开始。我会干出一番样子的！

有谁能想到，多少年后，这位离家谋生的单薄少年会成为中国生化领域的著名科学家。

江阴离无锡路途有50公里之遥，杜雨苍一路步行，当日近西山时，他才汗津津地走进了无锡城，无锡是鱼米之乡，城中作坊密集，烟酒、油酱、食米、金银、彩帛等作坊星罗棋布，可谓应有尽有。杜雨苍走街串巷，一路打听着找到了那家名号为“真金银”的首饰作坊。这里就是他学徒的地方，看得出，杜母是想让儿子继承杜家的衣钵，将来有朝一日把杜家金银手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他轻轻敲了几下门，门开了，一位伙计模样的汉子站在了杜雨苍的面前：“这位先生，您找谁？”杜雨苍微微一笑道：“我是江阴的杜雨苍，来当学徒工的。”杜雨苍，杜雨苍，那汉子自语了几句，眼睛就一下子亮了，他一把拿过杜雨苍肩上的行囊，高兴地说：“掌柜说起过你。”随后又道，“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要不我张口就称你先生了呢。”

那伙计叫马杨，一路引着杜雨苍往里走，边走边道：“咱掌柜好着呢！以后你就叫我师兄，我就喊你师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杜雨苍点点头。真金银的掌柜名为高满银，40岁出头的年纪，一脸和气，说话也是慢声细语的，他细细打量着杜雨苍，见眼前的少年文质彬彬，知书达理，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灵气，不禁笑了，连声说了几个好字。

杜雨苍眼里有活，手脚勤快，每日总是第一个起床，等大家醒来时，他已经把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口上也烧上了开水，随后就坐在柜台前独自静静地看书，从不多言多语，虽初来乍到，可不久作坊上上下下就对他喜爱有加。

杜雨苍酷爱读书，每晚都读书到深夜，高满银的老婆不乐意了，这得烧掉多少油钱呀！她对杜雨苍说：“小本生意，家里开支大，以后每晚可不要掌灯太长呀。”杜雨苍一点就明，他小心翼翼地道：“太太，没有书读不行，就每月扣我一点工钱吧。”杜雨苍闲暇常挥毫练字，写得一手好字。高满银见了，很是诧异：“哎呀，我守着一个大宝贝竟然不知用呀！以后你就多教我小女练字吧。晚上你就可以安心掌灯读书了，两全其美。”从这以后，高家对杜雨苍更是高看一眼。

杜雨苍对自己中途辍学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听说无锡有一所夜校，就想业余时间去听听课，他向高满银说起此事，高满银满口答应。

1949年4月23日，江阴解放了，杜雨苍当时正在无锡夜校看书，听到这个消息后，杜雨苍腾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他振臂高喊道：“同学们，我们参加革命吧！谁想去的跟我一起走！”就这样，杜雨苍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连夜向江阴出發了。那个时候，刚刚解放的江阴急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人民政府对杜雨苍他们的到来热烈欢迎，随后，他们被充实到工作队奔赴江阴各地开展工作。

杜雨苍能言善讲，毛笔字又好，很多宣传语都出自他之手。那个时候，工作队四处宣传党的政策，在县城，在村头，在田间，杜雨苍的演讲常常赢得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很快被组织上发展为预备党员。可有些老干部对杜雨苍颇有微词，老干部其实并不老，只是参加革命比较早，他们有的说杜雨苍爱翘尾巴，为人太傲气了，有一次一个“老革命”让他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杜雨苍拍案而起，大声道：“我光明磊落，为什么要夹着尾巴做人？”“老革命”火了，指着杜雨苍吼道：“你看看你，头发梳得光溜溜，像是狗舔的，动不动就甩你的小头发，典型的小资产阶级！”

杜雨苍由此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他深受打击，几乎是一蹶不振。那时候，解放不久的江阴经济萧条，老百姓度日如年，工作队更是艰难，杜雨苍心情郁闷，再加上营养不良，患上了肺结核，数日下来，他已是面黄肌瘦，行走都有些困难。组织上不得不让他回家休养。病卧在床，杜雨苍静下心开始思考着自己的将来，他决定继续读书，身体稍有好转，他就进了江阴中学，老师开始劝他，让他从初三念起。杜雨苍坚持己见，直接坐在了高二的课堂上，刚开始，杜雨苍听物理、化学就像听天书一样，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同学就嘲笑他：“你嘴不大还想一口吃个胖子呀！脚后跟的虱子，爬不到头上去了。”杜雨苍什么也不说，只是笑笑。他把不懂之处一一记录在本子上，下课后再去问教物理的王老师，可谓一丝不苟，有的老师和王老师开玩笑：“要是我的话真就被他问烦了。”到了晚上，杜雨苍又追到胡老师宿舍，胡老师正和朋友商量事，见是杜雨苍，不禁心生不快，他皱着眉头道：“你先回去吧，等会儿再说。”等胡老师谈完事开门送朋友时，发现杜雨苍还立在门前，急忙问：“你一直没有走？”杜雨苍摇摇头，说刚到。其实，杜雨苍在寒风里已经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了。他觉得老师的朋友不知什么时候会离开，再加上自己身体虚弱，来回走担心耽误今晚的请教，就干脆守候在老师的门前了。

多少年以后，当杜雨苍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立下汗马功劳的消息传到母校后，那位胡老师引以为荣，并以此来鼓励坐在他面前的年轻的学子们，他说：“杜雨苍当年直读高二开始我是坚决反对的，他初中刚念了个开头呀。可是，他能钻，有不服输的精神，他上节课没有搞懂的问题，绝不会带到下一节课去，一个学期后就成了中等生，到了高三就成了尖子生，门门都是第一！”

杜雨苍的夫人陈秀芳在我面前这样说：“他这个人想做什么事，往往不顾一切，那个时候，他肺病还没有好，可为了学好理化，什么都不去想了，人家都劝他，说你这样拼命不行，他说，人生的关口，有时候就得需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

1954年夏季的一日，就是这位被师生称为“拼命三郎”的年轻人，背起行囊，又一次远行了，只是这一次他不是出去谋生，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生物系。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史上有声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皆发轫于此，历史的风云让这座著名的学府更是名动天下。莘莘学子把北京大学视为心中的圣地。年轻的杜雨苍自然也不例外，当1950年代初期那个夏日的早上杜雨苍带着一路风尘出现在北京大学西校门的时候，他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北京大学西校门坐东朝西，风格古朴，为古典三开朱漆宫门建筑，透着一股皇家气派，校门双侧有两头迎风而立威风凛凛的石狮。杜雨苍在西校门外伫立了很久，他的目光最后落到了门正中“北京大学”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上。喜爱书法的杜雨苍用手比划着，连连赞叹写得好，后来他才知道匾额上的四字出自伟人毛泽东之手。在给母亲的信中，杜雨苍曾专门写道：“告诉您老一个好消息，校门上方的北京大学几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喜悦和骄傲。

这一天，杜雨苍同众多的年轻人一道大步迈进了北京大学，大家都很兴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上都挂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笑声、歌声洒下了一路。杜雨苍正走着，突然看到前边有一位姑娘拖着行李走得很吃力，他几步赶上去，说了声我帮你，伸手就拿过了姑娘行李，那女孩先是一惊，随后羞涩地笑了，她看了杜雨苍一眼，轻声说了声谢谢！

这个娇小的女孩来自浙江，叫陈秀芳，1934年出生。这一年，她恰好20岁。杜雨苍见她含羞道了声谢谢，不由多看了她一眼，眼前的姑娘虽衣着朴素，可模样清秀可爱。

陈秀芳同杜雨苍一样，也出自贫寒之家。她兄弟姐妹众多，连同父母，全家有10口人。陈秀芳大哥名为陈钟芳，已经早两年考入了北京大学，陈钟芳对聪颖的小妹格外疼爱，时刻都把她的学业挂在心上，当妹妹10年寒窗后，他又动员她报考了北京大学。

在这样一个季节，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这对年轻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相识了，彼此介绍后，原来他们竟然都在同一个系，而且还在同一个班。二人不禁相视笑了，笑声传得很远。多少年以后，当陈秀芳对着儿孙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她的双颊竟还泛起了浅浅的红晕，而杜雨苍则道：“没想到我一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就情定终身了。”

儿孙们一阵大笑。

因为家境拮据，杜雨苍和陳秀芳在食堂吃的都是廉价的饭菜，杜雨苍肺结核尚未痊愈，每日坚持锻炼病体，体力消耗大，常饿得头晕眼花。有一天中午，杜雨苍吃完了饭，陈秀芳又给他端来了一份饭菜，杜雨苍不禁一愣，陈秀芳道：“我的饭票马上过期了，你得帮我。”杜雨苍脸红了，急忙说：“我马上吃饱了呀。”陈秀芳微微一笑：“男子汉，这点饭菜算什么。”陈秀芳怕杜雨苍难为情，说完就走开了。杜雨苍看着陈秀芳的背影，不禁两眼一热，他赶忙低下头吃饭，大颗的眼泪滴落到雪白的米饭里。后来，他们熟悉了，关系近了，陈秀芳就经常塞给他几张饭票。

大学四年，杜雨苍和陈秀芳几乎都没有回过家，每个假期，看到同学们欢欢笑笑地走了，又欢欢笑笑地归来，杜雨苍和陈秀芳都禁不住有些怅然若失，是囊中羞涩挡住了他们返乡的路程，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用家书来诉说对亲人的殷殷思念。

1958年8月，杜雨苍和陈秀芳双双毕业，又双双被分到了上海，杜雨苍去了中科院生化所，陈秀芳则进了生理所，真是凤鸣鸾和，一对伉俪同在一个院内，成双入对，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目光。这个时候，杜雨苍把整个身心其实都投进了人工合成胰岛素中，陈秀芳深知杜雨苍的秉性，他喜欢向前冲，常常不顾左右，一往无前。按说，当年他刚出校门，只是一个助手，不能过于出头露面，这些他都没有去想，也没有顾忌，最后，他赢得了掌声。那时候，陈秀芳的生理所近在咫尺，每当她把目光投向杜雨苍那间熟悉的实验室的时候，心中就有些忐忑，她深知丈夫的性格，他不知道哪一天会让周围的人对自己心生芥蒂，犹如当年他常让那些“老革命”心生不快一样。

陈秀芳的担心不无道理。

成也英雄，有时败亦英雄。

杜雨苍一生中有着难以言说的心结和落寞，归结起来应该有两项，一是申报诺贝尔奖，二是申报院士，尤其是院士落选。杜雨苍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也把脸面看得至关重要。尽管他表现得若无其事，可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道永远过不去的坎，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结。

1978年12月11日，中科院召开了胰岛素合成评议会，以确定诺贝尔奖的提名人选，中科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亲自坐镇主持，参加合成胰岛素的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的科学家悉数出席。人工合成胰岛素是集众人之力，号称是大兵团作战，主要科研人员也有数十人，而诺贝尔奖候选人毕竟有限，谁是主力？谁是辅助？谁功劳大？谁又是次之，谁上？谁不上？这些都令人大伤脑筋。

当年合成胰岛素过程中，北京大学、有机所各有一组，生化所有拆合、B链两个小组，在这次会上，各小组又各就各位，展开讨论，有人说，有功之臣应该是那些试验能手，他们技艺过人，功不可没，如杜雨苍，还有李崇熙、陆培德、徐杰诚、龚岳亭。杜雨苍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曾为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著书立传的熊卫民先生曾采访过多个胰岛素亲历者。施溥涛对他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当时为了推荐诺贝尔候选人，也是争得很厉害。当时文重已经出来了，北大化学系的相关工作由他负责。在北京友谊宾馆讨论，关了一个多礼拜。虽然当时我已经属于生化所了，但参加讨论时我还在北大这组。说老实话，我当时想提李崇熙，觉得他还是可以的，但大家都不吭声。文重嘛，他要提陆德培，不想提邢先生。我说，人家都有一个老的——组长嘛，不管是荣誉的还是实际的，不管起了多大的作用。我提了邢先生。底下的人我没提，不知怎的后来就成了季爱雪。”

那次大会，争论很激烈，也有人说，那些实验能手确实至关重要，可是那些指导者呢？没有他们全局把关、引路能行吗？像剑桥三剑客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还有鼎鼎大名的钮经义、汪猷、邢其毅他们。是啊，一个团队科研攻关，孰功大功小，可能不易定论，这就犹如一场球赛，双方靠的是协作、配合，如何去论功行赏？

经过一轮轮的讨论，初步达成了共识，每个小组各推二人，最后名单集中到钱三强手里。钱三强看到，生化所拆合组推荐的是邹承鲁、杜雨苍；B链组是钮经义、龚岳亭；有机所A链组为汪猷、徐杰诚；北京大学则是季爱雪、邢其毅。钱三强在会上说：“这个名单我们既考虑到了老中青，也想到了女同志。”

北京大学哲学硕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熊卫民，曾致力于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史的跟踪调查，他在采访北京大学的叶蕴华时，这位当年的参与者对过去情景还依然历历在目，分析得也不无道理，她回忆道：“其实提没提名、提名时次序如何并不能完全反映贡献的大小，那时候考虑了许多与贡献无关的因素。譬如说提季爱雪老师时就至少考虑过这样一些情况：别的几个人都是男性，而参与了胰岛素工作的有不少女性，是不是应该提一位女性？胰岛素是老中青科学家的合作成果，提项目完成人时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年龄段？若只是单论贡献的大小，我觉得李崇熙老师和陆德培老师的贡献应该也不在季老师之下。”

生化所党总支副书记王芷涯参加了这次大会，多年后她向来访者熊卫民回忆了这样几个关键细节：“我只记得搞来搞去只好四个人：因为A链要两个，两个单位嘛，B链一个，那么还有拆合呢？所以再少也要四个。而候选人最多只能三个，于是就摆不平了。后面的情况，是在写这个东西（指《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年第5期）的时候，龚岳亭告诉我的：四个不行，当然一个是可以，所以干脆给了钮经义。汪猷没有参加选举，好像很有意见，很反感——大概觉得他可能选不上，他反正是不服气的啦。汪猷脾气蛮倔的，没参选。也请过他，可他没来。我嘛，没参加选，我就是介绍了一下情况。

“根据诺贝尔奖提名规定，名单后来又做了压缩，每个小组只保留一人，钮经义、邹承鲁、汪猷、季爱雪赫然入列，杜雨苍和其他人被略掉了。又不久，四人名单去三，钮经义成了一枝独秀。汪猷性格耿直，是火药引子，一点就着，对自己落选的事，他有些愤愤然，也就发了些牢骚，开了几次炮，就像有了皱褶的衣服，熨几下就好了，气也就慢慢顺了；杜雨苍则不然，他胸中有不平，可闷在心里，知道没有自己的名字后，他枯坐了一上午，愤怒把他的双目烧成了两团火，可他只烧自己，不去烧别人，把自己烧得筋疲力尽。还在这之前，杜雨苍就觉得自己被边缘了，被冷冻了。他的老师，甚至一些同事，对他也颇有微词，后来有人一语中的，说杜雨苍此人身上有傲骨，恃才傲物。還有人说，有傲骨不假，恃才傲物倒是看不出。”

杜雨苍深爱着胰岛素事业，1960年代中期，正当他在实验室里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同事告诉他，你老婆生了，男孩！杜雨苍哈哈一笑，真是捷报频传！当陈秀芳问杜雨苍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时，杜雨苍脱口而出，就叫杜朊吧。什么？叫杜朊？哪个朊？杜雨苍意味深长地道，蛋白质的旧称不就是朊吗？陈秀芳恍然大悟，她噗嗤笑了，说，你为了蛋白质可真是走火入魔了呀。1960年代末，蛋白质合成了，陈秀芳又诞下二子，这正是人工合成胰岛素大功告成之日，杜雨苍又是一锤定音，给幼子起名为杜核，如今杜核子承父业，也决心在生物化学方面干出一番事业来。

因为种种缘由，有那么一段时间，杜雨苍甚至不愿意再提及胰岛素几个字，甚至一度想远离这个领域，可他怎么能离得开这个他毕生钟爱的事业呢？那些日子，他寝食难安，恍恍惚惚。妻子知道他的心事，说，过去的事就翻过去吧，你不是还有你热爱的事业吗？一句话点醒了杜雨苍，他又把精力放了研究上，1970年代中期，他还是从胰岛素作用上获得灵感，举一反三，用自己创立的片段固相缩合法，成功合成了结晶胰高血糖素。胰岛素有降低血糖的作用，那血糖低的人怎么办？杜雨苍解决了这个难题。这项成果获得了中科院1979年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0年代初，有同行鼓动杜雨苍申报院士，杜雨苍有意于此，也做了一番精心准备，陈秀芳曾动员他向有关人员打个招呼，杜雨苍很是不屑，他道，那样得来的院士就变了味道，我宁愿不要！最后，杜雨苍落选了。有朋友为他鸣不平，转过身来也说杜雨苍你少翘尾巴，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杜雨苍说，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的，可我的脾气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秉性难改，到死我也改不了！从此闭口不再言及院士。

在多肽领域，杜雨苍一直在寻找新的科学高峰攀登，198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杜雨苍乘公交车去图书馆，听到有人正在议论老年痴呆症的事，其中一个男性说，最近我收治的老年痴呆症病人越来越多，天天和他们打交道，我都觉得自己也痴呆了。一位女性道，将来我们老了也会这样的，哎，多可怕。公交车上一段简单随意对话引起了杜雨苍的关注，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想到什么老龄化，总觉得老龄离自己还很遥远，是明天以及后天的事。

科学也是需要灵感的，杜雨苍最初想到的是如何增强人的记忆力，同时，还要治疗老年痴呆症，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肽”字，肽在生物中存在，人体的许多生理活动都与肽有关。杜雨苍带领自己的课题组再次进入神经肽的世界中，肽是神奇的，也是很难征服的，可杜雨苍不甘罢休，也很较劲，偏要在神经肽中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很快，这项研究被列为“七五”重大研究项目课题和“八五”国家攀登计划所属的重大课题“记忆增强肽的作用机理研究”以及“九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他们从大量的动物实验中，发现了肽的高活性和新结构，杜雨苍认定，在人类的大脑神经中枢有一种左右大脑思考和记忆的物质，杜雨苍把它称为记忆增强肽。从1970年代中期到1994年初，他们整整用19年的时间，最终首次人工合成了记忆增强肽。在后来的论证会上，面对着中外众多的科学家，杜雨苍对其机理做了科学的阐述，引起了世界科学家的关注。进入1990年代，神经科学一马领先，发展喜人，人类对大脑的研究一直是不遗余力，科学家称20世纪最后10年是大脑的10年，杜雨苍在这重要的关口其贡献让世界同行们震惊，美国科学家这样说：“我为中国的同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竖起了一面旗帜。”也有专家说，记忆增强肽的研制成功，找到了人类开启大脑记忆之谜的金钥匙！

科学研究是一项寂寞的事业，科学家就犹如深山里的苦行僧，他们用耐心和毅力去达到一个目标。杜雨苍用20多年的寂寞换来了增强记忆的英泰含片，他找到了一家公司合作，也申请了一笔资金，英泰含片马上就进入临床了，而且很快就会走向市场。这一年杜雨苍已经是古稀之年，巨大的成功，为他的人生暮年又添上了一道亮彩，朋友竖起大拇指，同行为他骄傲，那些日子，他眉目舒展，笑声朗朗，他好像看到众多患者因此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杜雨苍对老伴嚷道：“多年心血没有白费，值了！值了！”言毕，老泪纵横。

数月过后，英泰含片投向市场，很快有了口碑，也有了利润，但谁都没有想到，医药公司竟有人把收益挪用炒股，那个清晨，杜雨苍正在悠闲地看报纸，听到这个消息，他腾地站起来，手中的报纸也掉在了地上，他瞪大眼睛怔在那里很久，随后又跌坐在椅子上。在杜雨苍看来，英泰含片就犹如一株幼苗，恰喜逢春雨，长势看好，没想到陡然间迎头一阵冰雹和狂风，打得杜雨苍痛彻心扉，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枯坐在那里，窗外的阳光投射到他灰白的头发上。陈秀芳从杜雨苍愤怒的眼神中知道丈夫心底中的火山又爆发了，这一刻正在轰轰燃烧着，陈秀芳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急忙追问缘由，可杜雨苍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他双目瞪圆了，犹如一头愤怒的狮子，好像随时都要扑向对方狠狠咬上一口。陈秀芳害怕了，晃着双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

最初几日，杜雨苍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终日郁郁寡欢，人也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也变得更加蹒跚沉重。那日晚餐，他吃了一碗米饭，这是多日以来不多见的，陈秀芳见状很高兴，杜雨苍还想再吃一些，他拿着碗欲起来去盛饭，竟一时没能站起来，杜雨苍自语道，看来真是老了呀。陈秀芳没有在意，笑了笑说，你身体一直好着呢。杜雨苍扶着桌子终于站起来，刚要迈步，又一下子坐了下去，碗滚落在地板上碎了，发出刺耳的声音。陈秀芳见杜雨苍已经人事不省，哭叫着拿起了电话。

杜雨苍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脑血管大面积破裂，已不能手术，杜雨苍紧紧握着陈秀芳的手，嘴唇翕动着，好像有很多话要说。陈秀芳把耳朵贴在丈夫的嘴边，泪水也跟着落在了杜雨苍的脸上，陈秀芳聆听着，这么多年了，他终于停歇下来了，肯定有很多的话要说，可杜雨苍最终没能张口。

多少年后，当杜核问起杜雨苍为合成胰岛素吃过多少苦时，杜雨苍笑笑说，个中艰辛，只有自知。聊聊八个字，足有千般艰辛。德国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之处是为全人类贡献了“狭义相对论”“质能相当性”“广义相对论”“光量子论”“布朗运动”，一位学者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按照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标准，他至少应该得5次奖金。

在爱因斯坦所有贡献中，他的广义相对论是科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1907年爱因斯坦初步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的两条基本原理，到他最终完成广义相对论的一整套完整理论，这位大师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当来访者问起他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时，爱因斯坦呷了口苦咖啡说，从已得到的知识来看，这愉快的成就简直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任何有才智的学生不会碰到太多困难就能掌握它。但是，在黑暗中焦急地探索着的年代里，怀着热烈的向往，时而充满自信，时而精疲力竭，而最后终于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些，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爱因斯坦的话寥寥数语，但恰恰又是对一个成功者艰辛与否的最好表达。

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家那项令世界瞩目的伟业——人工合成胰岛素，背后的甘苦不也是如此吗？

至今，杜雨苍的爱子杜核这样评价他的父亲：“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这样认为，他是一个为胰岛素而生的人。”

细细品味杜雨苍，儿子对父亲的评价不无道理。

有人对杜雨苍不屑，也有很多人对他竖大拇指，北京大学的教授叶蕴华对杜雨苍就赞扬有加。1990年，杜雨苍经过多方奔走和努力，牵头主办了第一届中国国际多肽会议。要知道，那一大笔的会议经费是杜雨苍化缘得来的，杜雨苍道，我行将就木，多给人类多肽做点贡献吧！杜雨苍又出面邀请了国际上多名著名的多肽专家参会，这让国内的众多年轻学者受益匪浅，叶蕴华就是其一。这一年，恰逢胰岛素合成25周年，当外国专家在会上重提人工合成胰岛素时，钮经义感慨万端，他说，那时我们对多肽一无所知。言语中，钮经义为这次国际性会议的成功举办自豪而又兴奋。

杜雨苍没有对此而满足，后来他又连续牵头主办了2次中国国际多肽会议，最后一次是2002年，是在大连举办的，他对叶蕴华道：“今年我就满70岁了，以后我不再主办了，让年轻人办，你看怎么样？”叶蕴华望了一眼满头白发的杜雨苍，点点头道：“您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杜雨苍凝望着大海深处的点点白帆，感慨道：“我这一生呐，都为了一个肽字，我希望中国的肽事业，就像远传的小船一样，百舸争流呀！”

杜雨苍一句话，让叶蕴华看到了一个科学家的赤子之心，她的眼睛湿润了，也就是这一刻，已年近七十高龄的叶蕴华决定把杜雨苍手中的棒接过来，把中国国际多肽会议一届又一届地继续办下去。她握着杜雨苍的手道：“交给我们吧！”杜雨苍看着同样已经不年轻的叶蕴华说：“我记得你比我小不了几岁呀。”

后来，叶蕴华与当年一道参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徐杰诚一起主办了两届，杜雨苍虽然退到了幕后，可他没有袖手旁观，甘愿为叶蕴华和徐杰诚充当了吹喇叭抬轿子的角色。中国国际多肽会议如滚雪球一般，越办越大，参与的国家代表也是与日俱增。从1994年起，中国国家多肽会议设立了“华夏奖”，评委会主席为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梅里菲尔德，他因固相肽合成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徐杰诚、叶蕴华在1996年、1998年中国国家多肽会议上双双获得了“华夏奖”。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为中国科学家生命科学研究带来了广阔的视野和机遇。

而杜雨苍功不可没。

至今，叶蕴华对杜雨苍没能成为院士而感到遗憾。叶蕴华说：“他在天然胰岛素的拆合及半合成、全合成中，是都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可最后与院士无缘，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从杜雨苍2006年谢世至今，已经过去12年，可当人们回忆起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时候，他有关院士的问题，还常被人提及。

在中国科学家合成胰岛素的艰难历程中，同杜雨苍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也不能不提及，此人名为张友尚。当我2016年初春在上海采访有关胰岛素当事人的时候，时年91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张友尚已经住进了医院，据说，躺在病床上的张友尚先生对人工合成胰岛素那段历史记忆尤为清晰，相反对人生中嘈嘈杂杂以及自己当年遭受的磨难反而记忆模糊甚至遗忘了。关于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过往，其主角都已经归于历史，还尚在人世的张友尚无疑是最有力的见证者，可是，他的病体已经不容他再去向我细细表述了，这对我来说难免有些遗憾，关于他的点滴生平，我还是从他的小女儿及其他一些人那里获知的。

张友尚1925年11月生于北京，父亲名为张孝骞，湖南长沙人，著名医学家，早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远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學做科研，回国后曾担任过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1955年，在中科院公布的首批学部委员名单中，张孝骞名列其中。张孝骞的学术造诣和高超的医术，赢得了上下一片赞誉。20世纪60年代初期，张孝骞在参加全国医学工作会议期间，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称他为“一代典范”。

张友尚在女儿面前常说起父亲，每提及父亲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张友尚都会为之动容，一时难以平静自己。张孝骞不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尽管10年动乱给他身心都造成了极大伤害，但对中国共产党感情未有丝毫减少，相反还与日俱增。

张孝骞晚年身患恶性肿瘤，后卧床不起，张友尚来病房探望，他拉住儿子的手，喜不自禁地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入党了。言毕，竟像个孩子般地笑出了声。其神态一点都不像病人之身，这让张友尚很震撼。

1985年12月18日，组织上在张孝骞病房里特地为他举行了入党仪式，当时，张孝骞已经不能坐立，可他还是执意要坐起来，这么一个健康人能轻易完成的动作，他在儿子张友尚的帮助下竟都难以完成，最后几乎是半躺在张友尚的怀里，豆粒大小的汗珠从张孝骞的脸上落到了儿子身上，还有被子上。宣誓开始了，张友骞竟举不起右手，他对儿子说，扶起我的手，张孝骞声音虽然微弱，可字字清晰，一丝不苟，等宣誓完毕，他已经大汗淋漓，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落泪。

翌日，张老安然离世。

张友尚常对女儿说，你爷爷是完成了他终生最大的追求才离去的。他的言行也影响我的言行，直至终生！

在张友尚眼里，父亲就是他楷模。

张孝骞膝下两女两男，个个不凡，富有戏剧性的是，长女张友端和长子张友尚学成后双双从事生化科研，且在同一个单位。张友端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后又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并一举获博士学位，1954年毕业后就到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

三年后的1957年，青年学子张友尚也来到了该所攻读研究生，生活总是富有戏剧性，在那个初春的早上，暖风拂面，鸟语花香，张友端和张友尚相聚在了一起，姐弟二人一见面就笑出了声，那开心的笑声，应该也感染了周围的香樟树吧。

张友端拍着弟弟的肩膀说，你是步我后尘来的吧？张友尚点点头道，大姐是我的榜样，我是直奔榜样来了。

从张友尚踏进生化所那天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要不说人生如戏呢！

张友尚先是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又陆续任教于湘雅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兰州医学院。张友尚受姐姐张友端的影响，一直想从事科研工作，他觉得高校的舞台太小，他要走出去，像大姐一样专攻科研，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去处就是中科院生化所，也就是大姐所在的地方。1956年，中科院在全国招收研究生，张友尚见机会来了，马上向学院提出报名应试，可是，张友尚任教的兰州医学院舍不得他走，张友尚每次找领导软磨硬泡，最后都没有成功。

1957年，中科院为了增加考生来源，广揽天下之英才，有关部门规定，考生未经单位批准也可以报考，张友尚闻之异常高兴，满脸的愁云顿时被喜悦吹散了，他抱起妻子毛曼霞在原地转了几圈，放声大笑。多少年后，毛曼霞对一双女儿说，你爸爸平日里抱不动我，可那天他竟抱着我转了三圈，最后把他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呀，不如他考研究生重要。

一双女儿听后笑了，都扭头看爸爸，张友尚摇摇头，脸上竟有些羞涩。女儿见状咯咯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张友尚也笑了，说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还提它干吗呀？说着，就顺手摘下墙上的京胡，等神稳气定后，他手腕一抖，那京胡便有了温度、气息、生机，随之那激情的旋律，便从他的手指和弦上流淌出来，时而烈，时而缓，时而万马奔腾，时而野鹤闲云。他跟着节奏，晃着脑袋，直拉得大汗淋漓。

张友尚痴迷京胡，源于父亲张孝骞。张孝骞不仅是戏迷，也是小有名气的票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京戏繁荣，一度是京城无处不京戏。张孝骞晚上只要闲暇无事，都必去戏园子，每去必携膝下儿女，张友尚耳濡目染，由此也爱上了京胡，张孝骞见状喜上眉梢，特地给儿子请了一位京胡老师。那老师是戏园子里的高手，演奏甚是了得，他白天专于伴奏，晚上再入张家当老师。那时候，张友尚刚念五年级，少年聪颖，一点就透，老师甚是喜爱，便悉心教授，几年下来，张友尚已经拉得得心应手，京胡那独特韵味渐在张友尚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直至一生他都对京胡爱不释手。

张友尚膝下二女，大女儿张绍曾，小女儿芳名张绍晖。张友尚少时除喜京胡，也酷爱辞赋，张绍晖到了上学年龄，妻子让张友尚给女儿起名字，张友尚沉吟片刻，便随口吟出毛泽东的诗句：“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他笑笑道：“毛主席诗词大气又富有意境，取个晖字用，就叫张绍晖吧。”

张绍晖少时顽皮，模仿力也强，刚看了现代京剧《红灯记》，马上就能哼上几句，没出几日，竟能有板有眼地演唱李铁梅的唱段了。张友尚喜在眉梢，连声道：“知音何人也？乖女毛毛是也。”张绍晖乳名为毛毛。每有客人来访，张友尚就操起京胡，张口道：“毛毛，来一段。”张绍晖也不怯场，说声好，展开身段就唱了起来，一招一式，颇有模样。

1957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轻人走进了中科院生化所曹天钦的实验室，年轻人中等个子，清瘦俊朗的脸庞，双眼中透着一股灵气。这时候，曹天钦正低头忙碌着，年轻人见了，便悄然立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曹天钦好像意识到有人，下意识地抬起了头，那年轻人见状，微笑着向老师轻轻道了声好，随后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

望着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曹天钦脸上露出了笑容，你就是张友尚吧？张友尚说，是，我刚刚放下行李，就赶过来拜望您了。

曹天钦不禁多端详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脸上溢出了发自内心的喜悦，他对张友尚说：“欢迎你的到来！”说着他握住了张友尚的手。张友尚觉得自己好像与曹天钦已经神交已久，他感到踏实、亲切。

从这一刻起，张友尚正式成了曹天钦的学生，也由此和恩师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两人成了生死之交。这是后话。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是張友尚及众多科研工作者成功的摇篮，当年同时踏进这座研究所的同学中，张友尚、刘新垣、李载平三人陆续当选中科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960年代中期，从英国剑桥大学成归来的张友尚，事业上开始风生水起。后来他陆续担任了生化所副所长、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委员会委员、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姐弟情深，张友端晚年病重，张友尚常去探望，每每姐弟双手相握，泪水都已经溢满了眼睛，张友端凝视着张友尚的满头华发喃喃道，当年那个英俊的小伙哪里去了？一切都好像还在眼前呀。张友端说着缓缓伸出手，张友尚会意了，急忙把脑袋凑了过来。遥想少年时，姐姐总喜欢抚摸一下自己的头。张友端见状，轻轻地笑了，她抚摸了一下张友尚的额头，眼里都是满满的爱意，她笑道，当年你步姐姐后尘来了，可在事业上，你却把姐姐远远地甩到了后边，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被你打在了沙滩上，翻都翻不了身了。

张友尚被逗笑了，他紧紧握着姐姐的手道，你可是我的引路人，没有你，我只能是观望者。

张友端笑了，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你为胰岛素的合成，受苦了，姐姐为你高兴！

是的，張友尚的事业是从合成胰岛素开始的。

1959年，青年学子杜雨苍把重合的天然胰岛素活力恢复到了5%-10%后，王应睐在一次会上慢悠悠地说，我们的研究已经进了一大步，大家应该想想，我们怎样才能把90%以上的杂质分离出来呢？这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王应睐讲这番话的时候，声音不大，语调也不急，这是他一贯的讲话风格，但今天在大家听来，却有万钧之重。谁能解燃眉之急？谁能担当此重任？

大家都知道，分离杂质，是攀向人工合成胰岛素高峰的重要一环。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都无语。曹天钦沉吟片刻道，让张友尚来吧，我看他可以。曹天钦轻易不发言，每次开口都在关口上。大家的目光都聚到了曹天钦的脸上。曹天钦看了大家一眼说，再次用肯定的口气说，他能行！

就这样，这个任务落到了张友尚的肩上。

曹天钦推荐张友尚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张友尚在几所大学任教那些年，积累了不少实验经验，虽然在科研上他还没有什么建树，可动力很强，这就像一个高超的花样滑冰能手一样，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干练和娴熟。

当王应睐一锤定音的时候，张友尚正在上海漕河农场的地头上欢天喜地拉他的京胡呢，身旁的人也正听得津津有味。张友尚走到哪里，通常都会带着他那把心爱的京胡，他常说，这把京胡是我的宝物，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都在里面装着。在农场劳动的间隙，有人喊一声，张友尚，来一曲。张友尚笑笑，道声好，接着就从布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京胡，随后席地而坐，大家也道声好，纷纷放下手中农具，团团围了过来，也都是席地而坐，有的干脆半躺在地上。

张友尚笑笑，边调着音，眼睛看着碧绿的原野，还有田埂上正盛开的野花，这时候，他深深吸一口气，把泥土的芳香灌满鼻腔，那双眼接着就眯了起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紧接着，他又喊声好，手腕一抖，那明快的旋律就从他手上倾泻而出，穿过人群，回荡在辽阔的原野上。

1959年的一个夏日，在农场劳动的张友尚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如果不是重担在身，张友尚恐怕还会在那片在他看来充满诗意的土地上待上一段时间。几个月的劳动，张友尚好像结实了许多，皮肤也变得黝黑了，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朝气和力量。有人同情地说，张友尚，看你朝气蓬勃的样子，你这是因祸得福。张友尚笑了，说，这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的。

张友尚并没有回家，而是一头扎进了实验室。按说，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妻子了，他应该先回到自己的爱巢和心爱的妻子诉说一下衷肠。细心的所长王应睐也是这么想的，他嘱咐张友尚道，先回家看看，别急着进实验室。张友尚点点头，他说先到实验室看一眼再回家，可张友尚进了实验室就没有拔出腿来，那些熟悉的仪器，好像一下子活了，有的扯住了他衣襟，有的拉住了他的手，有的抱住了他的脚，张友尚觉得自己走不出实验室了。

在今天，分离纯化蛋白质轻而易举，因为我们有了各种先进的层析仪器。可在那个年代，摆在张友尚面前的只有离子交换层析仪，即使这样，我们的科研工作者都把它视若珍宝，张友尚觉得这台仪器会给他惊喜，可是，1959年8月的那几个不眠之夜，让张友尚感到沮丧。他连续用了几种方法，都没能把杂质分离出来，他知道，眼前的离子交换层析仪器，虽然能把胰岛素的A链、B链分离出来，但对密集的杂质却无济于事，张友尚看着这台机器，眼里有些茫然。

这一年上海的夏天，温度已经突破了30度，酷暑难当，人们盼着风，风来了，可都是热的，真是热浪滚滚。人工合成胰岛素实验室成了一个大蒸笼、大火炉，为了给张友尚等人解暑，王应睐特地给他们找来一台风扇，这台老式风扇尽管尽职地吹着，可也抵挡不住滚滚热浪，张友尚的衣服全湿透了，就像在水里泡过一样。

他的妻子毛曼霞并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农场，就带着一包衣服去了，也带着一肚子的话，可扑了个空。她很恼火，转身又返回了市区，这时候已经是夜晚，她下了车，径直来到了生化所，推开实验室的门，她吓了一跳，眼前的人是丈夫吗？上面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汗衫，下身是短裤，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毛曼霞捂住鼻子扭过头道，你真是张友尚？张友尚笑了，道，不是我还是谁？你丈夫又不是孙悟空，还会72变，变出万般模样来。毛曼霞看着丈夫哭笑不得，气也消了，这些日子你怎么睡的？就在这里？张友尚指指仪器旁边的破沙发，就在那上面凑合着，伸不开腿，蜷一夜太累。毛曼霞心疼了，你呀，你呀，都成了野人了。

是啊，一向注重仪表的张友尚为了科学已经顾不上其他了，他满脑子都是胰岛素提纯，除了用离子交换柱层析法，他也用了别的方法，可一样样地试，最后一样样地失败。

每一个深夜，困乏劳累的张友尚都用京胡来提神，用它来抒发一次次失败的心境，他并不知道，走廊里时常会有一个最忠实的听众，他就是王应睐，所长王应睐的家与生化所一墙之隔，立在楼上，生化所一景一物，尽收眼底。

在张友尚攻关之时，王应睐常从家中带餐给张友尚，为了不干扰张友尚研究，王应睐很少当面问进展情况，可他几乎每晚都在走廊里倾听张友尚的京胡，他能从旋律中知道张友尚的实验进度，成功与否。京胡沉默了，走廊里又是一片宁静，同以往一样，王应睐看看实验室的门，他盼着张友尚走出来能说上个一二，可门还是紧闭着，王应睐只得悄然离去。

简单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张友尚摒弃了复杂的分离模式，他采用了纸层析的一种溶剂——酸性仲丁醇——在试管中萃取，经过反复摸索，最终在1959年年末获得了成功。

那是一个明朗的早晨，一夜未眠的张友尚踉跄几步走到显微镜前，他心中充满着希望，可也担心像以往一样又是失望，他低下头，凝视着，透过显微镜他看到了胰岛素结晶，那晶体不再浑浊，而是晶莹明澈，洁净无瑕。

张友尚激动了，他只觉得浑身的血都涌到了脑门上，呼吸也急促起来，他流泪了，大颗的泪珠落到了显微镜上。

他拿起身旁的京胡，很快，一阵激昂的旋律在实验室里响了起来，声音很大也很有力，最后冲出实验室，在走廊里回荡着。这时，实验室的门一下子开了，王应睐笑容满面地闯进来，后面紧跟着曹天钦，张友尚停下演奏，从破沙发上一下子立了起来，疲倦的脸上堆满了笑意。

王应睐慢声细语道，听你的京胡声，就知道有眉目了。张友尚用力点点头，颤动着声音道，所长，已经分离出来了，纯的，是纯的！王应睐紧紧握着张友尚的手，点点头，再也没有说出话来。

张友尚的老师曹天钦喜上眉梢，他拍着张友尚的肩膀，连声说了几个好。张友尚从部分纯化物中得到高纯度的结晶，证明重新合成的天然胰岛素与合成前的空间吻合，都有着同样的空间结构。之前曾有人忧虑重重，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合成了胰岛素，到最后搞不好也是一个“变味”的蛋白。

谁都知道，这一关过不去，人工合成胰岛素将会遥遥无期。

1961年夏末，一位叫安芬森的美国科学家对外界宣布：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安芬森1916年出生，这位举止温和的美国人1943年获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61年初，45岁的安芬森和他同事用桑格试剂等方法，拆开了单链核糖核酸酶的二硫键，然后他们又进行重合，结果发现酶活性很高，由此安芬森有了一级结构决定其高级结构的科学断言。他正是因为有了这项划时代的贡献，于1972年登上了诺贝尔化学奖的领奖台上。

其实，中国科学家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关键点上，比他要早了一年多，只是当时基于保密，没有对外界发布我们的成果罢了。

相比于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安芬森拆开单链的核糖核酸酶4个二硫键要简单得多。

当1961年安芬森把他的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理论公之于众的时候，富有戏剧性的是，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主办的《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也发表了杜雨苍、张友尚、鲁子贤、邹承鲁共同署名文章，标题为《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岛素》。

对于中国科学家的卓越表现，远在美国的安芬森是否知道和了解，我们不得而知。

无论世界科学家知否，中国科学家已经证明，拆开天然胰岛素A、B链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按照原来的天然结构进行二硫键配对并自动盘曲为胰岛素，无须其他分子参与，更不用加上外力让A、B两链如同少女一样跳舞般地扭动纤细的腰肢。

而这一切，都曾经让世界著名的生化学家维格纳奥德等众多科学家望而生畏。

四十年后，杜雨苍、张友尚、邹承鲁每每谈起此，言语中都多少有些憾意。

如果他们把成果早一些公之于众，那诺奖花落谁家还是个未知数，比照着美国科学家安芬森的贡献，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也许会颁给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2003年的一日，邹承鲁院士对前来拜访的熊卫民先生说道，假如我们得到的结果马上就拿到《自然》杂志上发表，那么就会比他（指安芬森）早。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比较快，需要等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这个成果及时投了出去，发表时间就不但比加拿大的人要早——他们1960年发表，活性只有1%-2%——而且会比美国安芬森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发表时间早。

在一些当年和张友尚共事的人看来，张友尚一是敬业，再就是铁骨铮铮，说到他的贡献，人们发自内心，说到他的品质和刚强，人们也是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张友尚对出国深造一直十分向往。新中国成立不足一年，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就向国外派出了25名佼佼者出国留学，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第一次向国外派出留学生。那个时候，新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鲜有建交，留学人员的去向大都是世界上一些很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到1951年，我们已经向社会主义大国也就是当年被我们称为老大哥的苏联派出了大批留学人员。

张友尚的留学目标是英国的剑桥，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研究室享誉世界，在世界科研领域赫赫有名。他的姐姐张友端以及生化所的王应睐、邹承鲁、曹天钦等人都是从剑桥走出来的。

但张友尚也知道，由于政治背景等因素，开始几乎无人能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然而让他惊喜的是，随着中国和苏联关系的降温，中国开始向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听到这个消息时，张友尚既兴奋，又有些忐忑，高兴的是曙光就在眼前，忐忑的是他难以向组织张口。张友尚为人，宁愿亏欠自己，也绝不亏欠他人，这是他的为人之道。姐姐张友端极力动员弟弟抓住这个机会，她说，你起步于胰岛素合成，也受益于胰岛素，将来还得研究胰岛素，剑桥大学是多少人都为之向往的呀，那分子生物学研究室能为你将来插上腾飞的翅膀，你去找王所长，找你的老师曹天钦呀！张友尚很难为情，他吭哧了半天道，我能来读研究生就已经很好了，怎么好意思向组织张口？张友端看着弟弟一脸难为情，噗嗤笑了，你呀，还是不是个男人？一点冲锋陷阵的勇气都没有。罢了，我去给你说，我去张这个口。张友尚见状急了，连连摆手道，你千万不要去说，个人服从组织，不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张友端嗔道，你呀，算是继承了爸爸的认真劲儿！那就等组织安排吧。

那也是一个春天，如同当年张友尚接到了入学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通知一样，一个好消息再次降到了张友尚的头上，这天，曹天钦来到实验室，张友尚正在埋头实验，曹天钦是以室主任的身份来通知张友尚一件事的，他笑容满面地道，你得暂时离开这个实验室一段时间了。张友尚有些诧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晃着两只手怔怔地看着曹天钦。曹天钦拍了一下张友尚的肩膀说，组织上已經批准你到剑桥大学留学了。张友尚很意外，一下子怔在那里。曹天钦笑了，说，喜从天降，很意外吧？好了，别愣着了，去准备吧。张友尚这才恢复了常态，他点点头道，谢谢老师，谢谢组织！

当张友尚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毛曼霞的时候，毛曼霞先是一怔，随后笑了，她高兴地道，去吧，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尽管那个时候毛曼霞不希望张友尚再去远行，可这个知情达理的女人知道丈夫的大志，就犹如当年支持他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深造一样，她今天也同样支持他远赴英国，去实现他未来的梦想。

1964年的4月，张友尚即将启程，在一个明媚的日子，他们一家三口特地来到上海人民照相馆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被张友尚视为珍物，一直保存至今。多少年之后，张友尚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会感慨万千。小女张绍晖小时候问张友尚，照片里怎么没有我？张友尚闻之哈哈笑了，他道，照片里是三人，实则是四人啊！绍晖不解，双眼里满是迷惑，张友尚忍俊不禁，放声大笑。

这一年，照片中的长女张绍曾已经10岁，而毛曼霞已身怀六甲，张友尚所言第四人指的是未出世的小女张绍晖。那天，他们说说笑笑地走出上海这家老字号照相馆的时候，整个上海已经沐浴在了灿烂的晚霞中，张友尚看到，同样沐浴在彩霞中的妻子母性十足，他走上前来，抚摸着妻子隆起的腹部，不安地说，我真不应该这时候离开你。毛曼霞莞尔一笑，道，等你回来的时候，她会挥着小手欢迎你的。张友尚凝望着远处，好像在享受回味着什么，虽然还没有离开上海，可他已经在憧憬着未来和绍晖见面的时刻了。

张友尚在那座世界著名的实验室里潜心研究了几个月后，他的幼女张绍晖呱呱坠地。在英国剑桥并不算长的日子里，张友尚可谓是呕心沥血，他几乎每天都是半夜才离开实验室。他的导师赫胥黎很看重这位瘦小的中国留学生，每天上午一见到张友尚，他都会盯住张友尚那双红红的眼睛，晃动着双手说，张友尚，你又熬夜了，你不要命了吗？科学的道路可不是一天就走完的。张友尚笑道，对我来说，这里的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当小女张绍晖来到世间不久，远在国外的张友尚也拿出了一份沉甸甸的论文，赫胥黎看了，不由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他拥抱了张友尚，松開手臂后，又再次拥抱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他对张友尚说，友尚，两个拥抱，这是我对你最大的褒奖！

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在生物学界赫赫有名，他对每一个学生都是挑剔的，唯独对张友尚青睐有加，是张友尚的科研精神打动了这位挑剔而又苛刻的科学家。

1965年10月，张友尚在英国剑桥的深造即将结束，临行前，他特地与中国人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拜别。李约瑟是一位闻名于世的生物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史家。张友尚结识李约瑟，得益于老师曹天钦，曹天钦与李约瑟熟稔，张友尚临行前，曹天钦专门为他修书推荐，张友尚到英国后不久，李约瑟还专门拿出时间来邀请他共进午餐。

当然，张友尚牵挂的还有一瓶植物病毒样本。随着归国日期的临近，那株植物病毒样本老是在张友尚面前挥之不去，张友尚知道，国内的病毒样本少之又少，稀之又稀，他一直想迫切地得到它，并顺利地带回中国，带回生化所。他日思夜想，犹如饥肠辘辘的乞丐，盼望着一顿饱餐一样。

多年后，张友尚常把这件往事，讲给自己的学生听，言毕，他接着道，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事业，都要付出百倍的爱。科学家是把自己的事业视为生命的。病毒样本，作为常人唯恐避之不及，可对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那就是珍物，要时时小心翼翼地对待它，何况张友尚还想以此病毒样本继续研究自己的科研项目。可是，张友尚所在的实验室怎么能允许一位中国的科学家把病毒样本带走呢？张友尚决定还是从自己的导师赫胥黎那里着手。在一个午后，张友尚像往日一样给导师端来了一杯咖啡，随后，他面对导师深深鞠了三个躬。赫胥黎愣住了，他看着张友尚道，友尚，有事尽管说，咱们不需要这么客气。张友尚点点头，向赫胥黎提出带走那株植物病毒的要求。赫胥黎头摇得像拨浪鼓，嘴里连说了几个不行。张友尚道，我在这里一年多，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这个，一株病毒对这座闻名于世的实验室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赫胥黎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摇摇头拒绝了。

张友尚没有放弃，他知道赫胥黎酷爱咖啡，他就外出买来上好的咖啡，每天都为赫胥黎奉上一杯浓浓的咖啡，随后毕恭毕敬为导师鞠上三个躬，然后就是一番诚恳的请求。连续数日后，赫胥黎被感动了，他意味深长地对张友尚道，友尚，我没有看到你拿走那株病毒，知道吗？我没有看到。说完，他又对张友尚挤挤眼睛。张友尚笑了，赫胥黎也笑了，友尚，你用咖啡收买了我，这咖啡可是变了味道呀！

也就是这年10月的一天，张友尚下了轮船，踏上了上海熟悉的街道，就犹如妻子毛曼霞说过的那样，迎接他的是牙牙学语的小女张绍晖。看到眼前望着自己还有些怯生生的小女，张友尚真是又惊又喜，回想一年前，她还在母亲腹中，如今已经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小精灵了。

学成归来的张友尚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接下来，他要好好攀登科学的高峰了，那些日子，他为自己的科研做了周密的规划，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几乎一夜之间，大家都变得人人自危，人人互防。曹天钦的头上也被戴上了特务的帽子。不久，张友尚被押上了审判台。那位号称小钢炮的头头，一直想从张友尚瘦小的身体上榨出点什么来。在1966年的那个酷暑之夏，张友尚经受了数次的折磨。有一天晚上，张友尚又坐上了“喷气式”，他疼得大汗淋漓，不时发出一声声惨叫。小钢炮拍着桌子道，我看看你这小身子到底能有多硬？曹天钦是个大特务，你就是个小特务，你说，当年你去英国的时候他让你带走了什么情报？张友尚气喘吁吁地说，纯属子虚乌有，你们知道吗？我那是去留学，学成回来是为国争光的！小钢炮哪儿听得进去这些话，他瞪着眼问，那李约瑟是个什么货色？你不是和他接过头吗？张友尚苦笑了一下道，李约瑟是著名的科学家，作为同行拜访他理所当然。小钢炮火了，跺着脚吼，不是曹天钦让你去找的李约瑟吗？张友尚，你要大胆揭发这个老特务，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张友尚喘着粗气道，曹老师当年只为我写过一封推荐信，除此别无！小钢炮拍着桌子吼道，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从英国带回了什么病毒？是化学武器吧？你想搞大破坏，搞大混乱！你的后台是谁？不就是那个死不改悔的曹天钦吗，我们撬不开他的嘴，就得从你嘴里要情报。

这以后，造反派对张友尚轮番轰炸，也给他种种许诺，且言之凿凿，只要他供出曹天钦一两条“罪名”，就会万事大吉，马上就能安心地坐在实验室里等。数日的隔离、训斥，甚至还有皮肉之苦，这一些张友尚都能忍受，可是，没有了科研，就像战士丢了钢枪，就如同雄鹰失去了翅膀，张友尚渴望自由，渴望马上走进近在咫尺的实验室，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验中。可为了人格，为了尊严，为了他敬重的老师，他最终也没有供出曹天钦的“罪行。”

没有撬开张友尚的铁嘴，小钢炮脸面大跌，数日前，他在头头面前是拍着胸脯立下军令状，说三日之内定要让张友尚开口，可张友尚没给他这个面子。小钢炮怒从心中起，恶从胆边生，他围着张友尚转了几圈，最后飞起一脚把跪在那里的张友尚踢翻在地，张友尚哎呀一声晕了过去。

张友尚病了，高烧不退，卧床不起，小钢炮有些心虚，可嘴巴还很硬，他翻翻白眼，大吼一声道，告诉他的家人，让他们过来送药。那时候，张友尚的妻子毛曼霞被罚扫马路，早起晚归，送药的事就落在了长女张绍曾身上。

那天，在蒙蒙细雨中，张绍曾来了，一看到伤痕累累的爸爸，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就哇的一声哭了。张友尚已经清醒了许多，他伸手给女儿抹抹眼泪，轻轻地挥挥手，小声道，不哭，不哭，快回去吧，告诉你妈，我没事，没事。小绍曾点点头，刚要说什么，那小钢炮就不耐烦了，把脚跺得山响。

小绍曾哭着走了，一步一回头，张友尚睁大眼睛看着女儿小小的背影慢慢离去，直到消失在迷离的雨雾中。

张友尚的心一阵隐隐作痛。

当年，刚刚分配到生化所的崔大敷正好从此经过，恰恰目睹了这令人心酸的一幕，也就从这时开始，她知道了生化所有个叫张友尚的人，同时，也知道了他的不幸遭遇。

崔大敷没有想到，自己竟是以这种方式认识了张友尚，并从此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多少年中，崔大敷都与张友尚一起专攻胰岛素结构与功能关系的课题。

现在，崔大敷早已退休赋闲在家，每每说起往事，她都有些黯然。

造反派见张友尚刀枪不入，只得偃旗息鼓，最后把他下放到了“五七干校”劳动，张友尚虽个头小，可力气大。同是天涯沦落人，每见有力气小者，他都上前助一臂之力，人送外号“张大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初斗他的人成了斗争的牺牲品，也下放到此劳动，因为生病难以完成劳动量，张友尚却不计前嫌出手相援，把对手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十年动荡过后，云开雾散，张友尚重新回到了实验室，面对着久别的仪器，据说张友尚曾掩面呜咽，久久没能平静下来。是啊，实验室是他的生命所系，生化所那些批斗他的人，心生愧疚，每每登门含泪道歉，张友尚皆笑脸相迎，好言安抚，没有一丝埋怨。而对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他也从不提及。

这就是湘人张友尚。

同杜雨苍一样，在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后的数年中，张友尚从没有和胰岛素分割开来，他的身心和一生的精力都与胰岛素合为一体。糖尿病是人类常见病，也是顽症，仅中国目前就有1亿人左右糖尿病人，整个人类患此病的更是不计其数，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办法是注射胰岛素。随着糖尿病患者增多，人类需要大量的胰岛素，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医用胰岛素来源于动物，牛和猪的胰脏是生产胰岛素的主要原料，据说，因为由于提取成本较高，现在主要采取基因重组生产胰岛素。

也许有人会问，50多年前我们的科学家就成功合成了胰岛素，为什么不去人工甚至是机器合成呢？当年参加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常被问及这个问题，人工合成胰岛素投入大，可产出甚微。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学家合成胰岛素，是为了探索从有机物到有机生物活性蛋白质的奥秘。

科学研究不仅仅是认识自然规律，还要在规律中获得造福人类的因素。张友尚没有把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作为终结，而是将其延伸开来发扬光大。

众所周知，血液中的胰岛素在饭后30分钟到60分钟浓度升高，120分钟以后逐渐恢复到原样。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島素120分钟后血液胰岛素才出现大幅上升，其高度持续到数个小时，这样会使病人血糖随着血液中胰岛素高低而忽上忽下，为了抑制这种症状，单体速效胰岛素给患者带来了福音。张友尚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开发单体胰岛素，1998年，他与自己的科研小组申请了“单体胰岛素的制备方法”专利，后来，他和科研小组在胰岛素领域又有多种发现和科研成果。

多少年后，当张绍晖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时候，张友尚特地带着女儿参观了生化所和人工合成胰岛素实验室。在张绍晖的童年记忆中，父亲离他很遥远，父爱也好像遥不可及。

那时候的父亲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与家人聚少离多，她曾经对此耿耿于怀。可张友尚是深爱着女儿的，1979年7月，张友尚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会议期间，为了给女儿买一双滑冰鞋，走了很多地方寻找，最后终于在一隅觅到。要知道，当时滑冰鞋在中国还是难得一见的，当张友尚把冰鞋拿给张绍晖的时候，张绍晖又惊又喜，连说：“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也就是这次参观，让张绍晖重新认识了父亲。她问父亲，你们当年到底是靠什么成功的？

对女儿的问题，张友尚回答得很简单，他说，靠的是一种精神。

如今，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已经为人妻为人母，而满头银发的张友尚则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最初，张绍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难道神采飞扬的父亲就这样躺下了吗？那段时间，张绍晖每每看到爸爸那把挂在墙上的京胡，恍惚中，一个熟悉欢快的声音就出现了：“毛毛，来一段！”紧接着，爸爸手中的京胡响了起来，毛毛展开身段，张口唱了起来。她看到，爸爸起劲儿地拉着，直拉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一切又归于平静，枯坐在那里的张绍晖已经是泪流满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