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野趣》之二十年没去乌镇
乌镇是茅盾的故乡,在浙江省,我在二十年前的一段时间倒是常常有机会到乌镇去看看。那时候我们全家下放的地方,离乌镇不远,在农闲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小镇上看看,那就是乌镇了。在方圆几十里地之内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乌镇,虽然我们和乌镇属于两个省份。其实乌镇离我们也不能算是很近,至少不能站在家门就望得见,我们沿着大运河走,一路上少说也要走个把小时呢。但那时候走个把小时的路在我们说起来真是没有什么,也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单调。我们走在两个省交界的地方,也不知哪一脚就跨到了浙江省去,也不知哪一块田就是江苏省的,反正两省交界处也没有设关卡,也不要办护照什么的,倒是很方便。在乡下地方,一脚跨两省,一桥通两县的事情是很多很正常的,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有时候也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是不能分得很清的。
我们在早上出门开始往乌镇去,桑树叶上的露水还没有消,如果是有桑枣的季节,我们必是要钻进桑地搞些紫紫的桑枣来吃,也有桑枣还不很熟,红红的,也忍不住就吃了,弄得满嘴大红大紫,身上湿漉漉的。再走一段,哥哥就不肯太太平平的了,他在过桥的时候,不走桥面,却爬到桥栏上去走,像女子体操走平衡木,在窄窄的桥栏上还做出种种惊险的动作。看桥下却不是软软厚厚的海绵垫子,而是湍湍急流,母亲每每吓得不敢睁眼看他。这时候桥下有船过去,船上的人大声说,喂,看你儿子掉下河了。母亲赶紧睁眼,哥哥则平平稳稳在继续做着他的动作。若是在夏天,我们在岸上走着,哥哥就在河里游着去乌镇,或者吊在一艘轮船后面,母亲为他不知担过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呢。
在这一小时的路程中,武有武的走法,文也有文的走法,文的走法就是大人讲故事,或者讲讲什么新闻,说得最多,也是我们那一带乡下流传最广的,就是鬼和背娘舅。背娘舅不是鬼,是人,也就是从前在书里写的那种剪径的强盗,在两省交界处,一直是这些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即使在解放过后好多年,也还是没有断绝。其实那时候的背娘舅,干一回也弄不到多少钱的,那时候谁的身上也不能带着许多钱,也不知道钱都到哪里去了,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恐怕在一小孩子身上也能找到不少的钱呢,这钱又不知怎么一下多了起来。杀人越货,这就是强盗的行径,杀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然要干,那么好歹也该多弄些钱财,可是那时候的背娘舅,常常为了几个小钱,一个不知什么内容的包袱就背了娘舅,这绝不是传说故事,而是真人真事,我虽不可能亲眼所见,但是确实亲耳所闻过好多次。在我们那里,人烟比较稀少,又是交界的地盘,过几天就说前村的某某人被背了,身上只有几块钱,再过几天又听说后村的某某人被背了,包袱里只有一段花布,这背娘舅的事情,一直像一团阴影似的笼罩在我的心上,我总是一路走一路提心吊胆,生怕从路两边的桑树地里突然蹿出一个背娘舅来,背娘舅肯定不只是一个人,那些人的形象也肯定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背娘舅却是始终只有一种形象,这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却又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同背娘舅制造的恐怖有异曲同工效果的就是鬼故事了,在我们去乌镇这一路,真是走到哪一段就有哪一段的鬼。我们过大通桥,知道大通桥下有五个鬼。每天夜里坐在桥头上乘凉,并且有叽里叽里的声音,有人过他们就扑通扑通往河里跳,有月光的时候能见到水花,这样说起来倒不是弄怂人的恶鬼,见了人就跑的鬼还能有什么厉害,可是不管是恶鬼还是善鬼,我在过大通桥的时候,身上总是寒嗖嗖的,从心里往外寒出来,女孩子天生胆小,那也是没有办法,不是装出来的。再走一段就到了小红孩的地段,那是一户下放户家的女儿,掉到河里淹死了,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而奇怪的是在女孩淹死的前一天,女孩的父亲走到哪里就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在他面前走着,待他走近,就不见那红衣服女孩,再走,又见了,再过去,又不见,如此折腾了一天,弄得他心神不定,第二天他的小女儿就掉到河里淹死了,这事情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但却是那悲痛欲绝的父亲亲口说的,并不是别人杜撰。
在往乌镇去的路上,我们就是这样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害怕地往前走着,和我们一起走向前的是大运河的河水。
印象中的乌镇好像只有一条街,街上有什么已经记不很清了。还记得是乌镇的轮船码头,我们曾经在这里上船到别的地方去,比如到杭州去,就是从这里起航的。乌镇还有一个地名也是久久不忘的,是乌镇的北栅头,因为我们家的方向是在乌镇的北面,我们进乌镇是由北栅头而入,回家去则是从北栅头而出,所以印象比较深一些。其实记住北栅头还有一个原因,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去杭州,回来时船到乌镇已是半夜,我们随身多多少少携带着些东西,虽然不值什么大钱,但在那时候却是很宝贵,我们在塘西买了两大捆甘蔗,也没有舍得吃,要带回家和母亲外婆一起吃的呢。一下船,出了码头,就有一个汉子看着我们,后来他过来问,你们去哪里,哥哥随口答道,去桃源,我听到父亲连忙接口说,就在北栅头,就在北栅头。父亲的话,以后竟一直记在了我的心上,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虽然父亲那时候还不老。
我们那时候还常常在夜里到乌镇去,跑几十里地就是为了看一场电影。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一路欢天喜地而去,到了乌镇,因为是露天电影,是没有座位的,站着看一两小时的电影,再踏着夜色往回去,从来不知道腰疼腿酸的。记得有一天,我们去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回来已经很晚了,走着走着,就发现后面跟着一个人,是个男的,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带着一个包,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着我们走,我们中间有出趟的就去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老是跟在我们后面?”他只是朝我们笑,始终也不说明是为什么。我们叫他走开,不许他跟着也好,我们说话间把他当成坏人也好,他还是不走开。后来我们快到家了,他终于开了口,说,我想借你们那里住一个晚上,行不行?口气中全是恳求的意思,看上去真有点可怜,倒使我们一个个地动了恻隐之心了。可是我们这群孩子谁也不能做家里大人的主,只有一个叫作水荣的,他的父亲早去世了,只有母亲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过,他是老大,多少能做一点主的,于是他答应了那人,让他住到他家去。就这样,我们把一个全然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人带回了自己的村子。他就跟着水荣回去,水荣的母亲过了一会儿跑到我家来,说,怎么回事,怎么带了个人回来?一问一说,一会儿村里的干部也都知道了,于是那一夜可是热闹,水荣家人来人往不断。一会儿队长去查问,你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的?到我们这村里来做什么?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什么。队长走了,过一会儿,政治队长又来问,还是那几句老话。再过一会儿副队长又来,小队会计又来,反正队里的干部一一来过,再三问过,最终也问不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大半夜倒已经过去,最后也只好让他在水荣家睡了一夜,倒是害得水荣的母亲一夜没敢合眼。那一夜我们都很兴奋,好像期待着发生些什么事情才好,可是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早上那人在水荣家吃过早饭,要向水荣母亲付些房钱和早饭钱。水荣母亲倒不好意思收,再三推辞才收下了。那人就告辞走了。走过我们家门口,他还朝我们笑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这个人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从乌镇远远地跟着我们过来,难道就是为了住一个晚上,要住的话,他在乌镇也可以住,完全不必走那么远的路到乡下来住。那么他难道是一个坏人,因为我们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没有机会下手么,或者他只是一个一般的过客,初到我们江浙交界的地方,两眼一抹黑,怕碰上坏人,知道我们孩子家不会坏事,才跟了我们来么?对这一切的猜测,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答案的了,就让这件事情和那遥远的乌镇一样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也很好。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人,父亲、母亲、哥哥和我一起摇船去乌镇,父亲摇橹,哥哥绷纤,我和母亲坐在船头,生活虽然艰苦,前途也是未知,但这一切却是那么欢快,那么宁静。二十年过去了,我和哥哥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和自己的事业,我虽然和父亲住在一起,可是母亲却已经不在,再也唤不回那一种温馨,那一种和谐。
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到乌镇去了,真是想象不出乌镇现在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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