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日记
9月11日
飞机快到兰州了,开始下降高度,随意地往下一看,吓了一跳,满目起起伏伏的沙丘,不见一点点绿色?兰州的神秘面纱,就从黄沙中揭开了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经过了短短的两个小时,一切都变了。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时,下着小雨,气候湿润宜人,遍地郁郁葱葱,这一种反差,这一种突变,来得太快,来得太突然,就在这突然的一瞬间,心里就明白过来:我到西部了。
从机场到兰州的高速公路两旁,也依然是黄土黄沙一片,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山上,种着星星点点的小树,长得不滋润,不旺盛,绿也是一种灰蒙蒙的绿,让人怀疑它们最后到底能不能长大成材。初到西部,心里已平添出苍凉来了,在我自己生活的江南水乡,是产生不出这种感受的。
如果说这是到西部到甘肃到兰州的第一个震撼,那么,第二个震撼仍然是来自兰州,那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的兰州。这使得我再一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如此美丽滋润的一座城市,简直就像是天上掉下的一块瑰宝,落在了一大片的沙土之中。但天上是不可能掉下一座城市来的,每一座城市都是这座城市的人民自己建造起来的。只是,当兰州人民在建造兰州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恐怕是我们这些来自东南省份的人所难以想象的。每一个小学生,放下书本,腾空书包,到很远很远的河边去,用稚嫩的肩膀背上一块冰,来滋养一棵树。就是这样,兰州人建造了今天的兰州,创造了一个奇迹,创造了一个神话。
在兰州宁卧山庄,在满园的果树和成熟的果子的陪伴下,度过西行的第一个夜晚。
9月12日
甘肃很少下雨,一年的降雨量,有时候都不及东部或南方的一场雨,但我们到兰州的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雨。因为下雨,气温陡然下降,早晨起来就感觉到逼人的寒气了,虽然是在九月份,却已像家乡的初冬了。出发之前,腰椎间盘突然出了点问题,到兰州碰上变天,一下子更严重起来,几乎不能行动了,心中十分焦急。同行的另一位女作家李兰妮,也是位病号,我们两人互相鼓励,她怕我打退堂鼓,我也怕她打退堂鼓,便相约着,上午放弃了登白塔山,赶紧去商场买棉衣,去药店买药,又请推拿医生来治疗,希望不要影响明天的启程西行。
下午壮行式,晚上甘肃省委马副书记宴请采风团,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我却心下忐忑。因为腰的情况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起来。去向我们的团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张健同志说明情况,言下之意,万一明天好不了,恐怕是不能西行了。张团长说,我也有这个病,我知道这个病的麻烦,先休息,明天再看情况。
都已经到了兰州,却不能西行,那算什么呢,半途而废?可是这连半途也算不上呢。
怀着沮丧的心情入睡。
入睡前,李兰妮说,我替你祷告吧。
9月13日
早晨起来,寒气逼腰,有好几个人,像青岛的季宇、金川集团的马虎中科长都还穿着短袖,我却连毛裤都穿上了,腰仍然是僵硬如铁且不能动弹,但是大家鼓励和期盼的目光,让我的纷乱的心平静下来,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走!
我们的副团长、《飞天》杂志社主编陈德宏,给了我一张特殊的“卧铺”——在面包车的第一排,空出三张位子,让我躺下。
感谢陈主编,也感谢全团的人,没有你们的帮助和鼓励,我也许走不了这一趟。这是一辆中型面包车,除了最后排放我们的行李,其他位子都坐满了人,《飞天》编辑部的女博士辛晓玲只能坐在后面的加座上,我却一个人占了三个位子,躺在“卧铺”上,腰是松弛些,心里却十分沉重、愧疚,尤其碰上路途颠簸时,知道后排的人像在扭秧歌,心中更是不安,都是写东西的人,长坐的职业,恐怕谁的腰也不好到哪里。
大家都笑言,我们买一张票,你要买三张票,又说,范小青是躺着走进西部的。
今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中午到五凉古都武威,下午参观海藏寺、文庙、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晚上与武威文学界座谈。与武威的作家李学辉相识。李学辉戴近视眼镜,好像度数很高,话不多,有些深沉,也有些平淡,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热烈的,是奔放的,是细腻的。晚上读他发表在《西凉文学》上的小说三题,跟他走过西部的田野,走过西部的冬天,更走近了李学辉。
《西凉文学》是武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没有正式编制,没有正常经费,但是他一直坚持着,坚持着这块阵地。为了感谢武威市领导对文学的支持,在座谈会上,李学辉向到场的领导深深地鞠躬,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我想,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像李学辉一样,为《西凉文学》,为西部文学,为文学,深深地鞠上一躬。
9月14日
昨晚住在武威,是一座比较老式的招待所,也干净简洁,就是声音比较大,服务员、宾客都在走廊里大声说话、走路,卡拉OK厅也和客房紧紧连在一起,声音就更大了,我们的窗下,是一大片停车场,一直到后半夜,还有人在那里大声吵吵嚷嚷,可能是喝了酒兴奋。天不亮的时候,武威的空军开始飞行训练,轰鸣声不断。但就是在这样在环境里,我却睡得很好,一边听着那许许多多的声音,一边做着梦。早晨起来问武威的朋友,天天早晨飞机这么闹,你们怎么办?他们说,习惯了,哪天没有了飞机声,还睡不稳呢。
早饭后从武威出发,前往金川公司。金川公司是此次东部作家西部行活动的主要支持者,他们派出两辆车和宣传部的一位马科长全程陪同。马科长叫马虎中,在路途中他片刻不停地讲了一个小时,讲甘肃的风土人情,讲金川公司,我躺在“卧铺”上,睡了一会儿,醒过来,他还在讲,嗓门大,中气足,口才好,怪不得长得那么结实,原来满肚子尽是知识水平的分量。
没来金川之前,甚至不太知道有金川,知道有一种化学元素叫镍,但是不知道镍是什么,只知道镍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它离我们那么远,远得几乎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来不会有人提到它,想起它。
现在我们来到金川,金川是中国的镍都,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镍在这里产出,镍就这样一下子摆到了我们面前。
下午参观金川公司的各生产车间,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大规模,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镍都。
9月15日
镍都的建设者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五十年代,一位牧羊的老大爷,无意中拣到一块绿色的石头,大爷将它带回来,交给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交给了大队长,又到了公社,辗转地送到地质队员的手里,一座稀有的镍矿就这样被发现了。
从那块石头开始,到今天金川公司年生产7万多吨镍,以及钴、铜等,镍的产量占了全国镍产量的百分之九十,2004年,金川公司将实现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双百亿。这中间,金川人付出的艰辛是难以估量的,在金川公司座谈时,我用了一个蹩脚的比喻:爬山和爬沙山,爬山者的精神诚可赞,爬沙山者的精神更可贵,那是爬两步退一步的,要有数倍的勇气和耐力,要有数倍的牺牲和奉献精神,金川公司的发展过程,就是金川人登沙山的过程,他们已经登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峰,但还是继续地往更高处攀登。
下午是在金昌市内活动,与金昌市的文学界朋友座谈,为记住这次难忘的文学活动,我写了一篇文章交给《金昌日报》:
(一个人一辈子要走过多少地方,好像是没有定数的。也许有定数,冥冥之中会有一种力量早就决定了人一生的行踪,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知道我们要出发了。于是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有些地方以后还会再来,再来,一次一次地重复地到达,但是有更多的地方,我们这一辈子,可能只去一次。去过这一次以后,这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的记忆,成为我们的精神享受,或者,我们在不多久以后就忘记了它。但是也许过了一些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在某一天,我们突然地又想起了它,想起了那一年,那一天,我们走过那个地方,想起在那个地方待过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里的每一个细节。
这一次我们走过了金昌。在到金昌之前,我不知道有个金昌,到了金昌,到了金川公司,才知道金昌和金川的重要和珍贵,也才知道在离我生活的地方很遥远、背景差异很大的西部的中心,有一座让人难忘的新兴的城市——金昌。
同样难忘的是在金昌的那个下午,在一个会议室里,文友们相聚一堂,谈着我们共同的话题:文学。在金昌谈文学,和在江南谈文学,背景是不一样的,主题也可能不同,但是有一点感受是一样的,那就是文友之间的心灵的沟通和精神的交流。一坐下来,面对着金昌的作家们,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更有一种亲切亲密的感觉。我知道,我们都是奔着文学的梦来的,老话道,千年修得同船渡,而我们坐到一起,完全是因为文学之缘。因为文学,本来不可能相交的人生轨迹,却意外地相交了,相交在金昌,相交在金色的秋天。
我生活的江南水乡,到处是水的文化,是细腻柔和的,而在金昌作家和诗人的笔下,我看到了西部的苍凉和阳刚。也许无法把阴柔与阳刚合二为一,甚至不可能互相的渗透,但是我走过了西部,走过了金昌,读过了金昌作家诗人们的作品,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精神更富有了,我的内心更充实了,我的人生也更多姿多彩了。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也是我要感谢金昌、感谢这个原先我曾一无所知的地方,感谢这里的文人,在这个金属和沙土的世界里耕耘着文学的事业,在粗犷和坚硬的土地上,做着细腻的直入人心最深处的工作,就像镍矿上的工人,他们开凿出最美丽最珍贵的矿石。金昌的文人们,也用自己的笔,开掘着另一座富矿,给世人留下宝贵的西部精神产品。
东部的文人和西部的文人,在这里相遇,东部的文学和西部的文学,在这里交融,时间匆匆而过,大家意犹未尽,但毕竟留下了一份属于我们的记忆,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晚饭以后,微醺的我们,站在金昌的市中心广场上,看着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一时间,似真似幻,以为是在自己的家乡呢。其实这时候,家乡还在数千里之外呢。)
9月16日
今天一天,几乎都在路途奔波,经过两个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张掖和酒泉。张掖有大佛寺,大佛寺里有大卧佛;酒泉有酒泉公园,酒泉公园里有酒泉。
皇帝圣旨: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陕西甘州卧佛寺,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
李白诗: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晚上看了看《丝绸之路图》,回头看看,我们从兰州出发一路西行的足迹在哪里。
在酒泉遇见二十年前一起参加《人民文学》笔会的诗人林染,我已经记不起他来了,但是见了面,说起当年的事情,仍是添出了一份岁月匆匆的感受。
9月17日
西行的另一个重头在今明两天——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这是在沙漠深处了,广渺浩瀚,从进入基地的地界,到我们要抵达的10号(机关所在地),车就走了一个小时。刘庆贵副司令员亲自给我们做导游,笑称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导游,负责宣传的王艳梅干事,一路替我们拍照,还碰到两个江苏老乡,是发射中心电视台的,来采访作家团。一问,原来是扬州人,我们的团长张健祖籍也是扬州,加上苏州的我和常州的葛安荣,就有了五个江苏人,老乡见老乡,格外亲切,一起合影留念,背景就是高入云霄的发射塔。
刘司令员给我们说了六个“神”:神奇的土地,神奇的部队,神圣的事业,神速的发展,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建成了令人神往的航天城。这六个“神”字,高度概括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五十年的发展过程,在“地上不长草,天上不飞鸟,风吹石头跑”的沙漠深处戈壁滩上,建成了一座展示我国军事、经济、科技等综合国力的航天城,就是在这里,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
9月18日
在首飞航天员住的问天阁看到杨利伟在2003年10月15日凌晨3点写下“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字迹,内心深处再一次喷涌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兴奋激动,心跳加速。而杨利伟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人”,恰恰是因为他的心跳正常,正常,永远正常。了不起的心理素质,了不起的素质!
下午离开酒泉发射中心,直奔嘉峪关,路途中,马虎中科长开始了他的个唱会,把大家乐得忘记了颠簸,也忘记了路途的遥远。
在嘉峪关文联的接待晚宴上,我记住了两件事情,是文联的李主席告诉我们的。一是文联一年有四千元的经费;二是有一位业余的书法家,或者还称不上是书法家,只是一个书法爱好者,他用四种小楷字体,抄写了全部的《红楼梦》,宣纸卷起来,几十斤上百斤重。他的计划是抄完全部的四大古典名着。可惜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在西部,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基层文联和作协的同志,就是凭着对文学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干着一份默默无闻的却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由又想起在武威的那天晚上,李学辉的那一躬,其实,我们都应该向李主席、向李学辉们再深深地鞠上一躬。
9月19日
西部让我忘记了我的腰,但腰还是在的,数天奔波劳累,它的抗议又升级了,到天下雄关嘉峪关时,几乎已经走不动了,但实在还是被雄关的气势折服,边观赏,边赞叹,边拍照,结果被落下了,和同样掉队的葛安荣、赵剑云一起,还有武汉的董宏猷,他因为喜欢拍照,单独行动的时间比较多,四个人追不上大部队了,干脆在后面拖拖拉拉的,看了个够,也拍了个够。
中午在玉门镇,王新军和姜兴中两位文友请吃饭,也许是受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的影响,王、姜二位,尤其是王新军,酒兴大发,一一地轮流着敬大家,然后又被大家一一地轮流敬过,仍不过瘾。我们因为前边的路还长,不能耽搁太多时间,硬是狠着心肠扑灭掐断了他的热情,走的时候,看到王新军和姜兴中依依不舍地在车下向我们挥手,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心头。
下午经过桥湾古城,晚上到达此次西行的终点站:敦煌。
天已擦黑,抵达鸣沙山时,能在黄昏的光线下看到沙山的轮廓和山脚下成片成片的骆驼,好大的规模,好大的气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骑骆驼进山了,坐上现代化的电瓶车,进去的时候,恰好有一支驼队出来,男男女女的游客,面上蒙着头巾,露出疲惫但却依然兴奋的眼睛。我的腰已经在发出最后的警告,艰难地在沙地里跋涉了一阵,天马上要黑下来的时候,来到了月牙泉。神奇的月牙泉,是被围在沙山沙漠中的一泉清水,千百年来,铺天盖地的沙埋没了多少生灵,却偏偏埋不掉这一汪并不大的月牙泉,说是因为山貌的地理的原因,是角度的关系,但我更愿意相信,上苍的恻隐之心,也眷顾了这一片荒漠。
9月20日
今天是西行的最后一天了。到兰州是11号,已经过去了9天,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这么快地过去了。出发的时候,担心自己挺不下来,心情郁闷,现在看来,这担心是多余的了。当然,也为自己产生出一点骄傲。董宏猷说,你是躺着进西部,站着回家去。我有同感,走过西部,让自己的腰也挺了起来。
今天的项目也是此行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参观莫高窟。
因为莫高窟太深奥太博大太沉重,使得我不能多说什么,我觉得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出一句话:莫高窟为我们的西行画上了一个足够分量的圆满的句号。
(注:所谓日记,并不是在路上的每一天里写下的,只是一路写在心里,回来后补记的。这只是一份流水账,记下自己的感动,也记下西行中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为不忘西部之行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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