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凡平《水到天边》

一

东南沿海多山。山水俨然是我家乡的骨血了。平原缺乏。因而吃饭便成了家乡人千载百代最大的人生学问。

那条流经大半个县的水路，蔓延145公里，是瓯江下游最大的北支流，分大小源发端于括苍山系两个不同的山岳，至中游汇流。到了一个名叫潮际的村庄后，水便渐宽渐深，且浑浊了，那是因为东海的潮汐所致。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条名叫楠溪的江脉，走出深闺，声名鹊起，成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楠溪江据说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美著名。一个作家曾写道：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很美的当然还包括那些掩映在香樟、古柏和绿竹林中的古老村落。由于偏安一隅，远离战火，故元明时所盖的房子，至今依旧。清华大学陈志华等花了十年工夫写出的《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一书，称其囊括了商品社会前中国传统农村所有的建筑式样。《申遗预备清单》上说：楠溪江古村落其聚落形态与自然山水的天然融合，人工美、社会美和自然美高度和谐，在中国建筑史、规划史的研究上具有极高价值。其建筑风格及其文化内涵，前可追溯至晋人风范特别是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诗魂，后则孕育了以叶适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大师。其内含的人文精神，对当今建筑颇具启发意义。

在我们这些游子的眼中，这条江及其两岸的古老村落，是我们童年生活真趣的所在。

我的老师林冠夫在他晚近的诗作中有过这样的想念：

阔别家山四十年

长依北斗望南天

异乡纵有佳风日

心系楠溪一水边

毕恭敬止的桑梓情念。

为旅游，楠溪江便生出很多传说。如绿障山是谢灵运山水诗的摇篮，陶公洞是山中宰相陶宏景修道的福地……还有一门五进士，三代四公卿；什么司马宅，平章府，十八金带云云，却大抵无从稽考。上世纪初，在我们楠溪江上游的大源流域，很是出了几个有影响的革命者：谢文锦，李得钊，胡识因……相比之下，小源的人显得更内敛隐忍：出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北大、社科院的好几位教授……而我的老师林冠夫，就出生在小源流域一个叫林山的小村落。

大概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所读的那个郊区小学，聚集了几个爱好古诗词的老师，他们互相酬唱又彼此互不服气。只是对高志远老师的诗作，颇为认同。问其原由，说，林冠夫看过。至于林冠夫如何评判，则语焉不详。我很惊讶：林冠夫，何方神圣？校长程明龙压低声音说：“不得了，大文豪，在中央！”

那是1975年，林冠夫先生的确是在文化部的某个部门。

我生也晚，在楠溪江下游一个巴掌大小的村庄，度过了十三个无忧的岁华。原本，与遥及百里的小源林山以及少年即负笈远游的冠夫先生，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交集。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我们相遇了。

二

大概是1980年一个草长莺飞的日子，我们班突然来了一个新同学，长发，面容清秀，却带着一副很夸张的大黑框眼镜，见什么都觉着新奇，不停地问这问那，一口纯正的京腔。那时候，高考临近，同学们几乎都在憋着气读书，教室里弥漫着山雨欲来的气氛。只有他一个人优哉游哉，一脸的无所谓，一脸的心不在焉。有同学悄悄告诉我说：“北京来的，叫林晔，听说他父亲在文化部，大学问家。”

“谁啊？”我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

“好像叫林什么夫。”

“是不是叫林冠夫？”

“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哦，我知道，林冠夫，写诗的。”

那同学似乎还想透露一点什么，或者想打探一点什么，我受不了他那副神神秘秘的模样，不耐烦地把他撵走了。

那时候，我正遇到一个问题，如何鉴别文章的优劣？我差不多问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语文老师，得到的回答几乎都不知所云。后来我又小心翼翼地请教了县里几位所谓的“大文人”，其中一位说，这是一个文学鉴赏问题，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上大学中文系以后就知道了。

我很犹疑，我的老师大都出自杭大中文系、兰大中文系、华师大中文系，他们怎么解释不清呢？

不过，林冠夫肯定知道。我想。

也许是一个16岁少年无知的自负，或者出于一份莫名其妙的自卑，我硬是装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不与林晔接近。好几个星期过去，他与全班同学几乎都混熟了，而我还挺着，一脸的无所谓。

突然有一天下午的自修课，林晔向我走来。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来找我的同桌。直到他站到我的面前，乐呵呵地叫着我名字的时候，我才突然感到惊讶。我直愣愣地站起来，惊喜，感动，并且不知所措。

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马上同意了。

那天，在学校旁的田埂上，我们走了很久，坐了很久，我们的话题海阔天空……

他说：“我第一个就注意你了，你语文老逃课，你的东西我也看过，仿写的那些四六骈文，挺好。”

唯独，我们没有谈起林冠夫。

我们马上变得十分亲密了，友谊像春草一样在我们心中漫无边际地生长，那是一个多么适宜于生长友谊的年龄呵。

不久，也就是高考之后，林晔就要返京了，就要回到他父亲身边。尽管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很快会见面。我们还那么年轻，还有那么多富裕的时间，我们肯定会走到一起。但是，我还是在赠别的留言里，写下了江淹那句最著名的话：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未来怎么可能预料？实际上，当我们再次见面，已是八年之后，我都已经是一个男孩的父亲了。

1988年3月，我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进修。同是春天，北方的世界可见不到什么莺飞草长。乍到一个人地两疏的城市，寂寞而且孤单。我反复给他打电话。终于打通了，他却急急忙忙说：“我马上要到陕西采访，没时间见面了，你快到我家，找林冠夫。”

我当然没有马上去，一个在我心目中如此尊敬并且素昧平生的长者，我岂敢冒昧，我诚惶诚恐。

三

我终于还是去了，但我已记不清与冠夫先生最初相见的情形了。毕竟，都快二十年过去，或者原本就非常平淡。一次寻常的见面，能留下什么呢？

倒是他们的那个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么一个大教授，居住环境竟然那么简陋。书柜是旧的，书桌是旧的，藤椅看起来摇摇晃晃。

那时候，我在社科院文学所的主要课题是“近现代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型与流变”，因此鲁迅自然成了我关注的重点。但那时我还仅仅停留在“启蒙者鲁迅与文学家鲁迅”的层面，我还没走进他的“于天上看见深渊”……

带着课题中的疑问，我再次拜访了冠夫先生。再也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的拘谨、腼腆和陌生感了，就好像到了自己的家。

我谈到，在明暗之间，在绝望之后，面对“无物之阵”，《野草》时代的鲁迅为什么没有成为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成为伍尔芙、茨威格们，没有变成一个存在主义者，这很值得琢磨。这可能既与严酷的现实有关，更不排除千年赓续的文化统绪所滋养的东方情感——“创作，总根于爱”，“前面虽然是坟，但总还顾念身后的那些野百合、野蔷薇”，换言之，跟“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关。《朝花夕拾》里那些回忆乡情的文字，就是确证。而“女吊”与“无常”，包括“眉间尺”们，则表达了他与绝望抗争的决绝和凌厉。在超越了绝望之后，这位“骨头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战士，以其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对民族的精神死敌展开最深沉坚决的斗争——“一个都不宽恕”——从而完成了自己，完成了作为“民族魂”的根本使命而开辟了新文化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鲁迅的生命大于他的思想，鲁迅大于鲁迅文学……

先生不从事鲁迅研究，但他听了这番话，喟然叹道：“也许先驱者的心都是相通的，曹雪芹不也有过同样的绝望吗？鲁迅评价《红楼梦》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说得太好了，他是很懂曹雪芹的。”谈到这里，他眼睛一亮，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说：“嗳，你为什么不把鲁迅同曹雪芹连在一起考虑考虑？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某种联系的。”

1989年4月23日，我把近两万字的《痴呆与疯狂——从贾宝玉到狂人》的论稿交给先生。当时，我只想得到先生真正的批评，还不敢去想这篇习作的出路。然而，1990年第2期的《红楼梦学刊》竟将如此稚嫩的文字发表了。我很吃惊，便打电话给先生，感谢的话竟一句都说不出来。先生却在那头哈哈笑着，说：“还有五百块稿费，聊备无米之炊。”天知道，我那时候的月薪才只有79块5毛。

后来，在一些公众场合，先生多次提及：我与凡平，时隔十年，在同样的刊物，相同的位置，发表过同是关于贾宝玉思想的文字。我的《毁僧谤道与悬崖撒手》，放在《红楼梦学刊》第二篇，首篇是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而摆在凡平前面的，则是王蒙部长……

是的，我与先生，还有很多的相同之处。譬如，我们都是喝楠溪江水长大的，都是最小的独子，都有很多的姐姐和一个无忧的童年，而后来的道路，也都经历坎坷。

但我只想对先生说：楠溪江的水是不同的，小源的清澈与下游判若泾渭，那是“濯我缨”与“濯我足”的不同呵！

四

师承是好的，它使学术得以赓续绵延。然而，更为难得的是，当有师承而无门户之见。

1992年，我到北京广播学院念书。两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周末我都跑到先生那里。在似乎不经意的聊天中，先生把有关佛学知识特别是禅宗文化传授给我。有一次，谈到慧能，谈他的“不立文字”和“不能说破”，我忍不住了，就谈起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先生说：“这很像啊。”是的，我也觉得。但过了不久，先生递给我一本铃木大拙的《通往禅学之路》，说：“还是不同，是猫与老虎的不同。同属猫科，可见了人，一个温顺媚态，一个则怒目金刚……”

先生在复旦十年，在朱东润和刘大杰的门下主攻六朝和唐宋文学。但他后来因何转向“红楼”，似乎不曾谈及。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整个中国文化界都噤若寒蝉。先生似乎说起过干校生活，在瑟瑟寒风中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他表达过对他人的同情，只是对于自己，片言未及。他以一个蔼然长者宽厚的微笑，将既往轻轻抹去。

有这样一则寓言，叫《梨树的遭遇》。说一个老头冬天砍门前梨枝为薪，年复一年，果实渐稀，老头懊悔不已，但到下个冬天断薪时又依然故我。最后作者写道：也许有人会责怪梨树，你为什么冬天不结果呢？

这篇寓言很著名，写在上世纪50年代。《梨树的遭遇》后来还成为一本寓言集的书名，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译成多国文字。但是你绝然想不到，这竟然是先生初中时的作品。

从另一个角度，这不也反映了先生的某种想法？哪怕冬天，也要结出累累硕果。

对于学术界的种种，先生其实显得特别无所谓。他曾以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说自己是个迂阔中带疏狂的书生，有书可读，其他什么都不在乎。这当然是夫子自道。

先生曾与我说起这样一个故事：在他老家，有个人以捉鳖为生，且精于此道。但每天只捉一只，有人劝他：“你为什么不多捉几只？”

“干嘛？”

“多捉多赚钱啊！”

“赚钱干嘛？”

“赚钱还不是好事，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劝者显然生气了，“你看你，一个人，也没有老婆，没有孩子……”

“我这样的日子难道就不好吗？”

……

我和先生都是山里人。我们的家乡，地少，人多，且旱涝频仍，生计极为艰难。百姓因此现实趋利，讲求事功。但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并向水一样流到外面、接受先进文明洗礼的人们，却往往富有超越感。他们如山一样，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信念，自己的心灵家园。他们几乎都是很纯粹的读书人。苏步青是这样，夏鼐、夏承焘是这样，唐湜、林斤澜是这样……不只是林冠夫一个人，在他的前前后后，我可以列出一串很长的名字，这些文化精英在世俗生活中跃上了普通人不曾企及的境地，极目远眺，为人类的美好而凝眸。

冠夫先生常常说：“我是一个堂吉诃德。我真的有点像那个同风车作决斗的过时了的骑士。”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

前不久，他又回到家乡，一头的白发，语速缓慢，且酒量大不如前。是的，先生也已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了，而我，远看近视，近看老花，似乎有情的一切都将老去。但是，楠溪江的水仍在流淌，以不知疲倦的脚步，经瓯江流到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