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因《岳阳楼记》而驰名,《岳阳楼记》因范仲淹而不朽。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及其思想境界,正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值得后人敬仰。
《岳阳楼记》流传至今,成为代代相传的文学经典,并非偶然。一篇《岳阳楼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深刻的家国道义、人生情怀,所体现的社会担当意识,具有很强的镜鉴意义。每每读来,总是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切肤之感。
在中国古代,“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的读书人做了官,秉心为公,清正廉洁,以治国兴邦为己任,做出了利国利民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受到世代人民的崇敬;有的则以权谋私,对于国家命运、人民福祉,全然不放在心上,遭到人民的唾弃。范仲淹属于前者,他的人格与思想境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成为了历史的精神财富,如同一盏照亮人性的灯塔,千年不灭,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使后来者受益。
范仲淹在做官之前便立下了誓言:“大丈夫当以利泽民生为务。”这话始终贯穿于他一生的行动之中。范仲淹37岁任浙江兴化县令时,当地每年海水涨潮,泛滥成灾,沿海州县往往民房冲毁,人畜伤亡,土地盐碱荒芜,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奏请上级,修筑“捍海堰”。他不避艰险,亲自到海滩工地视察监工。为了民众百姓的利益,他顶着各种反对的声音与压力,终于修成了一道拦海堤坝工程,保护了四个州1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地百姓为范仲淹修祠纪念,将捍海堰称为“范公堤”。
范仲淹55岁那年, 皇帝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在天章阁接见,让他陈述对治理国家的意见。于是他上奏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10个方面的治国理念与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在这些建议中,他特别强调了考核官吏、严明奖惩的“治吏”原则,表达了“治国首先治吏”的理政思想。严禁以侥幸投机的手段谋取权利,精减不必要的官职,整顿吏治,重视教育,以德为先,杜绝官员贪贿腐败。他认为,只有官与民同心同德,才能政清人和,国泰民安。
范仲淹的政治理念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在庆历年间开展了一场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革新顺应历史潮流,得到了广大民众和开明官吏的拥护,但由于某些措施损害了封建官僚阶级的利益,朝廷中有人横加阻挠,甚至对范仲淹恶意中伤,诋毁新政。最后使得革新未能贯彻到底,范仲淹被迫以壮志难酬的郁郁心情离开了朝廷。
北宋时期,始终存在着“边患”的威胁,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有一年,西夏举兵入侵,当时陕西、宁夏一带的官员将领御敌不力,夏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边境告急,朝野震动。当此国难之际,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到险恶的西部边疆指挥督战。在受命出征之前,他做了周密的战略思考,已经年近六旬且体衰多病的他,带上儿子纯祐,一起出征。
人人都知道,战场乃生死危险之地。将帅出征,让家属孩子跟随,真是世间少有。当时范仲淹长子范纯祐只是19岁的青年,在残酷的战场,他让自己的儿子深入战阵,到前线修筑城堡,这无畏无私的精神鼓舞了士气。加之他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最后终于取得了捍卫疆域的胜利,逼迫西夏国王李元昊签订了和议。范仲淹的威名,从此在西夏官兵中广为流传,说他“胸中有十万甲兵”。
范仲淹做官,心里想的是国家与人民。他在为母守丧期间,仍然心怀国家事,“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向朝廷建言,写出万余言的《上执政书》,针对当时存在的弊政与守旧思潮,陈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思想,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治国理念,为通过变革使国家富强而呼吁。他直指一些地方官员是应付上级很费心,宴会吃喝很积极,心不在政务,事不问民情,甚至贪赃枉法,颠倒是非……这样的官员主政一方,怎能不腐败、不坏事呢?
范仲淹作为国家官吏,十分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做到了真正的廉洁奉公和与人为善。他既做过地方的基层官吏,也做过朝廷的参知政事,无论是言微权轻还是官高权重,他都是持身俭约,自甘清贫。他的亲人家属都过着清淡的布衣生活,他时常教育子女,要多读书,立大志,不要单纯追求物质享受,以古代颜回“身在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来教育孩子们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他从不收取他人馈赠,拒收一切礼财,包括给人撰写碑文的酬金。他把自己的钱大量用于恤孤济贫。办学校,买义田,创办公益事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晚年创办了“范氏义庄”。 “范氏义庄”是一个闪烁着先进社会思想之光的创举。这个“义庄”是基于消除贫困、追求生活平等的社会思想而建立的。他以平生俸禄积蓄购买土地,将耕种经营的收获,归为“义庄”公有,按需要平均供给人们作为生活消费,凡衣食婚丧所需,皆从设有管理机构的“义庄”按规定支取。“范氏义庄”延续时间达数百年之久,它“不仅开宋代赈济、福利制度的先河,也成为近代扶贫事业的滥觞”。范仲淹首创“义庄”,虽然范围局限于宗族之间,但其“化私为公”的意义却是巨大而深远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心奉献精神,在当今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范仲淹64岁那年,由青州调往颍州时,他扶病上路,途至徐州,因劳瘁病重而逝。临死前写就的《遗表》,内容全是对国家前途利害的建议,对自己家属私人之事一字未及。他生前为官,不营家产,不置豪宅,丧葬之时,竟然没有一件新的衣服穿在身上!办理丧葬的费用也是依靠朋友的集资帮助。“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哀哉!伟哉!如此官吏,如此人生,如此为公忘私,如此爱国亲民,怎能不令后人崇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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