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张戒
正平(今山西新绛)人。南宋绍兴年间官国子监丞、司农少卿等职。著有《岁寒堂诗话》。
宋人诗话,早期的多是记述遗闻轶事的, “以资闲谈”,或带考证性的寻章摘句的批评。 较早对苏、黄诗风的流弊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而且颇有思想体系的诗话就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张戒的美学思想以儒家的正统观点为准绳,继承了我国“诗言志”的传统诗论,认为情志是诗的根本,咏物则是余事,强调诗歌的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他说: “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他认为《三百篇》属于言志诗,曹植和陶渊明的某些咏物而有兴寄,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诗也属言志诗;谢康乐“池塘生春草”、谢玄晖“澄江静如练”之类的诗则属于咏物诗,并认为,“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矣。”这在反苏黄诗风上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够允当之处。
基于这一点,他充分肯定诗的“思无邪”即温柔敦厚的诗教,无情抨击所谓“邪思”并把六朝大多数诗人和江西诗派的作品视为“邪思”加以批评: “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 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这种观点虽然反映了他反形式主义的倾向,但对艺术性重视不够,所以未免过于偏激。
对以苏诗为代表的“以议论为诗”和黄庭坚“专以补缀奇字”的诗风,张戒也给予了批评。他说:“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 “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这一见解是颇有胆识的,其中不无道理。对黄庭坚标榜杜甫,以继承者自诩,苏轼专称道陶渊明,张戒也一针见血地给予了批评:“黄鲁直自言学杜子美,但得其格律耳。” “子瞻则又专称陶渊明,且曰:曹、刘、鲍、谢、李、杜诸子皆不及也。夫鲍、谢不及则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诗,亦何愧于陶渊明?”这一见解也颇为精辟。
在艺术风格上,他很强调司空图所说的“韵”、 “味”,即含蓄、蕴藉,词婉意微,反对肤浅直露。他认为: “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 岂复可观?”并称颂《国风》“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而贬元、白、张藉“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因此,他最为推崇杜甫, “子美之诗,……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杜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因为在他看来杜诗符合“微而婉,正而有礼”,“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张戒的诗论虽多有不妥之处,但在以儒家美学思想抨击江西诗派诗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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