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挚虞
字仲洽,京兆长安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记载:他曾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 《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后大半散失。清人严可均《全晋文》、张鹏一《关陇丛书》都有辑佚本。 据《晋书》所说, 《论》可能原附于《集》,后摘出别行,成为专集,它专门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之间的差异及其历史渊源;就现存的一些片断看,它论述到的文体就有颂、 赋、 七、箴、铭、诔、哀辞等类,估计《流别集》全书分类一定繁多。
《文章流别论》第一次较完整地考察了文学体裁的源流、特征。在此之前,关于文学体裁,曹丕只讲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桓范只论列序作、赞象、铭诔三种,陆机虽然已将文学分列十类,但只是对各类特点作了简要概括。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第一次作为专论对文学体裁作了详尽的区分,而且作了更细致的考察,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体特征认识的深入。挚虞以后,文学体裁的研究就更加细致,并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章流别论》考察颂诗的起源是“奏于宗庙,告于神明”的庙堂诗,是为统治者的“功成治定”歌功颂德;而到班固、扬雄,已非古代之颂。论及赋时,他把汉赋作了两种分类: “古诗之赋,以义正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用“古诗之赋”概括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而以“今之赋”为追求形式,不顾内容的作品,斥责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这些观点可明显看出扬雄的影响。论及诗时,他指出古代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 “然则雅音之韵,以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这种观点,从文学状况本身讲,还是客观的,但也反映了当时体例评价上的一种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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