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滋味说
南朝梁钟嵘提出来的美学主张。语出《诗品·序》:“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其时,五言诗正逐步兴起,在创作中取代四言诗, 占据主导地位。与四言相比,五言诗容量较大,更善于表现复杂的生活和情感。钟嵘这里虽是推崇五言,但也是提出了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写诗要“有滋味”。在他看来,有滋味“是诗之至也”,即诗歌的最高造诣和境界。 “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有滋味的诗耐人寻味,具有艺术感染力。
以味论诗,非钟嵘开其端,陆机《文赋》里就有“阙大羹之遗味,同朱絃之清汜”的比喻,把味比作诗的感染力量。与钟同时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说: “张衡《怨篇》,诗典可味”。在《情采》篇指摘“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但明确把“滋味”作为论诗标准的仍推钟嵘。
对永嘉时期盛行一时的玄言诗,钟嵘以“滋味”为标准,抨之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针对玄言诗重在阐发玄理,忽略诗的形象、意境,重推论而缺乏激情,没有艺术感染力,钟嵘提出了创造诗味的主张,他说: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风力与丹彩是创造诗味的基础。钟嵘不仅把滋味说当作论诗标准,又以它为基础, 以辨味入手,形成一种独特的评诗方法。如《诗品》评论曹丕的诗是“美赡可玩”,郭璞的诗“彪炳可玩”,谢赡的诗“殊得风流媚趣”。注意到了在鉴赏中体察玩味作品。但滋味说强调了诗歌言情而非言志的作用,不重兴寄,不大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
滋味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司空图以味评诗,强调“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南宋杨万里主张,论诗“以味不以形”。清代大力提倡神韵、兴象的王士祯也得益于钟嵘的滋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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