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袁宏道
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明代诗人,公安派主将。有《袁中郎集》。他在哲学上沿袭李贽的反传统、反礼教路线,强调人的独立意志。他的美学思想的基础是“变”的思想。时代永在变化,作为文学活动的根基的人事物态也相应处于变化之中,因而文学也是变化的,绝不会停留于同一水平上。 “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时代之“变”决定了“法” (艺术法则)与“趣” (艺术趣味)之“变”。古不可优,后不可劣,只要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便是佳品。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文学不可能停留于古代,它永远是现代(今)的文学,今人的文学,即与现代人生存方式一同生长之文学,唯有现代文学才是真正有意义之文学。这里透露出他的相对主义美学观,在当时打击七子复古主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由“变”的思想出发,他把“性灵”提到了艺术本体这一最高地位。认为创作须“任性而发”,“出自性灵者为真诗”,从作家本真之心流出方是佳作。 “性灵”相当于李贽“童心”概念,指作家原本的、本真的心灵、本性,带有强烈的个体体验意味,即“独抒”、“不拘格套”、 “从自己胸臆中流出”、 “性与境会”等。性灵是独特的、反规则的、纯真的个体体验。性灵的一种超常形态是“愤”;“愁极则吟”,愤懑生出好诗。诗人感到自身失落于虚无,心中情性郁结,勃然不平,放浪山水, “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夜哭,羁人之寒起”。这种对个性化的、粗犷的、反抗的诗风的推崇,自然是对儒家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保守诗风的大胆冲击。这种冲击也表现在他对民间诗风的倡导上。他认为民间诗“出于劳人思妇”,“故多真声”,“情真而语直”,因而远胜于学士大夫的无病呻吟之作。同时他反对单纯的“博学详说”,强调“会心”是创作的心理基础: “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机境偶触,文忽生焉”。他的性灵说继承和发展了李贽、汤显祖、徐渭、焦竑等的“童心”说、 “性灵”说,把自陆机“缘情”说以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情感论推向到空前高度,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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