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公安派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公安派

明后期万历(1573—1620)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以袁宏道及其兄宗道，弟中道，为首。因“三袁”均乃公安人(今属湖北公安)而得名。

明中后期，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尖锐冲突，也冲击威胁着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在理论思想界，出现了反叛传统，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新思潮，高标“性灵”、“童心”、“真情”与背弃压抑人情人性的“学问”之“理”相抗衡，令天下人耳目一新。感应着时代的心音，深受李贽“童心说”影响的公安派领袖，用历史发展观点看待文学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一系列文学理论主张，抨击前后七子摹拟因袭的复古文风，继唐宋派之后，彻底摧垮了绵延百年的拟古思潮。对明代文坛的统治。

公安派的理论主张散见于袁宗道《白苏斋类稿》，宏道《袁中朗文集》，中道《珂雪斋集》等文集之中。首先，他们以自然之“趣”、“韵”为审美理想与前后七子标榜的“学问”、“理”、“法”，针锋相对，认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韵者大解脱之场也，”充分肯定独立自然的人类天性，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与新的美学追求。

其次，在具有反叛意味的审美理想指导下，三袁以“势”为哲学依据，揭示出一系列文学内在规律，使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的评价、分析更为全面透辟。所谓“势”，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向，他们认为： “古之不能为今者也， 势也，”“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因此文学之法“因时而定”， “无定法可依”，关键在于知时， 知变， 知势。 “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不知有时，安知有文”。较之唐宋派对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的批判，三袁从根本上点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理论的荒谬。此外，从文学发展观出发，评价宋诗，既肯定其“物无所不收，法无所不有，情无所不畅，境无所不取”， “有若江河”的磅礴气派，与开创性意义，又指出其以文为诗， 流为理学歌诀、偈诵的流弊。评价客观而公允。

公安派的理论贡献，不仅体现在对前后七子的直接批判和文学现象的评价中，而且见之于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审美理想支配的具体文学主张的正面阐述上。公安派创作论的核心即“性灵说”。认为创作即“性灵”的表现，无所拘束的发抒。 “佳处自不必言，疵处亦多本色独造”，充分肯定了文学对自然人性的表现。由于个人“性灵”不同，且“情随境变”，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信口而出，信口而谈”， “不依傍半个古人”，“字逐情变”，方是真情，方为独创，方能创制“顶天立地”的感人之作。为了追求这自然“趣”、“韵”，公安派主张为文师法苏东坡，为诗师法白乐天，同时注重对民间非规范文化的吸收，在创作上，则以大量清新轻俊的作品，呼应其审美理论，体现其审美理想。 自是，诗文由向来之滞重，一变而为轻巧，脱落粉饰而见出本色，拟古派由此顿挫式微。

当然，由于时代局限，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没能给人的个性心灵丰富多彩的发展提供纷纭多变的现实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生活仍是单调的，心灵仍是狭窄的，精神也仍是不自由的，所以审美理论与审美理想的统一也只能停留在浅表的层次上。这体现为，在公安派“若哭若骂”但恐不达，一反温柔敦厚的清新轻俊之作之外，也不乏流于立意狭窄，往恣戏谑的空疏浅薄之文。但从总体上看，公安派不仅契合了明中后期思想解放的脉搏，沉重打击了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而且以其审美理想，审美理论的统一，影响着后世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