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中国文学批评史》

当代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史家罗根泽撰。全书分一、二、三册，上自周秦，下迄两宋，计六十万言，多撰写于抗日战争前后。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周秦汉魏南北朝部分，后经修改、续写、完稿至晚唐五代，1943年按周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和晚唐五代批评史、分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解放后，1957年合编成两册，题名《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重印，第一册书前有作者的《新版序》和《旧序》。 1961年又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新一版印行， 内容包括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元明清部分因著者不幸患病去世，未及撰写。1983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中华书局纸型版重印发行。是一部多卷本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

罗根泽早年擅长治诸子之学和古史考辨，并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作者以他过人的勤奋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广搜材料，悉心整理，力辟蹊径，使其著作独树一帜。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大特点是以资料详赡，排比有序见长。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说道：“雨亭(根泽字)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第三册《序》)罗根泽引顾炎武之言道： “著书譬犹铸币，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他提倡著述“蒐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褊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 (第一册《旧序》)他搜集的资料，不限于诗集文集，而是广涉经、史、子、总集、笔记和佛道之书，凡与文论有关的材料，都加以辑录整理。例如，第一册《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的第五章《音律说(下)》，第十一章《佛经翻译论》;第二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的第二、三、四章《诗格》和《诗句图》;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中第一章(九) 《智园的仁义五常古文说和善善恶恶古诗说》，第二章(四)《孙仅孙何等的推崇李杜》，第八章(八) 《楼钥的和平正直说》，等等，为各家批评史很少注意或陈述不多的问题，作者均作了辑录和抉择，其披沙拣金的创辟之举，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其次在方法上，罗根泽在《绪言》中提倡“明训”、 “析疑”、“辨似”的治学方法，同时又强调“兼揽众长”，即主张吸收我国史书编写中的依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三种方法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的方法， “分别就批评家、批评的对象，以及提出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方法、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汇集分析，写成篇章”。这样，全书六十万言，能统筹全局，做到点面结合，排比有序。不仅方法和体例上有所创新，且便于读者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中，了解理论批评的变化和批评的地位和价值。例如，第一册第二篇《两汉文学批评史》，著者以《诗的崇高与汩没》为第一章，一开头就让读者窥见汉代以经学和“礼俗政教”释诗，给诗歌特征带来的汩没和变化的轨迹;又如，第三册第三章，著者介绍欧阳修的复古革新意见时，在“道胜文至”与“事信言文”一节中指出： “欧阳修步趋韩愈的地方确是很多，但进于韩愈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事信言文’。他以‘事信’释‘道胜’，认为只是‘知古明道’ 还不够，必须 ‘履之以身， 施之于事，而又见之于文章’。文章的至不至及传不传，决定于事的信否大小与言的文或不文。言的文不文是韩愈所颇计较的，事的信否大小韩愈并未言及，这是欧阳修的新见解，这种新见解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极大。”著者从唐宋两大散文家的比较中去确定欧阳修文学见解的意义和价值，是富于创见的。

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不仅分析细致，善于把复杂的文学批评现象作综述和概括，而且注意吸收西方(如十九世纪英国文艺批评家德昆西De Quincey)和日本汉学家(如儿岛献吉郎)的文学观点，去解释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载道”与“缘情” (“尚用”与“尚文”)两派，尽管分析还不够完善，且有割裂之嫌，但著者借了“文学批评意念的光”，显示了对文学之言情和抒情特性的重视。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的第一章，罗根泽提出两汉是经术独尊的时代，所以载道尚用的色彩，特别浓厚，就是唯美的辞赋，也要给予“讽”、“谏”的功能;同时又从分析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认识到： “文学含义的净化，基于文学观念的转变。”古代文学概念的突变时期在魏晋。以前也不是没有文，但一则比较崇实尚质，二则偏于纪事载言。至建安，“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才造成文学的自觉时代。 “遗风余烈，事极江左”，才造成文学的灿烂时代。他认为， “道”是最严格的， “情”是最微温的， “理”与“意”则是由“道”至“情”的桥梁;两汉的载道文学观便借了这架桥梁，过渡到魏晋六朝的缘情文学观。著者从分析萧统《文选序》中认识到， “所谓文学，不包括子、史”，而“美的文章，必生于真的情志”的原理，从联系发展中寻求演变规律，同样颇见新意。 该书由于注重材料的辑录， 也还存在烦琐和抉择不精的缺点，对有些批评家文学观点的归类和所下的结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