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白居易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白居易

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先为太原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唐代著名诗人，著有《白氏长庆集》。白居易的诗歌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在总体上也是与此完全一致的。

他看到文艺不是由人自生的，而是来自天地间所钟聚的“粹灵之气”;这种气虽然是“万类皆得之”，但人所得最多，而“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这里强调了外在的物的条件与主体的性意情志的统一，把此前的感物言志论提高到了艺术哲学的地步。白居易特别重视外物由人神会散发的构思表现环节。他以绘画过程中得自然之和，然后在主体“运思”中求其真，达到“驱和役灵”的审美自由程度，来具体论证这种艺术创造的特点。在《记画》中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 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 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者。”这里的“天”与“真”都是道家美学的概念，而“行”与“艺”都是儒家美学的概念，而“神会”则是综合了道与禅的空灵美学的概念，这些都在白居易的文艺美学论中得到了实践性的统一。

白居易是文艺的真与用的功利主义美学的积极主张者，而态度之明确、论述之详尽，为古来少有。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循着儒家诗教的传统，讲着文艺的社会功用，但他的重点倾向并不是强调上以化下，而是标榜以下讽上，具有突出的人民性。他在《新乐府序》中说，他的诗所以系意显志，为的是效法《诗经》之义，“其辞质而经，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此，他对于那些于时于世、于事于民没有关系的诗文，看得毫无价值。不仅是那些“嘲风雪、弄花草”的梁陈丽体，就连“多溺于山水”、 “偏放于田园”的晋宋诗风，他也多有微辞，不以为然，因为这与“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标准，相去甚远，无足轻重。他甚至认为对于那些“淫辞丽藻”应取坚决排斥的态度。因为“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耕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对于“尚质抑淫，著诚去伪”，讲出这样充分道理者，在白居易以前少有其人。

由于白居易的尚质尚用理论讲得非常充分，一般都以为他的美学理论有忽于艺术的独特表现规律，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他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十分重视情感的审美价值。他说：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是诗之“根”，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居审美表现之首。他历数国风骚辞、五言古诗，认为它们所以能特别感动人，主要就是因为其中多有感怀不遇、伤怨别离、徬徨抑郁之情。他把情与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并认为这才是真情所由出之处。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把发生于时世之中、涉及到生民之病的社会情感，看得极为重要，而个人之哀乐则须与此相契合，这是“类举情见”，使情得以“孕大含深，贯微洞密”的关键所在。白居易对于时世之事、类举之情，不是不要求给以恰当表现，而是要求一切艺术表现都应以事与情为前提; “��缕格律，尽工尽善”，章句之求，从属于义。如果为诗文者，使粹灵之气，化为情志，发而为文， “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则，检不扼，达不放，古谈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像这样的文质统一，丽而有则的作品，丽是不可缺少的。他的《琵琶行》与《长恨歌》就是他这种美学思想的实践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