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唐宋）
总论
凡事盛极必衰，矫枉者必过正，此必然之势也。文至六朝而骈俪极盛矣。诚如沈休文《谢灵运传论》所谓“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者。由齐梁以至于初唐，益骈俪日甚矣。故北周有苏绰之复古，北齐有颜之推之折衷，隋文帝时有李谔上书云：“臣闻古贤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义，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诗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而王通之《文中子·事君篇》，亦云：“子谓荀悦，史乎史乎！谓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浅人也，其文捷。江揔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龄问史。子曰：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问文。子曰：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此皆六朝时代为文学者反今复古之言论，而为唐代古文派之先驱者也。迄至有唐，陈子昂、萧颍士、李华、元结辈出，益渐为复古之说；而元结尤毅然独立。韩柳以前工为古文者，元结其最者已。
虽然所谓古文者，非真复古，摹拟古人之谓也。去六朝之排偶声律及其秾丽，而一复两汉之淳朴与其奇偶并用之自由而已。若句摹篇拟，陈陈相因，正古文家之大戒也。韩退之云：惟陈言之务去。又云：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皆是也。皆贵创作戒摹仿之言。
自韩、柳诸古文家未兴之前，无所谓古文也。为文者皆随时尚而已。自韩、柳盛倡古文，李翱、孙樵之徒继之，至宋而欧阳、王、曾、三苏六家出，而古文之道益尊。自是以后，骈文古文遂判为二涂。其尊古文之甚者，且卑视骈文以为不得与于文之例矣。故此时代，可谓之古文极盛之时代。
第二章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第一节 古文家先锋元结之散文
唐人倡为古文，早于韩柳，而成就甚伟者，莫如元结。结字次山，河南人。《新唐书》云：“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本《元次山集》十卷，附《拾遗》。湛若水序其集云：“夫太上有质而无文，其次有质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质。文浮其质，道之敝也。故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质而后文。故质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质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后天而述者也。故人之于斯文也，不难于文而难于质，不难于华而难于朴；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余自北游观艺于燕冀之都，得元子而异焉，欲质不欲野，欲朴不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四库全书总目》，亦谓“结颇近于古之狂。然制行高洁，而深抱闵时忧国之心。文章戛戛自异，变排偶绮靡之习。杜甫尝和其《舂陵行》，称其可为天地万物吐气，晁公武谓其文如古钟磬，不谐俗耳，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不蹈袭，盖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自结始，亦可谓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尝题其《浯溪中兴颂》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结有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其品题亦颇近实也。”柱尝以谓韩柳散文，纯为文集习气；次山之作，则尚有子书之遗。近人章炳麟之文颇出于此。次山言论文，多嫉时怼俗，今录其《时化》一首如下：
时化
元子闻浪翁说化化无穷极，因论谕曰：翁亦未知时之化也多于此乎？曰：时焉何化，我未之记。元子曰：于戏！时之化也，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翁能记于此乎？时之化也。夫妇为溺惑所化，化为犬豕；父子为惛欲所化，化为禽兽；兄弟为猜忌所化，化为仇敌；宗戚为财利所化，化为行路；朋友为世利所化，化为市儿，翁能记于此乎？时之化也，大臣为威权所恣，忠信化为奸谋；庶官为禁忌所拘，公正化为邪佞；公族为猜忌所限，贤哲化为庸愚；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奸凶为恩幸所迫，厮皂化为将相，翁能记于此乎？时之化也，山泽化为井陌，或曰尽于草木；原野化为狴犴，或曰殚于鸟兽；江湖化为鼎镬，或曰暴于鱼鳖；祠庙化为官寝，或曰数于祠祷。翁能记于此乎？时之化也，情性为风俗所化，无不作狙狡诈诳之心；声呼为风俗所化，无不作谄媚僻淫之乱；颜容为风俗所化，无不作奸邪蹙促之色。翁能记于此乎？
次山记事文尤简古有法，兹录其《大唐中兴颂序》如下：
中唐中兴颂序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于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石遗室论文》云：“唐承六朝之后，文皆骈俪。至韩柳诸家出，始相率为散体文。号称起衰复古。然元次山结杜子美甫已尝为之。次山《大唐中兴颂序》最工，盖学《左氏传》而神似者。《左传》中最有法度而无一长语者莫如开卷先经起例五十余言，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首言元妃孟子，元妃正夫人，孟子子姓。宋国长女。古者诸侯嫁女于他国，以侄娣从，以备妾媵，故有孟子遂有声子。孟子卒，故以声子为继室。古者继室非正夫人，《左传》齐少姜为晋侯继室，其证也。隐公继室子，本非太子；无太子则立之，有太子则不得立；适宋武公又生仲子，而有为鲁夫人之手文，此特别异兆，宋、鲁两国君皆信之，故归惠公而为正夫人。（诸侯不再娶此变礼也）其子桓公，虽少当立，故复由仲之生叙起。妇人为嫁曰归，言其归于我，明其为嫁而非媵也。桓公既生，惠公遂薨，桓公幼，隐公于是乎摄位，一如周公摄成王故事。周公居摄，郑氏说以为摄位，非仅摄政也。此传五十余字中，所叙之人凡七：曰惠公，曰孟子、曰声子、曰隐公、曰宋武公，曰仲子，曰桓公；其名号凡三，曰元妃，曰继室，曰鲁夫人。子以母贵。母之名正，其子之贵贱自明。其生卒凡五，曰孟子卒，曰生隐公，曰生仲子，曰桓公生，曰惠公薨，举鲁宋两国数十年之夫妇、妻妾、父子、兄弟、父女、姊妹谱系，朗若列眉，可谓简而有法矣。元次山序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京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仅四十余字，凡言年者四，曰十四年，曰明年者二；曰其年者一；言地者七，曰洛阳，曰长安，曰蜀，曰灵武，曰凤翔，曰两京，曰京师；其人二而名号四，曰天子，曰太子，太子即位而称皇帝矣，既有皇帝而向之天子，称上皇矣。其名称之郑重分明，非《左传》称元妃继室鲁夫人之义法乎。善学者之异曲同工如此。又案《左传》与次山此序，即孔子正名之义，否则名不正而言不顺也。尚有前于《左传》者，《仪礼》周公所作，观于士昏礼，婿在家，初称主人（注主人，婿也，婿为妇主）；至女氏亲迎则称宾；至御妇车则称婿；乘其车先亦称婿；妇至揖妇以人，则又称主人；人于室乃称夫；以后乃皆称主人。女在女氏（立于房中南面时）称女；至奠雁时则称妇：（由婿称之也）以后婿御妇，车妇乘以几，妇至，揖妇以入，妇尊西南面等，到底称妇矣（昏礼以婿家为主也）。《公羊传》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即此义。作文所以贵通经也。”
第二节 古文大家韩柳之散文
唐之古文，至韩柳而大盛。论唐之古文，不能不数韩柳；犹论汉之史家，不能不数马班；论战代之辞赋，不能不数屈宋也。
《新唐书》云：“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百千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进士后，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人造端置辞，要为不蹈袭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柱尝谓韩退之之文，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文从字顺各识职，此如“五原”及《答李翊书》，《与孟尚书书》之类，皆理足辞充，沛然莫御，故语不必求奇，字不必求险，而文义深粹，自为杰作，所谓诚于中形于外者也；此从孟子得来，韩文此类于文为最高。其二则怪怪奇奇佶屈聱牙，此如碑铭诸作，凡誉墓之文多属之。言之既多无物，故不能不雕辞琢句以险怪为工；此从汉碑得来，世人称韩文者多以此类，而亦多昧其本原。其三为实用类，此如《黄家贼事宜状》，《论淮西事宜状》之类，期在时人通晓，不欲以文传世，而文亦甚工；此从魏晋得来，魏晋言事奏疏，亦多绝去华辞也。后世实用之文最宜法此。文各有体，浅深各异，不可一律，观昌黎之文，各殊其体，岂非深知文之体用者乎？吾尝见今人有上书当道，而效法汉人所为封禅典引之文句，自以为足以颉颃昌黎者，岂非不知文体之尤者乎？
答李翊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下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泪泪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手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石遗室论文》云：“《答李翊书》，乃自道其文字得力所在，用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须合《进学解》参观之，乃得韩文真相。而皇甫湜所撰《韩文公墓志铭》，不免推崇太过；李翱所撰《行状》，于文章第浑括数语，未详其工力所自也。昌黎天资近钝，而毕生致功至深，其云‘无望其速成’至‘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有年’，皆困勉实在情形，并非故作谦言。其言‘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即《进学解》之‘贪多务得，细大不涓，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皇甫湜所谓‘及其酣放，豪曲快字，陵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李翱所谓‘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者也。盖昌黎虽倡言复古，起八代骈俪之衰；然实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艰深，注意于相如子云，是其本旨。其云‘识古书之正伪’至‘其皆醇也，然后肆焉’，又云：气水也，言‘浮物也’至‘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即《进学解》所谓‘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皇甫湜所谓‘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李翱《祭韩侍郎文》所谓‘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骇，躯涛拥云’者也。其‘气水也，言浮物也’数语，譬喻曲肖、作散文者断莫能外。盖多读书，多见事，理足而识见有主，然后下笔吐辞之际，浅深反正，四通八达，百折不离其宗，如山之有脉，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则峰峦之高下，港汊之短长，枝叶之疏密，无不有自然之体势。苏诗所谓一一皆可寻其源者也。昌黎专喻以水，则求其造语之妙，言气而未言理耳。言气而理亦在其中，此即韩文之短长高下皆宜处。必兼言理则质实而乏语妙矣。”
韩退之之文，多原本经子史。柱作《札韩》、《证韩》诸篇，于韩文之本原疏证甚详，文繁今不录。今人李澍读吾书而来书商论云：“昔人尝谓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论韩文之来历，昌黎于《进学解》已一一自述之矣。然其奥词强句，取材于诸子百家而出于自述之外者，亦复不少。惟力争上流，取其材而不循其辙，故不见有诸子之驳杂，第见其正大光明，有泰山岩岩之气象耳。今得执事《证韩》篇悉心披露，真乃金针度人。然弟亦有一说焉。韩文《黄陵庙碑》，用训诂体，似注疏：《河南府同官记》造吉祥语，如《易林》；《送李愿归盘谷序》，如包公理《乐志论》；《送廖道士序》，含伯益《山海经》；《燕喜亭记》，似践阼之十七铭；《科斗书》记，括《说文》之九千字；《偃王碑》之写恢奇，引《穆天子传》；贺表等之述功德，效《峄山碑文》；《送穷文》，同扬子之《逐贫》；《讼风伯》，仿子建之《诘咎》；《祭柳子厚文》，则运用庄列；《送孟东野序》，则发源《梓人》；《送幽州李端公序》，则摹拟《曲台记》；到《潮州任上谢表》则点窜《封禅书》；《与李翊书》，执事以为本于庄子，诚是矣，然其大旨实从《孟子》知言养气二节生出；《原道》古之时一段，执事谓本于《墨子》，亦是矣，然其主意即从孟子辟许行并耕答公都子问好辨二章脱化。盖其读三代两汉之书，含英咀华，倾芳沥液，发而为文，故一篇之内，层见叠出，有数处相似；一段之中，参伍错综，有数语相似；既不可捉摸，亦难以枚举。至于老泉之《张方平画像记》似韩文之《郓州溪堂诗序》，永叔之与《张秀才第二书》，似韩文之《原道》；子固《颜鲁公祠堂记》，如《伯夷颂》之峭折；李翱《复性书》，同《五原篇》之深远；则又薪尽火传，启发后人不少矣。可见前贤为文，未尝不互相规仿，正不独子厚《韦使君新堂记》之取语取法于《庄子·箧篇》；庐陵《醉翁亭记》之落句取法于《易经·杂卦篇》也。窃谓人之不能为文，多苦于记性之不强，苟能将古人数百卷之书，博观而慎取，融会而贯通。上者师其意，下者师其词，未有不能为文者。若其高下浅深之故，亦仍视其胸中所得为如何耳。”李君之说，而可谓深知原委者。
昌黎记事文之最工者为《画记》，兹录之如下，以见其体。
画记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执羁立者二人；骑而下骑马臂隼而立者一人；骑而驱涉者二人；徒而驱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植者七人；甲胄执帜植者十人；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杂执器物役者八人；奉壶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牵者二人；驴驱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马大有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其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车三两，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属，瓶盂、簦笠、筐莒、锜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丛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之，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
吴曾祺云：“古之善状物者，首推《周官·考工记》一篇，每举一物而人之未及见者不啻口视手摹而心知其意；而用字之古雅，可为后来词学家之祖。此书虽不出周公之手，然必汉世之通人，决无疑议。他如《内则》之善言食品，《投壶》之详载艺事，亦庶几焉。后之能仿而为者不可多见，惟韩文公《画记》一篇，学者推之，以为从《考工记》脱出。以余所览，今人文集绝少此种题目，岂匿其短而不之作耶？若明人归有光之《石记》，其末段作形况之词，盖自知力所不及，而欲以偏师取胜。惟魏学之《核舟记》最为工绝；次则国朝（指清朝）人薛福成之《观巴黎油画记》，亦略得其大意。”
《石遗室论文》云：“韩退之《画记》，方望溪以为周人以后无此种格力。然望溪亦未言与周文何者相似也。案退之此记，直叙许多人物，从《尚书·顾命》脱化出来。《顾命》云：‘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立于西堂，一人冕执，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中间一段又从《考工记·梓人职》脱化出来。《梓人职》云：‘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裸者羽者鳞者，又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又其于数累累数有言，如记账簿，不畏人议其冗长者，又从《史记·曹世家》专叙攻城下邑之功，如记账簿，千余言，皆平铺直叙，惟用两三处小结束。如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定齐凡得七十余县，末云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退之学而变化之，何尝必周以前哉？”
与韩退之同时而文名差相埒者有柳宗元。宗元字子厚，韩昌黎《柳子厚墓志铭》云：“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友，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又云：“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昌黎之称子厚，可谓至矣。子厚亦足以当之无愧。《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增广释音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
子厚之文，论辨体多从韩非得来；山水记多从《水经注》得来；其《封建论》足以与韩之《原道》相抗；其《辨列子》、《论语辨》等足与韩之《读仪礼》、《读荀子》相抗；其山水记则远胜于韩，而碑文则不及韩，然所为诸传则又非韩所能及矣。若与人书札，则两家俱有得于司马子长，而韩则阳而动，柳则阴而静，斯所以异耳。寓言文亦足与韩相敌，而意或刻于韩。要之此二家实未易妄分高下，柳文以游记及寓言为最工。兹各录一篇如下：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
积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
三年，麋出门外，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此外有《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均同一类，在韩集中为杂说之《马》及《获麟解》等。而柳文写意深刻，笔墨削峭，近人陈三立实近之。
游黄溪记
北之晋，西适也；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
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两山墙立，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测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龂腭，其下大石离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响立。
自是有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
传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号黄氏，逃来，择其深峭者潜焉。始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黄与王声相迩，而又有本，其所以传言者益验。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为立祠，后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溪水上。
元和八年五月十八日，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
《石遗室论文》云：“文有显然摹拟，颇见其用之恰当者，《史记·西南夷列传》首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印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揲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吾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着，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地也。’传末复总结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柳子厚《游黄溪记》首段直摹拟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此虽摹拟虽然，然小变化之，各见其布置之法也。”
又云：“柳子厚《游黄溪记》有云：‘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领腭，其下大石离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响立。’姚鼐氏云：‘朱子谓《山海经》所纪异物有云东西响者，盖以有图画在前故也。此言最当。子厚不悟，作山水记效之，盖无谓也。后人又以此等为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噫！此正姚氏之不悟也。姚氏据朱子说而未细心读此记上下文，致不知子厚之故作狡狯愚弄后人也。案《山海经》言某响立者亦只一处，《海内西经》云：‘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乡立昆仑，开明西有凤凰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此自指图象言，朱子之言不误也。子厚所记‘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响立’，固特仿《山海经》。然《山海经》系载此处行产之物，柳文乃记此时此处所见之物。故于东响立上，加一方字，移步换形矣。且上文有例在也，上文言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亦加一方字，可见皆就当日所目击者记之，非呆仿《山海经》致成笑柄也。试问古乐府之《孔雀东南飞》，亦必指图象乎？姚氏粗心将两方字忽略读过。致有此失言。姚氏讥子厚无谓，子厚有知，能不齿冷。桐城自望溪方氏好驳柳文，姚氏亦吹毛求疵矣。”
又云：“桐城人号称能文者，皆扬韩抑柳，望溪訾之最甚，惜抱则微词，不知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词，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犹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如《封建论》之类，甚至如《河间妇人传》，则大过矣）；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昌黎长处在聚精会神，用功数十年，所读古书，在在撷其菁华，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然天资不高，俗见颇重，自负见道，而于尧舜孔孟之道，实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见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其文之工者第一传状碑志，第二赠序，第三杂记，第四序跋，第五乃书说论辨。柳文人皆以杂记为第一，虽方姚不能訾议，盖于古书类能采取其精炼处也。《游黄溪记》中云：‘由东屯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两山墙立，如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停，来若白虹，沈沈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领龂腭。其下大石离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响立。自是又南行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案两山墙立以下，略状得出。黛蓄十二字，出以研炼，为词赋语，皆山木并写。至后树益壮数句，乃由远写至近，此章法也。凡奇丽山水至将尽处，多筋脉舒缓，蓄黛四字，从金膏水碧来。《永州万石亭记》略云：‘御史中丞崔公来莅永州，间日登城北墉，临于荒野翳之隙，见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胜。步自西门，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绵谷跨溪，皆大石旁立，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抟噬。于是刳辟朽壤，翦焚榛秽，决浍沟，导伏流，散为疏林，洄为清池，寥廓泓，若造物者始判清浊，效奇于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绝，沈于渊源，莫究其极。自下而望，则合乎攒峦，与山无穷。’案始言万石来路，企者鸟厉等，效斯干诗；石若掖分以下，分左右上下言之，以亭为主也。”
柱按柳州文为桐城派所抑久矣。得石遗先生为之平反，可谓语语切当，柳州有知，当许为知己也。
第三节 韩门难易两派之散文（附孙樵）
前节述韩文谓有二派，其一为文从字顺者，其一为尚怪奇者。前者辞近平易，后者则辞尚艰险也。韩门李翱实宗前派，皇甫湜可谓属后一派。《新唐书·李翱传》云：“李翱字习之，始从昌黎韩愈学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李文公集》十八卷。《皇甫持正传》云：“皇甫湜字持正，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光寺，将立碑文，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绘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常许人，今碑文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皇甫持正文集》六卷。习之论文，以谓“义深则意远，意远则辞辩，辞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又谓“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答朱载言书》）持正于文，则谓“意新则异于常矣。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光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挠云霓。骊龙之珠必固深泉。”（《答李生第一书》）于此可以见二氏之主张矣。
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桂国赐
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
李翱
公讳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岁父没，养于兄会舍。及长读书，能记他生之所习。年二十五，上进士第。汴州乱，诏以旧相东都留守董晋为平章事、宣武军节度使，以平汴州；晋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观察推官。晋卒，公从晋丧以出。四日而汴州乱，凡从事之居者皆杀死。
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奏为节度推官，得试太常寺协律郎，选授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宁府法曹军。入为权知国子博士，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权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为分司都官员外郎。改河南县令，日以职分辨于留守及尹，故军士莫敢犯禁。入为职方员外郎。华州刺史奏华阴县令柳涧有罪，遂将贬之。公上疏请发御史，辨曲直，方可处以罪，则下不受屈。既柳涧有犯，公由是复为国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幼郎中，修撰知故。数月，以考功知制诰。
上将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诸军以视兵，及还奏兵可用，贼势可以灭，颇与宰相意忤。既数月，盗杀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伤，马逸以免，遂为宰相，以主东兵。自安禄山起范阳，陷两京，河南北七镇节度使，身死则立其子，作军士表以请，朝廷因而与之。及贞元季年，虽顺地节将死，多即军中取行军副使将校以授之节，习以成故矣。朝廷之贤，恬于所安，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丞相异。惟公以为盗杀宰相而遂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赐绯鱼袋，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贼未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于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垒，提其卒牵夜入蔡州，果得元济。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辨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为丞相书，明祸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丞相归京师，公迁刑部侍郎。
岁余，佛骨自凤翔至，传京师诸寺，时百姓有烧指与顶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时，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岁，有过之者。自佛法入中国，帝王事之寿不能长，梁武帝事之最谨，而国大乱。请烧弃佛骨。”疏入，贬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为人隶者，公皆计佣以偿其直而出归之。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宫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奏儒生为学官，曰使会讲，生徒多奔走听闻，皆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改兵部侍郎。镇州乱，杀其帅田宏正，征之不可，遂以王廷凑为节度使，诏公往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奏曰：“韩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诏令至境观视，无必于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遂疾驱入，廷凑严兵拔刃弦弓矢以送。及馆，甲士罗于庭，公与廷凑、监军使三人就位。既坐，廷凑言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所为，本非廷凑心。”公大声曰：“天子以为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之以节，实不知公共健儿语未得乃大错。”甲士前奋言曰：“先太史为国打朱滔，滔遂败走，血衣皆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公告曰：“儿郎等且勿语，听愈言。愈将为儿郎已不记先太史之功与忠矣。若犹记得，乃大好。且为逆与顺利害，不能远引古事，但以天宝来祸福，为儿郎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复有若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皆曰：“无。”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为节度使，后至中书令，父子皆授旌节，子与孙虽在幼童者亦为好官，穷富极贵，宠荣耀天下。刘悟、李佑皆居大镇，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节，此皆三军耳所闻也。”众乃曰：“田宏正刻此军，故军不安。”公曰：“然。汝三军亦害田令公身，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乃曰：“侍郎语是。侍郎语是。”廷凑恐众心动，遽麾众散出。因泣谓公曰：“侍郎来，欲令廷凑何所为？”公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以弃之耳。而尚书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则无事矣。”因与之宴而归，而牛元翼果出。及还。于上前尽奏与廷凑及三军语。上大悦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赠太师。呼太史者燕赵人语也。
转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锁听出入。或问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听其出入则势轻。”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就御史台谒，后不得引为例。六军将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故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李绅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归其囚。是时绅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台与府不协为请，出绅为江西观察使，以公为兵部侍郎。绅既复留，公入谢。上曰：“卿与李绅争何事？”公因自辨，数日复为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得病，满百日假。既罢，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
公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与人交，始终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无主者十人。幼养于嫂郑氏，及嫂殁，为之期服以报之。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请告以罢。每与交友言既终以处妻子之语。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获终于下，幸不至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享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谨具任官事迹如前，请牒考功下太常定谥，并牒史馆。谨状。
其叙说王廷凑一段，盖几于语体文矣。皇甫持正则一反之。缪荃孙云：“湜韩门弟子，句奇语重，不离师法，而雕琢艰深，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较之同时文人，固已起出流辈。”
韩文公墓志铭
皇甫湜
长庆四年八月，昌黎韩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书谕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嘱。”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绪之录，继计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阳，乃哭而叙铭其墓。其详将揭之于神道碑云：
先生讳愈，字退之。后魏安桓王茂六代孙。祖朝散大夫桂州长史讳睿素，父秘书郎赠尚书左仆射讳仲卿。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及冠恣为书以传圣人之道，人始未信。既发不掩，声震业光。众方惊爆而萃排之，乘危将颠，不懈益张，卒大信于天下。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跛邪抵异。以抉孔氏，存皇之极。知兴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酬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已来，一人而已矣。
始先生以进士三十有一仕，历官。其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常惋佛老氏法，溃圣人之堤，乃唱而筑之。及为刑部侍郎，遂章言宪宗迎佛骨非是任为身耻，震怒天颜，先生处之安然，就贬八千里海上。呜呼，古所谓“非苟知之，允蹈之”者邪！吴元济反，吏兵久屯无功，国涸将疑，众惧。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宰相军出潼关，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师乘遂和，卒擒元济。王廷凑反，围牛元翼于深，救兵十万，望不敢前。诏择庭臣往谕，众栗缩，先生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韩愈可惜。”穆宗悔，驰诏无径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至贼营，麾其众，责之，贼惶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孙辰告籴于齐以为急病，校其难易，孰为宜褒。呜呼，先生真古所谓大臣者耶！还拜京兆尹，禁军帖。旱籴，悻臣之铓。再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
先生与人洞朗轩辟，不施戟级。族姻友旧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后衣食嫁娶丧葬。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志归。呜呼，可为乐易君子，钜人者矣！夫人高平君范阳卢氏。孤前进士昶。婿左拾遗李汉、集贤校理樊宗懿。次女许嫁陈氏。三女未笄。铭曰：
维天有道，在我先生。万颈胥延，生庙以行。令望绝邪，痌此四方。惟圣有文，乖微岁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义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书，经纪大环。唫不时施，昌极后昆。噫噫永归，奈知之悲。
《石遗室论文》云：“李文纯正不矜奇，而读之时时令人动色，自不平衍。皇甫文造语简炼，时复钩章棘句，句法常用倒装，而此碑志尚无钩格磔处。李于廷凑一节，叙之最详，最着力，昌黎一生可传事无过于此，《谏佛骨表》犹其次也。而《唐书·昌黎传》，即用李文，而昌黎千古矣。即论其为文章一段，看似淡淡，实未尝不着力，言简括而意郑重也。不知当时何以碑志两文均以属皇甫？殆昌黎平日本善相如子云，以皇甫之钩章棘句为能似之，故均使皇甫执笔欤？皇甫于墓志着力论昌黎文章，其云：‘抉经之心，执圣之权，浑浑灏灏，不可窥校，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皆未免太过，昌黎当不起。其余叙谕廷凑处皆言抗声数责，贼众惧伏，似非实情。果尔，昌黎将不得免为颜真卿孔巢父之续，故《唐书》不取也。”
高澍然云：“昌黎之文广博易良，余于《韩文》故言之详矣。而习之先生其广博稍逊，其易良则似有进焉。盖昌黎取源孟子，而汇其全，故广博与易良并；先生取源《论语》，而得其一至，故广博虽不如，而易良亦非韩所有也。譬诸天地之气，其穆然太虚，冲和昭融者，《论语》之易良也；其湛然不滓，高朗夷旷者，《孟子》之易良也。二者微有区别焉。学之者宁无差等乎哉？故余于昌黎犹为公好，于先生若为私嗜。然每展卷如尝异味，必求属餍，又恐其难再得，不肯遽尽，留以待再享，其爱惜之至如此。诚不自知其然也。”
高氏之言是也。柱尝论之，韩氏之议论文出乎《孟子》，而习之之议论文则本乎《论语》；出乎《孟子》故浩气流转而气势雄奇，本乎《论语》则韵味雅淡而气象雍容，韩文之好，人易知，犹鲁公之书人易识也；李文之佳，人难知，犹二王之字人难识也。若皇甫持正则学韩之奇而未至焉者，不足与论乎此矣。
介乎难易之间为孙樵，樵字可之。《四部丛刊》影印问青堂刊本《孙樵集》十卷。自序谓家本关东，代袭簪缨，藏书五千卷，常自探讨，幼而工文，得之真诀。又尝自谓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与友论文书》）其为文亦主奇，与皇甫持正同，故云：“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前辈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蚀诗》，杨司成《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讵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以极西郭耶？”（《与王霖秀才书》）然其文终比持正为较平易。樵之文以《梓潼移江记》、《兴元路新记》为最奇。然《石遗室论文》云：“二记虽间有诘诎处、然视樊宗师则平易甚。视皇甫持正亦差易也。大略可之之文，若赋铭碑对各体，多用僻字；余作记事论事者，往往似杜牧之；尚有数篇传作可观者。”王应麟曰：“东坡谓学韩退之不至为皇甫湜，学湜不至为孙樵。”朱新仲曰：“樵乃过湜，如《书何易于》、《褒城驿壁》、《田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等，皆谨严得史法，有裨治道。”柱以朱说为然矣。
梓潼移江记
涪缭于，迫城如蟠；淫潦涨秋，狂澜陆高。突堤啮涯，包城荡垆；岁杀州民，以为官忧。荥阳公始至，则思所以洗民患。颇闻前观察使欲凿江东壖地别为新江，使东北注，流五里复汇而东，即堤墟，旧江使水道与城相远，以薄江怒，遂命吏发卒三千，迹其前谋。役兴三月，功不可就。有谒于荥阳公曰：公开新江，将抉民忧。然江势不可决，讹言不可绝，公将何以终之？荥阳公曰：吾欲厚其逍以劝其卒可乎？对曰：饥卒赖厚直，民惜其田以得，不可。荥阳公曰：吾欲戮其将以动其卒可乎？对曰：代之将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荥阳公曰：奈何？对曰：夫民可与乐终，难与图始。固自役兴已来，彼其民曰：夏王鞭促万灵，以导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迹耶？非徒无功，抑有后灾。群疑牵绵，民心荡摇。前时观察使欲凿新江，中辍议而罢，岂病此耶？公即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决也。荥阳公诺。明日，荥阳公视政加猛，决狱加断。又明日，杖杀左右有所贰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开新江非我家事，将脱民于鱼祸耳。民敢横议者死。民以荥阳公尝为京兆，既惮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群舌如斩。未几而新江告成。荥阳公欢出临视，班赏罢卒。已而叹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决耶？经江长步一千五百，阔十分其长之二，深七分其阔之一，盘堤既隆，旧江遂墟，凡得田五百亩。其年七月，水果大至，虽逾防稽陆，不能病民。其绩宜何如哉！荥阳公既以上闻，有司劾其不先白，诏夺俸钱一月之半。樵尝为褒城驿记，恨所在长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及睹荥阳公以开新江受谴，岂立事者亦未易耶？是岁开成五年也。
第四节 矫枉派之散文
凡辞赋骈文家之散文，有不能脱其本家之习气者，如司马相如、扬雄之所为是也。凡散文家之辞赋，亦有不能脱其本家之习气者，如董仲舒、司马迁之《士不遇赋》是也。盖所学染既深，各有本色，势不易变也。然亦有矫枉过正，与本色绝异者，如汉之班固，辞赋家也，其文则骈文之祖也，其书《秦始皇本纪》后云：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攻驱除，距之称始皇。始皇既殁，胡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恍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矣。纪季以，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宋范晔骈文大家也，其《后汉书·自序》云：
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愤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来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着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
其文之质木无文，古峭佶诎如此，与其所作辞赋骈文，岂非如出两人之手乎？在唐之文家，亦有类此者，如杜甫、李商隐是也。今各录一首如下：
秋述
杜甫
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皆襄阳庞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杨子云草元寂寞，多为后辈所亵，近似之矣。呜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虽朱门之涂泥，士子不见其泥，矧抱疾穷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独踽踽然来，汗漫其仆夫。夫又不假盖，不见我病色。适与我神会，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处顺故也。子挺生者也，无矜色，无邪气，必见用则风后力牧是已。文章则子游、子夏是已，无邪气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于道者，时或赋诗如曹刘，谈话及卫霍，岂少年壮志，未息俊迈之机乎？子魏子今年以进士调选，名隶东天官，告余将行。既缝裳，既聚粮，东人怵惕，笔札无敌。谦谦君子，若不得已，知禄仕此始，吾党恶乎无述而止。
刘叉
李商隐
右一人字，不知其所从来。在魏与焦濛闾冰田滂，善任气，重义，大躯，有声力。尝出入市井，杀牛及犬豕，罗网鸟雀，亦或时饮酒杀人。变姓名遁去，会赦得出，后流入齐鲁。始读书，能为歌诗，然恃其故时所为，辄不能俯仰贵人。穿屐破衣，从寻常人乞丐酒食为活。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既至，赋《冰柱》、《雪车》二诗。一旦居卢同孟郊之上，樊宗师以文自任，见拜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复归齐鲁。之行固不在圣贤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长，不畏卒祸；及得其服义，则又弥缝劝谏，有若骨肉。此其过人无限。
其古拙拗折，戛戛独造，如两汉以上文也，殆与班范之作为一类矣。《旧唐书·杜甫传》云：“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元宗奇之。”《杜甫传》云：“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凡诗二十三卷杂文二卷。又云：“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所薄，名宦不进，坎坛终身。”然则商隐固原工古文之学者。然亦当时骈文之风渐盛而矫枉过正者也。《四部丛刊》铁琴铜剑楼藏旧钞本《李义山文集》五卷。
第五节 艰涩派之散文
闻韩昌黎古文之风而为文务为艰涩者，为樊宗师、皇甫湜、孙樵。而樊宗师为尤最。韩愈《樊绍述墓志铭》云：“绍述讳宗师，自祖及绍述之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以进。绍述无所不学，于辞于声天得也。”又云：“从其家求书，得书号《魁纪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记志说伦今文赞铭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何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畜，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记，然而不烦于绳削而无不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文，可谓至于斯极者矣。”退之之推许绍述，可谓至矣。然樊文今只传二篇而已。陶宗仪《辍耕录》云：“唐南阳樊宗师字绍述，所撰《绛守居园池记》，艰深奇涩，读之往往昧其句读，况义乎哉？韩文公谓其文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观此记则诚然矣。”今录其全文于下，以见天下竟有此一类之文也。
绛守居园池记
绛即东雍（雍去声），为守（去声）理所。禀参（所今切）实沈分（分去声），气畜两河润。有陶唐冀遗风余思（思去声），晋韩魏之相剥剖，世说总其土田士人。今无硗（口交切）杂扰，宜得地形胜泻水施法，岂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兴废，（州字或属上句）人因得附为奢俭，将为守悦致平理与，（与平声）益侈心耗物害时与。（与平声）自将失敦穷华，终披夷不可知。陴缅（音睥睨也，缅疑作缅）孤颠，倔（上苦下切下渠勿切）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横硖旁，潭中癸次，木腔暴三丈，余（或属上句）涎玉沫珠，子午梁贯亭四洄涟。虹霓雄雌，穹鞠觑蜃（时忍切）；碍很（胡恳切）岛抵（音池），淹淹委委。（平声）莎靡缦（莫半切），萝蕃翠蔓红刺相拂缀，南连轩井，阵中涌曰香。承守寝（虽遂切）思，西南有门曰虎豹。左书虎搏，（补各切）立，万力千气；底（音旨）发。彘匿地，努肩脑口牙快抗，电火雷风黑山震将合，右胡人，黄（于元初）累（力追切）珠，丹碧锦袄，身力囊靴。（上刀切）白豹玄班，饮距掌脾，意相得。东南有亭曰新，前含（音颌）曰槐。有槐屃（虚器切）护，郁荫后颐，渠决决缘池西直南折庑赴，可宴可衙。又东骞渠曰：望月。（骞音轩）又东骞穷角池，研云曰柏。有柏苍青官士，拥列与槐朋友，（衔切）阴洽色。北俯渠，憧憧来。刮级面西，巽（疑作隅）间，黄原天，汾水钩带。白言谒，行旦艮间，远冈青萦。近楼台井闾点画察。可四时合奇士，观云风霜露雨雪，所为（去声）发生收敛赋歌诗。正东曰苍塘，遵濒西漭望，瑶翻碧潋，光文切镂梨深桡桡（奴巧切）收穷。正北曰风堤，乘携左右，堤执北回股务，（徒计切）捩（刀计切）蹴墉，御渠歆池，南楹，景怪教，蛟龙钩牵，宝龟灵蠯（薄猛切，一音睥）文文章章，阴欱（呼合切）垫（都念切）歔（呼括切），烟溃霭聚桃李兰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会脱赤热。西北曰鳌，（音灰）原，开咍（呼来切）储，虚明茫茫，嵬眼耳，可大客旅钟鼓乐，提絜鹭，（音弼）池豪渠，憎乖怜围。正西曰白滨，荟（乌外切）深怜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虚郭切）千幅，迎西引东士长崖，挟横埒，（埒音劣）日卯酉（日或作自）樵途坞径幽委，虫鸟声无人，风日灯火之，昼夜漏刻诡（鱼毁切）绚化，大小亭池渠间，走池堤上亭后前，陴乘墉，如连山群峰拥，地高下如原隰堤溪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凿高槽绝窦墉，为（或作其）池沟沼渠瀑（音丛）潺终出，汩汩（于笔切音骨非）街畦町阡陌间，入汾，巨树木，资士悍水沮，（将预切）宗族盛茂，旁荫远映锦绣交果枝香，畹丽鹿（上下可通作一句）绝他郡，考其台亭沼池之增，盖豪王才侯袭以奇意相胜，至今过客尚往往有指可创起处。余退常吁，后其能无，果有不（音否）。补建者地由于炀。及（当作反）者雅文安，（薛雅裴文安二人）发土筑为拒，几（平声）附于污宫。水本于正平轨，病井卤生物物瘠，引古，沃浣人便，几附于河渠。呜呼，为附于河渠则可，为附于污宫其可？书以荐后君子。长庆三年五月十七日记。
此等文体盖上法古钟鼎文字，而下法班固书《秦始皇本纪》后者也。全学此等文，固属无用。然偶一读之，以期洗去俗滑，亦未始不无小补也。
李肇《国史补》云：“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宗师。退之作樊墓志称其为文不剽袭，观《绛守居园池记》诚然，亦太奇涩矣。本朝王晟、刘忱皆为之注解，如‘瑶翻碧潋’，‘嵬眼耳’等语，皆前人所未道也。”
欧阳修跋云：“元和文章之盛极矣，其奇怪至于如此。”又诗云：“尝闻绍述绛守居，偶来登览周四隅。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去无古初。穷荒探幽入无有，一语诘曲百盘纡。孰云已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一云：文言尔雅不训诘，几欲舌译从象胥）荒烟古木蔚遗墟，我来嗟祗得其余。柏槐端庄伟大夫，苍颜郁郁老不枯。靓容新丽一何姝？清池翠盖拥红蕖。胡虎搏岂足道，记录细碎何区区？宓氏八卦画河图，禹汤皋虺暨唐虞。岂不古奥万世模。嫉世姣好习卑污。以奇矫薄骇群愚，用此犹得追韩徒。我思其人为踌躇！作诗聊谑为坐娱。”
孙之云：“余幼时读《辍耕录》，喜樊绍述《绛守居园池记》，识其句读，知韩昌黎生蓄万物、放恣横从之语为不虚。所称赵伯昂笺注与无名氏注解者，有两本，求之数十年竟不获。后见《唐诗纪事》又得绵州《越王楼诗序》一篇，俱苦无注解，可释其义。今年秋，得沈裕注本，内载赵、吴、许三家注，灿然可观已。然急于自衒，多删易旧文，渐失本来，余病其弗完，为补缀数十条，厘为二卷，传之人间，俾幽经秘箓勿致漫灭，亦韩子不忍奇宝横弃道侧之意也。呜呼，元和之际，文章之盛极矣，其怪奇至于如此。韩子称绍述集若干卷诗文千余篇，今所存才两篇耳。以文之多若是，其独出古初无所剽袭又若是，而今昔往来人读者盖鲜。老子曰：知希我贵。知我希故我贵也。杨子云着《太玄》，曰：后世复有子云则知我矣。夫异代桓谭，子云已灼然俟之身后，如欲强蚩蚩拙目共读樊集，恐巴人倡和，天下皆是。阳春高而莫续。妙声绝而不寻。非病其晦涩，则以为无用之文耳。谁为精讨锱铢，核量文质乎？”
第六节 浅易派之散文
天下事物，苟非中庸，必有相对。文章亦然。有主难者，必有主易者；有主深者，必有主浅者。故有樊绍述之艰深；必有白乐天之浅易。惟浅易与草率不同，第一要件即在真切。真切则文字虽浅易而意味实深长，此实为最高之文境。反是，则可谓以艰深之字文其浅陋耳。白乐天之文，自来论文者不选，而吾则以为陶渊明以后一人而已。《新唐书》本传，“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后徙下邽。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许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又云：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辨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其始生七月能展书，姆指之无两字，虽试百数不差。九岁谙识声律，其笃于文章，盖天禀然。”《四部丛刊》影印日本活字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乐天之文盖学陶渊明，其《醉吟先生传》即拟《五柳先生传》而能扩充之者也。学者若病其略有摹拟之迹，则试问韩退之《送穷文》摹拟扬子云之《逐贫》，岂能略无形迹邪？
醉吟先生传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俱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
自居守洛川，暨布衣家，以宴盛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履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芊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六千余首，岁酿酒约数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妻孥弟侄虑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而货殖焉，以至于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弈，一掷数万，倾财破产，以致于妻子冻馁，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环酿瓮，箕踞仰面，长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渊，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云：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吟罢自哂，揭瓮拨醅，又引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兴犹未衰。顾谓妻于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
其他最佳之文尚有《与元九书》、《答户部崔侍郎书》等，均意兴洒然，甚得自然之妙者也。
第七节 晚唐五代之散文
唐之韩、柳虽大倡古文，然自晚唐以后，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之徒，为文尚四六，号为“三十六体”，而文格益日衰。《新唐书》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缛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此论唐三百年之文，王、杨为一体，燕、许为一体，然皆骈文也；韩、柳为一体，则散文也。自晚唐以后之文学，则可论者惟诗词而已，散文骈文俱不足论矣。至于五代十国，则所可论者唯词而已，即诗亦已不足论。盖国势日衰，干戈扰攘之际，士既不得从容于学，而偷生避难，仅存于锋镝之间者，亦苟旦夕，惟恐后时。时势之衰落既足以促士气之消沉，而士气之消沉更足以增时势衰落，互相因果，而文章学术乃弥益不足论矣。故晚唐五代之散文，历代文家，乃绝少语及之者焉。
林传甲云：“司马炎灭蜀汉，而匈奴刘渊昌言复仇；朱温篡唐，而沙陀李存勖昌言嗣统。中原有乱，他族乘之，汉族因之衰落，汉文亦因而萎靡。六朝时中原虽乱，江左正统犹存，其文物尚能自立。五代时中原既非正统，而江南又裂为数国焉。唐末罗隐怀才不试，好为寓言，出以过激，每不中理，然亦晚唐之后劲，吴越文人所仰景望也。钱镠为吴越王时，撰《杭州罗城记》，涉笔闲雅，亦有渊浑之气。南唐主李昇举用儒吏，戒廷臣勿言用兵，其诏辞虽渊然可诵，适以肖东晋南宋，偏安之计耳。其臣张义方、江文蔚、欧阳广、潘佑之文，徐锴、徐院之学，视梁陈江淹徐庾辈，文不及而学则过之矣。蜀之冯涓、韦庄、杜光庭，闽之徐寅、黄滔，楚之丁思觐，文学斐然，亦不让梁陈文士也。惟中原经沙陀契丹之蹂躏，文物荡尽，李继岌李严之文，曾不如北魏邢温之什一。惟王朴《平边策》，视苏绰之大诰，则远过之矣。五代武人多以彦名，而名士寥落如晨星，汉族式微，则汉文亦绝矣。数往察来，可不惧乎？南唐其能保国家者乎？”
又云：“宋人修《五代史》，未列儒林文苑诸传，流俗遂疑为五季之衰，不但无治化之文，且并词章之士亦少，此何足以知五代乎？五代时周王朴之《平边策》，南唐欧阳广《论边镐必败书》，皆质实无华，有裨治化。词人才士，如罗隐、梁震、韩之流，苟全性命于乱世，亦然不滓也。蜀主孟氏，偏安之主也，刻石戒百官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今刻石偏海内，不能易其一字焉。此非治化之文欤？五代士人最无耻者莫如冯道；虽然，冯道于治化有伟大之功焉。唐长兴三年，始刻九经板，冯道请之也。近人读古书视之宋如拱壁，五代本则罕闻焉。冯道请国子监镂板，大启学界之文明焉。后世聚珍缩影日渐发明，图籍风行，学者便之，治化益臻明备，君子不以冯道为人而废其法也。”
今录王朴文一首以见五代散文之一斑：
平边策
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术。当失之时，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滥；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之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
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弱，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思信诱，必须以强兵攻。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
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
第八节 宋古文六家之散文
《宋史·文苑传》云：“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抚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此论宋三百余年之文学虽甚略，然其言宋初之文沿袭唐人声律之体，与唐初之文沿袭江左之骈俪体正同；而宋之有柳开、穆修为欧阳之先锋，亦与唐之有元结、柳冕为韩柳之先锋正同，韩之后有李翱、皇甫湜等亦与欧阳之后有王、曾、三苏等正同也。
宋六家固不能出于韩、柳范围。然若角其短长，则宋六家之传记远不及唐五家（韩、柳、李、皇甫、孙）之瑰奇；论议之文则韩柳以外，唐三家远不如宋六家之条畅动听。
《石遗室论文》云：“大略宋六家之文，欧公叙事长于层累铺张，多学汉人晁错《贵粟重农疏》、《淮南王安谏伐闽越书》，班孟坚《汉书》各传而济以《太史公》传赞之抑扬动荡；曾子固专学匡刘一路；苏明允揣摩子书，与长公多得力于《孟子》；荆公除万言书外，各杂文皆学韩，且专学其逆折拗劲处。桐城人之自命学韩，专学此类。盖荆公诗亦学韩，间规及杜也。”
欧阳修《宋史·欧阳修传》云：“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宫；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四部丛刊》影印元刊《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集十八卷，杂着述十九卷等。
《石遗室论文》云：“文章之有姿态者，《尚书》惟有《秦誓》，《礼记》则《三年问》，实《荀子》也。《檀弓》作态太甚，《左传》则滋多矣。《庄子》之‘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二语，风神绝世。《太史公》则各传赞皆以姿态见工，而《五帝本纪》、《项羽本纪》二赞，尤有神，传文则莫如《伯夷列传》。世称欧阳公文为六一风神，而莫详其所自出。世又称欧公得残本韩文，肆力学之。其实昌黎文有工夫者多，有神味者少。有神味者惟《送董邵南序》、《蓝田县丞厅壁记》；若《送李愿归盘谷序》则至尘下者；《送杨少尹序》，亦作态太甚；其滑调多为八股文家所摹，切不可学；《与孟东野书》亦韩文之有风神者，然两用知吾心乐否也，尚嫌作态。意无浅深，笔无轻重，句无长短也。欧公文实多学《史记》，似韩者少。”
又云：“永叔以序跋杂记为最长，杂记尤以《丰乐亭记》为最完美。起一小段已简括全亭风景，乃横插滁于五代干戈之际，得势有力。然后说由乱到治，与由治回想到乱，一波三折，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此欧公平生擅长之技，所谓风神也。今滁于江淮一小段，与修之来此一段，归结到太平之可乐，与名亭之故，收煞皆用反缴笔为佳。”
又云：“欧公《有美堂记》，与《丰乐亭》、《岘山亭》二记，为杂记中最工者。《醉翁亭记》则论者以为俗调矣。其实非调之俗，乃辞意过于圆滑，与《送李愿序》气味相似，殊不可学耳。然起云‘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起数句颇自俊爽。学《公》、《榖》只学此一段而止，余另换别调，亦不讨厌。若柳子厚为之，当不全篇摹仿，《游黄溪记》惟首段仿《史记》，其证也。”
又云：“《有美堂记》，中间言金陵钱塘皆僭窃于乱世，而钱塘独盛于金陵之故，才思横溢，极似汉人文字。曾子固《道山亭记》，从《淮南王谏伐闽越书》脱化出来，正其类也。《岘山亭记》亦以一起特胜，中间抑扬处正学《史记》传赞，岂皆自喜其名之甚二句为道着二子心坎。姚惜抱以为神韵缥缈，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者，绝世之文也。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语，极似钟伯敬《诗归》之评唐人诗妙处；至誉之太过，抑无论矣。”
有美堂记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狱、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遗于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大抵欧阳之文善于吞吐夷犹，最工言情之作，近代唐蔚芝先生之文近之。
曾巩《宋史·曾巩传》云：“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中嘉二年进士。”《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元丰类稿》十八卷，附录一卷。
林传甲云：“江右章贡之涘，多古文家。自欧阳公起于庐陵以后，未几王安石兴于临川，曾子固出于南丰，遂极一时之盛。唐宋八家宋得其六，眉山三苏与江右各得其半焉。安石与巩缔交之情，见于安石《答段缝书》曰：巩文学议论，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安石《祭曾博士易古文》，则巩之父也。故当时学者称二人曰曾王。《曾巩传》曰：安石得志后遂与之异。盖安石以新法致党祸，为宋儒所不韪。惟其文劲爽峭直，如其为人焉。其最长者莫如《上神宗书》，其最短莫如《读〈孟尝君传〉书后》，皆传诵于世，所谓气盛则言之长短皆宜也。曾王之文有极相似者，如子固之《墨池记》，荆公之《芝阁记》，皆寂寥短章，使人味之隽永，此曾王之所长也。朱子云：熹未冠而读曾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洵子固之定评。曾王之异同，在于所持之理，其词气固未尝歧异也。”
《石遗室论文》云：“曾子固《谢杜相公书》，述其父病卒，受杜公之恩，自医药以至归榇，种种关切，略云：明公虽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爱育天下之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而推行之，不以进退，而巩独幸遇明公于此时也；在丧之中，不敢以世俗浅意，越礼进谢；丧除又维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不足陈；徘徊迄今，一书之未进，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伏维明公，终赐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则巩之所以报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义而已。誓心则然，未敢谓能也。以上可谓真性情道义之文矣。所谓亦惟天下之义者，自勉为君子，称得受此待遇。誓心二语，谦而得体；幸遇明公一层，下语最有分寸有身份，隐隐见得杜公与曾氏，有道义之感，非滥于恩施，与偏徇私情。”
又云：“蓄道德能文章一语，为宋以来乞铭其祖父者循例之通词。子固以此语推崇欧公，在既得碑铭之后，则尤为非谄矣。盖乞铭于当代作者易为过当之推崇，子固之推崇，非不至，而欧公实足以当之。且抬高欧公，正所以抬高自己祖父，而说到祖父处，须无溢美，则在下语有分寸，行文有远势也。感激语分作两层，云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巩非人子孙乎，见其不等寻常之子孙也。巩之不等寻常子孙者，即在遇蓄道德能文章者而后乞铭，而蓄道德能文章者又肯为之铭也。前半之反面盘旋，皆所以取此势耳。”
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载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覆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着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则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不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尽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一。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
王安石《宋史·王安石传》云：“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延誉，擢进士上第。”《四部丛刊》影印明刊《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介甫之文，盖以礼家而兼法家之精神者。其《上皇帝书》，实为贾生以后奏疏第一篇文字，固非深于经术而能善变者不能为。其他诸文亦极拗折凌厉，近代古文家陈石遗先生之文，其拗折处似之，而出以雅淡，一变介甫凌厉之面目。
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己，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苏洵《宋史·文苑传》云：“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着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四部丛刊》影印《嘉集》十五卷。
林传甲云：“或传苏洵尝挟一书诵习，二子亦不得见，他日窃视之，则《战国策》也。轼、辙兄弟，少年有才，皆习于其父之业，长于议论，各有峥嵘气象；及其成也，子瞻为文愈奇，子由为文愈淡。或讥子由未足列于八家，特附父兄之骥，亦非无因也。今合观老苏之《嘉集》，大苏之《东坡集》，小苏之《栾城集》，虽气息略同，而面目小异，知子瞻子由，皆不藉父兄而传也。苏过为名父之后，其《飓风赋》，《思子台赋》，亦称于世，诗书之泽深矣。苏氏同时文人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毕仲游诸家文体，多类苏氏，亦一时风气为之也。”
《石遗室论文》云：“苏明允《衡论》以第二篇《御将》为千古不易之论，关于天下乱注意将者至为重大，此正老泉学《孟子》之显证。盖论事设譬，莫善于《孟子》，以事理有难明，借譬一事，则易明也，《庄子》则离奇诡，尤多以寓言出之，但文理奥曲，不如《孟子》之明白，尽人可晓也。此篇主意分贤将、才将为二种，御贤将当以信，御才将当以智；又分大才将、小才将为二种，将曰御才将尤难。次段以能蹄能触者、譬难御之才将，又以养骐骥养鹰分譬御大才将小才将不同之处；又历举古来才将以证明之。中段又历举汉高之御韩信、彭越、黥布，及樊哙、滕公、灌婴以证明之，方非泛论，文势方不平弱。”
御将
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不以礼不以信是不为也，不以术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将难，而御才将尤难。
六畜其初皆兽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马亦能蹄，牛亦能触。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杀之。杀之不馆，驱之而后已。蹄者可驭以羁绁，触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废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触当与虎豹并杀而同驱，则是天下无骐骥，终无以服乘耶！
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尝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于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馔，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者也。近之论者或曰将之所以毕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辞者，冀赏耳。为国家者不如勿先赏以邀其成功。或曰赏所以使人，不先赏，人不为我用。是皆一隅之说，非通论也。将之才固有大小，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一隅之说，不可用也。夫养骐骥者丰其刍粒，洁其羁络，居之新闲，浴之清泉，而后责之千里。彼骐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岂以一饱而废其志哉！至于养鹰则不然，获一雉，饲以一雀；获一兔，饲以一鼠，彼知不尽力于击，则其势无所得食，故然后为我用。才大者，骐骥也。不先赏之是养骐骥者饥之而责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鹰也，先赏之是养鹰者饱之而求其击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汉高帝一见韩信，而授以上将，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见黥布，而以为淮南王，供具饮食如王者；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当是时，三人者未有功于汉也。厥后追项籍垓下，与信越期而不至，捐数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敝屣。项氏未灭，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极富贵矣。何则？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极于富贵，则不为我用。虽极于富贵，而不灭项氏，不定天下，则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之徒，则不然。拔一城，陷一阵，而后增数级之爵，否则终岁不迁也。项氏已灭，天下已定，樊哙、滕公、灌婴之徒，计百战之功而后爵之通侯，夫岂高帝至此而啬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里不先赏不怨。而先赏之则彼将泰然自满，而不复以立功为事故也。噫，方韩信之立于齐，蒯通、武涉之说未去也。当是之时而夺之王，汉其殆哉！夫人岂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则曰：“汉王不夺我齐也。”故齐不捐则韩信不怀。韩信不怀，则天下非汉之有。呜呼，高帝可谓知大计矣！
苏轼《宋史·苏轼传》云：“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凉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柱按子瞻此文盖深有得于《庄子》者。《石遗室论文》云：“古人文字凡属地理者每言四至，《禹贡》言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左传》言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又言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云云，皆言其盛时也。若崤之战，蹇叔送其子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则望古洒泪之辞。东坡本之以作《凌虚台记》云：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其西则汉武之长杨五柞，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闳极伟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又本之以作《超然台记》云：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之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又本之以作《赤壁赋》曰：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皆抚今吊古，感慨系之：但屡用之，亦足取厌。”
苏辙《宋史·苏辙传》云：“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
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益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六家之文体，欧阳最长于言情，子固、介甫长于论学，三苏长于策论，其后朱子继南丰之作，为道学派之文。三苏之文，至叶适、陈亮等流为功利派之文矣。
要而论之，宋六家之文，虽不能出韩柳之范围；然亦略有变态。自来以散文而最善言情者，于战代有庄周，言哲理而长于情韵；于汉有司马迁，述史事而擅于风神。自此以外，多莫能逮。至六朝有文笔之分，则言情者属文，说理者属笔；文即诗赋骈文，笔即今之散文也。至唐韩退之倡为古文，虽名为起八代之衰，而文笔分涂，实亦尚沿六朝之习，故昌黎散文，言情者不多，而多于韵文出之。至宋之欧阳六一，而后上追司马，虽气象大小不侔，而风情独绝。于是六朝所认为笔者，亦变而为文矣。故欧阳散文，几无一不善言情，无一不工神韵，曾、王、三苏，亦受其影响。世徒怪昌黎散文不工言情者，殆未知此中关键者也。
第九节 道学家之散文
自刘勰《文心雕龙》首《原道》一篇，有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耆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此已主张文以载道之说，为唐以来提倡古文家者所本。且其意亦以为非文则无以见道，则文尤明道者所不能不先贵者也。至宋道学家出，始以文为玩物丧志。程子曰：“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矣。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见《二程全书》）而朱子亦云：“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皆主重道轻文，于是道学家遂有语录一体。然程朱之文亦自工，而朱子尤得曾南丰之法。
程颐《宋史·道学传》，“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颜子所好所学，颐因答曰：学以至圣人之道也。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
周易传序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而前懦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其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退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着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然辞不能不尚，亦程氏之所共认者也。
朱熹《宋史·道学传》：“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外何物？父异之，就传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八年进士。”《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朱文公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
论语要义目录序
鲁《论语》二十篇。古《论语》一十一篇。齐《论语》二十二篇，魏何晏等集汉魏诸儒之说，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间，又命翰林学士邢等取皇甫侃疏，约而修之，以为正义，其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详矣。熙宁中，神祖垂意经术，始置学官，以幸学者。而时相父子，逞其私智，尽废先儒之说，妄意穿凿，以利于天下之人，而涂其耳目。一时文章豪杰之士，盖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为之下者。顾其所以为说，又未能卓然不叛于道。学者趋之，是犹舍夷貉而适戎蛮也。当此之时，河南二程先生，独得孟子以来不传之学于遗经，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为务，然其所以言之者则异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中间历访师友以为未足，于是编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诵习既久，益以迷眩。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至于其余，或引据精密，或解析通明，非无一辞一句之可观。顾其于圣人之微意，则非程氏之传矣。隆兴改元，屏居无事，与同志一二人，从事于此。慨然发愤，尽删余说，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补缉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学者第熟读而深思之，优游涵泳，久而不舍，必将有以自得于此。本既立矣，诸家之说，有不可废者，徐从而观之，则其支离诡谲、乱经害性之说，与夫近世出入离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为吾病。呜呼，圣人之意其可以言传者，具于是矣！不可以言传哉，亦岂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学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义名氏大概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观二子之文，其粹然醇雅，蔼然中和如此，非德性涵养之功深者，乌能至是哉。
朱璘云，两程子间有所作，如《易传》、《春秋》诸序，理确词严，古雅绝伦，惜乎其存者尚少。至考亭文公，天纵之才，起而集诸儒之大成，幼读《二程遗书》，既有得于斯道：生平笺注经传，校正诸儒之书，无不极其精核。今读其文章，诸体具备，微之天人性命之理，显之礼乐文物之原，上之朝廷之建白，下之师友之答问，盖无一不极探其原本，而详示以用功之要。其文字之工，真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使人往复流连，不能自已。
第十节 民族主义派之散文
文之最足感人者莫如激于忠义之情者，盖爱国之心，本乎良知，所谓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国自古以来，为爱国而奋斗，最忠勇最热烈者莫若宋之岳飞、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郑思肖诸人，盖此诸人既本忠爱之诚，亦以异族欲僭主中华，本《春秋》攘夷之义，非其种者务锄而去；故其文章皆可歌可泣，足以廉颃立懦，是天地间之正气所寄，吾民族最可贵之文也。而历代选文论文者多不及之，是可怪也。惜以限于篇幅，不能多所论列，略论述两三人以见一斑而已。
岳飞《宋史·岳飞传》云：“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者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少负节气，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家，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宋史》论之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全，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将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乎冤哉？”《四库总目·岳武穆遗文》一卷。
岳飞诗词均工，其《满江红》一词，久已脍炙人口。其文则世鲜读之，而不知其散文亦甚工也。
五岳词盟记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荒夷，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当激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土下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河朔岳飞题。
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
余驻大兵宜兴，沿于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
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
文天祥《宋史·文天祥传》云：“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体貌丰伟，美晳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胡铨像，皆谥曰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又云：“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留之数年，如虎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文山先生集》二十卷。
指南录后序
德佑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名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乱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馀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余”，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馀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伴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
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路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杨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十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生死，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祈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祈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狱中家书
父少保枢密使都督信国公批付男陞子。汝祖革斋先生，以诗礼起门户。吾与汝生父及汝叔，同产三人。前辈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与汝生父，俱以科第通显；汝叔亦致簪缨，使家门无虞。骨肉相保，皆奉先人遗体以终于下，人生之常道也。不幸宋遭阳九，庙社沦亡，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得其志矣。
吾二子，长道生，次佛生。佛生之于乱离，寻闻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没于惠之郡治，汝所见也。呜呼痛哉！吾在朝阳闻道生之祸哭于庭，复哭于庙，即作家书报汝生父，以汝为吾嗣。兄弟之子曰犹子，吾子必汝，义之所出，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败居北营中，汝生父书自惠阳来，曰：陞子宜为嗣，谨奉朝阳之命。及来广州，为死别，复申斯言。《传》云：不孝，无后为大。吾虽孤孑于世，然吾革斋之子，汝革斋之孙，吾得汝为嗣，不为无后矣。吾委身社稷而复不孝之责，赖有此耳。
汝性质爽，志气不暴，必能以学问世吾家。吾为汝父，不得而日训汝诲汝。汝于六经，其专治《春秋》，观圣人笔削褒贬轻重内外，而得其说，以为立身行己之本，识圣人之志，则能继吾志矣。吾网中之人，引决无路，今不知死何日耳。《礼》：狐死正丘首。吾虽死万里之外，岂顷刻而忘南向我？吾一念已注于汝，死有神明，厥惟汝歆，仁人之事亲也。事死知事生，事亡如事存，汝念之哉！岁辛巳元日书于燕狱中。
郑思肖 郑思肖字忆翁，又字所南，连江人，初名某，宋亡乃改思肖，即思赵也。所南以太学生，应博学弘词科。元兵南下，宋社既虚，适意缁黄，称三外野人。善画兰，宋亡，为兰不着土根；或叩其故，则曰地已为番人夺去，汝犹未知邪？有《文集》一卷。
文丞相叙
国之所与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观人之国家者，惟观人心何如尔。此固儒者寻常迂阔之论，然万万不逾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义士，死于国者极慷慨激烈，何啻百数！曾谓汉唐末年有是夫，于是可以觇国家气数矣。艺祖曰：宰相须读书人。大哉王言，直验于三百年后，丞相文公天祥，才略奇伟，临大事无惧色，不敢易节。德佑一年乙亥夏，遭鞑深迫内地。公时居乡，挺然作檄书，尽倾家赀，纠募吉赣乡兵三万人勤王，除浙西制置使。九月，至平江开。十一月，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行在。二年丙子正月，鞑兵犯行在皋亭山，丞相陈宜中奏请三宫不肯迁驾，即潜挟二王奔浙东。鞑伪丞相伯颜闻而心变，意欲直入屠弑京城。在朝公卿咸惊惧。众怂恿文公使鞑军前，与虏语。朝廷假公以丞相名。及出，一见逆臣吕文焕，即痛数其罪；又见逆臣范文虎，亦痛数其罪。文焕、文虎意俱怒，导见虏酋伯颜。公竟据中坐胡床，仰面瞠目，捻须翘足，倨傲谈笑。虏酋伯颜问其为谁，公曰，大宋丞相文天祥。伯颜责不行胡跪之礼。公曰：我南朝丞相，汝北朝丞相，丞相见丞相，不跪。遂终不屈。其他公卿朝士见虏酋或跪或拜。卖国乞命，独公再三与鞑酋伯颜慷慨辨论，尚以理折其罪，辩析夷夏之分，语意皆不失国体。深反覆论文焕之逆，伯颜竟解文焕兵权。又沮遏伯颜直入屠弑虏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颜怒终敬，为其所留，不复纵入京城。竟挟北行。至京口，贼酋阿术勒丞相诸使亲札谕维扬降鞑，独文公不肯署名，虏酋暂留公京口虏馆。时维扬坚守城壁，与贼酋阿术据京口对垒。虏贼禁江禁夜，把路把巷，甚严密。公间关百计，掷金买监绊者之心，寓意同监绊虏酋，往来妓馆，亵狎买笑，意甚相得相忘。又得架阁杜浒相与为谋。二月晦，夜遁出城，偷渡江，登真州岸，偷历贼寨，劳苦跋涉难譬。时全太后幼帝北狩，将道经维扬，公欲借维扬，小兵与贼战，邀夺二宫还行内。公叫扬州城，扬州疑公不纳。复西行叫真州城，即差军送东往泰州，由海而南。南北之人悉以公为神，朝廷重拜为右丞相。又于汀漳间募士卒万余人，剿叛臣易正大，驱驰二三年，景炎三年，岁在戊寅十一月，潮阳县值贼，服脑子不死，为贼所擒，终不屈节，谈笑自若。贼以刀胁之，笑曰：死末事也，此岂可吓大丈夫耶？尝伸颈受之。贼逼公作书说张少保世杰叛南归北，公曰：我既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耶？不从其说。贼擒公至幽州，见伪丞相博罗等不跪。众虏控持，搦腰捺足，必欲其跪，则据坐地上叱骂曰：此刑法耳，岂礼也！贼命通事译其语，谓公曰：不肯投拜，有何言说？公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今日忠于大宋，社稷至此，何说？汝贼辈早杀我则毕矣。贼曰：语止此，汝道有兴有废，古时曾有人臣将宗庙城郭土地付与别国了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谓我前日为宰相，奉国与人而后去之耶？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去之者非卖国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颜军前，被伯颜执我去。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之二太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为去之之图尔。贼曰：德嗣君非尔君耶？公曰：吾君也。贼曰：弃嗣君别去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德嗣君，吾君也，不幸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我立二王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帝、帝而北者非忠臣，从元帝为忠臣，从徽宗、钦宗而北者非忠臣，从高宗为忠臣。贼曰：二王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炎皇帝，度宗长子，德佑嗣君之亲兄，如何是不正？登极于德已去之后，如何是篡，陈丞相奉二王出宫，具有太皇太后圣旨，如何是无所授命？天与之，人与之，虽无传受之命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贼曰：你既为丞相，若奉三宫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则引与伯颜决胜负，方是忠臣。公曰：此语可责陈丞相，不可责我，我不当国故也。贼曰：汝立二王，曾为何功劳？公曰：国家不幸丧亡，我立君以存宗庙。存一日则一日尽臣子之责，何功劳之有？贼曰：既知不可为何必为？公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尔。若不可救则命也。今日我有死而已，何必多言？贼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而后已。公曰：任汝万死万生锻炼，试观我变耶不变耶？我大宋之精金也，焉惧汝贼辈之磷火耶？汝至死我而止，而我之不变者初不死也。叨叨语千万劫，汝只有夷狄，我只是大宋丞相。杀我即杀我，迟杀我我之骂愈烈。昔人云：姜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石之性，要终愈硬。公后又云：自古中兴之君，如少康，以遗腹子兴于一旅一成。宣王承厉王之难，匿于周公之家，召周二相立以为王。幽王废宜臼，立伯服为太子；犬戎之乱，诸侯迎之，宜臼是为平王。汉光武兴于南阳，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于推戴。如唐肃宗即位灵武，不禀命于明皇，似类于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后世无贬焉。禹传益不传启，天下之人皆曰启吾君之子也。讴歌讼狱者归之。汉文帝即是平、勃诸臣所立，岂有高祖、惠帝、吕后之命？春秋亡公子入为国君者何限，齐桓晋文是也。谁谓奔去者不当立。前日汝贼来犯大纪，理不容太避。二王南奔势也，得程婴公孙杵臼辈，出存赵氏，为天下立纲常主。揆诸理而不谬，又宁复问有无授命耶？惜乎先时不曾以此数事历历详说，与贼酋一听。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语。公始被贼擒，欲一见忽必烈大骂就死，机泄竟不令见忽必烈。因叛臣青阳留梦炎教忽必烈曰：若杀之则全彼为万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术诱其降，庶几郎主可为盛德之王。忽必烈深善其说，故公数数大肆骂，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术陷之于叛而后已。数使人以术劫刺耳语，公始终一辞曰：我决不变也，但求早杀我为上。贼屡遣旧与公同朝之士，密诱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剐、曰斩、曰锯、曰烹、曰投于大水中，惟不自杀耳。贼又勒太皇传谕说公降鞑，公亦不听。诸叛臣在北，妒其忠烈，与贼通谋，密设机阱夺其志。公卒不陷彼计，反明以语鞑。众酋尽伏其智，且俾南人群然问六经、子、史、奇书、释老等疑难之事，令堕于窘乡。众谋折其短误；公朗然辩析议论，了无不通，强辩者皆屈。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诗求字者俱至，迅笔书与悉不吝。公妻妾子女先为贼所虏。后贼俾公妻妾子女来哀哭劝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宁肯叛而从贼耶？弟璧来亦如是辞之。璧已受伪爵，尝以鞑钞四百贯遣兄。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璧惭而卷归。后公竟如风狂状，言语更烈，一见鞑之酋长必大叱曰：去。有南入往谒，公问：汝来何以？曰：来求北地勾当，公即大叱之曰：去。是人数日复来谒，已忘其人曾来，复问曰：汝来何以？是人晓公意恶鞑贼，绐对曰：特来见公，余无他焉。公意则喜笑，垂问如旧亲识。他日是人复来，公又忘之矣，叛臣留梦炎等皆骂曰风汉。北人指曰铁汉。千百人曲说其降。公但曰，我不晓降之事。虏酋曰：足跪于地则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贼曰：跪后受爵禄富贵之荣，岂不为荣？何必自取忧苦！公曰：既为大宋丞相，宁复效汝贼辈带牌而为犬耶？或强以虏笠覆公顶上，则取而溺之。曰：此溺器也。德八年冬，忽有南人谋刺忽必烈，战栗不果，被贼杀。或谓久留公，终必生变，非利于鞑。忽必烈数遣叛臣留梦炎等坚逼公归逆，谓忽必烈曰：鞑靼不足为我相，惟文公可以为之，得其降则以相与之。公曰：汝辈从逆谋生，我独谋尽节而死。生死殊途，复何说？大宋气数尚在，汝辈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见我？遂唾梦炎等去之。会有中山府薛姓者告于忽必烈，曰：汉人等欲挟文丞相拥德祐嗣君为主，倡义讨汝。忽必烈取文公至，问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谋也。请全太后德祐嗣君至，则实无其事。公见德祐嗣君，即大恸而拜，且曰：臣望陛下甚深。陛下亦如是耶？谓嗣君亦从事于胡服也。忽必烈始甚怒公，然忽必烈意尚公忠烈，犹望公降。彼再三说谕，公数忽必烈五罪，骂詈甚峻。忽必烈问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又问欲如何死，公曰：刀下死。忽必烈意欲释之，俾公为僧，尊之曰国师；或为道士，尊之曰天师。又欲纵之归乡。公曰，三宫蒙尘，未还京师，我忍归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骂不止。诸酋咸劝杀之，毋致日后生事，忽必烈始令杀之。公闻受刑，欢喜踊跃，就死行步如飞。临下刃之际，忽必烈又遣人谕公曰：降我则令汝为头丞相，不降则杀汝。公曰：不降。且继之以骂。及再俟忽必烈报至始杀公，公之神爽已先飞越矣。及斩，颈间微涌白膏。剖腹而视，但黄水；剖心而视，心纯乎赤。忽必烈取其心肺与众酋食之。昔公天庭擢第，唱名第一，出而拜亲，革斋先生留京师，病已亟，命之曰：朝廷策士，擢汝为状头，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尽心报国家。母夫人遭德变故，逃避入广，又尝教公尽忠。故公始终不违父母之训，尽死于国家，无二心焉。公自号三了道人，谓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尽忠也。忠臣孝子大魁宰相，古今惟公一人。南人慕公忠烈者，已摭公之《哭母诗》：“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及泉会相见，鬼神共欢喜”之语。作鬼神欢喜图，私相传玩。公在患难中，尝终日不语，冥然默坐，若无萦心者。五载陷虏，千磨万折，难殚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经，一以相去远，二以人畏祸，不肯传，百仅闻其一二。累岁摧挫之余，老气峥嵘，视初时愈劲。时作歌诗自遣，皆许身殉国之辞。间见数篇，虽有才学，然怪其笔力不能操予夺之权，气索意沮，深疑其语。后乃知叛臣在彼谀虏嫉公，或伪其歌诗，扬北军气焰。眇我朝孤残，怜余喘不得复生之语，杂播四方，损公壮节。公自德二年，陷虏北行，行作《指南集》。景炎三年虏陷，作《指南后集》，公笔以授戴俊卿，文公自叙本末。有称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虏酋名，不书其僭伪语，观者不可不辨。必蔽于贼者畏祸易为平语耳，诗之剧口骂贼者亦以是不传。礼部郎中邓光荐蹈海，为贼钩取，文公与之同患难，颇多唱和。杜许尝除侍郎，海中杀贼颇伙，后以战死。公之家人，皆落贼手，独妹氏更不改嫁贼曹，谓我兄如此，我宁忍耶？惟流落无依，欲归庐陵，贼未纵其还乡。公名天祥，字宋瑞，号文山，庐陵人。父名仪，号革斋。公被擒后，已卯岁往北道间作祭文遣孔礼诣庐陵革斋先生墓下为祭，仍俾侄升立为嗣。公宝四年，年二十一岁，廷对为大魁。四十一岁拜丞相。乱后出处大略如此。平生有事业文章，未悉其实，未敢书。思肖不获识公面，今见公之精忠大义，是亦不识之识也。人而皆公也，天下何虑哉？意甚欲持权衡笔，详着忠臣传，苦耳目短，不敢下笔。然闻为公作传者甚有其人，今谅书所闻一二，助他日太史采摭。当严直笔，使千载后逆者弥秽，忠者弥芳，为后世臣子龟鉴欤！
观此等文，其民族主义何等热烈？读之而犹不振愤，岂夫也邪？原夫吾华夏之民族主义，实始于轩辕。史称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索隐》云：“荤粥，匈奴别名也。”至唐虞之世，蛮夷猾夏，舜使皋陶为士以治之。“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此美文王代狁之诗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此美周公攘夷狄之诗也。此我国盛世民族主义之文学也。至齐桓相管仲，亦攘夷狄以尊周室。故孔子称齐桓之功，而赞管仲之烈。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春秋》之美桓公即本此志。故曰：《春秋》攘夷之书也。后世民族主义之文学，盖莫不本于《春秋》。故史称岳飞好《左氏春秋》，而文天祥《狱中与子书》，亦欲令其专治《春秋》，岂无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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