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

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

文学生产的观念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扩大化而出现的，马克思论述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在很长的时期内，为我们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变化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

马克思认为在理想的社会生产活动中，生产与消费是一对直接互相作用的因素，它们不仅直接就是对方，而且也经由各种中间环节互相决定、互相生产着。然而当商品社会出现后，生产与消费之间增加了流通环节，生产和消费的物品因此也不能再作为特殊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存在了，相应地，它们以一种抽象物的状态存在，即商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张，流通和分配环节日益演变成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环节，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主导者。正如马克思所觉察到的，作家不再为自己和读者写作，他们更多地为书商写作；他们不再关注自己作品的特殊含义，取而代之的是对其金钱价值，即抽象的普遍价值的追求。

文学成为一种“艺术生产”的形式是文学在自己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次意义最为深刻的变化，是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文学成为一种“艺术生产”形式的确切内涵是指，以现代图书出版业的出现为标志，文学的创作者——作家由原来的纯粹意义上的精神成果的创造者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即从事“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的“生产劳动者”；而文学的成果——作品则成为一种满足广大读者多元的精神需求的、在图书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样，文学便兼具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双重性质，成为融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商业等为一体的“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成为一种“艺术生产”形式是以现代图书出版业的出现为标志和前提的，而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图书出版业，即以活字印刷为基本手段，在短时间内大量复制和迅速发行传递书籍，产生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生产部类或行当的产生却为时甚晚。据美国出版史研究的权威德索尔的考证，在西欧，它的正式创始应当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百科全书编着时代，而成熟则是在19世纪以后，在中国，现代图书出版业的出现和趋于繁荣更晚一些，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

文学成为一种“艺术生产”形式，即文学生产，给文学的接受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文学的空前大普及，使文学成为人们的闲暇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文学的社会功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广泛、深入的发挥。

其次，是文学接受由传统的审美中心、审美至上向精神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的转变，文学越来越成为一本大书，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那一页。

再次，则是文学接受的需求的变化，使得文学的观念泛化，出现了文学与历史、文献、科学、新闻、教育等相融会的现象，通俗文学、文献小说、新新闻小说、全景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品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文学观念的这些变化和实践，反过来又强化和深化了文学接受的需求的变化，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提升的机制，成为推动文学发展变化的深刻而强大的内部动力，这已越来越成为我们观察文学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但是，文学成为艺术生产的同时也受控于资本的操作之下，造成人的深度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批判，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其中，阿多诺以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揭示了资本对传统文学的危害，他认为当代的文学生产已经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式的，私人企业与国家行政结合起来，给人们营造了文化繁荣、社会化生产与个体微观需求之间和谐发展的假象，将他们本不需要的文化产品经过产业的包装贩卖给他们，同时也削弱了人们的反思能力和意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从现代精神分析中获得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灵感，不同的是，马尔库塞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指出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同质化是资本主义压抑人的新方式，它带来的是社会与人的单向度。马尔库塞倡导通过诗歌激发人内心深处的、保持生命更大统一的爱欲冲动，来抵抗死亡与攻击性的死欲冲动，前者通过经典的文学作品表达出来，而后者则表现为社会的生产性原则。弗洛姆则更多地从个体与心理学层面出发，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发展，生产过剩的矛盾日益加剧，到了20世纪中期，一些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纳“福特主义”，通过支付工人更多的工资以及给予他们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改善劳资矛盾，但其最终后果是导致了大规模的消费活动。消费社会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将工人从劳动力转化为消费力，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制度，也导致了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再分配等领域的同质化、有序化的结果，避免了经济活动中各领域无序状态带来的冲突恶果。与此同时，为了完成这一同质化的序列，物品必须被进行社会性的“编码”，因此在消费社会中，物或商品不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双重性，而且还被附加上了符号价值。通过将传统的、当下的文化符号化，符号价值连通了现实的社会等级结构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活动。

消费社会的这种符号价值特征深刻影响了文学的接受，人们购买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再单纯是为了阅读，也可能是通过购买而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无须阅读。阅读的目的也不再单一地限制在审美上，社交、娱乐、时尚、猎奇，甚至打发时间，都可以成为阅读的理由。另一方面，文学也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广度在大众之中普及开来，阅读成了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也从以前那种消极的生产产品，变成了生产甚至社会的引导者，作品中虚构出的甚至是设计出来的场景、观念、人际关系、风尚等，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虚构与现实通过符号价值系统融合在一起。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是深刻而悲观的，他运用符号学理论改造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指出消费社会对文化的根本来源，即人的感性生活的架空的危险。在《消费社会》一书的结尾他谈到，当国家权力、生产、市场与社会文化彻底同质化之后，人们其实只能诉诸一种无缘由的暴力。在他看来，这种同质化是通过取消商品的使用价值，将商品价值符号化，以及符号化之后的价值社会等级化一系列过程来完成的。按照这一逻辑，符号系统生产或指派出来的需求，取代了人们“真正的”自然需求，国家化甚至全球化的资本绑架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可以说，鲍德里亚的这种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都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对文化消费现象的审视。

我们看到，诚如启蒙批判者们所言，文化消费产生于资本的同质化运程；但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文化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体验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交往性、非封闭性、主动性的特点，文学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写作中去，写作的篇幅越来越短小、越来越需要他人的关注，等等。这意味着我们开始从启蒙主体那种封闭、偏执、忧郁的自我中走出来，抛弃了一部小说即一个世界的自闭带来的深度；同时每个人既有坚持自我的自由，也并非仅仅从自我出发、以自我标准来衡量周围以至世界，文学更多地成了交往的媒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启蒙主体。

［原典选读］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以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就是说，雇佣劳动把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它归还的劳动大于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劳动。因而，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是生产的）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6．

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当·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批判中所做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参与分享资本家利润者的各个项目，如利息和地租相交换的劳动）。凡是在劳动一部分还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农民的农业劳动），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换（例如亚洲城市中的制造业劳动）的地方，不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和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规定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后一种劳动中收入被消费了。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1-142．

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对他本人来说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是这样。但是，生产劳动者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买者生产商品。而非生产劳动者为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是，他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5．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

成为希腊人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0．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1）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2）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3）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0．

旧社会的一切关系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

——马克思．工资［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59-660．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们属于劳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下册［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1-222．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下册［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5．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0．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即体力的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4．

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工业。据说，正因为千百万人参与了这一再生产过程，所以这种再生产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无论何地都需要用统一的需求来满足统一的产品。人们经常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少数的生产中心与大量分散的消费者之间的对立，需要用管理所决定的组织和计划来解决。而且，各种生产标准也首先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顺顺当当地接受这些标准。结果，在这种统一的体系中，制造与上述能够产生反作用的需求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循环，而且越演越烈。然而，却没有人提出，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汽车、炸弹和电影将所有事物都联成了一个整体，直到它们所包含的夷平因素演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这一切，并不是技术运动规律所产的结果，而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需求不再受中央控制了，相反，它为个人意识的控制作用所约束。电话和广播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飞跃。电话还依然可以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主体，使每个主体成为自由的主体。而广播则完全是民主的：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使所有听众都被迫去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人们还没有设计出解答器，私人不可以随便设立电台。因此，所有人都被纳入到了真伪难辨的“业余爱好者”的范围之中，而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组织形式。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8-109．

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康德的形式主义还依然期待个人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人完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然而，工业却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能够对直接的意图作出筹划，并借此方式使其切合于纯粹理性的体系。然而在今天，这种秘密已经被揭穿了。如果说这种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这些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了的，事实上，社会权力对文化工业产生了强制作用，尽管我们始终在使这种权力理性化，但它依然是非理性的；不仅如此，商业机构也拥有着这种我们无法摆脱的力量，因而使人们对这种控制作用产生了一种人为的印象。这样，再也没有什么可供消费者分类的东西了。为大众的艺术已经粉碎了人们的梦想。……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

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模仿最终变成了绝对的模仿。一切业已消失，仅仅剩下了风格，于是，文化工业戳穿了风格的秘密：即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遵从。……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涵义。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工业化，结果，依据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已经变成了归类活动。所有知识生产领域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从晚上下班到次日早晨上班，所有这些都占据着人们的感受，与此同时，人们在一整天的劳动过程中，也留下了这样的印记。正是这种归类活动，以嘲讽的方式满足了同一文化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恰恰是人格哲学家们用来对抗大众文化的武器。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1-118．

小说更加接近这种审美的超越性。无论以什么样的特定“情节”和环境作为小说的主题，它那松散的文体，都能够将现存的世界打破。卡夫卡也许是最突出的例子。在他那里，一开始，与现存现实的联系，就被直呼事物的名字（这最终变得用词不当）所打断。那个名字所述说的东西，与实际存在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不可调和的了。是否可以说，使人恐怖的东西正是两者之间的实质上的同一，即两者之间的同步？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语言都把那些虚假的面目撕破，也就是说，这种语言揭示出幻象是在现实本身之中，而不在艺术作品中。卡夫卡这类作品，就其结构本身而言是反抗性的，在它描述的世界中，不存在任何可以接受的和解。

艺术这种第二层次的异化，在今日减小（如果不曾取消的话）艺术与现实之间距离的全面努力中，正在消失。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的确，在游击式的戏剧舞台上，在“随意榨取”的诗歌中，在摇滚乐中，都存在着反抗。但是，它们的反抗依然是没有艺术的否定力量的艺术。就其使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看，这种反抗丧失了使艺术与现存秩序对立的超越性，这种反抗仍然内在于现存秩序中……

艺术异化之器官的退化，是由物质过程造成的。社会的极权组织所造成的暴行和攻击性已侵入那个仍能体验到和诚心接受艺术的极端审美性质的内外空间。它们与现实恐怖的对立非常明显；这个对立似乎想逃离在其中无路可逃的现实。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摆脱直接经验，摆脱实际上已成为不可能的虚假的“隐私”的体验。这也就是非行为的、非操作性的艺术：它并不“主动作用于”任何东西，而是反省和记忆，也即是梦幻般的承诺。然而，梦幻必须成为变革的力量，而不只是去梦想人类的环境条件；梦幻必须成为政治力量，假如艺术在历史的余晖中梦寐以求解放，那么，通过革命去实现梦想就一定是可能的——超现实主义的纲领，就仍然有存在的理由。文化革命是否证明了这种可能？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60-162．

在劳动生产率这样增长和商品不断越来越充裕的基础上，开始了一种对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的操纵和摆布，这已经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最必不可缺少的控制结构之一。新的需要被一次又一次地渲染起来，煽动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使他们相信自己确实需要它们，而这种需要可以从这些商品中得到满足。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完全拜倒在商品拜物教之前了……

——马尔库塞，等．革命还是改良［M］．帅鹏，译．北京：外文出版局，1979：54．

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人依附于他的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

——马尔库塞．单间度的人［M］．张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9．

高生产和高消费处处都成了最终目的。消费的数字成为进步的标准。结果，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成了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74．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贬斥到成为机器的附件，被它的节奏与需求所统治。它把人变成消费机器，变成彻底的消费者，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使用更多的东西。这一个社会制造了许多无用的东西，也同样制造了许多无用的人。人，由于成了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上的齿，他已经变成了一件东西，而不再是人。他把他的时间花费在做他所不感兴趣的事情上，伴着他所不感兴趣的人，制造他不感兴趣的东西。而当他闲着的时候，他就去消费，他是一个张着大嘴的永恒吸乳儿，不用花多大力气，把工业所强迫他接受的东西——香烟、酒、电影、电视、体育运动、文章，一古脑儿地“装进来”。

——黄颂杰．弗洛姆着作精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77-478．

倘若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要服从于人的发展的话，那么，新社会的模式必须是由摆脱了异化的、具有存在倾向的个人的需求所决定。就是说，人既不能生活在非人的贫困中——这依然是大多数人民的重要问题——也不能被迫成为像富裕的工业社会那样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所制约的消费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要求不断地发展生产，因而要求不断地扩大消费。如果人类要获得自由，不再通过病态的消费来维持工业的发展的话，那就必须在经济体系方面进行一场根本的改革；我们必须结束目前的这种状况，即仅仅以不健康的人为代价才换取了一种健全的经济。我们的任务是要为健康的人民确立一种健全的经济。

——弗洛姆．生命之爱［M］．罗原，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9-10．

消费的过程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性的、有创造性的体验。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一点是太少了。消费在本质上仅仅是对人为的刺激所激起的怪诞的满足，仅仅是一种和我们具体的、真正的自我相异化的离奇想象的把戏。

——弗洛姆．孤独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J］．哲学译丛，1981（4）：71．

国家的职能是为健康的消费确定种种规范，以反对病态的、低质量的消费……

……我们有必要确定哪些需求根源于我们的有机体；哪些需求则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哪些又是个人成长的体现；哪些需求是人为的，是由工业社会强加给个人的；哪些需求“使人积极进取”；哪些需求“使人消极颓废”；哪些是由病理决定的，哪些则根源于精神的健康。

政府可以通过给予令人满意的商品的生产和服务设施以补贴的办法来大大推进这一教育过程，同时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宣传健康消费的教育运动来配合这些努力。可以预料，只要各方共同努力，激起人们健康消费的欲望，消费模式是可以改变的。

——黄颂杰．弗洛姆着作精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47-648．

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所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众，而是因为他使出版商发财，也就是说，他为薪金而生产劳动。”

……艺术可以如恩格斯所说，是与经济基础关系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的生产……我在这一章将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理解这一事实，即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形式，就是说，他们并不将它看成一个表面的事实，交由文学社会学家去处理，而是认为它对决定艺术本身的性质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些批评家——我主要指瓦尔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认为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供学院式解剖的对象。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它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5-66．

如何说明艺术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依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81．

增长的矛盾之一是，它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激发了需求。不过，两者形成的节奏并不一致——创造财富的节奏与工业经济的生产力有关，而激发需求的节奏则随社会区分逻辑的变化而变化。但是，由增长所“解放”出来的需求（即由工业体系依据自身受限制的内在逻辑所产生的）的自下而上的、不可逆转的机动性，具有其自身的活力。它与所谓为满足它的物质与文化财富而产生的活力不尽相同……

作为社会存在（也就是说，能产生感觉，在价值上相对于其他人），人的“需求”是没有限制的。物的量的吸收是有限的，消化系统是有限的，但物的文化系统则是不确定的。相对来说，它还是个无关紧要的系统。广告的窍门和战略性价值就在于此：通过他人来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它从不与单个人说话，而是在区分性的关系中瞄准他，好似要捕获其“深层的”动机。它的行为方式总是富有戏剧性的，也就是说，它总是在阅读和解释过程中，在创建过程中，把亲近的人、团体以及整个等级社会召唤到一起。

……由于这种竞争性的需求和生产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压力，由于这种匮乏的压力，由于这种“心理贫困化”，生产秩序安排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适应它的需求产生并得到“满足”罢了。在物质增长的范围里，依据这种逻辑，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需求，只有增长的需求。在体系的内部，隔绝的目的是没有位置的，只有体系的目的才有位置。加尔布雷思、贝尔郎特·德·朱纳韦尔等所指出的各种功能失调是合乎逻辑的。机车和高速公路是体系的一种需求，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大学的“民主化”与汽车生产实际是一回事。因为体系只为自己的需求而生产，所以，它就更系统地以个人需求作为挡箭牌。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51-54．

在种姓社会、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即在残忍的社会，符号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也有限，每个符号都有自己的完整禁忌价值，每个符号都是种姓、氏族或个人之间的相互义务：因此它们不是任意的。符号的任意性开始于能指不再用不可逾越的相互性连接两个人，而是指向一个失去魅力的所指世界的时候，这个所指是真实世界的公分母，对它而言，任何人都不再有义务。

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竞争的民主接替了法定秩序特有的符号内婚制。这样人们就同阶级之间名望价值/符号的变迁一起，必然地进入仿造。因为，人们从符号受到限制的秩序（一种禁忌在打击符号的“自由”生产），过渡到了符号的按需增生。但这种增生的符号与那种有限传播的强制符号不再有任何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仿造，但这种仿造不是通过“原型”的变性，而是通过材料的延伸，以前这种材料的全部清晰性都来自于那种打击它的限制。现代符号是不加区分的（它从此只是竞争的），它摆脱了一切束缚，可以普遍使用，但它仍然在模拟必然性，装出与世界有联系的样子。现代符号在梦想从前的符号，可能非常希望重新找到自己的真实参照和一种义务：它仅仅找到了一个理由，它的生存所依赖的这个参照理由，这种真实，这种“自然”。不过这种指示性联系从此只是象征义务的仿象：它从此只能生产中性价值，即客观世界中相互交换的价值。符号在这里的命运和劳动相同。“自由”劳动者的自由仅仅是生产等价关系的自由——“获得解放而自由”的符号的自由仅仅是生产等价所指的自由。

——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68-69．

符号/价值是被某种特定社会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但是差异的生产，以及差异性等级体系的生产，都不能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相混淆，同时这些生产也不是以它为原因。在差异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劳动，正是它将经济价值与剩余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这一过程依据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交换，它是一种奢侈（somptuaire）的运作，是一种消耗（consumation），或者是一种超越了经济的价值。然而，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它也产生剩余价值：统治（domination），这种统治不能与经济的特权或利益混淆起来。后者只是政治运作最初的物质跳板，这种政治运作包括了通过符号所实现的权力转换。统治由此与经济权力相连，但它不是自发地或者神秘地从其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对经济价值的修正中产生出来。……正是由于忽略了符号生产的社会劳动，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了它的超越性，符号和文化似乎都隐藏于“拜物教”之中，神秘地与商品的拜物教等同起来，并相伴而生。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家凤毛麟角。他们被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中暴力革命者的分析所驱逐、掩盖。凡勃伦与戈布罗（Goblot）是两位对阶级进行文化分析的先驱，他们都超越了生产力的“唯物辩证法”，转而去考察一种奢侈价值的逻辑，通过它的编码而赋予了统治阶级以霸权并将其永久化了。

——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5．

经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

使用价值和所指并不分别与交换价值和能指有相等的分量。在我们看来，使用价值与所指拥有战术上的价值（valeur tactique），而交换价值和能指则具有战略上的价值（valeur stratégique）。体系就是由这功能性的两极构造的，但这两极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其中交换价值和能指处于明显的支配地位。使用价值和需要只是交换价值的一种实现。所指（以及指涉物）只是能指的一种实现（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两者都不是交换价值或者能指在它们的符码中可以表达或者阐明的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现实。最终，它们不过是被交换价值和能指的游戏所产生出来的拟真模型（modèles de simulation）。它们为后者提供了真实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保障；然而，交换价值和能指同时以其为体系的存在，而用它们的整个逻辑来代替由使用价值和所指所保证的客观的真实……

——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