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三百首》选诗的标准

论《唐诗三百首》选诗的标准

王忠

一

古今最流行的诗选本恐怕要算《唐诗三百首》了。光绪甲申秋子墨客卿的序文已经说“屡经翻刻”，现在坊间还陆续印行各种标点白文、笺释、注疏或语体翻译，连穷乡僻壤的唱本书摊也分配到，可见自印行以来三百余年迄未少衰，一直拥有各阶层的读者呢。

章燮注疏本卷首有选者蘅塘退士乾隆癸未年春的短短的题辞：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七言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人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均数十首，共三百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原来选诗的动机完全因为不满流传不废的《千家诗》，因为第一，它标准不严，“随手掇拾，工拙莫辨”；第二，体裁不备，“止七言律绝二体”；第三，体例不一，“唐、宋人杂出其间”。自然还有选者未直说的一个理由，就是“千家诗”太多，儿童成诵不易。于是才自己动手编选，希望这个新的选本代替《千家诗》流传不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不是正与旧选本较一日之短长吗？而标目的《唐诗三百首》，自然用的便是“熟读唐诗三百首”的字面，与《诗经三百篇》的典实完全无关。

书名《唐诗三百首》，其实准确的数目应该是三百零二首。计五言古诗三十六首；五古乐府十一首；七言古诗二十八首；七古乐府十六首；五言律诗八十首；七言律诗五十三首；七律乐府一首；五言绝句二十九首；五绝乐府八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七绝乐府七首。排列次序略依作者时代先后，每人所取不止一首时即连续排下去，并不再以诗的性质加以类别。

原始的《唐诗三百首》有注释、解意、批等，道光十五年乙未秋九月上虞范廷懋替章燮的注疏本作序，说：

建德上舍章君象德，绩学士也。啸傲林泉，暇日辄取蘅塘原本检阅，其注释、解意、批所有者悉仍其旧，并采各家之说而增衍之。

子墨客卿也说：

蘅塘退士手编《唐诗三百首》，以闻见山水等指点初学，颇具苦心。

其选诗大意，具见旁注，亦复要言不烦。间有笺释，足资考证。这便是《唐诗三百首》原本可考的一个大概的轮廓。

二

《唐诗三百首》正因为不满《千家诗》随手掇拾、不辨工拙才感而重选，自然有严格的标准了。但原始本已不可得，而章燮注疏原是杂采各家之说而增衍之，并未守疏只解注的体例，于是转刻几次之后，注释完全混在一起。除非有“蘅塘退士曰”的显明提抉，根本无法分辨了。至于旁批往往分析组织结构，有关选诗标准处也嫌语焉不详，几乎无从着手研究。幸好我发现一个初选根据的底本，比较参稽，可以重新找出选者取诗依据的标准和对诗的种种意见了。

这个底本便是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以时间言，《别裁》康熙五十六年即梓行，与《唐诗三百首》题辞同年秋七月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云：“镌板问世，已四十余年矣！”因此蘅塘退士的利用本书是可能的。

再就分诗的方法看，《唐诗三百首》除分出乐府为独立的体格、不选长律外，完全与《唐诗别裁》相同。

以所选诗比较，《唐诗三百首》五言古诗共三十六首，有三十二首与《别裁》同，五古乐府七首全同；五言律诗八十首，有五十五首相同；七言律诗五十三首，有四十三首相同。现在再就选诗的标准研究。《唐诗别裁集》凡例云：

唐人选唐诗多不及李、杜，蜀韦谷《才调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铉《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杨伯谦《唐音》群推善本，亦不及李、杜。明高廷礼《正声》收李、杜浸广，而未极其甚。是集以李、杜为宗，元圃夜光，五湖原泉，汇集卷内，别于诸家选本。

而《唐诗三百首》收杜甫诗三十首，占全数十分之一，为所选七十家中第一位；李白诗二十七首，仅次于王维，为第三位。沈归愚既说别于诸家选本，如果《唐诗三百首》受任何一种选本的影响，除《唐诗别裁集》还会有第二部吗？

又《唐诗别裁》的作者提到他自己对一诗去取的根本态度说：

诗贵浑浑灏灏，元气结成。乍读之不见其佳，久而味之，骨干开张，意趣洋溢，斯为上乘。若但工于琢句，巧于着词，全局必多不振。故有不着圈点而气味浑成者收之，有佳句可传而中多败阙者汰之。

《唐诗三百首》也有类似的意见。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后，蘅塘退士曰：“一气贯注，八句如一句，与少陵《闻官军》作同一格律。”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旁批乃是：“一气旋折，八句如一句。”如果我们知道选者只收“一气旋折，八句如一句”的气味浑成的诗，“有佳句可传而中多阙败者”便要被汰除。《唐诗三百首》不选贾岛的五律与李贺的五古、七古便毫不足怪，因为这正是它的选诗标准。且因只收三百余首诗，能够严格遵守，几乎没有偶然逾越的例外。

对杜诗的意见，二者也完全相同。《唐诗三百首》《月夜忆舍弟》旁批云：

录杜少陵律诗只就其纲常伦纪间至性至情流露之诗可以感发而兴起者，得其性情之正，庶几养正之义云。

这和《唐诗别裁》的：

苏、李十九首以后，王言所贵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讽。少陵材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为国为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离，生平种种抱负，无不流露于楮墨中，诗之变，情之正者也。

虽一言律诗，一论五古，重纲常伦纪与养正之义，不是如出一口吗？

最后我们还得提到关于所谓艳诗，他们也有一部分观点相同。《唐诗别裁》云：

《诗》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诗发也。虽三百以后，《离骚》兴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咏，然词则托之男女，义实关乎君臣友朋。自《子夜》《读曲》专咏艳情，而唐、宋香奁体抑又甚焉，去风人远矣！集中所载，间及夫妇男女之词，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亵，概从阙如。

而《唐诗三百首》郑畋《马嵬坡》旁批云：

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

韩偓《已凉》旁批云：

此亦通首布景，并不露情思而情愈深邃。

可见“不露情思”“温柔敦厚”的艳诗才入选，这是《唐诗三百首》收李义山诗独多的原因，也正是《唐诗别裁》好色不淫之旨。但我们只能说一部分标准相合，因为《唐诗三百首》独对这标准不肯严格遵守，已加选《别裁》付之阙如的《无题》之类“淫哇私亵”的艳诗，不过仍然维持着相同的论调罢了。

三

正因为《唐诗三百首》还经过一番选择，便不完全抄袭《别裁》而另有自己选诗的体例与标准。首先便是另标乐府名目这一明显的差异。《唐诗别裁》凡例云：

唐人达乐者已少，其乐府题不过借古人体制写自己胸臆耳，未必尽可被之管弦也。故杂录于各体中，不易标名目。

而《唐诗三百首》恰巧相反，不惮烦地把乐府分为各体。原来他已接受郭茂倩的意见，给乐府诗别立一个发展演变的系统，不以入乐与否抹杀乐府诗的特性。王维《秋夜曲》后有一则选者的按语：

蘅塘退士曰：“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

可见连作者的异说也无条件依据郭本了。但这还是无关重要的分诗方法，进一步研究原来选诗标准也有差异呢。

《唐诗三百首》选定的时代正是三种诗论鼎峙的局面最初形成。王渔洋的“神韵说”势力未衰，前后七子倡导的格调说得沈归愚的发挥与修正也能坚强地屹立，而新兴的袁随园的性灵说正风靡一时。《唐诗三百首》正是一个调和三家意见的诗的选本。虽以格调派的理论做中心，并未废神韵派与性灵派的意见。

王渔洋在康熙间创神韵说，以为诗须冲淡清远，含蓄不尽。他的《唐贤三昧集》便是根据这标准选诗，完全不录李、杜而选王维独多。现在《唐诗三百首》取王维诗二十九首，仅次于杜甫，尚比李白多一首，可见有意推尊王维侪于李、杜之间。《师友诗传续录》云：

（渔洋）曰：“格即品格，韵谓风神。”

《渔洋诗话》上云：

“古人诗但取兴会超妙，不似后人章句但作记里鼓也。”

又《池北偶谈》十八“王右丞”条云：

“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

《唐诗三百首》也喜言“神会”，言“神味”。盂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旁批云：

“凭空落笔，若不着题而自有神会。”

又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阳月南飞雁”等前四句旁批云：

“四句一气旋折，神味无穷。”

复次，神韵派多以禅论诗。《蚕尾续文》贰《画溪西堂诗序》云：“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居易录》贰拾亦云：

唐人如王摩诘、孟浩然、刘眘虚、常建、王昌龄诸人之诗，皆可语禅。

《唐诗三百首》选孟浩然诗十三首，为第五位；王昌龄诗八首，为第八位。而白居易“问刘十九”旁批云：

“信手拈来，都成妙谛，诗家三昧，如是如是！”

“三昧”二字，正是王渔洋取以名集的《唐贤三昧集》的三昧。

格调说与神韵说能够调和吗？答案是肯定的。翁方纲说：

“渔洋变格调曰神韵，其实即格调耳。”（《复初斋文集》捌《格调论》上）

因此可以同时谈格调又谈神韵，正是潘德舆所谓“神理意境”，他说：

《三百篇》之体裁音节，不必学，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文有尽而意无穷，四也。（《己畦文集》壹）

《唐诗三百首》选者好像特别看重第四项“文有尽而意无穷”。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等四句旁批云：“四句十八层。”韩翊《酬程近秋即事见赠》“长簟迎风早”等四句旁批云：“四句当作十七八层看。”王之涣《登鹳雀楼》旁批云：“二十字气象万千。”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旁批云：“十字十层，咀味无尽。”都是明证。

四

随园以性灵说神韵，他自己虽没有选过诗，但从诗论可以发现一个重要意见，就是重视中晩唐诗。他一反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之说，也不局限于渔洋所重的王、孟一派诗人，范围扩大，题材也扩大了。他说：

余尝教人曰：“古风须学李、杜、韩、苏四大家，近体须学中晩宋，元诸名家。”或问其故。曰：“李、杜、韩、苏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细，播入管弦，音节亦多未协。中晩名家便清脆可诵。”（《随园诗话》柒）

“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初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而已。而其中洞房曲室、网户罗窗，尚未齐备，至中晩而始备。”（《随园诗话》陆）

我们再回头看《唐诗三百首》所选的近体诗：五言律诗八十首，中晩唐有三十七首；七言律诗五十三首，中晩唐二十四首；五言绝句二十九首，中晩唐十六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中晩唐三十八首。中晩唐诗几乎占了一半，这对《唐诗别裁》是一个重大的修正。

《唐诗别裁》论五言律云：

“开宝以来，李太白之秾丽；王摩诘、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扬镳，并推极胜。杜少陵独开生面，寓纵横颠倒于整密中，故应超然拔萃，终唐之世，变态虽多，无有越诸家之范围者矣！”

又论七言律云：

少陵胸次闳阔，议论开辟，一时尽掩诸家；而义山咏史，其余响也。外是曲径旁门，雅非正轨，虽有搜罗，概从其略。

完全不脱诗必盛唐的偏见，除了对李义山咏史还认为少陵余响，其余中晩唐诗便都是“曲径旁门，雅非正轨”，可有可无了。但《唐诗三百首》却不肯略中晩唐近体，不是与随园意见正相同吗？

又《小苍山房文集》拾柒《再与沈大宗伯书》云：

选诗之道与作史同，一代人才，其应传者皆宜列传，无庸拘见而狭取之。……诗之奇平艳情，皆可采取，亦不必尽庄语也。……集中不特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然后诗之体备而选之道尽。

而《唐诗别裁》的作者则说：

《诗》一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情发也。……自《子夜》《读曲》专咏艳情，而唐末“香奁”体抑又甚焉。去风人远矣！集中所载，闲及夫妇男女之词，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亵，概从阙如。

因此不收李义山的“无题”诗，温飞卿、韩偓等的“香奁”诗。但《唐诗三百首》却取李义山诗至二十二首，占第四位，“无题”诗更收罗无遗。韩偓《香奁集》中的诗也取，温飞卿的艳诗也取。虽然还主张“不露情思”，在沈归愚看来，已经“淫哇私亵”，应该删除了。这是《唐诗三百首》接近随园性灵派的另一个证据。

五

最后给本书一个品评。大体说来，《唐诗三百首》每类诗都能选出代表作品。这并不完全属于选者的功绩，历代多少选本参与这工作，许多诗话对全诗或一章一句的精密分析也对这工作有相当贡献。《唐诗三百首》的时代已有不少传诵人口普遍流行的好诗或佳句了。而且有唐三百年诗的总成绩仅就现存的《全唐诗》统计也有四万余首，三百首可以百中挑一，真是沙里淘金，容易得水准以上的诗。但《唐诗三百首》多所折中，不囿于一家一派，范围相当广阔，每类诗选取的多少又完全就诗论诗，心目中无初盛中晚之分，可以适合各种趣味，这是它所以广泛流行的原因，也是它本身的价值。

如果我们还要勉强吹求的话，第一，它标准严限于“温柔敦厚”四字，不取质直浅露的元、白社会诗，于是唐诗中呼号民生疾若这一极有价值的倾向被抹杀了。一个流行民间的诗选本遂只完全表现士大夫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第二，《唐诗三百首》以时代先后排列，原可以当作通俗的唐代诗史的代表作看，但选者过于严守主观的标准，除韩诗存下一部分，许多影响很大的诗人如贾岛、姚合的五律一篇也不取，李贺的五古七古也不入选，使我们失去不少应该认识的诗人。

但瑕不掩瑜，直到今天，《唐诗三百首》还是唐诗中最好的一个选本。

八月十五日清华园

（原载《国文月刊》第73期，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