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词坛与南唐君臣词

南唐词坛与南唐君臣词

五代后期，词坛的重心由长江上游的西蜀转移到长江下游的南唐。

公元940年《花间集》结集成书之时，南唐建国才三年。南唐后主李煜只有四岁，其父南唐中主李璟二十五岁，刚被立为皇太子。作为后来南唐词坛三巨匠李煜、李璟之外的冯延巳三十六岁。如果说西蜀花间词代表了五代前期词坛中心的话，那么南唐词是在“花间”词落潮之后，在长江下游一个与西蜀地区隔绝的新环境中崛起的新词坛中心和新词派。

1.南唐词坛与西蜀词坛的异同

南唐词坛与西蜀词坛相比，它们的相同之处，是同以帝王（南唐二主）为核心的宫廷贵族文学；与西蜀君臣一样，南唐君臣同样耽于享乐，以词为娱宾遣兴的工具。“二主倡于上，翁（宰相冯延巳）和于下，遂为词家渊蔽”，南唐词坛的主将之一徐铉、韩熙载、成彦雄、播佑等都有词流传下来。

其不同之处，一是地域人文环境的差异，一是人文素养和审美风尚的差异。南唐承吴国二十七州之地立国，领土较蜀国为小；而且强邻压境，与中原后周只隔一条淮水，敌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烈祖李昪立国之初就“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到中主李璟继位之后，连“守吴旧地”都难以做到。公元956年，后周世宗柴荣下诏亲征南唐，李璟屡战屡败，只好削去帝号，遣使奉表于后周，请为外臣。后周不许和，李璟先割淮南六州，后献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与后周划长江为界，迫使南唐成为退处江南十三州并去掉国号的外藩小邦。金陵对岸，即为敌境，南唐之危，可想而知。李煜在位期间，宋朝统一南北、削平割据状态的事业已到了最后完成阶段，南唐风雨飘摇。李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最终肉袒降宋，被毒身亡。

从另一方面看，南唐虽境小国危，但是经济、文化基础都相当雄厚，文苑中人才济济。与前蜀开国君主王建出身盗贼目不知书，后主王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狎客相比，南唐君臣文学艺术修养远在西蜀君臣之上。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诸人尤精音律，重视并擅长作词。南唐词坛与西蜀词坛在人文素养和审美风尚上的差异，如宋代词人李清照在她那篇著名的《词论》中所论：“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尚文雅”“语甚奇”“亡国之音哀以思”，是概括南唐词坛独特的人文涵养和审美风尚的关键词。南唐所处的地域人文环境和行将亡国的政治形势这两方面的影响，使南唐词人成就了不同于西蜀词人的审美风尚和忧患意识，导致词风发生了新变，形成了有异于“花间”派的艺术倾向。

2.南唐词坛的特征——“尚文雅”“语甚奇”“亡国之音哀以思”——变西蜀花间艳词为南唐“雅词”

“尚文雅”是南唐词坛有别于西蜀词坛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南唐三代君主，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都是“尚文雅”的风流儒雅之士。

李昪（原名徐知诰）虽出身微贱，少小孤贫，但仕吴之后，笃志向学，“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多武夫，务赋敛为战守，昪独好学，接礼儒者”。他秉吴国大政之后聚集了大批江南有识之士于帐下。

李璟承其父儒雅之风，“尚清洁，好学而能诗，天性儒懦，素昧威武。”“多才艺，好读书，善骑射。”“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士人传以为玩，服其新丽。”

李煜更是青出于蓝，他“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工书，善画，尤工翎毛墨竹；收藏之富，笔砚之精，冠绝一时。”他更“洞晓音律，精别雅郑”，“凡度曲莫非奇绝”。以这样的学养、襟怀和审美取向作词，其立意和境界与西蜀词坛花间词人群自然就有了区别。

“语甚奇”“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南唐词坛有别于西蜀词坛的另一特征。如叶嘉莹所说“后主之成就，其一是内容方面的，由于一己真纯的感受而直探人生核心所形成的深广的意境；其二是由于他所使用之字面的明朗开阔所形成的博大的气象”。南唐君臣“感概遂深、眼界始大”的家国之变与身世之感，变西蜀花间艳词为南唐“雅词”，为艳体小词从内容和形式上均输入了抒情新质，使南唐词“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成了词体文学演进新阶段的象征。

南唐词坛三大巨匠李煜、李璟、冯延巳在这个词体文学演进过程中，作用各不相同。冯延巳是“正变之枢纽”的关键，李璟“是冯延巳和李煜之间的中介。李璟词虽与冯词最接近，但较之冯词，又显得语言晓畅，绝少藻饰，层次更清晰，情调更豁朗，以毫无‘花间’面目和初具抒情诗味而成为李煜词的先声。至李煜的再创造，终于达到了五代最高峰。”。

王国维以“和泪试严妆”论冯延巳词，认为他是南唐词感伤主调的奠基者和新词境的开拓者。冯延巳词的“严妆”，即浓丽的色彩是其外在风貌，“和泪”才是其抒情本质。他在外貌与“花间”派无大异的艳体小词中，寄寓了士大夫忧生忧世的思想感情，比起“花间”派写“欢”之词，他更多地表现了士大夫意识中忧患感伤的另一面。在同样的题材范围中开掘了思想深度，开拓了新的意境。所以王国维说冯词“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可见冯词感伤主调的建立，具有开新词境、建新词派的重大意义。

王国维以“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论中主李璟词。主张“诗以言志”的中主李璟很赏识冯词，李璟独以《应天长》《望远行》《摊破浣溪沙》三调四首小词赢得词史地位，在于其词出入风骚，哀感万物，以绝少藻饰的晓畅语言直指盛景消逝，生命催伤的艺术境界，准确反映了江南小国的衰残没落与萧瑟悲凉的国主心态。

王国维以“千古伤心人”“以血书成”，“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之说论李煜词。他在亡国前所写的小词，虽不免有“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玉楼春》）的香艳描写，但却更多的是感叹好景不长的作品。李煜亡国后的词，已经不仅是自道个人身世之悲，也不仅仅是南唐一隅和五代之末国破家亡感伤基调的代表者，而是人类某种普遍情感的代表。如叶嘉莹所论：“后主之成就，其一是内容方面的，由于一己真纯的感受而直探人生核心所形成的深广的意境；其二是由于他所使用之字面的明朗开阔所形成的博大的气象。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后人称东坡词‘逸怀豪气’，‘指出向上一路’，后主实在乃是一位为之滥觞的人物。”

从冯延巳到李璟再到李煜，南唐词人群体一以贯之地运用应歌小词来抒写一种带有忧患感伤时代色彩的士大夫意识，使词在从纯粹的娱乐文学向抒情文学演进的历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这一群体性的、倾向性的审美变异，已经逸出了温庭筠、韦庄以来的“花间”传统，使南唐词脱颖而出，成为五代词的新派别，并启示了宋词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