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物为本位的史学体系

以人物为本位的史学体系

接下来讲《史记》以人物为本位的史学体系。这也是讲体例，只是独立出来这个问题。《史记》以人物为本位，在它的五体中，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也是全书写得最精彩、最有情致的地方。加上“本纪”也写人物，遂使司马迁成为历代史家中写人物的第一高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画廊。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过这样一段话：“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史记》以前的先秦古史，往往以史的网络把人物割裂开来，没有拿出专门的篇章，从头到尾写一个人。《史记》，写人物，写得有声在色，是人的意识觉醒的新的主题。中国古代最重要历史体裁有三种：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其中编年体是以年代为主人公的，纪事本末体是以大的事件为主人公的，而纪传体由司马迁开创，以人物为主人公，以人物的生动描绘为基本特征。它讲述了一批千古流传的“中国故事”，对后世的小说戏剧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世家”三十篇，主要记载西周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势力膨胀的诸侯列国史，以及汉初主要王侯、外戚家世相传的历史。因此它的写法既重世系，又重人物，介于“本纪”和“列传”之间。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这种“国中之国”的现象基本消失，所以二十四史自《汉书》以后不再专列“世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三十“世家”从哪里写起呢？西周初年分封诸侯，藩屏周室，当然以封姜子牙于齐，封周公元子伯禽于鲁最为重要。但是《史记》把齐、鲁两个世家排在第二、第三，把《吴太伯世家》排在第一，除了年代顺序之外，另有深意。《春秋》《左传》以鲁国为中心，吴国国君长期被称作“子”，吴是蛮夷之地，司马迁与《春秋》《左传》不一样，不是以鲁为中心。就像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以后，看世界的维度就变了，所以，司马迁不是官本位，不认为中原独大。吴太伯和二弟仲雍，都是周太王之子，但周太王想传位给老三季历，因为他有个圣子姬昌，即周文王，老三这个长子能够振兴周族。为此太伯、仲雍就逃到蛮夷之地，把王位让出来，自号勾吴，按过去的记载，勾吴在无锡梅里，那里有全国最大的泰伯祠，近年考古则初步判定在镇江、丹阳一带。孔子对此大为感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是《泰伯篇》的第一句话。在孔子和司马迁的时代，这种让德非常难得，把《吴太伯世家》放在第一，出于一种历史道德论的意识。另一重深刻的意义是，太伯奔吴，是华夏人士的夷蛮化；直到19世的吴寿梦，楚大夫申公巫臣逃亡晋国，由晋出使吴，让他的儿子为吴行人，吴才开始“通于中国（中原）”，这是吴国华夏化的过程。再过两世五个王，出现吴国阖闾，接纳楚国伍子胥、齐国孙武，伐楚而成大国，这时，吴国变成中原，称霸中国。人才、家族的跨地域流动和客卿制度，使华夏人士夷蛮化之后，又进入夷蛮华夏化的过程，这种双向对流，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的缩影。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考察视野，是开放的。

三十“世家”中，最能在破格中显出司马迁胆识的是《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孔子无诸侯之位，不合世家的格式，但是他创私学，有弟子三千，周游列国，想推行礼乐仁政，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很不得意。晚年，他整理六经，开创了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学派。司马迁二十壮游的时候，到过曲阜，他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司马迁那个时代，虽然孔夫子刚刚有点位置，说他是素王，但那时黄老很重要，司马迁把老子放在列传里，把孔子放在世家里，就体现了一种了不起的非常深邃的大历史眼光。他为孔子立世家，实际上是在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为中国思想文化立传。这不是一般人的眼光。又比如屈原，不见于先秦文献，以至现在还有一个屈原否定论，胡适说，好像屈原是没有的。但司马迁到过屈原的家乡呀，到过楚国的首都，到过沅、湘，到过汨罗，到过淮南王的地方，这都是屈原出生地，当官的地方，流放地，沉江的地方和研究中心，司马迁距离屈原只有一百五十年。就像现在我到柳亚子的家乡吴江县去看，房子还在，亲戚还在。你是相信一百五十年后，实地考察的历史学家呢？还是相信两千年之后，根据某种外来观念推断出来的东西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屈原当时流落民间，没人记载，子兰、子椒掌握着话语权，就像我们当个普通学者，你让国家大事记给你记一笔，那可能么？司马迁经过调查之后，为一个在正史中无载的人写了传，这是不得了的。陈涉处在与孔子不同的历史动力的另一个侧面。一个种地服兵役的小头目。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聚众率先反抗秦朝的暴政。称王不久就应者云集，“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他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他所安排的、派遣的侯王将相灭亡了秦，即“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以世家的形式，高度肯定了这种民心民气爆发出来的历史推动力。汉初的时候，高祖虽也给陈涉设了看墓人，但是能将一个山大王、草寇立为世家，司马迁是具有不拘格套的原创精神的。

接下来讲第五种体例，就是七十“列传”。传的形式，在司马迁以前是解释经书的经传。把它转化为人物传，是司马迁的一个创造。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讲过：“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其实，列传七十篇并非都是一人一传，它根据历史人物的地位、重要性和事迹材料的多少，采取五种构传的形式：第一，基本是一人一传的专传；第二，业绩相连、彼此相关的多人合传，比如屈原贾谊的合传，袁盎和晁错的合传；第三，还有行事同类、品质相近的一系列人物，或同代、或异代而以类相属的“类传”，如刺客、游侠、滑稽、货殖皆有类传；第四，边疆少数民族与邻国，及其与汉族关系的方域传，如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皆有传；第五，还有一篇司马迁作的自传，即《太史公自序》。

专传二十二篇，多是司马迁高度关注的人物。他的专传从伯夷写起，即《伯夷列传》。伯夷、叔齐的材料并不多，但“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因而把吴太伯列为三十“世家”的第一篇之后，又把伯夷列为七十“列传”的第一篇。这两个首篇表明，司马迁的历史道德意识来自孔子，他的《史记》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这篇传记采取史论笔法，因伯夷叩马阻谏武王伐纣，以及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而饿死，就质疑天道。颜回那么短命、盗跖寿终，这难道就是天道么？这背后有作者的心理，我受了这么大的侮辱，天不公道啊！

专传篇幅较大，能够腾出笔墨，另辟蹊径地揭示人物思想行为背后的生存哲学，往往以小见大，增加他描写的深度。比如说《李斯列传》，写李斯小时候当郡小吏的时候，看到厕所中的老鼠去吃屎，人、狗一来，害怕得不得了；看到粮仓里的老鼠整天吃粮食，还没有人和狗的骚扰，他就感受到一种老鼠的哲学，他说，人啊，贤不肖就像老鼠，看在哪个位置上。你现在当一个研究员，安排你当部长，放在那个位子上，就会别有风光。自处，就是一种自我选择，把自己置于有利位置。因此他看到秦将要并吞天下，就告别荀卿，西入秦，找谁的门路呢？他也看谁是仓库，做了吕不韦的舍人，以后又当了秦王政的客卿，如果他当时找了别人就倒霉了。后来又当了秦始皇的丞相，实施郡县制度，促成焚书坑儒，陪同秦始皇五次东巡，六度刻碑，颂扬秦德，显示大国威风。在秦始皇病死沙丘时，沙丘这个地方很不祥，赵武灵王也是死在这里，李斯顺从了赵高的阴谋，立胡亥而废太子扶苏。其实这个时候，他也是想做粮仓老鼠的，哪知最后掉到老鼠夹子里了，弄到自己腰斩于咸阳市，想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都不可得。哪部历史书把老鼠写成这样？唯有《史记》才有如此手笔。我们看鲁迅的《铸剑》，眉间尺戏弄老鼠，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一代丞相，却有一只老鼠跟随了一辈子，功过荣辱都有老鼠哲学一以贯之。司马迁写人物，写到生存哲学这个高度上了。

列传显示司马迁的历史眼光是透彻而严峻的，不时散发着他受挫时的切肤之痛和命运意识。比如《伍子胥列传》写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诛灭之后，他奔吴扶助吴王阖闾，打进楚国的首都，掘开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其后他劝夫差先灭越而后北上，被赐剑自杀，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又杀身灭国的历史大悲剧。太史公说，如果伍子胥当年跟随他的父亲伍奢一起去死，就像一只蚂蚁一样，当他逃跑在江上时，很困难地活着，什么时候忘过楚国的郢都呢？弃小义而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谁能做到这一点啊，伍子胥就是我司马迁啊！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体验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这样一种生命哲学，隐忍着撰写《史记》，打进史学的最高峰，是烈丈夫的行为啊，他与伍子胥的生死选择发生强烈的共鸣。

写李广，也有司马迁的情绪在里面。李广威震边疆，没有封侯。侯爵在西汉并非罕见之物，项羽乌江自刎，五将领争分其肢体，回去就封了五个侯，这侯就值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武帝时，列侯因不能按时献金助祭宗庙，一次就罢免了一百多个侯，实际的侯可能有好几百。结果李广打了一辈子仗，连个侯的味道都没有闻到。李广是李陵的祖父，司马迁得祸的祸根，所以《李将军列传》中蕴含着司马迁的身世之感和命运体验，可能是所有列传中写得最好的之一，李广威震匈奴，使匈奴人数岁对其所守边郡避不敢入，历代有多少“飞将军”的歌咏，竟然大小七十余战而不得封侯。以奇兵和骑射驰名的天才军事家，写得越是虎虎有生气，越是令人有命运之感。太史公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这里写李广不善言辞的谨厚鄙人的一面，反衬他敏捷善射、意气自如地以奇兵胜强敌的一面，加深了人们对李广传奇性的印象。这种手法司马迁经常用，并不是大人物就要写得处处高大，像拍电视，要仰镜头，仰视15度还是30度，他不是这样。比如《留侯世家》写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张良的计谋不得了，韩信、戚姬被他轻轻一点，就栽倒了，不用大动干戈。司马迁在他的评传里却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合传二十六篇，在“列传”中数量最大，组合的标准，煞费周章。管仲和晏婴，是齐国贤相合传；老子和韩非，孟子和荀子，是思想家合传；孙子和吴起，白起和王翦，是军事家合传；扁鹊和仓公，是名医合传；屈原和贾谊，是文学家合传。写得很好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将相和，极富政治哲学。蔺相如的完璧归赵、渑池会，以生命维护国家利益，写得极有声色，后世都演为戏剧，司马相如小名“犬子”，也是“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但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韩非子“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着书”相似，根据心理学原理，某一方面有生理缺陷的人，便转移智慧，我口不行，手行。蔺相如英姿勃勃地以言行对抗秦昭王，“拜为上卿，位在廉颇右”之后，又能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态度谦让老将廉颇，感动得廉颇肉袒负荆请罪，结为刎颈之交。蔺相如死后，廉颇受排挤逃到魏国，又被仇人诬他“尚善饭，然坐顷三遗矢矣”，说他肠胃不济，这对老人来说是很忌讳的，再不能为国家效力，写出了英雄末路的苍凉感。

与苍凉感相异的，是《卫将军骠骑列传》，写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战功，有力地推动汉帝国成为一等强国。卫青由于其姊卫子夫得幸汉武帝生男，贵为皇后，而出任将军，七伐匈奴，他也不是全凭裙带，而是屡立战功，“斩捕首虏五万余级”，收复河南地而置朔方郡。他的外甥骠骑将军风头更健，六伐匈奴，“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挥师登临翰海，封狼居胥山，迎降浑邪王数万人马，开辟河西酒泉之地。”汉武帝给他建府第，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行文又对他性格作分析，由于自少娇贵，作战时，“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士兵饿着肚子打仗，他却把食物扔掉了，这是公子哥儿的做法，与李广不一样，也和吴起不一样，吴起给士兵医伤吸脓的。《史记》的高明处，在于既看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又由此透视历史的多重性和世态的炎凉，写到“大将军（卫）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司马迁曾作《报任安书》，如此议论是包含着他的人生感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