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研究

通过一项对元代文学中的元诗所作的量化分析研究，我们曾得出如下结论：

借助历来受到重视的元诗选本（包括元人选录本朝诗文者），一一列出了入选诗人名单，入选次数最高的三个诗人（从元到近代元诗选本都列入），是虞集、杨维桢、萨都剌。而入选诗篇数目最多的前三位诗人，则是杨维桢、萨都剌、虞集。

虞集，是元馆阁名臣中的“南人”，曾用蒙古语为元朝皇室讲解传统的四书五经。地位与知名度，都是朝野仰望的文坛泰斗。

杨维桢，作为文学从元过渡到明的文坛盟主，其诗以新奇为标榜，被称为“铁崖体”或“铁体”。

萨都剌，使用汉语写作的西域人（“答失蛮”），成为华夏区域贯通南北、衔接东西的元代“大一统”的体现。虞集这样评价时尚诗人萨都剌：“最长于情，流丽婉转，作者皆爱之。”杨维桢则说：“其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所作以《宫词》知名，“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

“双语诗人”萨都剌，是家族有伊斯兰背景的“答失蛮”。由于身后没有留下碑传，萨都剌生平的某些内容（比如生卒年）尚待研究。

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家族入居中原之后，占籍雁门（山西代县）。萨都剌工诗词、能书画，早年家境窘困，曾远游吴楚，经商谋生。对世情介入颇深，与时尚文人黄溍、曹鉴、李孝光、傅若金、陈旅等交游唱和，以能诗知名。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授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出为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历任南御史台掾史、御史、燕南廉访司照磨。后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迁福建廉访司知事，历燕任南廉访司经历、淮西江北廉访司经历。晚年，弃职归隐于安庆司空山。

萨都剌是泰定四年进士，元代文献记载从无异词，虞集有《寄丁卯进士萨都剌天锡》诗。元代科举时断时续，历届进士，年龄一般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序刊的钟嗣成《录鬼簿》，将萨都剌列入“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节；杨维桢《西湖竹枝集》小传则说，萨都剌“官至燕南宪司经历，卒”，《西湖竹枝集》编成于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由此大致推知：萨都剌生卒年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之间。

作为元代主要诗人，萨都剌家族是来自西域的“答失蛮”（信仰伊斯兰教，或有伊斯兰教背景），最初定居在中原北方的雁门，从雁北进出大都（即今北京），历仕南北，所任主要是下级官员，涉及的区域主要是大江南北，在御史台、廉访司等监察机构任职期间，诗人是他与各地文人认同的身份。

萨都剌的作品（主要是诗词），在当时与后世流传颇广。其中七言律诗《越台怀古》是元诗名篇：

越王故国四围山，云气犹屯虎豹关。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背夕阳还。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日暮鹧鸪啼更急，荒苔野竹雨斑斑。

萨都剌所作《宫词》曾广泛流传在民间。元明之际人瞿佑在《归田诗话》，针对萨都剌诗作出评价：“萨天锡以《宫词》得名”，但在《纪事》等诗篇之中，“直言时事不讳”，甚至涉及元代历史的一大隐秘：泰定帝死于上都、元文宗自江陵入承皇位。

《芙蓉曲》《过淮河有感》等诗篇，表达了浪迹天涯的诗人对异乡的认同与皈依感，《芙蓉曲》诗云：

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

鲤鱼吹浪江波白，霜降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

在《芙蓉曲》中，诗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与采莲人一同漂泊在秋江的船夫。这首诗打动人心之处不在于词句华美，在于使读者如同亲临其境。这样的诗篇，是写给采莲人、船夫们的。从阳春白雪（宫词）到下里巴人，也是诗人身份的转换。而《过淮河有感》以“淮水清，河水黄，出门偶尔同异乡”起兴，以“东流入海殊不恶，万里同行有清浊”作结，则通过诗篇，多次路经淮河的旅途经历，体现出人生的坎坷与旅途的美好情怀。

这，就是作为“双语诗人”、占籍雁门的色目人写下的诗篇。可以说，萨都剌的诗词，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反映，是他亲身经历的实录。

萨都剌不仅是诗人，也是词家。词传世不多，只有十几篇，但几乎篇篇是杰作。《念奴娇·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都是元词代表作。《金陵怀古》写道：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将《满江红·金陵怀古》与七言律诗《越台怀古》一起读之，通过诗词，作为南来的“北人”（色目人），表述的是与家族融入中原的感受。所谓“怀古”，是萨都剌“走进”中华民族历史的感情通道。“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则写出自己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思。“英雄”“草莽”有共同的起点。“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对于词作者，使其感慨不已的是，不同民族将拥有共同的未来，这个未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基础之上。

在“怀古”诗歌之中，诗人萨都剌力图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并将对中原的人文情怀转化为在中原落地生根的认同感。

宋元之际，江南的民间广泛流传着“白雁南来”的传说。北人（包括一切非“南人”的民族）南来，是元统一中国的标志。“白雁”，隐含元军南征统帅伯颜的名字，北人进入江南，与南人北上前往大都、上都，是新的民族融合。

以萨都剌为代表的“双语诗人”与他们的作品，成为南北居民共同拥有的文化基因。

萨都剌诗词占据元代文学的顶巅，成了元代文学的象征。他的作品在当时的不同人群中不胫而走，传诵颇广。至今，有关萨都剌的生平、经历、诗集版本等内容还有争议。但是，他在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则没有争议，他的杰出的作品，是元代诗词、元代双语文学与文化的代表作。

萨都剌研究，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

由于未见碑传，除了生卒年争议较大，涉及萨都剌生平经历的一些具体内容也有不同说法。作为一代诗人，《至正直记》等元代文献甚至对诗人萨都剌的身份提出了异说，孔齐（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一记载：

京口萨都剌，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回回人。善咏物赋诗……颇多任务巧。金陵谢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欠作家风韵，且调低，识者不取也。

尽管肯定了萨都剌“善咏物赋诗”，但从根本上否定了色目人（答失蛮）萨都剌的存在。

《至正直记》是元后期影响广泛的笔记，评价萨都剌，是评价元末流行的“咏物诗”的前提。但萨都剌不是京口人，不是姓朱的汉族，更没有“冒为回回人”。因为一个“进士”、文坛名人，这是伪冒不了的。特别是进士。元代科举分为两榜，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绝对混淆不得。这不是市井闲言碎语所能承担的重量。另外，上述虞集、杨维桢等众多知名文人在自己的文集中保留的诗文，更不可能全部出自伪作。以虞集而言，他是馆阁名臣，《道园学古录》编成在他生前。《寄丁卯进士萨都剌天锡》一篇，已经对所有问题做出了定位。而杨维桢本人则是萨都剌同年——同是泰定四年进士。

所谓“京口萨都剌，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回回人”，显然是当时一则传闻。

萨都剌是蒙古色目人通用的名字，但“字天锡”的萨都剌，无疑是诗人萨都剌。据元人文献记载，诗人萨都剌的弟弟叫剌忽丁、侄子叫萨仲礼、萨仲明。这很难混淆。

萨都剌不是京口人，祖籍雁门。据《雁门集自序》，在成进士之后，曾任京口录事长，这也许就是“京口萨都剌”的来历。《诗渊》编入的萨都剌诗，大部分题为“燕山萨都剌”作，如是，离开家族最初聚居地雁门之后，他家可能占籍于大都。但说“京口萨都剌”，则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这与进士（乡试）的报名与考试有关。进士考试的第一关就是籍贯。元代四等人之中，“冒为回回人”与“冒为蒙古、色目人”一样，是社会现象。这从元人的名字上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严蒙古不花”“王按摊不花”，往往是父母来自不同民族的特征。但对萨都剌来说，以其知名度冒认族属进入考场，则得不偿失。

这则“社会新闻”显然是不实之词。只能说明：萨都剌在社会各界都有一定名气与影响，这与他浪迹天涯的广博生平经历有关。

对萨都剌来说，其诗集本是元代重要的一种，但也是问题颇多的一种。可以说，目前见到的萨都剌集，都不是原本，而且都有诗篇与其他诗集混编。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卢琦《圭峰集》提要指出，元诗人卢琦《圭峰集》就“误入萨天锡诗六十余首”。萨都剌别集《雁门集》（《萨天锡诗集》）的元刻本不存，但明刊本有若干种。在明刊本《雁门集》前，有元人干文传序。经过认真考证，可以确认“干文传序”是拼凑或伪造之作。如果干文传序不伪，萨都剌的生平疑难与矛盾之处就难以解读。等于从另一个层面上为《至正直记》的说法提供了证词。

实际《雁门集》的问题，与明人刻书掺假的现象有关。对萨都剌别集内容的确认，是元诗文献学研究的难点。其实作品误入萨都剌集或萨都剌作品编在其他的诗集之中，并不止“六十余首”，这是江山易代之后对前元“色目”诗人身份的忽视、但具体到萨都剌其人则难以忽视这一矛盾状况的体现。只有对萨都剌生平做出考证研究，对上述诗篇才能做对应的甄别。

萨都剌诗歌历来受到诗论家、诗选家与读者的共同关注。不但是元代最主要的诗人之一，也是元代“双语文学”的代表作家。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的萨都剌小传所谓“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的贯云石、马祖常，都是来自西域的双语诗人。

贯云石祖籍新疆别失八里，祖父阿里海涯随元朝大军征战，贯云石家族从西域迁居大都（北京），成为白石桥附近的“畏吾村”居民。贯云石放弃军职，在元仁宗时出任翰林学士，最终弃职再次南下，定居在杭州。他是最有影响的元曲家，元代散曲被称为“马贯音学”，马，指马致远，贯，即贯云石。

重返江南后，贯云石写了一组七言绝句《咏梅》，其中两首写道：

青绫梦断恨初动，檐下风生信与参。砧韵敲寒惊楚曲，有人漂泊在江南。

角韵凄凄苦梦参，长吟云碧锁寒潭。而今清瘦无消息，人与梅花总在南。

诗中借早赏梅，披露对江南山山水水的皈依情感。

马祖常是雍古人，家族由西域内迁，最终定居信阳潢川，成为历仕数朝的元史名臣，兼有文学家、政治家身份，元文宗赞誉为“中原硕儒”。在奉命出使河西时，路经部落进入中原的过渡性居住地青海狄道，以《河湟书事》二首将家族往事融入丝路贯通东西方文明的过程，其二写道：

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携来东国易桑麻。

这是元诗之中直接写到丝绸之路（玉石之路）的杰作。

与贯云石、马祖常同是“双语诗人”的萨都剌，以七言绝句《登姑苏台》表述个人浪迹天涯的漂泊之感：

阊门杨柳自春风，水殿幽花泣露红。飞絮年年满城郭，行人不见馆娃宫。

《登姑苏台》与怀古诗、怀古词气韵贯通，寥寥数语写尽诗人独行江南的失落与收获，作为诗人，经历岁月的流逝，地域的阻断，人情的纠结，独领风气之先，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朝代、不同眼光的诗选家、诗论家认同的元朝诗歌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