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一段。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时间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止，共八十年。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近代史是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时代，中国近代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资本帝国主义强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屈辱地迈入近代社会的。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日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征程，到五四运动之前，发生过多次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战争，发生过学习西方的各种变革和辛亥革命。这些斗争规模巨大，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交织在一起，加之根源于过渡社会而产生的经济形态多种多样，阶级关系错综复杂，政治派系五花八门。凡此种种，使中国近代的历史画面既波涛汹涌，又头绪纷繁。在学习中怎样才能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呢?

首先，要把握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把握这个基本矛盾，对分析观察中国近代各种问题，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明确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两项根本任务：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近代史上的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

再次，要认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种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由此产生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帝国主义没能灭亡中国，但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历次抵抗都归于失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地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深渊沉沦。一是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社会(半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促使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作用；而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又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如鸦片战争的失败，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端；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促进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抵抗八国联军侵略斗争的失败，加快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步伐。总之，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两个趋向的突出标志。

以上三点，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两项根本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两种趋向。而基本矛盾的产生，又根源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作为反映基本线索重要标志的阶级斗争，则显示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因此，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仅要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表现去考察，更主要的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社会经济根源上去考察。中国近代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及资产阶级的形成，由此引起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决定了资产阶级成为时代中心，担当起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者的责任，同时也决定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必然是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反帝、反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和时代主题，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史学界开展了热烈讨论。问题是从五十年代的三个高潮说引起的，即把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包括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近年来有人不赞成把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生动的中国近代史，纳入“三个高潮”的固定模式，指出中国近代史不存在所谓三次革命高潮，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对外民族战争，不是一次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经济扩张起着抵制作用，并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因此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一项内容，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资产阶级革命的“四个阶梯”说。也有的认为“三个高潮”和“四个阶梯”都不能概括整个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包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两项内容，主张把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也包括进去。而“三个高潮”论者也仍在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场讨论不仅关系到编写中国近代史的体系，也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和各个阶级的作用，讨论的继续开展必将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可参考《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三次修订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问题》，《光明日报》1983年11月9日；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