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铁路风潮,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人民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从十九世纪末起,帝国主义采取直接和间接方式,逐步夺取中国的铁路,至1909年中国已设的全长三千七百四十哩铁路中,除六十一哩纯属中国外,其余全被列强所攫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的掠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争路风潮,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经过斗争,收回了粤汉路,开了“赎路自办”的先例,推动、鼓舞了其它各省人民收回铁路利权的斗争。1908年,载沣任命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把粤汉路由商办改为督办,张之洞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修建粤汉、川汉铁路,三省人民一致反对,掀起“拒债”、“集股”的保路运动。清政府玩弄欺骗手法,先后准湖南境内粤汉路和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商办,但实际并未废除与各国银行团的借款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又悍然宣布“干线均归国有”,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再次把粤汉、川汉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并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南下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从而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风潮。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一万余人举行集会。16日,长沙至株州沿线一万余名铁路工人游行示威,举行罢工,继而学堂罢课,商人罢市,全省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同时湖北人民也群起抗争,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准备和清政府决战,汉口商民罢市,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手持铁锤、棍棒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击杀清兵二十余人。广东铁路公司6月6日召开股东大会,坚持商办。两广总督张鸣歧取缔股东会议,人民以拒用清政府发行的纸币、挤兑现银的形式进行抗议,风潮所及“牵动省垣市面”。四川斗争尤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开会,当场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之后各州、县、街、乡、镇的保路同志会也相继成立,参加者达数十万人。8月成都召开万人大会,号召罢市、罢课;9月,发展成为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斗争。在保路斗争中,立宪派要求市民一律在门口供奉光绪牌位,两旁写上“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上谕,以示“文明争路”,不反朝廷。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借保路之机,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廷。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罗伦、蒲殿修等十一人,封闭铁路公司,并屠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了“成都血案”,广大人民忍无可忍,迅速掀起全川武装暴动。同盟会员龙剑鸣等联络会党率领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同盟会员吴永珊和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清政府命令端方自湖北带兵前往镇压,造成武汉空虚,为武昌首义创造了条件,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可参看祁龙威:《论清末的铁路风潮》;隗瀛涛:《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均见《辛亥革命史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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