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散曲

散曲是金元时期在我国北方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可以说是我国的韵文在形式上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史上所称的“元曲”，包括杂剧、散曲两个部分。散曲无宾白、科介，伴奏亦不用锣鼓大器，所以又称“清曲”，以区别于戏曲。散曲是在民间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入元以后，宋词已开始僵化，衰落。由于“胡乐番曲”的输入，曲调日益丰富，散曲这一形式便很快定型并发展起来。散曲分小令及套曲两种。小令又称“叶儿”，在外貌上与宋词的小令相近。一般以一个曲调(即用一个曲牌)为一首。有两个曲调的叫“双调”或“带过调”，如〔雁儿落带得胜令〕，个别的才有三个曲调。这种相合的曲调，不仅音律要衔接，宫调也必须相同。套曲又叫套数，散套。由同一宫调的多首曲牌联缀而成，全套必须一韵到底，用一、二小曲开端，而用“煞调”、“尾声”结束。和传统的诗词相比，它增加了句子的长短变化，并且可以增加衬字，运用方言口语，用韵也可以平上去三声通押。这就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与音节美，通俗易懂，丰富了表现技巧，使得表情达意更加自由。元代的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者达二百余人。现存套数四百多套，小令三千八百多首(见隋树森《全元散曲》)。元代散曲的内容，总的看来以表现愤时嫉俗的叹世、归隐之作与吟咏男女恋情，表现离愁别绪者为多，也有些写景、咏史的作品。从正面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不多，所以它的成就远不如杂剧。散曲的创作和杂剧一样可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元成宗大德年间(1279－1307)为限。前期作家既有象卢挚、杨果那样的高官显贵，也有和民间艺人结合在一起的“书会才人”。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和卿等人。而正是后者才能代表前期散曲创作的成就。他们风格不同，写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与〔天净沙〕《秋思》、白朴的〔中吕·阳春曲〕《题情》、王和卿的〔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等。其中以马致远的贡献为最大。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较多的作品，而且以自己的才华开拓了散曲的题材领域，提高了散曲的艺术意境，在我国的散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期的散曲创作，讲求声律词藻，追求典雅工巧，失去了散曲原有的淳朴浑厚、通俗自然的风格。这时期的散曲作家可以张可久、乔吉为代表。他们的创作数量在元代散曲家中是最多的。此外张养浩的一些作品思想境界颇高，如〔山坡羊〕《潼关怀古》，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感怀，在结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语道破历代兴亡的实质。刘时中的〔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两套套曲，一套揭露了钞法的积弊，一套表现了灾荒的惨象与灾民的痛苦。在元代散曲中也是不可多得的。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嬉笑怒骂的手法，大胆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元代的散曲中独放异彩，更是历代传诵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