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反对经济派的斗争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19世纪90年代末期，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内部出现了一个自称“青年人”的宗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等人，他们趁列宁等“老年派”领导者被捕送往流放地的机会，利用当时各地工人组织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况，登上政治舞台，并因积极鼓吹经济斗争而得名经济派。1899年他们发表了自己的纲领——《信条》，其中写道，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俄国就是搞经济斗争。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在于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细小的改良主义活动；贬低和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可以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否认政治斗争的重要作用，否认在俄国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同时，对党内涣散状况在理论上加以辩护。他们利用在国内的《工人思想报》和在国外出版的《工人事业》杂志，大肆散播其观点，于是经济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机会主义思潮便在俄国盛行起来。俄国经济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后裔，也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它是俄国重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是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危险。

列宁认为，只有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列宁还在流放地时，看到经济派的《信条》以后，立即和附近被流放的十七个社会民主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指出：经济派的纲领“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下，争取‘权利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列宁选集》第1卷第198页)1900年从流放地回来后，立即创办《火星报》，把它作为全面讨伐经济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02年又写了《怎么办》一书，对经济派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批判。列宁首先批判了经济派降低党的纲领和策略水平，“走阻力最小”的改良主义路线，阐明了政治斗争对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决定作用。经济派认为工人运动的使命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经济斗争具有首要的意义，把政治斗争仅仅归结为争取劳动立法。这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歪曲和背叛。列宁认为，只从事经济斗争，不搞政治斗争，就是要永远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永远处于奴隶地位。这是一条“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列宁指出，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斗争可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唤起工人群众的觉醒，但它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和压迫本身，只有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列宁指出：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其次，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否定革命理论指导作用的错误，强调“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和理论，依靠自发运动本身就能养成这种意识和理论。列宁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把这种思想和理论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必须用革命理论武装工人运动，才能使工人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和受奴役的根源。从而使工人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第三，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反对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错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一个全俄集中的秘密革命家组织，他们诬蔑这种组织为“民意主义”，违背“民主原则”等等。列宁根据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原理，阐述了革命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轻视革命政党的作用，就等于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武器的地位，就等于叛卖工人阶级事业。列宁指出，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只有这样的革命组织来领导，无产阶级才能取得统治地位，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列宁说：在俄国这样的历史关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选集》第1卷第337页)。阐明了革命政党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俄国工人阶级建立统一政党的自觉性。

综上所述，经济派的根本错误是鼓吹自发论，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变化过程，形而上学地割裂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把客观因素即经济作用绝对化，完全否认主观因素，特别是否定政治、理论、政党等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经过列宁的批判斗争，彻底粉碎了经济派，并从哲学上深化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原理，发展了唯物史观，为在俄国重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哲学论证，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