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包身工》是三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反映了当时上海日本纱厂里失去人身自由的“包身工”的非人生活。作品揭露所谓“包身工”,实际是20世纪的新奴隶。她们大都是农村破产农民的女童,被外国在华工厂的华人“带工”老板骗来从事繁重的无偿劳动,为外国资本家创造财富,为“带工”老板赚取工钱。“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他们去工作”。一个外号叫“芦柴棒”的包身工在身患重病的时候就遭到了无情的毒打和折磨。带工老板的原则是“打死不干事”。“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关黑房间等等方法”。她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干着“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天天受着无法忍受的是音响、尘埃和湿气”的威胁。她们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住的是“鸽子笼一般的房间”,睡在“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离人的头部不到一尺的地方就是马桶,屋子里“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早晨四点半就被工头赶起来了。她们吃的是所谓“两粥一饭”,所谓“粥”,“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这样的猪狗食有时还分不上一人一碗!
作品悲愤地写出,这是一批死活由人、赴诉无门、供人赚钱的“血肉造成的‘机器’”。“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象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象弓一样弯,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
作品用真实的生活、生动的事例、准确的数字、悲痛的笔调,从人身、劳动、生活诸方面描写了“包身工”所过的人间地狱的生活,揭露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把头这些压迫者、剥削者的吃人罪恶,控诉了他们残害人民的罪行。作品愤怒地写出了这种背景时代的野蛮的剥削方式:“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包身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血泪史,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罪恶势力的控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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