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书名。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古文》、《古文春秋左氏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传”的意思，后人有许多大同小异的解释，唐朝刘知几说：“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一般说来《左传》是为解释《春秋》而作。因为孔子作《春秋》字句简炼，往往不具事件原委，犹如帐簿。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关于《左传》作者，长期以来一直是个争论问题。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鲁国的左丘明，唐代以后，有人提出疑义，陆淳认为左丘明“盖夫子以前贤人”，这样，《左传》当然就不会是左丘明所作了，以后相继出现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战国人吴起所作，孔子弟子左人郢所作之说，还有西汉刘歆伪作之说。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左丘明为最早的作者，但是并不是唯一的作者，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很可能是历代相续的巫史集团集体编修的。成书的时代在战国前期，因为所予言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郑国先亡，郑先卫亡，都被历史验证了，这说明作者是亲历了这些历史事件。《左传》是否为解“经”面作，长期以来也有争议，因为司马迁时称它为《左氏春秋》，春秋、战国时以“春秋”名史，是普遍的，《左氏春秋》与《齐春秋》、《燕春秋》、《鲁春秋》是一样的独立历史著作；“经”、“传”关系并不完全相合，或经有而传无，或经无而传有，《春秋》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左传》叙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而所记最晚之事则为公元前453年智伯之亡；《左传》又追记往事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晋穆侯伐条之役，早于《春秋》八十三年，这样，前后多出百年。其编年部分共二百五十五年，也比《春秋》多十三年；“经”、“传”合于一帙是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时的事，以前“经”、“传”单行；《春秋》和《左传》政治观点有所不同，《春秋》贯穿了孔子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恢复西周初年旧秩序的宗旨，所以把当时政治、经济、宗法关系的变化都看成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坏现象，《左传》则不然，它对春秋时期旧秩序的破坏不但不惋惜，明显地表示支持田氏代齐、同情鲁国季氏，指出鲁昭公垮台的必然性。总的说来，《左传》是一部独立史书，但是并不能否定它与《春秋》的关系，上述“经”、“传”不合的地方也不奇怪，因为先秦古籍辗转流传，都有残缺和后人增删窜改的部分，何况《左传》本来就出自众人之手。《左传》的史学价值很高，首先它为后人提供了研究春秋时期的可信史料，它依据的原始材料有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史记及语、志、书、训典、诗、易、钟鼎铭文等，许多事实与地下出土文物相印证。其次，内容丰富，既包括春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各方面的史实，又汇集了一些三代史迹和远古传说。再次，在历史编纂学上，它发展了《春秋》编年，创立了完备的编年体史书之例，后继的编年体史家，都视它为“编年之祖”。最后，有较高的历史文学成就，用词精炼，叙述有条有理，人物刻画生动形象，性格突出，特别善于写战争，春秋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都写得成功，它写战争侧重写双方力量对比，写战争的准备，而不在战争交战过程过多用笔，成为后代史家写战争所仿效的榜样。此外，《左传》一书中所反映的民本思想，社会进化观点，直书精神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成书后大概先在魏、韩、赵流传，秦火以后，《左传》又在民间流传，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河间献王更在河间国内立《左传》博士，司马迁作《史记》抄袭《左传》许多材料。《左传》属经古文，西汉时今文得势，《左传》受排斥，西汉末由刘歆提议，才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学官。东汉初，今古文两派围绕《左传》是否立于学官一直争论不已，贾逵、服虔注最有名，但是未保存下来，不过《左传》地位越来越超过今文学派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学的集大成者是西晋的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把经传合为一书，并把前人注汇集起来。唐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又吸收了魏晋以来研究的成果，引用三礼、公羊、谷梁传以及《尔雅》等经文，详细解释传文。杜预、孔颖达的注疏是《左传》的功臣。清代研究成果较多，代表作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马骕的《左传事纬》，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顾栋高的《春秋大事年表》。《左传》在隋唐时期流传到日本后保存在金泽文库中，明治三十六年(1904)日人竹添先鸿撰《左氏会笺》，汇录前人成果，间以己见，是一部外国人研究《左传》的代表成果。解放后，许多学者研究《左传》，发表论著甚多，《左传》研究早已发展成一门专门学问了。重要的成果有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和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