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与《玩偶之家》

易卜生，亨(1828—1900)是挪威剧作家，生于木材商人的家庭。后来父亲经商破产，家境转贫，易卜生十五岁即出外谋生。他在一家药房当学徒，繁重的工作，微薄的薪水，低贱的社会地位，激起了他对资产阶级“体面”社会的强烈不满。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欲望。一八五〇年，他考大学未被录取，随后便投入社会政治生活，参加工人运动，同时写作。诗剧《勇士的坟》(1854)上演后，易卜生名声初振，遂被聘为卑尔根的第一个民族剧院的编剧，后又任艺术指导。一八六四年初春，由于剧本《爱情的喜剧》所遭遇的攻击和不满于挪威坐视丹麦被德奥联军侵略，易卜生怒然出国。在国外的二十多年里，易卜生创作了许多部享有盛名的剧本：诗剧《布朗德》(1869)、《比尔·金特》(1897)，是带有浓厚象征色彩的伦理剧，但所触及的是挪威社会的现实问题。从七十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加剧，易卜生的创作的现实主义批判性显著加强。《社会支柱》揭露一个号称“模范公民”、“理想丈夫”的富商大贾，最后暴露出是一个骗子。《玩偶之家》对小市民的庸俗灵魂的鞭答更是人太三分，剧中塑造了娜拉这一勇于向男权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挑战的妇女形象。她通过冒名签字借钱给丈夫治病遭到反对和羞辱一事，看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她同海尔茂决裂的宣言和出走的大胆行动，触痛了中产阶级的伤疤，遭到他们的指控。《群鬼》是对这一指控的回答。在这个剧本中，同社会偏见妥协并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女主人公，除了痛苦之外，一无所得。《人民公敌》继续表现斗争的主题。主人公斯托克曼是继布朗德又一典型的精神反抗的英雄。八十年代后，易卜生晚期戏剧创作批判性和战斗性明显减弱，早期创作中的象征因素有所加强，流露出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倾向(《野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