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与《汉书》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东)人。生于东汉光武建武八年(32)，卒于和帝永元四年(92)，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且有家学渊源，父班彪采集前史，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固九岁能作赋，尤爱汉史。十六岁入洛阳太学读书，读书不死守章句，性情宽和，有度量，不以才高自傲。二十三岁时，因父丧而结束了八年的太学生活，回故乡，继父业，居家编著《汉书》。后有人上书明帝，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京兆狱中，弟班超赶到洛阳，替他辩白，地方官又把他的书稿送给朝廷，明帝阅过书稿，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令他做兰台令史。和陈宗、尹敏、孟异等共同完成了《世祖本纪》，次年迁为郎，典校秘书，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令他在兰台(国家图书馆)续写《汉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一直“以著述为业”。章帝建初三年(78)班固迁玄武司马，次年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班固兼任记录，编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后窦宪谋反自杀，班固受株连，入狱，遂死狱中。班固死时，《汉书》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稿，由妹班昭(曹大家)与同郡人马续补作完成。《汉书》所记是西汉一代的历史，起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迄王莽地皇四年(23)共二百二十九年。《汉书》史料，武帝以前，绝大部分用《史记》材料，但是重新做了安排，班固也增加了一些传目，如增“蒯通传”，增加了一些事实，如“韩信传”“楚元王传”“肖何传”“卫青传”“公孙宏传”皆有增补，也增加了一些奏疏原文，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贤良策”“募民徙塞下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武帝以后的材料来源有三：一是班彪“后传”，二是各家所续《史记》，三是汉人诗赋、议奏、诸子百家、天文历法之书。《汉书》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合一百卷，八十一万字，后人因有些篇份量大，又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因而又作一百二十卷。《汉书》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也是一部有影响的名著。首先，它创立了断代纪传体，这种体例与通史比较不免有割断历史之弊，但它在“包举一代”，容纳更多内容上仍然是其所长，把各代之史连接起来也可弥补断代史本身之弊，《汉书》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官方的正宗史学皆以它为准，所以影响后代史书编纂十分深远。其次，它开拓了许多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在资料上，《汉书》在不少方面超过了《史记》，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十志”叙述古代到汉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很详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为《史记》所无，是《汉书》所断创，“西域传”在《史记·大宛列传》基础上写成，又评记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张骞传”是《史记》所无，也增加了汉同西域交通情况，“十志”对后代史“志”的编修影响很大，也成为典制体专书的楷模。再次，《汉书》也有求实致用的观点，班固对史料进行了大量地考证工作如，东方朔这个人物，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著之”，弄得真伪不分，班固根据刘向《别录》而定是非，在“张汤传”中，班固说：“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在“志”中，考辨更多。班固作史为巩固东汉政权而作，选材注意“切于世用”。最后，《汉书》是一部文史结合的作品，宋代黄庭坚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班固是作赋的能手，作文十分讲究，《汉书》结构严密，炼词简净，文字古雅，开了六朝骈体文的先声，它写人物不如《史记》逼真，但也有不少精妙之笔，如对朱买臣、陈万年、苏武等人物的描述都是很成功的。但是，《汉书》是一部典型的封建正宗史学，东汉时谶纬流行，班固在《汉书》中大肆宣扬五行相生说，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为封建统治者的神学统治制造理论根据。《史记》把惠帝放到吕后本纪中叙述，《汉书》为了“著统”单列惠帝纪，《史记》把陈涉入“世家”等同王侯，项羽入“本纪”等同天子，而《汉书》将陈涉和项羽都贬入“列传”之中，这是一个倒退。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种批评恰恰表现了班固封建正宗史学的面貌。《汉书》追求文字古雅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困难。《汉书》问世不久，东汉末就有服虔、应劭为其作注了，唐以前注《汉书》有二十三家之多，唐颜师古受命为《汉书》作集注，详引旧注，在“师古曰”下，又断以己意，使文字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了。北宋由卷子本改成刻本时，由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校勘正误，又由宋祁作写校语。清末王先谦作《汉书补注》一百卷，是《汉书》研究的重要成果，今天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就是以《汉书补注》为底本印成。近人杨树达作《汉书窥管》对王先谦《补注》本又有补正，也是研读《汉书》不可不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