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火焰的播种者
一个春天的早晨,李大钊健步走在北大的校园里,手里还拿着一本原版的《共产党宣言》。校园里学生纷纷和他打着招呼。原来,他现在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的职务。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教学思想是“兼容并包”,北大有着“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环境。
李大钊是个谦和诚挚的人,他到北大上任后,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爱国青年。每天上课,他都穿着件灰布袍,带着和煦的微笑,细致恳切地和学生谈话。在他的带领下,北大刮过一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去图书馆上班的时候,李大钊不是去办公室坐着,而是帮助管理员打扫卫生,整理书报。这天,开馆时间到了,有两个青年学生推门而入。其中一个学生身材魁梧,双目有神;另外一个则是脸色苍白,文质彬彬。他们看到李大钊,眼里露出热切的神色。
一个学生恭敬地问李大钊说:“李主任,有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吗?”
李大钊先是一怔,随即高兴地说:“有!”遂转过身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小册子递给那位同学。此时,李大钊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如今借阅有关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他好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望着眼前这位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平和地问道:“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邓中夏,是中文系的学生。”
这位青年,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李大钊来北大图书馆工作,也顺便给哲学系兼课,邓中夏慕名旁听过。他知道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更是希望能结识他。
“中夏同学,你读原版的《共产党宣言》会不会觉得有些吃力?”李大钊很关切地问道。
邓中夏脸上立时出现了红晕,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的德文水平很低,读起来一定会吃力,所以,我想向李主任多求教一下。”
望着有点尴尬的邓中夏,李大钊微微一笑,说:“求教两个字不敢当,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在摸索当中,我们一起研究吧。白天我有课,晚上请到我住所共同磋谈,可好?”
说完,李大钊对着那个面色苍白的学生说:“忧国志士,你也同去如何?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还赶上一个诸葛亮呢?”说完,三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原来,那个脸色苍白的学生是知名活动家和理论家高君宇。他的革命意识启蒙,便是李大钊的论文《青春》。他这人,说到国事民生,慷慨激昂,乃至声泪俱下,所以被人送了一个绰号叫“忧国志士”。
李大钊就任图书馆主任后,高君宇就经常出入图书馆,找李大钊借阅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赢得李大钊的欣赏。今天他除了还书,还想向李大钊讨教一些问题
听着李大钊的玩笑话,高君宇也笑了起来,说:“李主任!我们一定去拜访,当面聆听您的教诲。”
“君宇,我借你的书看完了吗?”李大钊又微笑着问。“看完了!今天我就是来还书的。”说着,高君宇把手中书双手捧给李大钊,又有些腼腆地说:“李主任,能再借我几本吗?”
“当然可以。”李大钊爽快地说。
翻着手里的《共产党宣言》,邓中夏突然开口问:“李主任,我听说您信仰马克思主义,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彻底解救中国吗?”听到这个话题,高君宇也迫不及待地说:“李主任,这也正是我想问的,我读了您给我介绍的书,心里立时充满了希望和激情,可一想到当前中国这种残酷的黑暗,心里又禁不住有些打鼓。您给我们讲讲吧。”
李大钊望着眼前这两位虔诚的学生,心里不禁涌起了无限的希望。他知道只要正确引导,他们必将会成为推翻这万恶社会的革命推动者。
李大钊和这两个进步学生一直谈到太阳已移上中天,邓中夏和高君宇听着他们从没有听过的新鲜思想,就好像从恶浊的环境中猛然吸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一样,如饮甘露,但为了让敬爱的李主任能够吃上中午饭,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图书馆,离开了敬爱的导师!
李大钊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股父辈的慈爱涌上心头。当时的李大钊只不过刚三十出头,可是这份慈爱却在他心头萦绕,久久不散。他觉得这些可爱的青年就是他的孩子,他有责任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领着他们为拯救中国而斗争!
以后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来找李大钊,石驸马后宅35号的李大钊家成了青年们聚会的地方。李大钊和学生们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
由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一时间李大钊成为北大校园中最受学生们爱戴的师长,同学们都在背后称他为“老母鸡”,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北大园内的“小雏鸡”就围在他周围,接受他的爱抚,引导,跟着他学习生存与斗争!有些北大的教授们也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一股很强的冲击波。
李大钊越来越觉得图书馆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太少了。他正为此事发愁时,正巧,一天蔡元培校长来到图书馆检查工作。蔡校长看着井然有序的书库和静静阅读书报的老师学生们,满意地点着头。此时,李大钊正在主任办公室里清点新购的外文书籍,蔡元培推门进来,高兴地说:“李主任啊,自从你上任以来,这图书馆的面貌可大为改观了。”
李大钊抬头一看,是校长进来了,忙立起身来谦和地说:“蔡先生,过奖了。图书馆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业务,我半路出家,边学边干,还不成个样子。”
“不,不。应当说,已初具规模了。”蔡元培满意地说。
李大钊望着蔡元培那高兴的样子,觉得机会来了,就装作有些为难地说:“只是书籍还少了些,学生们有时借不着书,很失望。”接着,他话锋一转,“蔡先生,您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知道!知道!我曾在德国居住多年,这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德国的一代大学者,而且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是呀,这两位先生死后仍被工人们爱戴,”李大钊有些沉重地说,“而我国的工人却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甚至连北大的教授们知道他们的也不过几个。这对我们这个全国最高学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的确是这样的!就这两位先生遗留的学说而言,至今还是个空白。”蔡元培曾读过李大钊的著作,知道他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就笑着对他说,“我打算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这门课,李主任,由你来讲授怎么样?”
“好,好……我也只能边学边教,尽力做到不耽误青年人。”
“好,就这样说定了。”蔡元培沉思了一会,又说道:“不过,李主任你可不要像列宁那样领着工农们来反对政府啊!”
李大钊听了一笑,巧妙地说:“宣传主义是教授的职责,工农要用它推翻政府,就不是教授应负的责任了!再说啦,如果一个执政的政府,竟然败在一种主义的脚下,我看,还是让这样的政府垮台的好啊,让主张新主义的人去组织新政府吧!”
蔡元培听了李大钊幽默的话语,不禁开怀大笑,说道:“我看,李主任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肯定能把唯物史观这门课讲好!”
“蔡先生,我答应您教授这门课,就一定会尽力讲好!这是我的责任。另外,蔡先生,我想向您提个请求。”蔡元培听了一怔,说道:“李主任,你有啥要求,尽管说吧。”
“我想再购进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现在有关这方面的书,图书馆太少了,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们的求知欲望了。”
在李大钊的积极努力下,图书馆终于购进了一批新书。李大钊坐在图书馆办公室里,含着微笑,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畅谈自己的看法。同时,他积极地引导邓中夏、高君宇等激进的救国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快,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便成了我国传播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李大钊则成了我国第一个播撒共产主义种子的园丁。
李大钊还充分利用大学讲坛,向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每当李大钊上课时,学生们就提前来到教室,人总是满满的,迟到者就站在教室的两旁,每个人都急切地盼望着李大钊的到来。当留着两撇八字胡、戴着金丝眼镜的李大钊走进教室时,乱哄哄的教室就立时静下来。可见,他的唯物史观课相当吸引人。所以,李大钊还是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入选理由:
思想的引导是革命的火种,一个革命者往往肩负着播种的责任。在这方面,李大钊堪称楷模。
阿离之言
希腊有个神话,说天神宙斯看人类很不爽,于是没收了火焰,整个人间都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中。然后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神灵就偷偷把天火偷出来,给了人类。为此他被绑在高山上受尽折磨,后来有人说,为成就他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人,就有“普罗米修斯”精神。
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就是李大钊。评论这个人,通常有句话是“偷得天火留人间”,对于第一个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句话显然很恰当。他偷来的是精神的火种,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
现在谈论李大钊,不少人却有陌生感。作为中国党龄最早的人,他牺牲的时间也太早,所以没交多少党费,也来不及看到现在的新中国新气象。但即使这样短暂的一生,他还是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
李大钊是河北人,小时候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清末上了中学,还考进北洋法政学校。那时候他就是块读书的料子,毕业后跑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学的是政治学。所以李大钊也算海归精英人士。就是这段留学生涯让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走向有时候很奇妙,环环相扣,如果少了一个环节,或许就像蝴蝶翅膀扇动,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或者说,没有李大钊也会有其他人,那时候的中国,苦难到了一定层次,终究会酝酿出一场巨大的变革。
回国后的李大钊去北大当图书馆主任,这个职位很超然,正好管理着精神食粮。北大又是那样一个地方,要平等要自由要百花齐放,学生们有头脑,有热血。于是李大钊就激动了,这全是未点燃的火种啊。
当时在北大当主任还教书的李大钊,月薪有250块银元,这在当时可算是金领。但他根本没舍得花,全用来做党的经费或是接济学生。后来他遇难的时候,家里居然没有一分存款,妻女全靠别人接济。这样两袖清风的人,也就在那个时代才能够出现吧。说到党的建立,也离不开李大钊。五四运动时,北京学生举行爱国游行。不少学生被捕,李大钊奔走营救。第二年,他就和陈独秀讨论了建党事宜。陈独秀写信问他,建了这党,名字是不是叫“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看到了共产党的初生,却没看到它的茁壮成长。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年仅38岁。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的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公墓安葬,所举花圈挽联绵延一公里。这或者验证了一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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