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人才观》
社会运转的基石是普通人与普通事,在处理普通人、事的时候,我们必须注重一些一般原则,其中就包括司马光的“人才观”。
《资治通鉴》开篇用倒叙手法,讲述了“三家分晋”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即韩、赵、魏三家联手消灭了执晋国政坛牛耳的智氏。而真正葬送智氏的,是这个家族的领导者智襄子。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可以告诉后来者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领导者,并从中总结出一套“人才观”。
《资治通鉴》讲这个故事,是从智襄子的父亲智宣子选择继承人说起的。智宣子认为智襄子很能干,想让他做接班人。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智氏家族另一位长老智果的反对。智果指出,智襄子虽然有五大优点,却有一个致命缺点,不适合担任领导核心。初听智果的意见,会觉得有些无理,任何人都难免有缺点,一个人有五大优点,而明显的缺点只有一个,为什么不能用呢?事实却证明,智果是有远见卓识的。
司马光按德和才两项标准,将人才分为四等:德才兼备曰圣人;德高于才曰贤人;有才无德曰小人;才德俱失曰愚人。在司马光看来,在得不到圣贤,只有小人和愚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宁可选择愚人,切莫选择小人。
智果首先罗列了智襄子的五大优点:一、长相帅;二、武艺强;三、多才多艺;四、聪明善辩;五、刚毅果敢。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已经非常完美了,放在今天,肯定有很多女性为他尖叫。为什么还不适合做领导人呢?智果指出,智襄子的致命缺点在于他残暴不仁。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却是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如果他凭藉这些能力去凌辱别人,不同样是如虎添翼吗?当他不断在凌辱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快感时,岂不也是为智氏家族树立了众多仇敌?这对智氏家族必然不利。但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立智襄子为嗣。智果判断,在智襄子的领导下,智氏必然灭亡。为免受牵连,智果决定不再姓智,而改姓辅,称为辅果。
智襄子上位后,果然倚仗自己的势力和才能,做了很多树敌的事。其中包括当众羞辱韩氏和魏氏家族的领导人。继而强占了韩、魏两家的田地。当有人提醒智襄子要提防韩、魏两家发难报复时,智襄子却自信满满,认为凭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没有人能够挑战他。
当智襄子继续贪得无厌地转向赵氏家族索要土地时,遭到了赵氏家族的领导人赵襄子的全力反抗。智襄子会同韩、魏两家讨伐赵氏。两家迫于其淫威,不得不协从,但心里却充满了恐惧。他们知道,赵氏如果灭亡,同样的命运可能很快就会降落到自己头上。聪明的赵襄子显然也看透了韩、魏两家的心思,派遣密使和两家结盟,约定时间,里应外合,打败了智氏,并杀死了智襄子。智氏家族也因此覆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当初改姓的辅果。
通过总结这件事的教训,司马光按德和才两项标准,将人才分为四等:德才兼备曰圣人;德高于才曰贤人;有才无德曰小人;才德俱失曰愚人。圣贤自来难求。在司马光看来,在得不到圣贤,只有小人和愚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宁可选择愚人,切莫选择小人。因为愚人虽然无德,却也无才,破坏力不强。小人固然有才,但没有道德底线,很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司马光的观点初看起来有些极端,甚至有些迂腐,在大力呼唤创新人才的今天,尤其不合时宜。但仔细深思,笔者以为司马光的观点触及到了用人的一般原则。首先,从传统德才观念来说,对于一个性格成熟的人,加强他的品德,比提升他的才华更难,也就是说在品德上出现短板,比才华缺陷更难弥补。失去品德的驾驭,才华完全有可能成为伤害的利器。
其次,切合当代社会的现实境况,我们可以灵活地把“德”理解为是一种与人相处的能力。有德之人最基本的特征,是能替他人考虑、没有侵略性。这样的人能吸引更多人愿意与他交往,这其实是一种能赢得长远回报的重要能力。在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这种能力甚至可能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可以举出更多例证来证明,有实力、有能力的人未必是最终的赢家,这和“德”的缺失往往有很大关系。
非常之事有待非常之人,在一些特殊环境下,才能本身的确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必受缚于品德。但我们不要忘了,社会运转的基石是普通人与普通事。在处理普通人、事的时候,我们必须注重一些一般原则,其中就包括司马光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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