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诗人没有明言的诗意？

《如何解读诗人没有明言的诗意？》

古风插画/石家小鬼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字面上看，无疑是一首十分通俗易懂的作品。此诗向来被人们称为名作，有人誉之为“千秋绝调”（清·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唐宋诗醇》卷十八），还有人认为即使由擅长绝句的王昌龄、李白来写，也无法超过杜甫的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清·黄生《杜诗说》）。总之这是一首传播在人们口中的名篇，千百年来被人们反复吟诵。对这首诗进行注释、鉴赏的工作，历来就没有间断过。唐诗中，李商隐的《锦瑟》被认为是难以索解之作，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似乎从来没有人这么认为。而实际上，要想深入全面理解这首诗，决非易事。至少，我所见的种种解说，对于这首诗的诗意所在都未能阐发得尽洽我心。

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假如单以字面意思来理解这首诗，不过是：“我在岐王和崔涤那里经常看到你，听到你唱歌，现在，在晚春，我在江南又遇到你了”[1]。是没有什么诗意可言的，因此不能算是一首诗，更遑论好诗。可是，这却是千百年来公认的一首好诗。那么，它的诗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认为，这首诗的诗意来源，至少可以分析为如下七个层次：

第一层诗意来自景物的转换。诗中虽然有“寻常见”、“几度闻”、“又逢”的字样，也就是说，杜甫跟李龟年见面机会有多次。但是，诗人使用了一个“又”字，实际上就等于将他们的见面分成了两回，即：诗的前两句代表一回，诗的后两句代表一回。前一回的见面场所虽然是在岐王宅、崔九堂的不同地点，但可以合并为“富贵人家”，地点一般认为是在当时的东都洛阳[2]。前后两回景物的不同是：前者是王侯达官的宅第，后者是暮春的落花飘零。稍加引申，就是：前者是人间景物，后者是自然景物；前者是富贵气象，后者是美好季节（春季）的残余；前者皆为实景（宅第、厅堂），后者乃是虚景（落花，什么花、多少花诗中都没有交代）。景物从人间富贵转换为自然残季，从实景转为虚景，必然引起人的失落、惆怅、空虚之类的情感。而这类情感，从来都是中国抒情诗歌的一大永恒的主题。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水墨画

第二层诗意来自见面数量的变化。诗人跟李龟年的见面，早期是“寻常”，是“几度”，后者是一次。对此我们可以这样分析：早期见面是必然的、容易的，后期见面是偶然的、不容易的。人生总是喜聚恶散。必然的、容易的见面，在当时也许并不觉得怎样可喜可贵，但是后来回忆起来，总是觉得难得且珍贵；偶然的、不容易的见面，对于多愁善感的人都会产生漂泊、无奈之类的情感。两者对照，就会益发鲜明地衬显出诗人作诗时的落寞情怀。这种落寞情怀，细心的读者都会感觉得到。

第三层诗意来自人物命运的前后变化。只要对这首诗进行注释，哪怕是最简明的注释，也一定会说明一下李龟年其人。综合唐朝的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和范摅《云溪友议》卷第六的记载，我们知道，李龟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最有名的歌者，会谱曲，其中《渭川曲》旋律精妙，当时曾广泛流传，因此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待遇十分优厚。李龟年在洛阳通远里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豪华都“逾于公侯”的宅第，其宅第中堂的宽敞在当时的洛阳是无与伦比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龟年没能跟随唐玄宗李隆基到四川，而是流落到了潭州（今天湖南长沙）一带。“每遇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当时，李龟年在当地官员的筵席之上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名为《相思》：“红豆生南国，春(秋)来发几(故)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3]，当然，还有《伊州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这些都是王维的作品。可以说，李龟年相当于今天的流行歌曲明星。在其中一次当地官员的筵席上演唱的时候，杜甫见到了他，于是有了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可见，李龟年是一个曾经繁华、现在归于落魄的人物，他的人生今昔，有着强烈的反差。李龟年的遭际命运，足以令人感慨系之。

诗人杜甫的命运虽然没有李龟年那么大的起落，但是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人家，他的祖父、父亲都在朝廷做官，父亲做到县令，母亲出生于当时的望族——清河崔氏家族，家境不会太差。杜甫本人比较早慧，十四五岁就进入文坛，开始跟当时洛阳的一班名流交往，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称赞，“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杜甫《壮游》）。可见，当李龟年吉星高照、蒙受宠爱的时候，杜甫也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了。杜甫虽然还没有得到朝廷的实际认可，还没有中进士，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但是，他的心里是充满自信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理想也很高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不难想象，杜甫当年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杜甫两次参加进士考试的失败，十多年长安求官的蹭蹬，四十四岁那年十月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小职位，进入官场，次年八月就爆发了安史之乱。然后是逃难、陷贼，做左拾遗，但又很快就因为上书言事触犯龙颜，不久又被降职。四十八岁那年八月，杜甫终于弃官不做。从此携家带口，踏上漂泊西北、西南的道路。丧家犬似的，一路投亲靠友。虽然杜甫的诗名在与日俱增，但是这种一路漂泊的生活，也使他饱尝了人情冷暖的眼色与世味。“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杜甫《久客》）。这是杜甫见到李龟年前两年在公安县时的感慨。杜甫在临离开四川梓州（今三台县）时作的两句诗，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今昔境况，“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杜甫《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

诗歌涉及人物李龟年和诗人自身命运两端的反差，这种人生的今昔对比，是感动读者、引起感伤共鸣的重要内容。

第四层诗意来自对人生荣衰命运过程的反思与追问。一个有相当诗歌阅读素养和人生阅历的读者，绝不会将自己的联想停留在今昔两个端点上，而会从这两个端点出发，一点点用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人生体验，填满整个过程。根据史书记载，诗中所说的岐王、崔九都死于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也就是说，杜甫在他们府上见到李龟年，大约都在开元十三年，那一年杜甫十四岁。他们在“江南”也就是潭州（今天湖南长沙市）的重逢，是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这一年杜甫五十九岁。两回见面的中间，隔了四十五年。这四十五年之中，杜甫我们是比较了解的，李龟年虽然因为缺少文献记载，无法了解，但是，他的经历肯定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谁的人生会是几十年一跃而过呢？人到垂暮，难免回忆往昔、反思过去，这四十多年的时间、经历，值得回忆、反思的内容肯定是无比丰富的。这里边，自然少不了关于功名利禄、关于荣辱毁誉、关于爱恨情仇、关于世事轮回、关于生老病死之类的感慨。

第五层诗意来自对国家百姓命运的联想。忧国忧民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也是中国抒情诗言志的重要思想内容，杜甫在这方面又是一位堪称典范的诗人。从开元十三四年到大历五年的四十余年，中间有持续近八年的内战时期——安史之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战争给国家、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无比深重的。随着李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由盛转衰，百姓的生存境况也日趋恶劣。杜甫之所以写《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肯定不是只为了交待他在潭州重逢故人李龟年这一私人事件的本身。了解一点唐代这一段历史的读者，是很容易产生这种联想和感慨的。

第六层诗意来自若干细节的仔细品味。专家级的读者，是不会放过任何细节的。对于总共只有二十八个字的一首七言绝句，又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伟大诗人杜甫的作品，更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诗中岐王和崔九都曾经是喜欢接待文人的王侯达官，杜甫这么直接地写出他们的名号，多少会有一些怀念的用意。岐王李范乃唐睿宗第四子，原名隆范，后来为了避免跟唐玄宗李隆基重字改为单字名。“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旧唐书》本传，新传也有相似记载）。关于崔涤，史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他接待文士的事迹，但是新旧唐书都记载了他是善于论辩、喜欢开玩笑的人，“性滑稽善辩，帝恐漏禁中语，以‘慎密’字亲署笏端”（《旧唐书》），他显然属于平易近人、口没遮拦的一类人物。杜甫应该是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的。李范的岐王封号是他父亲唐睿宗生前给的。李隆基继位后，李范先是担任太子少师，接着，历任绛州、郑州、岐州刺史，后来升迁为太子太傅。在死去的开元十四年，被追赠为惠文太子。按照史书称述惯例，杜甫似乎应该称李范为太子。但诗人在这首诗里称其为岐王，可能隐含着诗人的讽喻之意。史书记载，唐玄宗表面上做出信任、宽待兄弟的样子，但是他对于王公们的交游有着严格的限制，“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纳”。对一些曾经跟李范有过诗酒往来的人，例如，驸马都尉裴虚己、万年县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等都遭到了贬谪处罚。杜甫自己虽然没有受到处罚，但是他对这种规定一定是有所不满的。

杜甫称李龟年为“君”，其中也有文章。杜甫当年在洛阳见到李龟年时，李龟年已经是众星捧月的席上红人，当朝皇帝宠爱的人，来头自然小不了。而杜甫只是叨陪末座的少年，那个时候，他恐怕还不太容易跟李龟年说上话。诗的头两句，也可以理解为有自我介绍之意——杜甫记得当年的李龟年，李龟年却未必记得当年的杜甫。“见”、“闻”措辞的矜持，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杜甫诗中，“君”通常用于称呼亲密朋友。例如，《梦李白二首》有“君今在罗网”、“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等句。杜甫跟李龟年未见有特别的交往、交情，单独这一首诗称呼李龟年为“君”，不免有些突兀。或者，潭州重逢的时候，杜甫觉得他们的地位、身份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李龟年沦落为谋生歌手，杜甫则是当地长官的亲友或宾客，而且是“大名诗独步”（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的诗人。杜甫这样称呼李龟年，多少有些怜惜对方的色彩。从此不难看出，诗人的心细如发。

第七层诗意来自文本的外部语境。任何文学作品都既不是横空出世，也不是遗世独立的，有着纵横交错的各种联系、参照物存在。在杜甫的全部诗歌中，论人物类型、内容和结构，《江南逢李龟年》有一个姊妹篇，那就是《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作《江南逢李龟年》一诗的三年前，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一位地方官员家的筵席上看到一位剑器舞者的表演，当得知那舞者就是当年著名的剑器舞者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时候，诗人就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儿时一次观看公孙大娘的舞蹈演出的情形，对公孙大娘的舞蹈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诗中的人物公孙大娘是跟李龟年同时、齐名的宫廷艺人，可见人物相同。李十二娘原本当是宫廷御用舞者，可见也跟李龟年一样，都是从宫廷流落民间的艺人。他们的经历都是“梨园弟子散如烟”的一部分。虽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是一首七言古体诗，《江南逢李龟年》是一首七言绝句，字数悬殊，但是，两首诗的内容、结构都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详略不同而已。清朝的黄生看出了《江南逢李龟年》“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堪称慧眼。杜甫之外，别的诗人也有同类或者说相近的作品。这一类作品当然是很多的，举例来说，早于杜甫的诗人李峤前后两次让唐玄宗动情感叹的《汾阴行》就是这样的作品，诗曰：“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晚于杜甫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和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乌衣巷》也是这一类的作品。这些同类的诗歌作品，当然也是同中有异的。无论同异，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作品本身诗意的理解。我不同意一些研究者在研究诗歌时，肯定一点，否定其余，或者自己提出一种新说法就便贬低、推倒前人旧说法的习惯做法。我认为，对于《江南逢李龟年》这样的作品是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理解的。任何用自己一时发明或者借用的理论，就轻易地否定他人的观点，都是不足为训的。

美编 赫赫 编辑 孙至妍sunzhiyangood@163.com

注释：

[1][美]宇文所安.郑学勤,译.《追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原书作“我在岐王和崔湜……”，崔湜显然为崔涤之误。

[2]有学者认为是在长安，这一点闻一多先生驳论甚详，可以采信。参看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3]如今流传的王维的诗歌《相思》的版本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诗最早见于晚唐时期范摅的轶事小说集《云溪友议》，其卷中《云中命》记载：“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较之今天版本，此处版本只有“秋来”、“赠君”两处异文。而到了宋朝洪迈编辑整理的《万首唐人绝句诗》中，又为：“红豆生南国，秋来发故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到了明清时期，新出现了“春来”、“愿君”的《相思》版本，这直接影响了《唐诗三百首》的选编与当今王维诗歌《相思》版本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