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跟盛唐诗人学到了什么

《空海跟盛唐诗人学到了什么》

提起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一部枯燥的学术著作。但要说起空海，应该有不少人眼前会马上浮现起当下流行的电影《妖猫传》中那个萌萌的日本小和尚形象。空海这个人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他就是《文镜秘府论》的作者遍照金刚。当然，历史上的空海，跟小说和电影里的空海并不是一样的。

空海于公元774 年出生于日本的一个贵族家庭，比白居易小两岁。空海从小就从舅父那里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成年后，除了精研佛法，他也一直对中国诗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来中土之前就写过一些诗论。30岁时，空海随遣唐使来到中土，途中真的经历过海上的风暴。中土的游学经历只有短短一年，却使他对佛法和诗学都有了更深的了悟。回国后，他创立了日本真言宗，又根据从中土带回的诗学文献，加上自己的理解，编写了《文镜秘府论》一书。

《文镜秘府论》属于“诗格”类著作，就是后世诗话的前身，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教人怎样写诗的书。这类著作，在唐代是颇为流行的。不过，我个人并不建议初学者拿着《文镜秘府论》或者其他的“诗格”学写诗，因为这类著作离初学者的现实需要，还是有距离的。事实上，在像唐代——或者今天——这样一个想学写诗的人越来越多的时代，既然有想学“怎样写诗”的需求，那就必然有想学“怎样教人写诗”的需求。在我看来，“诗格”类的著作，与其用来教人“怎样写诗”，还不如用来教人“怎样教人写诗”更实在些。也就是说，“诗格”与其说是教材，不如说是教学参考书。当然，天资高的学生拿本教学参考书来看，对学习也会有帮助，但教学参考书的打开方式毕竟跟教材不一样。

《文镜秘府论》中引用了很多唐人的著作，很多章节有可能是直录唐人原文。那么，空海引用谁的著作比较多呢？

虽然在《妖猫传》中空海和白居易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虽然白居易在中晚唐诗坛地位显赫，被封为“广大教化主”，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汉诗界，成为日本汉诗界的偶像；虽然世间流传着署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但是，在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中，完全看不到白居易的影子。事实上，空海是否见过白居易，也没有任何实在的证据。毕竟，空海来中土的时候，白居易还只是个中进士才四年的小小校书郎，远不是什么文坛领袖。空海并不像之后的日本汉诗家那样，将白居易奉为诗学圭臬，他的诗学主要受到大历以上的唐人影响。

那么，空海追思的盛唐诗学家又是谁呢？真的是吟咏着《清平调》的李白吗？在《文镜秘府论》中，同样找不到李白的身影，看来李白也并不是空海的偶像。《文镜秘府论》引用最多的是王昌龄，其他比较显眼的，还有皎然和崔融。

崔融是武则天时代的人，比盛唐略早，出身于山东士族，山东的崔氏自汉末至北朝多有名臣，在唐代，崔氏仍是最耀眼的姓氏之一，山东崔氏的各支系贡献了不少文学家。崔融本人曾“擢八科高第”，是当时的“大手笔”。中晚唐以后，崔融似乎淡出了诗学家的视野，但在盛唐，他还是颇有影响力的。《文镜秘府论》保存了他的诗论。

王昌龄是我们熟悉的盛唐诗人，大约与李白同辈。王昌龄出身于琅琊王氏或太原王氏，在中古时代也是高门著姓。《文镜秘府论》中大量引用了王昌龄的诗论。应该说，王昌龄才是空海所仰望的盛唐。这或许与我们今天对盛唐的印象有些出入。

诗僧皎然俗姓谢，自称为谢灵运的后人，陈郡谢氏在六朝也是显赫的文学家族。皎然生活在大历时代，比盛唐稍晚。

这三位较有代表性的诗人，都生活在盛唐前后，都与南北朝的显赫家族有关，创作风格都偏于保守、温润。这可能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唐人实际的审美倾向。或许，在白居易之前，这样的人是最有资格教人写诗的人，他们自然也成为了空海学习的对象。

那么，空海跟这些人学到了什么，《文镜秘府论》又讲了些什么呢？

《文镜秘府论》分为天、地、东、西、南、北六个板块，说的都是初学者最容易遇到的问题。

《天卷》讨论格律问题。每个初学者首先都必须过格律关。格律就像天一样，是一切存在的前提，也是不能越出的。实际上，《天卷》讨论的格律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初学者的需求。初学者学格律，只要记住林黛玉说的“平的对仄的”，就够用了。《天卷》作为教师用书，提供了很多进阶的格律知识，在初学者看来，难免会头晕目眩。其实，《天卷》讲的“声病”，并不是必须规避的。如果你是对诗作声吻协合有特殊要求的进阶选手，那么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天卷》中讲的“八病”。另外，《天卷》还记载了一些特殊的格式，包括“齐梁调诗”，也是可以供进阶选手学来玩的。

《地卷》讨论诗的“体势”，可以理解为品格问题。诗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不同的审美追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体”，这些“体”的品位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品位，就好像地势的高下一样。任何体势都可以写出好诗，就像任何地势都能长出好看的花一样。但是论起地势本身，毕竟是有高有低，有一圈一圈的等高线，同样道理，诗的体势也毕竟有高下之分。在“以诗取士”的语境下，除了诗本身是好诗，诗的体势高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评诗的人火眼金睛，认得更高的品位，不能“见了浅近的就爱”。在这方面，《地卷》可以提供不少帮助。但是初学者要是把《地卷》当成武林秘籍，照着一招一招练过去，那是不可行的。在缺乏创作经验的时候，只是背会这里的招式名称，那更是毫无意义。所以《地卷》也是评诗者用着比学诗者顺手。当然，对学诗者来说，知道天下之大，诗有更高的境界，也是好事。

《地卷》中最实用的，当属王昌龄的《十七势》、皎然的《十四例》和崔融的《十体》。其中，王氏的写法又与谢、崔二氏略有不同。皎然和崔融写的，相当于“评分标准”，罗列诗的不同境界，其间是有差等的，我们在评诗的时候，基本可以按照他们的总结，按图索骥，评定诗的高下。王昌龄说的“势”，类似于宋人黄庭坚讲的“诗法”，这里的“法”是“活法”，不是“法律”的法，而是“办法”的法。不是规定你只能怎样写，不能怎样写，而是给你提供更多的写作思路。这些写作思路之间，不是完全没有高下，但高下是不明显的。我们写诗打不开思路的时候，可以去看《十七势》，然后就知道，写诗不是只能一板一眼地写八股，是可以有无数种章法变化的。《十七势》是招式，可以临时借鉴了用，而《十四例》《十体》基本无法当场借鉴，只能供你对照功夫练到哪一层了。

在天地之间，会有形形色色的生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东、西、南、北四卷，就是讲初学者遇到的问题的。

《东卷》讲的是对仗问题。东方是万物发生之地，东卷就讲初学者最先遇到的问题。在解决了格律问题之后，初学者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对仗。对很多人来说，要写出工整的对仗，并不是容易的事。

当下有很多人工智能软件都可以写旧体诗，如果只写散行绝句，它们的水平已经与人类初学者难分伯仲，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软件能很好地解决对仗问题。我们习以为常的“对对子”，对人工智能来说竟是难以突破的瓶颈，由此可见，对仗艺术凝聚了人类智慧的精华。在格律的壁垒被突破以后，要证明我们人类相对于电脑的优越性，对仗还是一道可以踞守的天险。

今天的初学者，经常觉得写出工稳的对仗句有困难。很多人选择了退缩，或者写个宽对敷衍了事，或者干脆只写散行绝句，只填词，有的还能填出很漂亮的词。其实，这样很不好，等于是自动放弃了人类的优势地位，把自己降格为电脑。毕竟现在电脑写出像样的词也不难了。

中古时代，在寒素阶层上升的过程中，很多寒素子弟努力学习写诗。世家子弟看他们的心情，就跟我们今天看人工智能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屑中带着担心。他们也必须拼命证明，自己比这些“后出门户”更优越。因此，在当时的诗学中，也会存在一道一道的防线。格律是第一道，品位是最后一道，而在格律之后的第二道防线，大概也是对仗。

对于自幼熟读《文选》的世家子弟来说，对仗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只想走捷径学会写诗，在文坛上暴得声名，那么对仗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弱点。评诗的大佬看见逃避对仗或者写不好对仗的人，心里应该也是有数的。所以，在乾坤定位之后，《文镜秘府论》首先要教人对对子。

但是，《文镜秘府论》的《东卷》也不适合拿来学习对仗。《东卷》讲各种对仗的方法，例如《二十九种对》，也像王昌龄的《十七势》一样，讲的是办法。是告诉你，除了规规矩矩地对仗，还有这么多出奇制胜的法子，是帮你开拓思路的。《二十九种对》不但不是必要的，也不能穷尽对仗的方法。初学者看这个，首先会晕，以为对仗有多么复杂，徒然产生畏难心理。不晕了之后，如果再把这些奉为秘籍，一一记住，一一运用，不过是浪费时间，并不会因此把诗写好。更有甚者，以为用了这些对法就是好诗，不用就不是好诗，一心钻研对仗的法门，以期拿来炫耀，未尝不是另一种急功近利。晚唐七律出现了很多精致繁复的对仗，恐怕与寒士急于靠写诗博取功名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写诗不是对仗的花样越多越好的。能写对仗，能证明你是个有灵魂的人类，就足够了。要写好对仗，靠的不是背招式，而是要好好把《文选》读熟。

《西卷》讲的是“诗病”，就是诗会出的毛病。人活在世界上时间长了，没有不生病的，写诗上手了以后，也会慢慢地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西方总是和衰老、刑狱联系在一起，所以《西卷》用来讲诗病。

“诗病”就更不是供初学者学习的东西，初学者没必要把《西卷》中空海归纳的二十八种诗病都记住，一一都犯一遍。诗病是供评诗者掌握的。评诗者要知道，这样的写法是毛病，不是创意。如果学生这样写了，要纠正；如果考生这样写了，严重的要黜落。当然，作诗的时候，如果能知道诗病，有意加以规避，那也是好事。

识别“诗病”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读诗还是作诗，都要识别好歹。要知道，这么写是好的、那么写是不好的，这个字用得好、那个字用得不稳。而不能只会看中心思想，说了我好话的就是好诗，说得不入耳就是坏诗。识别“诗病”是一门很实在的学问，有几千年的积淀，能把中国诗讲成云山雾罩空中楼阁的，多半是不懂这门学问的。

考究诗病，充分说明当时存在着品评诗作高下的需求，从侧面说明了诗歌的繁荣，也说明诗作的高下关系着士人的荣辱。

《南卷》讨论的是诗的“意”与“位”。南方使人联想到光明正大，《南卷》讨论的就是诗歌中最为核心、最为光明正大的问题，是诗歌的高贵属性。

《南卷》中的《论文意》，引用王昌龄和皎然的诗论，讨论“意”的问题。为什么诗要讲“意”呢？是不是说，一首诗只要意思好，艺术上不用讲究呢？不，一个能讨论“诗病”的诗学系统，不会这样粗糙。

想靠诗歌干谒的人，如果再多下些功夫，是可以学会对仗，甚至避免诗病的。这时候，横在他们面前最后也是最严峻的考验，就是能否写出一首意脉连贯的诗。真正的诗人，写诗就是为了抒写自己的性情，如果不是心有所感，就不会写诗，那么他下笔的时候，不用怎么布置，意脉自然是连贯的。但如果写诗是为了博取声名，是功利性的，那么就会出现为写而写的情况。此时除非以很高的技巧加以经营，否则无法写出连贯的意脉。这样的诗，也许单看句子会很精致，但通篇看下来，却没有太深的思致，或者稍微思考得用心了些，意脉却断裂了，不知所云。有这样的迹象，就说明是功利性的写作，同时技巧也不够，所以绝非上品。还有一些初学者，写诗倒是有感而发，但对于如何把自己的感受完整地写下来，还缺乏经验，在写完最先想到的句子之后，就没有其他感受可以写了，于是只好开始拼凑，上句写了春天，下句却凑出来秋天。这样的诗，当然也是不好的，禁不住“意”的考量。

《论文意》主张，写诗要“苦思”“造意”，“险起杰作”，要追求新奇，其实是在要求诗人努力写诗，不可以写平熟套话，对艺术的要求是很高的。这里所说的“意”，是指新意，并非限于主题正确，而是包括了见识和技巧等不同方面的精进。强调“意”，其实是强调诗人的主体意识，以飞扬独特的个性为尊，以可复制的功利性创作为卑。这是盛唐诗人最可贵的精神，也是在诗人阶层不断扩大的时代保持诗歌高贵本性的需要。

《论文意》也是服务于评诗者的。评诗者需要知道有意之诗高于无意之诗，写诗者却无法通过阅读《论文意》而完成从无意到有意的飞跃。可以想见，如果有一天电脑可以解决对仗和诗病的问题，“文意”仍然会是它与人类高手之间的屏障。当然，人类的子孙，如果才华平平却急功近利，也是会被挡在这道屏障之外的。

同属《南卷》的《论体》，讨论诗之“位”，即不同诗体的功能。要恰当地使用不同诗体完成不同的功能，首先至少要掌握所有的诗体。只会写绝句的人，是没有“论体”的可能和必要的。因此，讨论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北卷》的内容较杂，有关于对仗的补充论述，也有虚词用法的介绍，或许是空海在记录不能归入其他五卷的零碎感想。

《文镜秘府论》是空海向盛唐诗人学习的成果。它以格律为始，以体势为归，靠对仗、诗病、文意、诗体的品鉴保驾护航，帮助评诗人学会识别诗作的高下，也给作诗人以必要的提醒，从而维护诗的品质。《文镜秘府论》保存了盛唐通行诗学文化的样貌，证明着盛唐诗学的繁盛与辉煌，也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与创作提供着启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