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评点（上）

编者按：

本文是黄霖教授为“古代文学名著汇评丛刊”所撰写的总序，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评点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今刊发以飨读者。“古代文学名著汇评丛刊”由黄霖、陈维昭、周兴陆三位教授主编，第一辑三种《诗经汇评》《唐贤三昧集汇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汇评》近日已由凤凰出版社推出。

一

评点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其主要特征是在正文边或天头上有评语或点圈。其评之源可上溯到秦汉的经史之学。如《易》之有系辞、说卦，《诗》之有《毛传》《郑笺》，乃至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楚辞章句》每篇前的小序等等，均可视之为其滥觞。后加上看书时随手“点烦”“点抹”“钩识”“朱墨别异”等，就形成了一套有圈点、有批语、有总论的评点模式，并逐步完善化。宋中叶以后，始有刻本

（叶德辉：“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耿素丽点校《书林清话》卷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宋元间曾出过吕祖谦、真德秀、方回、刘辰翁等著名的文学评点家。至明代，刊刻评点之风大盛，整个清代也久盛不衰，以至到当代，一些评本的出版还络绎不断，致使若干小说作家也按捺不住，纷纷伸纸弄笔，批点起一些古典文学名著来了。

文学评点的走红，恐怕与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的一炮打响颇有关系。俞樾曾评此书曰：“先生论文极细，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钩乙其旁，以醒读者之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

（俞樾《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后跋》，清光绪廿四年江苏书局本《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卷末）

《古文关键》的评点，不仅使一些经典选文精神全出，而且其卷首的“总论”也十分精辟，如《论作文法》云：

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

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

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期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

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

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

常中有变，正中有奇。

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

辞源浩渺而不失之冗，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吕祖谦《论作文法》，清光绪廿四年江苏书局印本《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卷上）

诸如此类，都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

其后，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周应龙《文髓》、真德秀《文章正宗》等相继致力于选文评点，揭示“文法”，“抽其关键，以惠后学”

（楼昉《崇古文诀》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54册），

卷起了第一阵文学评点的旋风。这一代评家，多深得文章奥秘，下笔渊雅得体，故其书能风行，其人亦足传世。明人随其后，文学的评点扩而大之，推向诗词稗曲各体，乃至对儒家的经典也敢用文学的眼光、评点的手法去重新解读，真可谓是百花竞放。到明末清初，终于出现了如金圣叹这样天才的评点大家，将文学评点推向了高峰，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特别是叙事文学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凡事如一窝蜂似的争上之时，必然是泥沙俱下，并招致一些嗜利之徒蝇营蚁附而拼命跟风炮制，几使部部名著有评点，家家书肆出评本，其粗劣、恶俗、拼凑、抄袭之作也就层见迭出，这就必然使评点遭致一片诟病，乃至詈骂之声。

当然，假如对于评点的否定仅仅是针对一些粗劣恶俗之作而发，当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然在历史上蔑视与否定评点的原由并非这么简单，主要还是有相当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学士在思想认识上并不认可这种批评样式。其深层次的原由约分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社会中的儒学卫道者。他们将儒家经典奉为神明，就将用非传统的儒家观点与方法来评点《诗经》《尚书》之类视之为旁门左道，甚至是洪水猛兽。如钱谦益、顾炎武等看到孙鑛、钟惺等评点《诗》《书》而被世人“奉为金科玉律，递相师述”，“天下之士，靡然从之”之时，就起而痛批，甚至上纲到“非圣无法”的地步，说：

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三史以为纬……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师保……越僭而加评骘焉，其谁敢？……妄而肆论议焉，其谁敢？评骘之滋多也，论议之繁兴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于越之孙氏，楚之钟氏。孙之评《书》也，于《大禹谟》则讥其渐排矣；其评《诗》也，于《车攻》则讥其“选徒嚣嚣”，背于有闻无声矣。尼父之删述，彼将操金椎以榖之，又何怪乎孟坚之《史》、昭明之《选》，诋诃如蒙僮，而挥斥如徒隶乎！……是之谓非圣无法，是之谓侮圣人之言。……学术日颇，而人心日坏，其祸有不可胜言者！

（钱谦益《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69册）

后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及钟惺时，照抄了钱谦益的话，在指责钟氏评点“好行小慧，自立新说”的同时，更说他是“文人无行”，甚至是“病狂丧心”

（顾炎武《日知录》“钟惺”条注，《日知录集释

（外七种）》影印本中册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第二类是将评点同“八股”简单等同者。评点流行过程中，确与时文八股关系密切。八股文本身也是古代的文章之一，其“文法”自然与“古文之法”息息相通，所以，《古文关键》一类书所揭示的“作文之法”，对于应试者来说也是枕中秘宝。而评点这些“作文之法”者也往往是为了给应试学子提供方便。比如《文章轨范》一书，王阳明在为其作序时就指出，谢枋得的选评是“有资于场屋者”，他所标揭的“篇章句字之法”， “独为举业者设耳”

（王守仁《文章轨范序》，谢枋得《文章轨范》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59册）

。万青铨在《文章轨范跋》中进一步引申说，编选者“盖欲学者由举业以达于伊、傅、周、召，不能不教之，用韩、柳、欧、苏之笔，发周、程、张、朱之理，以期有当于孔、曾、思、孟之心，有当于千百世上下人之心”

（万青铨《文章轨范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首，光绪二十一年冬湖北官书处重刻本卷首《文章轨范跋》）。

事实上，大量的评点之作为当时的应试学子提供了仕途进取的实用门径。所以，明清两代，特别是科学废除之后，学界往往给评点戴上“八股”的帽子而加以否定。如胡适、鲁迅等在否定金圣叹的评点时，都是用上了这顶帽子。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金圣叹评《水浒》曰：“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胡适《水浒传考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全面否定金圣叹时也说《水浒》经他一批，“行文布局，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

（鲁迅《谈金圣叹》，《文学》第一卷第一号，1933年7月1日）

。胡适、鲁迅等人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影响很大。

第三类是将评点视为“纯艺术论”而加以抛弃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是重内容而轻形式，甚至简单地将注重形式美判定为“形式主义”“纯艺术论”。在这样的潮流中，评点也就被看作是表现“形式主义”“纯艺术论”的糟粕。郭绍虞在1979年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六二”《评点之学的理论》中就说：“明代文坛也可说是热闹喧天了。然而结果怎样呢？最后的结穴却成为评点之学。我们从这一个历史的教训看来，也就可以知道唯心的观点和纯艺术的论调之为害于文学与文学批评是没法估计的。”他说“评点之学”的“眼光只局限于形式技巧，那就所得有限。然而他们沉溺其中，迷不知返，还自以为走的是正路呢！”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从明代以来的这些蔑视、否定文学评点的看法，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古代的文学评点不是坏在“非圣无法”，恰恰相反，好的评点作品往往就在于能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有创新意识。凡是不成功的评点之作，大都就坏在不能冲破一套封建教条与僵化的批评方法，只知一味顺应封建统治者所好，而背离了百姓，背离了时代。不要说像《诗经》那样本身是属于“经”的作品要摆脱“尊圣”“宗经”的观念十分困难，就是小说、戏曲类的作品，大量的枯燥无味的评点就是用一套封建的标准来臧否人物，评价是非，而对作品的艺术性则置若罔闻。这样的评点作品，理所当然地要被读者所抛弃，被历史所淘汰。只有像金圣叹那样有胆有识，用独特的思想、文学的观点和精美的语言来评点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去发掘与研究。至于评点受八股的影响，并不全是坏事，甚至可以说在总体上看是好事。因为八股恰恰是引导中国文学批评走进追求文学形式美大门的重要使者。八股作为一种考试形式，要求代圣人立言，束缚人们的思想，当然要抛弃，但八股是建筑在中国文字特点上的一种形式美的总结。应该承认它作为一种表现形式，确实是美的。坏的不在于八股这一形式的本身，坏是坏在将这一种、仅仅是一种美的形式僵化，一元化，逼着文人大家都去走这华山一条路。正像肉是美味的，但假如要你天天吃、顿顿吃，那就味不美了。金圣叹等总结的种种“文法”，是明显地带有八股味，但正是在这里，他们很好地总结了一些小说、戏曲、诗文表现的艺术特点与表现技巧，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实际上，好的评点，就是当时的“新批评”，就是将文学当作文学来读。它们既讲艺术，也有思想，如金圣叹评《水浒》，既将《水浒》的艺术奥秘条分缕析，也能充分地暴露了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揭示了《水浒》英雄的人性之美。他的评点根本就不是“纯艺术”或“形式主义”的。因此，如今要将评点的研究引向康庄大道，首先要彻底抛弃以上所说的三道“紧箍咒”，特别是后两道，因为这已经深深地印在现当代一些人的头脑中，恐怕不时还会有人拿出来念念有词。

解放了思想，才能正确地去认识评点的价值。我曾经将包括评点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特点概括成“即目散评”四个字。 所谓即目，即写于阅读直觉的当下；所谓散评，即显得并不完整与条贯。这实际上与中国文论的思维特点着重在直觉体悟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直觉体悟思维的必然结果与外在表现。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些经年累月写成的较有条理、略成体统的文论之作，如《文心雕龙》《诗薮》《原诗》等等，但这样的作品实在不多，大量的是在感性直觉的主导下，将即目或实时体悟所得，信手挥洒而成，因而多为散体的点评。像诗格、诗话

（包括词话、曲话、文话等）

，乃至以诗论诗及词、文、曲、稗等都是，评点即是其中的一种。它们大都是由评论者即目所悟，直抒己见，随手作评，点到为止，往往给人以一种零散而杂乱的错觉，但实际上，一个成熟的评家往往在心底里潜藏着一根理性的标尺，其直觉的批评从根本上是并未脱离他的理性思维，所以多数著作是表现为形散而神完，外杂而内整，有一个核心的见解或理论包容在里面，或重格调，或标性灵，或倡神韵，一丝不乱。一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圣叹就小说中的人物、叙事、写景，乃至一句一字的点评，看似信手拈来，随意点到，却都围绕着他的“性格论”“因缘说”“动心说”“结构论”“文法论”等，井井有条。其中不少评点本不但有评议，而且有点圈。一些圈点记号，十分醒目，不烦言而使人一目了然。当然这里也留下了一定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思考。它们就是用了最为经济的符号与文字，引导读者用最为节省的时间去理解诗歌的要义与文法的美妙，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明显的表现特点。

这种特点，现在还常常被一些人否定。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根本不懂文学批评的本质特点。文学批评就要从文学的角度上来作批评。评点的长处，就在于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用自己的心贴近著作者的心去作出来的批评，而不是编造悬空的理论，或者是搬用别人的所谓理论来硬套。现在西方的有些理论，越来越离开文本，弄得那么玄乎，甚至为了理论而理论。然后有一些人跟在屁股后面，戴着某种理论的眼镜，将文本作为没有生命的标本放在手术台上，去作冷漠的解剖，这样的批评早已离开了鲜活的生命体验，往往就会给人以一种“隔”的感觉。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大都是这样的批评。而评点就与此相反，能呈现出一种“不隔”的特点。这种“不隔”的特点，往往能在读者与评者、再与作者的两个层次上达到心灵融合的境地：第一个层次是评者与作者的心灵融合，第二个层次是读者与批者、作者的心灵融合。评点家在评点每一部作品时，决不能走马看花、浮光掠影地将文本一翻而过，而是必须细读文本，身入其境，通过对每一个字、词、句的细细咀嚼，与作者心心相印，真正达到“知人论世”的地步，才能一言中的。而当读者在阅读时，由于正文与评点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往往能通过评点而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匠心，引发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或者通过正文而体味到评者的眼光，从而更细致、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旨意与妙处。评点就是沟通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是一种鲜活而不是僵硬、灵动而不是冷漠的文学批评。它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是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正因此，它虽几经风刀与霜剑，但仍明媚鲜艳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