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再解读

元稹《连昌宫词》有句云：“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陈寅恪、周相录先生先后对“六皇帝”的“六”这一数字提出质疑。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推断：“自玄宗不到离宫之后，顺数至‘今皇’即宪宗，只有五帝……颇疑微之于本朝君主传代之数，似不应伪误至此，而诿为野老记忆不真之言。”周相录在《元稹生平与作品考索》《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辨正》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六”为“三”之讹误，他通过考证元稹《沂国公魏博德政碑》中“五纪四宗，容受隐忍”之“四宗”具体所指，结合《连昌宫词》前后语境，提出元稹诗中“尔后相传”的“六皇帝”实际上应该是代德顺“三皇帝”。至于“三皇帝”何以在流传过程中成为“六”，周先生从书籍流传历史解释为其“以抄本流传，抄写之时，草体之‘三’本已近‘六’，再益以年久漫漶，如末笔中缺，更与‘六’真假难辨”。

究竟“尔后相传”几“皇帝”？陈、周二位先生见仁见智，提出不同见解。笔者经考证分析，认为“六皇帝”之“六”，并非是“五”或“三”的讹误，“六”字本身并无误，有误的是《全唐诗》中此诗的小注，从而带来后世读者不必要的歧解。

一、 小注乃后世误解之根源

笔者翻检目力所及有关《连昌宫词》的研究资料，陈寅恪先生应是提出“尔后相传六皇帝”诗句有误的第一人，而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引起陈先生的注意，原因即在于他发现《全唐诗》卷一九元稹《连昌宫词》此句下的小注是“肃代德顺宪穆”。卞孝萱《元稹年谱》中未涉及陈论“六”应为“五”之说。周相录先生同意陈文中“六皇帝”之“六”有误的看法，又指出元稹创作《连昌宫词》的时间为宪宗朝，既然李纯当时尚在，注中“宪宗”这一驾崩后的庙号和其后的穆宗又从何谈起呢？于是，他顺着这一思路对“六皇帝”进行再思考。

本文试图换一种思路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文学史中有关文体及文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诗与注孰先孰后的关系上，先有诗后有注是不争的事实。陈寅恪先生“尝遍考诸本，俱作‘六’，无作‘五’者”说明此诗流传一千余年，可以见到的版本均一致为“六”，未曾有差别。至于“肃代德顺宪穆”这一小注的来源，“非元稹手笔至为明白（卢文弨校宋本、宋蜀本、明杨循吉抄宋本、四部丛刊本等《连昌宫词》均无此注文）”。既非元稹亲笔所注，其他可见版本亦无此注文，那么极大可能最早出现于《全唐诗》，而这正是引发陈寅恪先生对“六皇帝”数目之讹误提出质疑的文本依据。

1960年中华书局重印本《全唐诗》卷首“点校说明”云：“然而这样一部近千卷的大书，却只以十人之力，不足两年的时间编成，这就必然会有许多伪舛疏漏之处。当时朱彝尊已有‘业经进呈，成书不说’之叹（见《晨风阁丛书·潜采堂书目四种》之一《全唐诗未备书目》后冯登府记），这也是过去一般官修书不愿深究的积习。我们认为，这部《全唐诗》的缺点，约而言之，有下列几类：一、误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传、小注舛误……四、编次不当……五、其他……以上仅举其大端而言，其他细节伪舛处尚多。”可见，《全唐诗》中“肃代德顺宪穆”这一小注存在错误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应该对小注进行刊误辨正，而不是循此回溯原诗，纠结诗句本身是否舛误。其实，周先生也指出了小注中的“‘宪穆’存在无据”，但他并没有沿着已有质疑深究其因，而是另辟他途，并得出“‘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六’也就注定是错误的了”这一结论，令人难以认同。诗在前，注在后；诗是因，注是果。小注存在伪谬就推论出原诗是错误的，颠倒了诗与注的先后关系和因果关系，以此为出发点的论证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

二、 解读“尔后”一词

再次回到《连昌宫词》诗歌本身，前两句是作者所见连昌宫今景（或为依题悬拟），自第三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句，借“宫边老翁”之口讲述昔日连昌宫繁华雍容、令人流连忘返的盛景，其真伪陈寅恪、卞孝萱已作过充分考证，不再赘述。接下来元稹诗句笔锋一转，写道：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

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

《元稹集》“明年十月”句下注云：“《全唐诗》注：天宝十三年（‘年’当作‘载’），禄山破洛阳。按：安禄山破东都当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元稹所记与同上所注均误。”据史料记载，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755年）起兵反唐，非十三载。此注一则再次印证了前文《全唐诗》小注多谬误的说法，二则可确定诗歌是以“宫边老翁”的视角为线索展开，以他“小年进食曾因入”的所见所闻为讲述开端，那么，此诗的叙事时间基点就是“明年”的前一年，即天宝十三载（754）。“尔后相传六皇帝”亦与这一时间基点相关。“尔后”既不是陈寅恪先生认为的自肃宗后，也不是周相录先生认为的自代宗后，而是叙事的时间基点即天宝十三载之后。天宝十五载（756），肃宗于灵武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玄宗依然是“皇帝”。至此即可明了，“尔后”的“六皇帝”即指天宝十三载之后依然在位的玄宗和其后的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人。至于周先生所谓元稹写当时见在的宪宗“不到离宫”尚属未知，不可用已然语气，故“尔后相传”之皇帝不含宪宗，笔者认为“不到离宫”只是陈述截止写诗时的事实而已，并未言其终身“不到”，借此排除宪宗在“六宗”之外未免牵强。

三、 释义“相传”一词

笔者认为，对“尔后相传六黄帝”之“相传”一词的理解，亦是解决本问题的又一关捩。

《全唐诗》中“相传”一词共出现50次（不包括重出诗在内）。根据诗歌前后语境，将其释义归纳如下：

（一） 传递、传送、传达、传授

银河半倚凤凰台，玉酒相传鹦鹉杯。

（李适《侍宴安乐公主新宅应制》）

彩衣行不废，儒服代相传。

（权德舆《送韩孝廉侍从赴举》）

昔年曾遇火龙君，一剑相传伴此身。

（吕岩《得火龙真人剑法》）

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

（白居易《感秋咏意》）

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

（刘禹锡《杂曲歌辞·踏歌行》）

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

（李白《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

公侯终必复，经术昔相传。

（杜甫《奉送苏州李二十五长史丈之任》）

（二） 流传、传说、传闻

虞世巡百越，相传葬九疑。

（宋之问《桂州黄潭舜祠》）

历阳旧事曾为鳖，鲧穴相传有化能。

（元稹《遭风二十韵》）

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

（杜甫《石笋行》）

相传羽化时，云鹤满峰恋。

（元结《登九疑第二峰》）

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

（白居易《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竞渡》）

上有一岩屋，相传灵人宅。

（杨衡《游陆先生故岩居》）

潏潏寒光溅路尘，相传妖物此潜身。

（罗隐《野狐泉》）

元稹所作的《遭风二十韵》一诗中，“历阳旧事曾为鳖，鲧穴相传有化能”的“相传”即意为传闻、传说、据说。陈寅恪、周相录二位先生对“尔后相传六皇帝”之“相传”的理解均为古代君主传代或传递皇位之义，但由以上例证可看出，这并不是“相传”的唯一解释。而且，陈、周二人对“相传”的理解也是引起究竟“尔后”几个“皇帝”之争的又一原因，那么，此处“相传”的用法和意义应另作他解为传闻、传说、据说，与“鲧穴相传有化能”之“相传”的用法相同，不但更加符合“宫边老翁”的叙事语气，而且也能对“尔后”的“六皇帝”进行正确解读。

四、 “省略”的修辞方式

“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句之所以引起陈、周二位先生的误读，除“尔后”的具体时间不确定、对“相传”的理解有偏差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此处运用了省略的修辞手法。省略是“依靠语言环境的帮助，省用某些成分以使语辞简洁”，诗歌语言中的省略好比中国水墨画的“留白”，既具有一定引发联想的弹性之美，但也会使原本就已含蓄、精练的诗句具有一种语法关系的不确定性，读者在阅读时对诗句做多向度的、不同意义的理解也极为可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两京定后六七年”即唐代宗广德年间，“宫边老翁”在战乱过后回到连昌宫前“寻家舍”，见到“庄园烧尽有枯井”，战乱使百姓家园遭劫，一片萧索。视角转到连昌宫前，看到“行宫门闭树宛然”，“树宛然”照应诗歌开头“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簌簌”句，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物是人非之感。需要注意的是，前文已经写到“行宫门闭”，此处再次提及“门久闭”，诗句意义上有重复。这并非作者疏忽所致，而是省略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连接句，即作者的疑问：“行宫门闭因何故？”因听闻“宫边老翁”描述昔日连昌宫歌舞升平，几年之后却大门紧闭而引发疑问。“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就是“宫边老翁”对作者的解答：传闻（在那年之后）玄宗和其后的几位皇帝都没再到连昌宫来过，所以才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暗指邻近连昌宫的东都洛阳政治地位江河日下，李唐王朝的政治又以西都长安为主，“玄武楼成花萼废”用玄宗时建的花萼楼之废、德宗时建的玄武楼之成两个意象代指几代君王政事变迁和玄宗开元盛世的结束，是对“行宫门久闭”的补充解释，与“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元稹《连昌宫词》中“尔后相传六皇帝”句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因读者对个别字义、上下文关系、原文与注释的解读等出现偏差，以致出现文本误读。本论文对误读之处进行一一梳理辨正，重新考证字句含义，确定相关时间节点，挖掘“意不浅露，语不穷尽”的诗歌中省略掉的关键语句，以解答此前读者存疑的若干问题。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