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坚持

在日常生活中，阅读人文经典是一件颇为自由的事情。每个人有着自己不同的“裁量权”，但是，如果从阅读史的角度来说，则自由背后有理性。讨论阅读史上一些经典阅读案例或许对深入理解我们的知识史形成有所裨益。20世纪词学史上关于南宋词人姜夔《暗香》《疏影》的阅读史就是这样一个可不断品味的阅读事件。

《暗香》与《疏影》两首词向被推为杰构，然而历代详解甚少，至清代张惠言《词选》对这两首词的用意加以阐发，对后世影响甚巨。晚清郑文焯等人在张惠言的基础之上，又加以发挥。至此，对《暗香》《疏影》的阐释可谓流传有序，也使得对两首词文本的理解越来越透彻。但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对这两首词的阅读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俞平伯《人间词话》整理本的广泛传播，使得一本不为人所知的小册子颇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并且借助于白话文运动逐渐“声势浩荡”起来。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间词话》里面的意见成了某种现代“思想正确”的试金石，无论是否同意其中的观点都不得不在王国维的阴影下前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作何如耶？”黄濬曾评论道：“晚近王静安《人间词话》陈义绝高，宋词自白石以下，皆致不满。二十余年前，刊于《国粹学报》，余读之觉极精辟，而隘处疑必有流弊。及适之为文学史，旨在推行国语，排斥用典，理所固然，而于《暗香》《疏影》二词，诋为‘不成东西’。”但是，无论如何，那些赞成张惠言、郑文焯阅读思路的后辈们都不得不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观点有所回应。例如，唐圭璋认为王国维“提出境界说，强调景语，颇多卓见”，吴徵铸也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为“不刊之论”，但是他们都对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表示不满。王国维在论及隔与不隔说时举例颇多但引起极大争议的就是《暗香》《疏影》两词。唐圭璋在《评〈人间词话〉》中说：“余谓王氏之论列白石，实无一语道着”，“《暗香》《疏影》两词藉梅寄意，怀念君国，尤为后世所传诵。或谓‘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与梅无关，不知唐王建诗云：‘天山路边一枝梅，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没汉使回，前后征人谁系马。’白石正用王建诗，并非无关。且江南是偏安王朝，江北是沦陷区，白石‘但暗忆，江南江北’，亦岂无因？宋于庭谓‘白石念念君国，似杜陵之诗’，谭复堂亦以为‘有骚辨之余’，皆非虚言。”唐圭璋的观点完全是对郑文焯观点的直接引用。还有，龙榆生在评论《疏影》一词的时候说：“姜夔运用这种哀怨无端的比兴手法，乍看虽似过于隐晦，而细加探索，自有它的脉络可寻。如果单拿浮光掠影的眼光来否定前贤的名作，是难免要‘厚诬古人’的。”这就是暗地批评王国维等人的观点了。这些在郑文焯与王国维之间寻找平衡的现代词学研究者的观点，唐圭璋的一段晚年自述颇能概括他和他同辈的取与舍：“余谓此书精义固多，但亦有片面性，如强调五代、北宋，忽视南宋，强调小令，忽视慢词，强调自然景色，忽视真情吐露，皆其偏见。”也就是说他们对王国维关于五代、北宋词，关于令词的看法基本接受，但是对他关于南宋词和慢词的观点则要鉴别。

吴梅的弟子万云骏在《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献疑》等文章中对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驳。不仅对王国维，他还对刘大杰和胡云翼对南宋词的批评极为不满，他说刘大杰和胡云翼：“只相信自己对词的阅读、欣赏能力，而不相信千年来无数读者对词的欣赏能力。难道作品的好坏，可以无视千年来广大读者对它的鉴别、欣赏的艺术实践吗？”这是一个有趣的为姜夔、吴文英等南宋词人的辩护。万云骏这样的话也只有在强势的白话文运动时过境迁的语境中才能说出来，这时候胡适早已不是对手，而对于传统的尊重似乎不再需要什么特别的辩护，所以他将刘大杰和胡云翼这样做的原因归结为“文艺上‘左’的倾向上”，他将比兴寄托解释成为：“通过自然形象或爱情形象来寄寓身世之感、君国之忧，用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反映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生活。”可是如果用形象思维来说的话，姜夔的《暗香》《疏影》里面并没有一处提到梅花的形象，那么又何以用形象思维来对等呢？在万云骏的世界里面“文学艺术是通过美来反映生活的”，这和王国维将文学与政治分离开来的思路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在现代学者中，刘永济无疑是最为用心于姜夔《疏影》词的解读的，而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缪钺晚年在谈到《疏影》一词的时候说：“张惠言谓《疏影》词，‘此章更以二帝之愤发之，故有“昭君”句’。（《词选》）郑文焯谓，‘此盖伤心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发言哀断’。（郑校《白石道人歌曲》，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两家之说虽中肯綮，但语焉不详。近人刘永济先生所著《微睇室说词》对此二词有更详密的阐释。”接下来缪钺完全根据刘永济之说来理解姜夔的这首词。除了缪钺，沈祖棻也对刘永济的解读深表认同，最早见于她在1940年代发表的《白石词〈暗香〉〈疏影〉说》。后来，她在手批的四印斋刻本的《双白词》中也写道：“刘弘度丈则举徽宗北行道中闻番人吹笳笛声口占[眼儿媚]词中‘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诸句，其中分明有‘胡沙’、‘梅花’之语，以为即姜词所指，其说尤为可信。”刘永济对《疏影》词的理解在郑文焯的基础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唐圭璋以及万云骏两位先生都未曾注意的。

刘永济还对夏承焘的解读进行了批评。刘永济在《默示录》里面认为夏承焘对《暗香》《疏影》的解读有点节外生枝，他说：“近人夏承焘复侈一说，谓：‘白石此词亦与合肥别情有关，如“叹寄与路遥”、“红萼无言耿相忆”、“早与安排金屋”等句，皆可作怀人体会。’又二词作于辛亥之冬，正其最后别合肥之年。（自注：时所眷者已离合肥他去，参前秋宵）范成大赠以小红，似亦为慰其合肥别情。”夏承焘的好朋友龙榆生晚年在给学生授课，讲到词之比兴的时候也提到了夏承焘对《暗香》《疏影》的考证和解释，他说：“我们试把张惠言、邓廷桢、郑文焯、夏承焘诸人的说法参互比较一下。我觉得《暗香》‘言己尝有用世之志’，这一点是对的。”他接着又说：“至于《疏影》一阕，为‘伤心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郑文焯语）而发，我认为是无可怀疑的。”可见龙榆生对夏承焘最为得意的白石词考证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所批评的。不过，在这两首词上和夏承焘发生直接对立的还是刘永济，因为夏承焘在考证中对刘永济的说法是提出了直接批评的。刘永济对夏承焘的批评回应说：“夏君谓靖康之乱去白石作词时已六七十年，不应涉及，而以今人咏物，忽入光绪庚子八国联军之事为可诧，则甚不可解。白石《揚州慢》词，亦不忘旧事而作。靖康之乱，在当时士大夫稍有心者，无不引以为深耻。六七十年便可忘之邪？即如今人游颐和园，咏园中花木亭台，而涉及英法联军焚圆明园事（1860年），亦极自然，原无可诧。”这是刘永济晚年的一段笔记，在他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

但就是这样一位被唐圭璋认作为彊村词学传人的学者，也算是现代最深入理解《暗香》《疏影》的人，居然没有像唐圭璋、万云骏等人一样看出王国维《人间词话》里面的问题，也没有感受到王国维的压力。

王国维对姜夔的批评和他的“境界说”有极为紧密的关系，罗钢在《传统的幻象》一书中认为：“王国维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姜夔的《暗香》《疏影》均以梅花为歌咏的对象，但词中无一语直接及于梅花，也没有对梅花形态的任何具体描写，只是一连串关于梅花典故的连缀，因此王国维批评它们‘无一语道着’。尤其使王国维不满的是，两首词竟然没有提供一幅梅花的形象画面，难怪王国维要举出杜甫咏梅的诗句‘江边一树垂垂发’来加以对比，因为后者才真正做到了‘语语都在目前’。”刘永济不仅没有对《人间词话》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批评，而且还居然对王国维的“境界说”大为推崇。在提到王国维不能理解《暗香》《疏影》的“题外之致”的时候，刘永济只是淡淡地说，王国维不过是犯了一个像刘公勇一样的错误而已。如果按照王水照的看法，况周颐和王国维属于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那么在刘永济这里他们之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为通融。他说：“所谓词境、意境、境界者，况君之言最微妙，王君之言最明晰，合参自见。”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重新理解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刘永济能够说是彊村词学的一个继承者。我们总不能凭借经验的判断，说哪一部分是传统，哪一部分是现代的。恐怕诸如此类的一个外在性的区分，在对于他们的文本没有精细研读的前提下可能是站不住的。刘永济的例子就已经给我们所习惯的划分提出了挑战。

《暗香》《疏影》在20世纪的阅读史告诉我们，一个源自于张惠言的简约判断，如何被不断地修正，变成一个更为正确的结论，而在《人间词话》成为一种思想力量的时候，对这两首词的阅读又如何处在了新的压力之中。龙榆生、刘永济、唐圭璋、沈祖棻、缪钺、万云骏等人对《暗香》《疏影》的阅读隐隐然成为他们面对王国维《人间词话》时的“最后的坚持”。但是，尽管如此，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处理郑文焯与王国维两种不同读法的方法立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这背后涉及复杂的现代知识生产。而那些“最后的坚持”的阅读背后又有着不尽一致的理路。

程千帆曾说：“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多数著作，具有省略过程，直抒结论，因而显得短小精悍的特色。它们远源于先秦诸子论道讲学，晋世清谈和唐宋儒家佛徒的语录。流风及于后世，产生了评点之学。其中不乏精论。但由于措辞过简，往往有使人难以了悟之处。将这些恍惚依稀的话作出平正通达的解释，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文论的任务之一。”这段话平实准确，现在仍不失为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及评论的不二法门。但是，怎样“解释”，又如何穿越纷繁的解釋传统的丛林，找到一个深具“了解之同情”立场，至少从这两首小词的阅读史看来还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