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古文”（上）

“古文”与“散文”

“古文”这个词表示多种不同概念，一般是指古代文字、古代文章。经学史上，因为汉代发现用先秦古文字（籀文）书写的儒家经典与传世经典文字（隶书）不同，是为“古文经”，引起经学长时期的今、古文之争。文学史上，唐人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反对“骈四俪六”、雕绣藻绘的骈文，提倡复兴先秦盛汉单行散体的文体，称为“古文”，一时造成声势，用个近代概念，称为“古文运动”。唐宋以来，这种“古文”成为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的主导文体，是本文将要讨论的。

至于“散文”，定义很难下。在文学理论（实际是西方的文学理论）里，“散文”作为文学样式，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样式”，指一种自由松散地进行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的“文学”作品。细分起来，又有随笔、小品、杂文、报告文学等不同体裁。但由于它体制“自由松散”，什么样的作品算“散文”，具体包容范围如何，也就相当模糊。总的说来，散文是一种短篇文章，不同于各类政治、思想、学术论著，能够体现点作者的“主观创作”意识，在行文上有点感情和文采、讲究点“艺术性”。至于上面这几“点”如何把握，如何用来衡量具体作品，就得见仁见智了。

具体到中国古代文章，情形更为复杂。这和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观念在中国明晰较晚有很大关系。如本刊前面刊载的《说“四六”》（《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2、3期）一文所指出的，唐、宋以前，文章主要是“实用”的。讲先秦、两汉文学史，讲“诸子散文”“史传散文”“政论散文”等，严格说来，那都是学术著作、历史著作、政治论文，都不能算是纯正的“散文”。鲁迅讲小说史，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是说到唐代，才有基于作者的“幻设”“作意”写出来的、作为自觉的文学创作的“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那就意味着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例如《搜神记》）、志人小说（例如《世说新语》）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小说。实则文学散文的情况类似。下面拿两个例子来说明。

南朝梁武帝时，临川王萧宏率兵讨伐北魏，曾在齐、梁担任过江州（今湖南九江市）刺史、已经投降北魏的陈伯之率兵相拒，萧宏请幕僚、也是陈伯之的朋友丘迟（464—508）写了一封劝降信。这就是收在《文选》里的名作《与陈伯之书》。信的前半大部分文字分析形势，晓以利害，指出其依魏之非计，亡命之悖谬，劝对方“迷途知返”。这是诉之于理；最后用一小节描写江南风光，这是陈伯之故乡风景，动之以情。文曰：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里用了两个战国人典故：“廉公之思赵将”，是说廉颇本为赵国上卿，因为不被赵悼襄王重用而投奔魏国，却又不为魏王信重，后来赵国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颇亦思复用于赵；“吴子之泣西河”，是说吴起仕魏，治西河之外，即今陕西合阳一带，魏武侯听信谗言召吴起，吴起临行，望西河而泣。两个典故都是讲怀抱忠心的臣下遭受谗害，用在这里，有对陈伯之的叛变行为加以缓颊的用意。在这段文字前面，是短短十六个字，生动地描摹一幅江南三月暮春风光，意在启发对方的“故国”之思，确是神来之笔。宋湘（1757—1862）《论诗八首》之七说：“文章绝妙有丘迟，一纸书中百首诗。正在将军旗鼓处，忽然花杂草长时。”据说当初“伯之得书，乃于寿阳（今山西寿阳县）拥兵八千归降”。在文学史上，这篇文章被赞许，特别着眼在自然景物的描写。这封信与大体同时期的陶弘景（456—536）的《答谢中书书》和吴均（469—520）的《与朱元思书》，同被看做是唐、宋繁荣的山水散文的滥觞。

再看另一篇文章，柳宗元“永州八记”里的一篇《至小丘西山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倏尔远游，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和他的“永州八记”人们耳熟能详，不烦另作解说。如果仅从两篇文章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看，都鲜明生动，字字珠玉，是绝佳文字。但就总体相比较，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一，丘迟文章的文体是书信，是“应用文”，描写自然风景只是附带部分；柳宗元的文章是一篇“记”，专门“记”小石潭，小石潭风光是这篇文字的主体。

二，前者的写作以劝降为目的，书写目的是现实的、理性的；后者则是借自然景物抒写作者个人的游兴，是主观构想的产物。

三，两者描摹自然风光的美都具有供人欣赏的美学意义，但在前者，这种赞赏是说理的补充，是附带的，而在后者，抒发、欣赏小石潭的美则是写作的主要目的。

文学史上讲柳宗元在文学写作上的贡献之一，是他写出了成熟的山水游记，确立了“山水记”这一散文体裁的历史地位。从前面的对比中可以明确，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丘迟书信的景物描写确有根本不同，就是后者乃是出于作者主观构想的艺术创作。对于这种艺术创作的“主观”性质，到过永州的人，拿柳宗元的描写和当地景物加以对比就可以领会。经过一千几百年，草树等景观会发生改变，但陵谷不会有大的变迁。如今永州的实际景象是，柳宗元描绘的丘壑纵横、奇峰峻岭的西山不过是低矮的山丘，婉转曲折、奔流激越的小溪也只是平常的沟渠而已。在柳宗元给朋友写的信里曾描写与上述《小石潭记》等作品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在永州还写过一篇《囚山赋》。他把永州写成群山围困的牢狱。那是他心里的另一样永州山水。唐时的永州本是南荒僻远小州，基本还没有开发。这后一类描写显然更接近真实。由此可知《小石潭记》等《永州八记》里描写的永州山水显然是带着作者强烈主观感情的艺术创作的产物。林纾评论柳宗元说他“文有诗情”（《柳文研究法》），他的山水游记正突出地体现了主观的“诗情”。清人刘开（1784—1824）在《与阮芸台宫保（阮元）论文书》一文里又说“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所谓“始创”，也是肯定柳宗元写作“山水杂记”有所创新，推动这一体创作走向成熟。当然在柳宗元之前，如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右溪记》）等人已经写出一些描摹自然风光的优美篇章。应当说这些也给柳宗元创作成熟的山水散文做了准备。

这样，柳宗元利用“古文”写的山水游记，乃是出自他的主观构想、具有独立的美学欣赏意义的创作。这已经是不同于一般应用文字的文学散文。

唐代“古文”家的创作，仍多采用汉魏以来的“实用”文章体裁，如书启、记序、碑志、传状等，但从总体说，它们已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创新价值，乃是作家主观创作的成果，是真正意义的“文学散文”。例如碑志，一般评价韩文中以碑志为第一。韩愈那些优秀的碑志作品已经完全打破汉魏以来作为纪念、颂扬死者的“应用”文字的传统格局，写成具有一定思想内容、艺术技巧纯熟的记述人物的散文。下面还将举例介绍。

不过应当指出，上面用了“纯正的‘散文’”“真正意义的文学散文”之类说法，是因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算是散文，时代越是靠前，标准越是宽松。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散文发展的具体状况，一般还是要承认先秦两汉的“诸子散文”“史传散文”“政论散文”为“散文”的。不过越是靠后的作品，判断就越加严格了。没有人把《清史稿》当做“史传散文”的，尽管有些段落也是文采盎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往往在两可之间。

总之，正如前面引述鲁迅讲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是说唐传奇作为文学样式才具有“小说”充分成熟的形态；唐代散文的发展与小说处在同一个文学创新的潮流之中。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面转折时期。思想观念在发生重大转变，文学观念、文学创作随之发生演变。文学散文的成熟是这重大演变的一端。

“古文”与“传奇”

上面说到唐代散文与小说的发展处在同一文学演变的潮流之中。二者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关于这一点，宋人陈师道（1053—1101）《诗话》里记载的一个掌故可给人以启发：

范文正公（仲淹）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尹师鲁（名洙，1001—1047）这个评论，陈振孙（？—1261？）在《直斋书录解题》里说“盖一时戏笑之谈耳”。尹师鲁博闻强记，知通今古，和范仲淹（989—1052）是朋友。仁宗朝，范与宰相吕夷简相忤，贬饶州（今江西鄱阳县），其时尹师鲁为太子中允，上疏辩护，牵连被贬监郢州（今湖北钟祥市）酒税。他对友人写的《岳阳楼记》的评论虽出戏谑，确也指出了这篇文章表现上的特点。

《传奇》是晚唐裴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裴在僖宗（874—888）年间做过静海节度使（静海军，辖地占今越南北部）高骈的幕僚。高骈好神仙道术，他应有同好，所作《传奇》所述“皆神仙恢谲事”（《郡斋读书志》）。传奇创作发展到晚唐，已是其烂熟期。这部作品总体水平不能和以前的《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优秀作品相比，但其中《郑德麟》《聂隐娘》《裴航》《陶尹二君》等篇设想奇诡，描摹生动，也算是晚唐传奇里较优秀、有特色的作品。尹师鲁说《岳阳楼记》是“《传奇》体”，也是着眼于二者表达技巧有相似处。范仲淹“用对语说时景”一段如下：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拿裴的《传奇》文字与之相比照，两者明显类似点有二：一是二者行文基本都用骈体；再是二者都使用描摹手法。文学创作讲究形象性，重描摹，这后一点在考察散文发展形态上是个重要标准。

钱钟书在《管锥篇》里讨论梁江淹的《四时赋》《丽色赋》，同样联系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指出其中“春和景明”云云描写洞庭风景一段文字，“艳缛损格，不足比欧、苏之简淡”，又批评“尹洙抗志希古，糠秕六代，唐文舍韩、柳外，即视同郐下，故读范《记》而不识本源。”（《管锥篇》第1408—1410页）他批评尹洙不知道《岳阳楼记》这一段因袭了江淹的写法。如果从“用对语说时景”角度看，江淹与范仲淹两人的文章确有继承关系。下面是江淹《四时赋》里的一段：

若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织，园桃红点，流水碧色。思旧都兮心断，怜故人兮无极。至若炎云峰起，芳树未移，泽兰生坂，朱荷出池。忆上国之绮树，想金陵之蕙枝。若夫秋风一至，白露团团，明月生波，萤火迎寒。眷庭中之梧桐，念机上之罗纨。至于冬阴北边，永夜不晓，平芜际海，千里飞鸟。何尝不梦帝城之阡陌，忆故都之台沼。

两相比照，主要类似点在都是用排比手法写四时风景，又都用骈体。但认真分析，两者写法有根本不同：江淹不是写实景，基本是组织事典，加以藻绘形容，这是六朝赋的典型写法；而范仲淹则是对真实情境的生动描绘：面对浩淼的洞庭湖，联想到宇宙浩瀚，人生起伏，抒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愿。至于这种文字是否“艳缛损格”，则各人所见不同了。

钱钟书还举出欧、苏同样是登临写景、按时间变化加以描写的文章，说他们的写法更为“简淡”。他没有举出具体作品。这里姑且看看写法类似的例子：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又苏轼的《放鹤亭记》：

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

这两篇的写法，就描写真情实境一点，确实与《岳阳楼记》有类似处。两者写得确实也更为灵活淡雅。黄宗羲论文有一个看法：“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论文管见》）这样从总体看，《岳阳楼记》和这两篇作品的行文又确实与裴《传奇》有一致之处。

关于唐代“古文”与传奇小说的关系，陈寅恪又曾说：

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世，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

后来他写关于韩愈的专论，又论述韩愈的“古文”与传奇小说的关系：

……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借以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论韩愈》）

这就精辟地揭示“古文运动”和传奇小说在文体上的一致处，并把这种一致归结到同一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需求。实则类似的意见鲁迅也说过，他在《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中指出：

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须豫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做“行卷”。诗文既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于是那些的传奇文，也就和“敲门砖”很有关系。

这样，说《岳阳楼记》乃是“《传奇》体”，实则表明唐、宋“古文”与传奇创作写法上相类、发展上相促进。这也是文学发展中各种样式相互作用的具有规律性的现象。

前面提到韩愈的有些碑志乃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另如韩、柳写的“传”，其中包括寓言性质的所谓“寓传”，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圬者王承福传》《毛颖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童区寄传》等，无论是构思还是写法，也都和当时流行的传奇类似。

这样，“古文”作为文学散文的发展，得力于与唐传奇写作的相互交流与借鉴。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与借鉴中，两者作为自觉的文学创作的性格形成、确立下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