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桃花潭重读李白诗

2010年5月6日，我随南京大学中文系退协去皖南旅游，在泾县桃花潭东岸见一特制的木牌上刻有李白的《赠汪伦》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诗大家都很熟悉，一览而过。我却边走边想，顿生疑惑，主要是前两句不好理解，难道汪伦是“踏歌”而行，赶来欢送李白的吗？那么汪伦是何许人也？踏歌又是什么文艺形式？返宁后我随手翻了身边的资料，都说汪伦是“村人”或“农民”，程千帆先生的《古诗今选》也称汪伦是“当地人”。后因杂事缠身，我未能对这首诗作进一步探究，只是断断续续地查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了解到对这首诗的一些研究现状。然后撰写成文，费时三个月，总算了却一桩心事。

关于汪伦其人，近年来多有专家对他作过认真研究，尤其是安徽学者汪光泽和李子龙先后发现了泾县《汪氏宗谱》和宣州《汪渐公谱》《汪氏续修支谱》残卷，证明汪伦实是当地望族豪宗。据记载，隋炀帝时，寇盗纵横，民心莫安。汪华招募壮勇，抚有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地，带甲十万，威震江淮。后归附于唐，高祖嘉其忠义，封越国公。这汪华即是汪伦的前五世祖。至于汪伦本人，《宗谱》中的“汪伦”条有云：“汪伦又名凤林，仁素公之次子也，为唐时知名士，与李青莲、王辋川诸公相友善，数以诗文往来赠答，青莲居士尤为莫逆交。开元、天宝间，公为泾县令，青莲往候之，款洽不忍别。”

李白既是汪伦请来的，自会得到汪伦的殷勤接待。此时的李白早已摆脱“赐金还山”的忧愤，蔑视权贵，正视平民，长期漫游，这次就是从他歌咏过矿工的贵池来到桃花潭的。他不仅游玩了奇山异水，与群众亲切接触，还去了那个仅此一家的“万家酒店”（尚有遗址），与百姓酒友同饮同乐。当李白这位县太爷的好友要离开桃花潭时，自会有村民赶来送行。

至于踏歌，据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时，宫中每年都有“以弦管歌舞相欢愉”之乐事，如“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可见汉代已把古人在同自然的搏斗中取得胜利时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踏歌从民间引进皇宫。唐睿宗李旦也就有安福门观灯观舞的举措：景云二年上元日夜，“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由“连臂”“连袂”可知，“踏歌”实是一种群舞，大家连手而歌，踏地以为节（打拍子），并不是一个人踏地而行，更不是像墨西哥人跳踢踏舞那樣以多变的节奏，敏捷的足部动作踏地作声。深爱文艺的唐玄宗就更会沿袭其父展示“踏歌”的做法并加以发展，这就是张《朝野佥载》说的，“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宫女千数，“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宫廷的踏歌活动，带有“与民同乐”的目的，影响很大，在乡村、城镇也就流行更广了，甚至连“踏歌”这个名称也是唐代才开始专用并固定下来的，有的诗人如谢偃、崔液、张说的诗题就叫《踏歌》。后来刘禹锡的《踏歌词》（四首）便是最负盛名的：“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写出了妇女春游时边唱边舞的自娱作乐，或即兴编舞，相应传唱，或牵手踏脚，低首甩袖。可见李白说的“忽闻岸上踏歌声”，也就是指的村民以欢乐抒情式的轻歌曼舞欢送李白的情景。

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艺术表现的精妙。

前人评此诗有“前夷（平）后劲”之说，认为前两句诗直叙实事，并无精巧之语，后两句方是妙于言情，并用桃花潭水加以衬托，致使情意曲折而有神情。但也有人认为前两句更重要，它是在相别之地表现相别之情，语出天成自然，故而“将”字、“忽”字“有神有致”。其实说得最完好的应是清人沈德潜的话：“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卷二）这是说如果用潭水千尺来比喻汪伦一人之情，便是平凡而一般的话，所以李白就用了一个“不及”而避开了。那么比千尺潭水还要深的情究竟有多深呢？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他自己的回答是“妙境只在一转换间”。仅此一句，看似答非所问，实是对答如流，精妙自若。“境”者，境况、场景也，这就是由一个场景场面转换到另一个场景场面，当时的情景应当是这样的：

汪伦在家设宴为李白饯行，然后送他登上早已停泊在江边的船上。这时很可能是酒店的万老板送来了两坛美酒赠给李白，于是“将欲行”便成了“不忍行”，终于出现了挚友之间送行与告别的生动画面：李白手举酒杯立船头，汪伦也是手举酒杯站码头，两人是欲行不行各尽觞，一杯一杯复一杯。这时突然从东岸上传来一阵“踏歌”声，李白扭头一看，原来在那由细石白沙淤积而成的滩地边上长有一片芦苇，随风摇曳。就是在这绝美的山水胜景的芦苇丛前有一队男女村民手拉手，踏地为节，边歌边舞。这一场景的转换，群众自发的踏歌送行，是李白始料不及的，顷刻间便发生了急遽的心理变化，而作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即兴吟唱。这里，由第一句的船头辞别到第二句的踏歌相送是一大转换，都是写的动作，是动态的事实，然后再向第三、四句激动的心态即思想的实际转折，并通过形象的比喻妙语予以表现，使桃花潭畔村民对李白的情谊达到了其深莫测，无法估算的程度。这种触景生情、缘情而发的感慨，不仅突破了绝句诗受字句所限而别具含蓄之韵味，也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遐想的余地：如果没有“忽闻”的村民踏歌相送，或许李白就不会写这首诗了。我们今天能欣赏到这首使人怡情悦性的名诗，不仅要感谢李白和汪伦，还应感谢好客的桃花潭村民。

那么，为什么诗中不见村民群众的字眼而只突出一个“汪伦”呢？我的体会是，从一般的人际关系而言，李白和汪伦是老相识、好朋友，脱口而出，随手拈来，自会把汪伦和自己的名字都写上，一前一后，相得益彰。若从写诗的技巧而言，这就涉及“一个”和“一群”的关系问题，在李白的心目中，这一个汪伦是和那一群村民连在一起的，类似哲学上的“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对立统一，即从一般突出个别，以个别体现一般，也就是美学和文学上讲的典型问题：“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七言绝句可说是最精粹的诗体之一，以最经济的笔墨（仅28个字）表现最完整的感情或意境。它的结构规律和表现模式，多以第三句为转折，第四句为结语。我们可举同是七绝高手王昌龄的《闺怨》为例：“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是说春天来了，闺中少妇以欢快的心情作了一番精心打扮即登楼赏春。当她依栏凭眺时，只见田头路旁的柳条一派嫩绿，随风飘荡而婀娜多姿，顿时撩拨她的心弦，深感自己青春独守的孤寂而心理发生了遽变：由原来一心等待戍边的丈夫凯旋而封侯晋爵的“不知愁”一下转折成了悔悟悔恨的怨愁。这突变的关键就是第三句的“忽见”起了触觉触媒的作用，情调陡转，由可见的动作行为改变为静态的思想活动，致使闺中少妇的怨意在不言怨愁中陡然倍增。李白的这首《赠汪伦》，由于比它多了一个“忽闻”的场景“转换”，前后两个场景相加，亦即把汪伦和村民对李白的情谊融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全诗的大转折，这就使得它的结语更加深厚而丰美无比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