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王运熙先生

先生纯长者，处众独翛然。萧雅风吟竹，澄明月在天。童蒙多默识，陶冶有遗编①。豺遘人居毁，粲登国步邅②。感时伤旅寓，抚卷欲腾鶱③。毕业留斯系，被誉列备员④。寻当钩乐府，指趣仰师贤。杂体包谐隐，荆吴足比肩⑤。庄严开纪历，乐怿著鸣鞭。顾视春方好，探求兴亦专⑥。上庠饶硕宿，高义薄层颠⑦。皖北闻秋雁，邯南讶暮蝉⑧。遂初俱戮力，教学与科研。精虑敷裁作，妙讽动讲筵⑨。才名既颖脱，操履益恭虔。博综文论，冥搜味道玄。访贫茅屋下，洗礼海云边。践地骇飙举，嚣尘阻静便。苟无斗批苦，曷免影随愆。厂社余劳顿，滩涂改岁年。归来标史策，愈觉坐能坚。援例担通读，泚毫令究宣。亲和强组室，调合理丝弦。拨乱埃氛绝，返晴霁景鲜。遐思弥豁达，佳构辄联翩。移主语文所，坦诚襟袂连。挈群攻项目，增采置前沿。即席醇儒姿，忻朋淡水缘。简书恒整肃，桃李已芊眠。旷朗从心契，清羸任体孱。白头逢晚灿，缁墨染华笺。一仆终成憾，三冬竟未痊。向晨寒气集，叹息满平川。哀韵宏寥廓，为公歌此篇。

[注释]

① 王運熙先生，原籍江苏金山（今为上海市金山区），一九二六年生于金山县扶王乡一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杰士长期担任中学语文历史教员，建国前曾编纂《金山县鉴》三集刊行。一九三六年先生初小毕业，是时父亲正在松江教书，不放心他离家去别处就学，即在当地延请一位老先生来家，指导他阅读《孝经》《四书》和《千家诗》。翛然，自然超脱之状。

② 一九三七年冬淞沪战事胶着之际，大批日寇自金山卫登陆猛攻我方侧翼，并派飞机狂轰滥炸。先生跟随家人仓皇避难，寻迁入上海市区，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五凤里租赁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住房，一家七口困居其间，而老家宅屋卒毁于战火。粲登，汉末王粲因西京战乱避地荆州，暇日登楼乃有《登楼赋》之作，故云“粲登”。

③ 此后三年因时世艰危，先生只能在家学习，由父亲指导熟读《诗经》《尚书》《左传》《史记》《楚辞》等古籍，阅览《纲鉴易知录》及练习写作文言文。一九四一年始，又先后进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私立青年中学高中部，修习中学阶段学业，课余爱好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与外国翻译作品。一九四三年秋，他进入私立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中文系学习。其时复旦大学内迁重庆，业已改为国立大学，该补习部由复旦部分留沪教师开办，中文系主要修习“中国文学史”“古代分体作品选”“古典专书选读”“文字音韵学”“各体文习作”等课程。先生在学好这些课程的同时，喜欢浏览“五四”以来著名学者王国维、鲁迅、胡适、顾颉刚、冯友兰的论著，俾以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

④ 抗战胜利后，国立复旦大学于一九四六年迁回上海，补习部随即并入。一九四七年夏先生在复旦中文系毕业，以文学院应届学生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留任为中文系助教。

⑤ 先生留系最初的工作，是帮系主任陈子展先生处理一些行政杂务。陈先生攻治《诗》《骚》及汉魏六朝的历史和文学，故建议先生认真阅读中古时期的史籍，并要他从王闿运《八代诗选》末尾一卷“杂体诗”中做点发掘。王先生接受了这个意见，在通读《前后汉书》《晋书》《南史》《八代诗选》《乐府诗集》《乐府古题要解》等书的基础上，就杂体诗问题作了细致擘析，不久写成《离合诗考》和《论吴声西曲与谐音相关语》两文，于烛照幽微之外兼具谐趣，共为作者日后系统地研究乐府文学的先导。一九四八年，先生全家从霞飞路迁至南市学院路新居，生活、读书条件大为改善。

⑥ 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研究，起先侧重点放在六朝清商曲之吴声、西曲上面，后来又着重讨汲汉代相和歌辞。此期间他继续攻读汉魏六朝文史要籍，以及现代名家所撰的学术著作，尤得益于陈寅恪、闻一多、余嘉锡、杨树达诸家的论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此后社会变革带来的崭新气象，也鼓励先生积极开展自己的科研工作。他本阶段学术求索所取得的成果，嗣后都结集在《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和《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这两部论著里。两书共收论文十五篇，另有三篇文章作为附录，方法上注重各自突破一点、纵深开掘，合而观之则创意迭出、精彩纷呈。洵如《吴声西曲杂考》《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清乐考略》《说黄门鼓吹乐》等几篇名文，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知向来之所未知，至今还时常受到学术界人士的称道。

⑦ 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复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师资力量有了明显增强，除原有的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诸师外，又从兄弟院校调入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等多位名师，一时显得人才济济。这些前辈老师弥富治学经验，热心扶植后辈，王先生同他们在一起工作，必能转益多师俾其学业达成很快的进步。

⑧ 一九五一年十月，先生跟随复旦师生土改工作队，去皖北五河、灵璧两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一九五二年一月返沪。半年后又由学校借调，去华东速成学校给工农兵学员授课，一九五四年夏调回复旦。邯南，复旦大学校本部在邯郸路北，华东速成学校在邯郸路南，故称“邯南”。

⑨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王先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均进入了一个日臻成熟的新阶段。他以往教过“大一国文”和“文选及习作”，这数年内又陆续开出“中国文学简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唐宋文学史”“乐府诗研究”“昭明文选选读”“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课程。先生讲课的主要特点，在于努力揭示古代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意义，但凡他对作家作品所下的评断，准会让人感到切理厌心；另一特点是充分重视艺术特征的解读，每能在具体的形象分析中达到启迪学生的效果。先生讲课经常即席朗诵诗歌，注意语调的迟速与高低抑扬，极易与座下的听讲者发生情感的交流。从科研方面来说，先生至此又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跨进了琳琅满目的唐代文学领域。一九五九年为因应社会的需求，复旦中文系师生集体编写《李白诗选》《李白研究》两部教材。该项工作由先生牵头组织并担任主编，古典文学教研室章培恒、吴大逵老师参加，两书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另有《古代诗歌选》四册，系先生与顾易生、徐鹏等老师合编，则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由少儿出版社刊出。这五六年间，先生共发表涉及唐代文学的论文十余篇，数其影响甚著者即有《陈子昂和他的作品》《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等多篇。它们举证契惬，议论精详，特别是在分析问题的切中肯綮方面，愈能展示出一种透彻澄明的面貌。

⑩ 先生原来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秘书，至五十年代后期转任教研室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晋升为副教授。这时先生已是一位成就出众的专家，但他依然谦虚持己，恳挚待人，尊重前辈老先生的引领作用，抓紧落实青年教师的培养措施，大力在同事之间造就团结协作的气氛。一九六二年十月，先生与杜立羊女士结婚，旋即移住中兴路杜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生参与了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稿工作，促成他在继续琢磨汉魏六朝唐代文学的同时，又把他钻研的着力点延伸到这一时段的文学批评里面。他因早前向郭绍虞先生请教而得到启发，认为研讨中国文学批评史，必须要对文学史有深入的了解，如果能把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考察，这样的探究无疑会更有深度。例如先生在本时期撰写的《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杜甫的文学思想》等论文，其实已经显出他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端倪。

一九六二年秋冬开始对阶级斗争极度强调，高校亦随之打破正常秩序，组织师生下乡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次年冬季在刘行参加一期面上社教后，一九六四年十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生又接连去奉贤胡桥和宝山罗泾，参预了两期点上社教的全过程。海云边，胡桥地近东海杭州湾，罗泾又同长江出海口毗连，故有“海云边”的说法。

一九六六年夏“文革”爆发，先生因仅担任教研室干部，侥幸未被关入牛棚，但依然要承受各种精神压力。此后五年之内，他曾去上海柴油机厂、上钢三厂及南汇、崇明等地的公社参加短期劳动。一九七年九月，先生与校内一批教师同去奉贤海滨的五七干校。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先生一行四人从奉贤调回上海，与校内中文、历史两系若干老师合成一个小组，投入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程。先生主要参加《旧唐书》的整理，缘其熟悉唐代文史，工作态度又极认真，故在工作本的选择、校勘体例的确定、参考文献的取舍等多个环节，包括点校文稿的审读，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通读全部点校稿后，他又完成出版说明的撰写任务。

一九七六年十月，“文革”内乱结束，先生时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他带头解放思想，践行拨乱反正。一九七八年四月，先生晋升为教授，六月其住所从中兴路迁至天目中路。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两年，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隋唐五代部分及《辞海》古典文学条目的编撰、定稿。就专题研讨而言，先生较早重启汉魏六朝唐代文学的探索。一九八一年十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一书，凡收录先生与此相关的论文三十余篇，如其中《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等篇，均系作者在“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写成，无论其广度、深度和独创性，都比他过去的论作有了明显的进境。

王先生的汉魏六朝唐代文论研究，至新时期亦取得让人耳目一新的成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先后结集出版了《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一九八六年版）、《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一九八七年版）两部论著。前者包括先生探涉《文心雕龙》的专题论文十九篇，除了系统论述该书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外，并就“风骨论”和“文质论”的内涵提出独到的阐介。后者摄录论文二十余篇，广泛论列体制、文气、比兴、文质、风骨等理论课题，有些论作还将特定时代的文论与文学风尚比照起来深入研究，遂而呈献了诸多精粹的识见。

一九八一年六月，学校批准成立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下设五个研究室，任命王运熙先生为所长，并参加中国文学批评史室的研究工作。该所的日常事务，主要由副所长许宝华同志、秘书袁震宇同志协调处理。先生温厚坦诚的性格和他对别人的尊重，实利于促成所内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刘大杰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立项上马，王运熙、顾易生先生皆为主要执笔者，其上册一九六四年由中华上编所出版。后因刘大杰先生逝殁，新时期该教材之修订与中、下册之编撰，改由王、顾两先生共同主持，至一九八五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册修订本与中、下册全部出齐。由于该书视野开阔、识解精微，一经面世即受到学界同行的普遍赞誉，一九八六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一九八七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一九八三年三月，先生等制定的多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写规划，被列為国家社科“七五”期间的重点项目。这部通史共有七个分卷，由批评史室相关的专家分头编写，最后由王运熙、顾易生两位主编审阅统稿。王先生偕其弟子杨明同志，合撰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个分卷。这一工程自八十年代前期启动，一九八九年由上海古籍刊出第一个分卷，至一九九六年最后一个分卷出版，前后历时十五年左右。全书规模宏大，内容富赡，思虑周密，论述深细，于平实中寓其精到，在坦易中见其新颖。它不仅是参预本项目众位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也积淀着长时期来批评史研究领域无数前驱和同行的集体智慧，藉此让复旦的探索团队能持续处在本门学科的前沿。该书出版后迭受学术界和读者的推扬，一九九六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特等奖，一九九七年获国家图书奖和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一九九八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著作奖。

王运熙先生学有根柢，胸无城府，举止儒雅，作风朴实，与人交恒若淡水却能尽其终始，久被学术界同仁视为达者而具瞻四方。新时期以来先生屡应兄弟院校之邀前去讲学，足迹遍及陕、豫、鲁、苏、浙、闽、粤、桂、黔等省，且每以自己最近获得的科研成果付诸宣讲，故备受各地听受师生的欢迎和好评。本阶段他亦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利用信息交流的平台讨论相关课题，还担任过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和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

先生一九七八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一九八五年首度指导博士生。在研究生的培养实践中，先生一贯以身作则，固守澄心淡泊的学者传统本色。他年过花甲还亲自为研究生上基础课，认真熔炼教学内容，注意从读书方法和研究门径上启迪后进。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问，他总是耐心给予解答，娓娓道来足令对方辄觉如沐春风。

先生少时接触经史，尝谓平生最服膺的两句话，乃是《礼记·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史记·五帝本纪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如是箴言日后就被先生当做座右铭，勉励自己将最宝贵的生命投注于学术事业。为此他克服严重眼疾带来的困扰，以其文弱之躯支撑着持久的精神劳动，使攻治学问成为他生活中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哪怕是到了身体日趋衰薄的老年阶段，先生依旧慎思明辨、耕耘不辍，把进学和求知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他一九九六年退休后的十余载里，仍有《乐府诗述论》《文心雕龙译注》（与周锋合作）、《望海楼笔记》《唐诗精读》（与杨明、归青、杨焄合作），经由上海古籍、东方和复旦等几家出版机构陆续刊印问世。而在九十年代后期他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两卷本），二一年由复旦出版社出版，二三年获上海市教委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陈子展先生在早先曾说：“王运熙先生是长寿的。古人云：‘早衰，寿之征也。’他年轻时体格衰弱，让他善于用理性看待自己的身体，故一定能够长寿。”先生年过八十犹尚思维清晰、行动自如，其情状果如子展先生所作的预判。然而无法逆料的事还是发生了，二一一年五月中旬某日下午，先生外出归家途中突遭车祸，导致左腿股骨骨折，当即送往医院抢救，虽手术十分顺利，奈其体力绵弱，卒未恢复独立行走的功能。后转入挂钩医院继续治疗，辗转病床将近三载，终因呼吸、消化等器官衰竭，抵二一四年二月八日零时三十六分，不幸病逝于上海武进路第一人民医院，享年八十九岁（按实足年龄计算为八十八岁）。先生献身教育事业，潜心学术研究，功垂当代，式范后昆，二八年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二一二年十二月，汇集先生本人学术论著的《王运熙文集》五卷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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