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水经注》原是一本地理书,文字以说明为主,按说他只要说得准确清楚就算是完成了使命,但他还讲究说得有味道,写景之妙,古今共赏,甚至认为无以复加。明末文人张岱指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则袁中郎。”
(《跋〈寓山注〉二则》,《琅嬛文集》卷五)
清初大学者刘献廷说:“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
(《广阳杂记》卷四)
所以文学史家之关注此书,实不下于历史地理学家。
郦道元是一位极富于审美情趣的人,他原是河北涿县人,早年跟着当官的父亲在山东青州的临朐生活过一段时间,很热爱那里的山水,他在《水经注》卷二十六里有一段回忆说:“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飞泉侧濑,于穷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侧,有一祠……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櫂)
寻波,轻林委浪,歌琴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对儿时游钓之地充满了感情,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仍迫切而不能已于言。他对自己故乡郦亭的景色亦复津津乐道,卷十二《巨马河》特别提到: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遒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渔之瞻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
这里是北方的一处水乡,在郦道元心目中,她是非常之美的游神胜处。凡是有水流的地方,在他看来全都是美好的。那时中国北方水资源非常丰富,在郦道元的故乡、今之河北省境内有些地方简直像是江南,例如阳城县的一处景色:“博水又东南,迳谷梁亭南,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童丱女,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渌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为阳城淀也。”完全是一派江南风味。
郦道元写景往往只有不多几句,抓住该处的特点,淡写几句,而已得其神。郦亭一带近于水网地区,临朐县熏冶泉以澄明清泠的水色令他难以忘怀,而阳城淀则以开阔的水面和小儿女采菱的歌声引人入胜。
当然更多的奇异的山水还是在南方,因为政治上的分裂,郦道元没有条件到南方去考察游览,《水经注》写到他未尝去过之处,只好借用前人的文字,引用南方作家的文字甚多,例如三峡中的西陵峡,《水经注》卷三十四便引用东晋作家袁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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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宜都山水记》:“常闻峡中水急,书记及口传皆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萧,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以山水的知己自诩,郦道元正与袁山松所见略同。
《水经注》中关于三峡有一段著名的经常进入选集的文字: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柽柏,悬泉飞瀑,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一段录自刘宋作家盛弘之的《荆州记》
(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又《太平御览》卷五十三)
,文字小有变易,这固然可能出于版本上的差异,更大的可能则是郦道元有所改动。他的引文,往往与完全出于自己的文字简直同出一手,表现了很高的辞章功夫。郦道元引用过的南方作家的著作后来大抵散逸,所以他的润饰、传播之功颇不可没——这是当年没有预料到的。
郦道元没有到过南方,凡记载南方的山水,大抵录自有关文献;他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持春秋大一统的观念,所以虽然南北政权对立,而总是坚信国家早晚要统一,神州河山是不容长期分裂的,所以他写起来同样充满感情。当时南方作家写景比较细致,讲究形容;郦道元自己写景一般比较简约,注意抓主要特点,所以他也很注意向南方作家学习,并能化为自己的血肉,有时甚至不惜大段引录。
郦道元的写景很注意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起来写,其例至多,如卷三十九《庐江水》记庐山景色云:
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凤采之贤,往者忘归矣。秦始皇、汉武帝及太史公司马迁咸升其岩,望九江而眺钟、彭焉。
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端,有双石高竦,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焉。水导双石之中,悬流飞澍,近三百许步,下散漫十数步,上望之连天,若曳飞练于霄中矣。下有磐石,可坐数十人。冠军将军刘敬宣,每登陟焉。其水历涧,迳龙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门释慧远所建也。
直接写山水的其实没有几句,相当概括凝练,而短短几行之内,却已提到秦始皇、汉武帝、司马迁、刘敬宣、释慧远等五位历史人物,讲他们同庐山的关系。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同历史文化名人相关的山水,水平大大高于未经文化滋润浸泡的荒山野岭。自然和人文的结合是《水经注》最常采用的笔法。
郦道元在叙写山水时很注意与其名称有关的传说。如卷十三提到居庸县有大翮、小翮二峰,“高峦截云,层陵断雾,双阜共秀,竞举群峰之上”,这两座山峰之名就来自一个与秦朝有关的传说:
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繁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术数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始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对待专家态度要客气一点,动辄抓人不是办法。王次仲与汉字形态的变迁大有关系,研究书法史的专家非常关注,为《水经注》作疏的杨守敬也是著名书法家,所以他特别于此下出一长注,讲他所理解的汉字变迁史
(详见杨守敬、熊会贞撰之《水经注疏》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在人文景观方面,郦道元特别注意记叙各地有关的古代碑刻,其所著录者有三百多方,有些摘录了几句碑文,有些只提到一下名目,实际已开后来宋人注意石刻之先河,洪适就在他的《释隶》一书中用专卷记录郦道元所见的碑刻。这些碑刻颇可证史,如卷八《济水·二》说项羽的墓葬在谷城:“又有狼水,出东南大槛山狼溪,西北迳谷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东近山,西北迳谷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济水。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皇览》云冢去县十五里,谬也。今彭城谷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冢,非也。余按史迁《记》,鲁为楚守,汉王示羽首,鲁乃降,遂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宁得言彼也。”将此地的墓碣与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加起来考虑,项羽的墓葬确在谷城城西北三里,其他的说法未必可靠。《水经注》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其中准确地叙述了各水道的源流和流向首尾,也在于对一些名胜古迹的考订,后者尤其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和兴趣。
清人孙梅早已注意到郦道元的这一写作特点,他说“天地间山水林麓,奇伟秀丽之致,赖文人之笔以陶写之。若陆云《答车茂安书》、鲍照《大雷岸与妹书》等篇,托兴涉笔,都成绝构,盖皆会景造语不假雕琢者也。至郦善长始以淹雅之才,发摅文笔,勒为《水经注》四十卷,订以志乘,纬以掌故,刻画标致,奇幽诡胜,搜剔无遗,后来作者罕复能继”
(《四六丛话》卷三一《作家四·郦道元》)。
“订以志乘,纬以掌故”正是说郦道元在描写山水景物时有机地加上人文的元素,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含量。
刘熙载《艺概·文概》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水经注》的文字确实讲究简洁而富于层次感,例如卷四《河水·四》叙述鼓钟峡、鼓钟城云:
河水又东,与教水合。水出垣县北教山,南迳辅山。山高三十许里,上有泉源,不测其深。山顶周圆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经》曰,孟门东南有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历鼓钟上峡,悬洪五丈,飞流注壑,夹岸深高,壁立直上,轻崖秀举,百有余丈。峰次青松,岩悬赪色,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水广一十步许,南流历鼓钟川,分为二涧,一涧西北出,一百六十许里,山岫回岨,才通马步。今闻喜县东北谷口,犹有干河里故沟存焉。一水历冶官西,世人谓之鼓钟城,城之左右,犹有遗铜及铜钱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涧,与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峡。《山海经》曰,帝台之所以觞百神,即是山也。
这里叙述的对象相当复杂,郦道元逐层道来,行文雍容,一丝不乱,自是大家手笔。郦道元又十分讲究亲自考察山水,他在文章中时时提到自己的亲眼所见,大大增加了文章的现场感,从而冲淡了科学文章的干枯沉闷,使得可读性大为加强。这样的段落甚多,如卷五《河水·五》说到成皋的虎牢关的一段:
秦以为关,汉乃县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寿春,路值兹邑,升眺清远,势尽川陆。羁途游至,有伤深情。河水南对玉门,昔汉祖与滕公潜出,济于是处也。门东对临河,泽岸有土穴,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
这里两处提到自己利用出差的机会对当地的考察,不仅写此处山川的险峻,也介绍了元魏攻刘宋的一大战役,读来令人如临其境。
《水经注》的文字骈散结合,转换灵活,举重若轻,如卷十一《滱水》叙灵丘县、倒马关一带的山水道:
滱水自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山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泝,每出是所游艺焉。
……滱水又西迳倒马关,关山险隘,最为深峭……关水出西南长溪下,东北历关,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坐于松园,见祇洹于东圃。东北二面,岫嶂高深,霞峰隐日,水望澄明,渊无潜甲,行李所迳,鲜不徘徊忘返矣。
又如卷十三《漯水》写魏之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的宫殿建筑和皇家气派道:
其水夹御路南流,迳蓬台西,魏神瑞三年又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绮分,故世谓之白楼也。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又南迳永宁七级浮图西,其制甚妙,工在寡双。又南远出郊郭,弱柳荫街,丝杨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园溉……
大抵叙事说明用散句,写山水建筑诸景用骈句,且多四字一句。这样的骈散结合可以兼取“文”“笔”二者之长,增添读者的兴趣,不容易感觉疲劳。中国古代作家非常注意这样的兼容配合,后来的章回小说中,叙事用散文,抒情用诗歌,写景则用通俗化了辞赋;戏剧中讲究唱词与道白的配合——都是同样的道理。
后来记山水、写游记的作家,几乎没有不向郦道元取经学艺的。
正因为《水经注》在写景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所以后世一再出现这一方面的选本,前有《水经注写景文钞》(范文澜编选,朴社1929年版,后收入《范文澜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后有专门从文学角度出发的《水经注选注》(谭家健、李知文选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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